乡村全面振兴的总体性探讨及时代启示
李静娴1，2，哈战荣2
（1.山西能源学院机电工程系，晋中 030600；
2.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1）
摘要：【目的】运用马克思总体性方法考察乡村全面振兴，以期形成对乡村全面振兴的体系化研究，为新时代新征程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思想启迪和政策建言。【方法】运用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对乡村全面振兴的整体展开研究，分析乡村全面振兴的系统构成、历史沿革，充分认识乡村全面振兴的结构总体性和历史总体性，从而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论述的理论意义和时代内涵。【结果】从结构维度而言，乡村全面振兴是“五个振兴”、城乡融合发展、“三条道路”的有机整体；从历史维度而言，乡村全面振兴要从共同富裕、城乡关系演变、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视角分析其总体性。【结论】用马克思总体性方法对乡村全面振兴展开研究，有助于正确把握乡村全面振兴的科学内涵、理论基础、发展目标，从“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的现实国情出发，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
关键词：乡村全面振兴；总体性；时代启示
基金项目：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重大项目“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首都文化高质量发展研究（25LLZXA058）”；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青年项目“构建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山西实践研究（2025QN272）”。
作者简介：李静娴，山西能源学院讲师，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Email：doraaiquan@163.com
通信作者：哈战荣，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史研究。Email：hazhanrong@163.com
DOI:10.19518/j.cnki.cn11-2531/s.20260127.008
网络首发日期： 2026-01-28
引用格式： 李静娴，哈战荣．乡村全面振兴的总体性探讨及时代启示[J/OL]．中国农业文摘-农业工程. https://doi.org/10.19518/j.cnki.cn11-2531/s.20260127.008
乡村全面振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将实现、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交汇期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是着眼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提出的富有创新性的现实举措。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推进，乡村振兴的理论内涵逐渐丰富具体、实践任务愈加清晰明确，党中央提出“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规划指导各地乡村发展、建设与治理的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性方法对乡村全面振兴展开研究，有利于更全面、系统、深刻地把握乡村振兴的建设规律，有利于为构建乡村振兴的理论体系提供学理支撑、为推进乡村振兴的伟大实践提供方法指导，对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扎实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重大的时代价值。
1 总体性方法是考察乡村全面振兴的基本方法
总体性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方法。马克思深刻洞察、全面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过程、发展历程，从总体性的视角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提出社会形态演进理论。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因此，要将人类社会置于实践的框架中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连续性与整体性。马克思在把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进行研究时指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的有机体”[2]，有机体内部各要素、各环节之间的相互作用引发了现实社会的历史的变化[3]，并进一步指出“这种有机体 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生成为这种总体是它的过程即它的发展的一个要素”[4]，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新阶段的历史性生成，新的社会形态又促使社会有机体各要素的革新与相互作用机制的转变。马克思深刻阐述了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是结构总体性和过程总体性的辩证统一，即逻辑总体性和结构总体性的统一。
乡村全面振兴是我国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时期党中央提出的统筹“三农”工作与系统推进“乡村建设、发展与治理”的纲领和行动指南，根本地决定了我们要用历史的、发展的、实践的视角，考察乡村全面振兴“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这样才能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高度理解“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与“乡村振兴的总的目标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历史连续性。从乡村全面振兴的理论内涵、基本要求来看，“五个振兴”是相互联系、彼此作用、相互支撑的有机整体，是对“乡村全面振兴是什么、如何实现乡村全面 振兴”的时代之问的有力回应，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具体实践路径。厘清乡村全面振兴的“内部”与“外部”逻辑关系是不断深化乡村全面振兴实践的基本要求。新时代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为理念指引和方法指导，运用马克思的总体性方法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系统性、整体性研究，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紧密结合中不断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1.1科学把握乡村全面振兴的历史发展连续性
乡村全面振兴的提出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所处的特殊历史方位。运用总体性方法考察乡村全面振兴有助于厘清乡村全面振兴的演进过程、辨明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发展方向。
