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天地|农业经济问题 |2026年05期

PART 01 

摘要

山地农业发展：特色增长极的战略性突破

罗必良

摘要：本文突破“中心—边缘”的传统叙事与“约束论”的认知陷阱,阐释山地农业凭借生态、文化与制度优势向“特色增长极”转型的战略性突破。本文重点有以下方面,一是理论命题:阐明山地发展并非模仿主流的平原农业模式,而是依托后发优势,实现从“产品性边缘生产地”向“功能性特色增长极”的转变。二是战略路径:设计“3×3”的战略框架,在行动上打破资源、食物与价值的三重边界,在认知上强化生态资本观、融合业态观与系统拓展观的三类转换,在路径上实施空间、结构与价值链的三维协同推进。三是操作策略:重点构建基础设施、科技创新与制度保障的政策支撑体系。本文强调,山地农业的战略性突破,本质上是比较优势的重构与激活,并由此为后工业社会探索多元与韧性的发展模式提供重要启示。

欠发达地区的分层分类与短板识别研究

汪三贵1 张艳姣1 胡海琛1 孙俊娜2

摘要：建立欠发达地区分层分类帮扶制度,是构建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方面。根据广义梯度理论,本文基于829个脱贫县,构建了涵盖经济状况、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与生态环境四个维度的综合评价体系和分层分类框架。在方法上,本文依据熵权法测算脱贫县各维度得分与综合得分,使用聚类分析对欠发达地区进行分层与归纳,并依托地形等分类体系识别各层构成。在此基础上,本文运用占优分析比较了不同分类体系及叠加效应在短板识别中的相对重要性。研究发现,第一,欠发达地区可分为深度约束层、内生发展受限层、基础设施约束层与巩固提升层。第二,不同层次内部呈现一定空间和属性集聚特征,深度约束层主要集中于西北边疆地区与藏区,包含部分重点县、牧区/半牧区县和陆地边境县;内生发展受限层主要集中于西南山区—六盘山区,包含部分重点县;基础设施约束层主要集中于华北—东北农牧交错带,包含生态功能区县和民族县;巩固提升层构成则相对分散。第三,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地理和政策的叠加效应以及综合农业区划对短板识别解释力度较强。

未来“谁来种地”

李谷成1 郝壮2 周晓时3 王玉泽2

摘要：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纵深推进,我国非农就业迅速发展,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加之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未来“谁来种地”已成为各界广泛关注的问题。本文在全面分析当前农业“谁在种地”即生产经营主体结构的基础上,剖析各类农业经营主体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对未来“谁来种地”问题加以科学研判,并提出促进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小农户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仍是种粮的主体,同时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组织已形成多元协同发展的格局,逐步成为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力量。但农业社会化服务领域仍存在“组织化”与“个体化”并存的特征,专业化服务组织发育尚不充分。基于此,本文提出培育多元经营主体、挖掘创新要素与传统要素融合潜力、完善农业全链条政策支持体系、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等“一揽子”政策建议,以确保“有人种地、能种好地”,共同维护国家粮食安全。

数字消费的县域城乡融合效应及机制研究——基于双重机器学习法的实证分析

徐俊武 庞德辉

摘要：数字消费正成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和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重要力量。本文构建双重机器学习(DML)模型,基于2014—2022年中国1274个县域面板数据,系统识别了数字消费的县域城乡融合效应、作用机制与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数字消费对县域城乡融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数字消费通过农产品流通效应、工业化集群效应及投资服务渗透效应的三重机制协同推进县域城乡融合;数字消费对城乡融合的影响因县域人口变动、地区经济增量、财政支出增量以及“宽带中国”实施时间的差异而表现出异质性;数字消费对县域城乡融合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果。基于此,本文分别从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产业融合发展、区域协调与政策精准性以及空间协同建设四个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议。

县域农业转型的地方性实践及其生成路径——基于豫东南尚县的考察

褚庆宜1 许珍珍2

摘要：从各地实践情况来看,当前中国农业转型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实践差异。本文通过考察豫东南尚县近40年农业转型的动态历程,尝试建构“市场区位—政府行为—地方社会”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以系统探讨县域农业转型的地方性实践逻辑。市场区位条件决定了县域经济性质与发展空间,并作用于农民家庭的发展逻辑,构筑县域农业转型的生产经营主体基础结构;县域政府财政实力与治理目标导向决定了其农业治理逻辑,并塑造县域农业转型的制度环境;乡村社会结构与伦理文化影响农地流转的行为逻辑,进而调适县域农业转型的内部秩序。在这三大方面因素相互交织与共振下,共同激发和促生了县域农业转型的地方社会自主性,进而塑造出契合县域社会发展现状的农业转型地方性实践路径。据此本文提出,应立足县域基本单元,坚持因地制宜与“以人为主”的原则,通过依托本土力量、保障农户权益、强化服务支撑等举措,推动县域农业转型稳健有序进行。

乡村生态资源价值实现如何破解“最后一公里”困境——基于浙江省T村的个案研究

唐佳丽1 杜焱强1 诸培新2

摘要：实践中乡村生态资源价值实现普遍面临“最后一公里”困境,尤其突出的是制度悬浮与技术落地叠加导致的集体行动阻塞,这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生态效益带来了巨大现实挑战。既有研究多聚焦宏观政策分析、市场机制构建或农民利益分配等议题,缺乏对社会资本动态协同机制的系统揭示。本文以浙江省T村为个案,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构建“结构型—认知型—关系型”社会资本三阶协同分析框架。研究发现,社会资本通过三阶协同破解了生态资源价值“最后一公里”困境,即通过“网络构建—信任规范—合作增值”的递进逻辑,有效破解资源碎片化、制度悬浮等难题,并推动社会资本由“存量积累”向“价值创造”跃迁,将外部政策