第一，科学看待乡村全面振兴的形成过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标志着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转变。绝对贫困的历史性消灭，为完成中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夯实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筑牢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亦在世界脱贫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完成脱贫攻坚的历史性任务之后，犹如走完万里长征第一步，如何接续实现从“富起来”到“强起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任务、如何谋划布局仍处于薄弱环节的乡村“实现怎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成为摆在我党面前的重大议题和中心话题。党的十九大给出了时代解答，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创新性地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基本理念，成为指导“三农”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实践遵循，成为引领乡村发展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经过五年的发展，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阶段性成效，乡村振兴进入了“全面推进”阶段，要求从“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方面统筹推进，从多个层面、多个维度、多个方向协同发力推动乡村振兴的全面发展。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5]，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到“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既反映了党中央振兴乡村的坚定决心，又反映出党中央与时俱进的政策调整，从注重推进乡村振兴的外部动力 帮扶转向更加注重乡村振兴的内在动力集成。乡村振兴的理论内涵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乡村振兴的前进方向更鲜明和具体。
第二，牢固树立“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的指导思想。民族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目标追求和宏大深远的理想愿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6]。在城乡发展仍然存在“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不可忽视的现实差距面前，在“最艰巨最繁重任务依旧在农村”的国情基础上，要抓住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机遇推动乡村发展实现历史性突破，方能更加接近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
1.2正确理解乡村全面振兴作为一个系统的整体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总的要求是推进“五个振兴”，并指出“‘五个振兴’ 是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有机统一整体”[6]。“全面”成为乡村振兴的显著特征和实践要求，坚持系统观念理应成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方法论指导。
第一，从内容构成上看，乡村全面振兴是“五个振兴”的统一体。“五个振兴”不是简单的附加与并列，而是充分体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着眼于乡村全面振兴大局的彼此促进、良性互动的有机整体[7]。为了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必须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正确处理好“农业、农村、农民”“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及城乡关系等一系列重大关系，才能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总体目标。
第二，从发展目标上看，“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价值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是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的总抓手”[8]，因此，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必须统筹“农业、农村、农民”协同发展，在加快发展乡村产业带动乡村发展、提升乡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不能忘记农民这一头，要注重提升农民分享乡村产业发展带来的收益，完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尽可能让农民参与进来，让农民在乡村产业发展中获得实实在在的红利；同样，在乡村产业发展中，不能忽视乡村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要彻底摒弃过去高污染高消耗的粗放发展的老路子，推动乡村的绿色、生态、低碳发展，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乡村发展新路子， 推动“三农”整体发展取得突破与飞跃，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与阶段性成果。
2乡村全面振兴的结构总体性
结构总体性与历史总体性是运用马克思总体性方法考察乡村全面振兴的两个维度。考察乡村全面振兴的结构整体性，不仅体现为“其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而且要全面分析、充分考虑其与外部要素之间的关系[9]。即从横向角度研究乡村全面振兴的逻辑整体性时，既要关注到构成乡村全面振兴的“五个振兴”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支撑、互为条件所构成的严密而不可分割的逻辑整体，又要将研究视角转向新时代城乡关系建构的外部逻辑关系，在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上理解“城与乡”的新型互动关系，即“融合发展”。同时，从更宏阔的视野中关注乡村全面振兴对中国式现代化乃至于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意义和影响，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总体中，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指引下三者构成的逻辑严密、不可分割的结构总体，这样才能深刻理解党中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指向，更好地将乡村全面振兴融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大局。
“五个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主体内容，分析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是以总体性方法考察乡村全面振兴的基本要求。此外，分析乡村全面振兴与外部要素之间的关系也构成分析乡村全面振兴结构总体性的重要组成和主要内容。城乡融合发展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双重历史任务的时代钥匙。在城乡融合发展的目标引领下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自然而然地成为考察乡村全面振兴外部性关系的第一个维度。若将其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宏大研究背景中，则需要从乡村全面振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有力支撑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大愿景的双重逻辑关系中探寻乡村全面振兴的第二个外部关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有机统一”，三者形成了相互依存、逐渐深入的递进关系，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形成 “三位一体”的有机整体。
2.1 乡村全面振兴是“五个振兴”协同互促的统一体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础性、系统性工程[10]。稳步推进“五个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本要求和主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五个振兴’是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有机统一整体，要统筹部署、协同推进”[6]，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方法指导和实践遵循。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必须树立大局意识、坚持系统观念，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高度抓住重点、剖析难点、补齐短板、强化弱项，激发“五个振兴”的乘数效应和化学反应，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提质增效[10]。
“五个振兴”具有紧密的逻辑关联，是彼此作用、互联互促的有机整体，必须准确把握其科学内涵和核心要义。产业振兴作为重中之重，将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有利于增加乡村的就业机会、提升乡村经济发展水平、增强农民增收能力，是其他“四个振兴”顺利实现的基点；人才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加速器”，是衡量其他“四个振兴”得 与失的检验标准，主要表现在高质量的人才将形成引领乡村建设发展的“头雁效应”，人才缺乏将抑制乡村发展的动力与活力，制约乡村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文化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动力，为其他“四个振兴”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场域和长远的历史依托，是推动延续与传承数万年的农耕文明在当下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的政策保障，将为乡村全面振兴提质、增效、赋能贡献强大力量；生态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在要求，也是其他“四个振兴”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和客观要求，有助于将“绿水青山”的生态优势转化为“金山银山”的经济效能，激活乡村“沉 睡”资源，激发乡村发展活力；组织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政治保障，也是确保其他“四个振兴”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航向标”。在具体实践中，要不断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形成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大引领与汇聚广大农民力量的坚实内核，成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大动力。总而言之，要避免“五个振兴”各行其是、顾此失彼的“独领风骚”的单一发展，要以系统的、辩证的、发展的观点全面看待“五个振兴”，聚焦重点任务、明确主攻方向，主动处理好“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11]，激发“五个振兴”的化学反应和乘数效应，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实现新发展。
在各地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中，浙江“千万工程”成为引领各地的示范样本与典型案例。浙江“千万工程”以人居环境综合整治为切入点，实现了从再现“绿水青山”到“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跨越式发展，“五个振兴”协同互促真正实现了乡村“全面振兴”。首先，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实现“生态振兴”铺平了道路，在此基础上，乡村农文旅产业融合力度不断加强，催生了乡村休闲、旅游、康养等新业态新模式，夯实了乡村产业振兴的物质基础；同时，内蕴于当地优良生态环境的文化基因被激活，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逐步展现；乡村的全面发展促使青年人才回流，在共建美好家园中形成了文明乡风、培育了公共精神，乡村治理效能得到了大幅提升。
2.2 科学把握“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 面振兴”的有机统一
科学运用马克思的总体性研究方法要求把“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置于“城乡融合发展”的总体中加以考察。乡村全面振兴是着眼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的战略举措和制度设计[12]，要求不能就乡村论乡村，必须与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统筹部署、整体布局、协同互促，才能构建新时代的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12]，才能破局“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现实困境，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宏大目标和蓝图愿景。
在城乡融合发展的总体视角下，厘清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的相互关系、作用方式和推进效应是首要任务和要求。其中，新型工业化是融合动力、新型城镇化是融合载体、乡村振兴是融合目标。要积极推进以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绿色化为特征的新型工业化，激发乡村“五个振兴”的良性循环，使大有可为的乡村为推进新型工业化提供实践平台，引领城乡新型工业化联动发展[13]；积极发展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14]，优化县域城乡规划布局不断促进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逐步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发展水平，推动城乡要素顺畅流动，不断缩小城乡差距、矫正城乡发展失衡问题。
2.3 全面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有机统一
“三农”问题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可回避的现实议题。实现现代化是否意味着“小农终结论”，是否只有“消灭农村、消灭农民”才能达成现代化的目标？面对这个意义重大关乎深远的现实问题，乡村振兴给出了符合中国国情、贴合中国现实发展状况的时代回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化推进速度之快、建设规模之大、取得成就之多令世界为之瞩目，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工业化与快速城市化叠加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农村人口、土地、资金等要素流失严重，乡村不可避免地衰落，城乡差距也随之扩大，不和谐因素悄然滋生、威胁着社会的安全稳定。为了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党中央科学研判乡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基础地位和重 要作用，形成“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指导思想，提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等科学命题，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道路。党中央提出的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谋划从根本上说内在地服务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要直面现阶段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程度仍不高、与发达国家的农业强国建设水平尚存在不小差距的现实状况和条件，认清“三农”仍是掣肘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的制约因素。要坚定不移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走好由中国共产党引领的既全面总结了本国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又超越和革新了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是走好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要求。“三条道路”是中国共产党总结经验、观瞻现实、擘画未来的智慧结晶，三者是无法割裂、协同互促、共同发展的有机整体，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鲜明旗帜和实践遵循，是实现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的宏伟目标的管总管方向的根本大计。
如何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曾在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科学分析和系统阐述，着重论述了“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的具体要求和推进策略[15]。城乡融合发展是乡村全面振兴的任务导向和前进方向，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坚实动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鲜明特征和重要标志。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乡村的生动实践，是推动“三农”工作实现突破性进展、取得标志性成果的根本保障。运用马克思总体性方法把握“三条道路”的有机整体，就在于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征程中要始终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样才能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不断迈进。
3 乡村全面振兴的历史总体性
用马克思总体性方法考察乡村全面振兴的历史总体性，要求从纵向的研究视角把握乡村全面振兴的生成逻辑、历史演进与前进方向，用实践的、发展的、动态的视角审视乡村全面振兴“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这样才能立足当下，将乡村全面振兴的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对乡村全面振兴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贯通性研究，把握其一以贯之、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深入理解乡村全面振兴的历史总体性，要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深刻理解“脱贫攻坚、乡村全面振兴与共同富裕”的一脉相承、深入递进的逻辑关系；从城乡制度变迁的历史进程中科学认识新时代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要求；从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谋划和宏伟愿景的高度科学把握乡村振兴与民族复兴的逻辑关系。用总体性方法考察乡村全面振兴的历史发展要求我们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指导，在更宏阔的视野和更长远的眼光中弄清乡村发展的“来时路”、走好 “未来路”，从回顾过去、立足当下、前瞻未来的视 角出发为全方位提升乡村全面振兴效能提供理论支撑和方法指导。
3.1 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价值导向中把握乡村全 面振兴的总体性
“每一具体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都是在前一成果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后者对于前者既具有超越性（发展），又具有连续性（继承）”。[16]从脱贫攻坚到乡村全面振兴再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三者遵循共同富裕的价值内核、着眼于实现共同富裕的短板“乡村”，既一脉相承具有历史上的延续性和一致性，又体现我党在“两个未有之大变局”下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与政策调整。其中，脱贫攻坚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本要求和前提基础，乡村全面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和应有之义、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谋划和重要举措，将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注入强大动力。
2020年，党带领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实现了消灭绝对贫困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是彪炳史册的标志性大事件，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脱贫攻坚是继土地改革后中国农村的又一次伟大革命，深刻改变了贫困地区落后面貌，有力推动了中国农村整体发展[17]，为实施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前提条件、为实现共同富裕夯实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完成脱贫攻坚这一伟大的历史性工程后，党中央科学研判“三农”发展形势、筹谋规划“三农”未来发展重点，在2022年召开的党的二十大上提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可视为“三农”工作重心从脱贫向振兴的历史性转移的标志和信号。为了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必须在巩固脱贫攻坚的基础上推进乡村的进一步发展，坚决防止发生返贫致贫的历史倒退。为此，要巩固好取得脱贫攻坚伟大胜利的重大成就，以更稳健的举措、更强大的保障从乡村产业发展、精神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深化农村改革、乡村建设、城乡融合、乡村治理等方面着手，推动健全乡村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3.2 从城乡关系的历史演进中把握乡村全面振兴的 总体性
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的关系构建是推进现代化强国建设、实现民族复兴不可回避的关键议题。马克思指出“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2]，同时马克思也表明在共产主义社会“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渐灭”[18]，深刻揭示了城乡关系随社会形态演替的发展规律，这成为运用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方法审视我国城乡关系的历史沿革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前提。我国城乡关系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推进策略与方式的变化经历了城乡分离—城乡二元—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和城乡融合的演变和递进。从党中央开始实施“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以来，改变乡村贫穷落后的面貌、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实现乡村的全面发展成为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构建新型城乡关系中一以贯之、贯穿始终的主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为了快速推进现代化建设，党中央确立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发展策略，从此开始了长时间向“三农”提取剩余的历史进程。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带来短时期的乡村经济的繁荣发展、农民收入的大幅增加，但随着1985年城市导向的改革政策的发布与实施，城乡之间的差距再度扩大、城乡之间的分离更加严峻。为了应对“三农”发展严重滞后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党中央从顶层设计的高度在党的十六大上确立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展规划[19]，党的十七大强调“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20]，党的十八大把“城乡发展一体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但在“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改变，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拉大趋 势没有根本扭转”的严峻现实面前[21]，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成为新时代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在“振兴乡村，不能就乡村论乡村”[12]的要求下，必须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视野下深入探寻城乡协同发展、融合互促的实践路径[22]，才能解决“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的时代难题，真正实现乡村的振兴。
3.3 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追求中 把握乡村全面振兴的总体性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的初心使命、矢志不渝的目标追求。用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方法分析乡村全面振兴的历史发展过程必须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全局和顶层设计高度的宏阔视野下展开。为彻底扭转长期以来乡村凋敝、农业基础不强、农民收入水平不高等严重制约现代化建设的不利局面，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战略，进行了现代农业建设和发展的顶层设计，具体从动力、内容、方式等方面制定了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大力推动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民致富增收等有利于“三农”发展的系列举措，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对“三农”的历史欠账过多，“三农”仍是现代化建设的薄 弱环节、乡村落后的发展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性的扭转。为了满足现代化建设要求、实现新时代的乡村发展与建设，必须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升到统筹和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的重要地位，才能在各地推动乡村发展的实践中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的建设与发展目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农业支持工业、乡村支持城市”的政策导向下，“三农”发展动力不足、后劲不强、效果不佳，严重落后于城市发展。为提高“三农”在经济社会布局中的地位、提振乡村的发展，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党中央发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明确了具体要求：“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19]。党中央发起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业基础不牢、农村发展缓慢、农民增收不畅”的不良局面。随后，在党的十九大上，为了充分应对新时代“三农”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从更具体、更深入、更系统的视角提出乡村振兴的发展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23]，体现了共产党继实施新农村建设以来政策制定的连续性和目标一致性，将有利于补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短板，更接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
4 坚持总体性方法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时代价值
用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方法考察乡村全面振兴，有助于我们树立整体性、全局性、系统性思维把握乡村全面振兴的科学内涵、理论基础、历史沿革、实践指向与价值意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24]，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必须牢牢把握“以农民为主体”的核心思想和中心理念，在制定宏观政策、发布具体措施时把能否增强农民在乡村全面振兴中的主体性作为首要标准和衡量准则，这样才能确保乡村全面振兴的正确前进方向。进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推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是战胜新时代各类风险挑战、维护和保障粮食安全、建设农业强国的实践遵循和行动指南，必须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中依循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前进方向，更好发挥“三农”压舱石和稳定器的作用。中国独具特色的乡村全面振兴实践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道路，既是中国特色减贫之路，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之路，中国科学应对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关系的经验将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农业现代化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推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4.1 始终坚持以农民为主体，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
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性和价值追求，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要求和行动纲领。各地要在具体实践中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24]为理念遵循和实践指南，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发挥农民主体作用。毋庸置疑，农民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参与者、建设者和检验者。只有始终坚持以农民为中心，才能在乡村的建设发展中时刻维护、切实保障农民的切身利益，才能让广大农民在乡村全面振兴的伟大事业中主动作为、积极贡献智慧，才能在乡村的发展建设中以维护农民的权益为根本出发点、以创造农民的幸福生活为切入点，让乡村全面振兴取得的成就农民可知可感可及。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关键在农民。首先要大力激发和培育农民的主体能动性[10]。全面振兴乡村离不开广大农民的智慧和力量，要紧密依靠广大农民积极参与和建设，充分吸纳农民对乡村发展建设的意见和建议，把解决好农民致富难、增收难的问题作为乡村全面振兴的重点工作。其次，要将推动农民增收贯穿乡村全面振兴整个过程。围绕“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25]，千方百计推动农民增收入，让农民群众对乡村全面振兴的成果可感可及，并从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最后，持续改善乡村人居环境。良好的生活环境是推动农民投身乡村全面振兴伟大事业的基本保障。在加快推进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持续提高公共服务可及性和均等化水平，逐 提升农民的生活品质，让农民真正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受益者和获利者。
4.2 夯实“三农”基础，发挥“三农”在现代化建 设中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抓手”[8]。农业基础是否扎实稳定、农村局面能否安定和谐、农民生活能否富裕充实关乎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推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保障“三农”工作从战略上布局、在关键处落子的根本和关键，是应对新时代各种风险挑战、夯实“三农”基础、发挥“三农”稳定器和压舱石的基础性工程。
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扎实推进“三农”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实现新成就提供强大动能。首先，树立大历史观、大农业观、大食物观，不断加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能力，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实现新形势下粮食安全从数量向质量、种类、结构的多维度提升[26]。其次，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抓手确保脱贫地区具有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让脱贫群众有能力不断增收。再次，各地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不断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强化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发展目标，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最后，不断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27]，激活乡村生产要素活力不断推动乡村发展。从人居环境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水平提升等方面发力着手，不断提升乡村振兴实施效能，夯实 “三农”基础。
4.3 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为世界其他国家农业现代化提供中国经验
党中央确立的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指导思想既是推动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现实需要，又出自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考量，是乡村全面振兴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踏上新征程，如何破解“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的现实困境、凝聚起“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的农民力量，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议题，仍然需要在具体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办法，为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道路提供强有力的实践指导。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论述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理论基础。我国地域辽阔、区域资源禀赋差异显著，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具体实践中摸索出了如何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大国小农的国情农情下小规模农户与现代农业如何更好衔接、在粮食安全问题上如何正确处理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之间的关系、如何确立新时代新征程的“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如何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等事关“三农”发展的科学方法，凝练、提升成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学理话语表达，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表 征。随着时代发展，我国的乡村全面振兴理论与实践呈现丰富、多元的学术体系与话语格局，呈现既有中国特色又有世界关注的双重特征[28]，为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5 结语
当前，我国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要充分认识到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运用马克思总体性方法为厘清乡村全面振兴的整体性提供了理论依据，阐明了“农业农村现代化何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以及“‘三农’问题何以成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逻辑关系，这也是进入城乡融合发展新的历史时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追求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要求。具体而言，运用马克思总体性方法一方面为乡村的发展与建设提供了具体的方法论指导；另一方面有助于从城乡融合发展、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局的整体性视角出发看待乡村全面振兴，避免陷入 “就乡村论乡村”的单一视角。需要重点关注的是，由于中国不同区域资源禀赋差异显著，受文化传统、历史因素、政策差异等因素影响，在研究制定各地推进乡村振兴的办法、规定时，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注重方法的灵活性与适用性，切不可“一刀切”，这也是在总体性研究视角下审视乡村全面振兴这个“具体的总体”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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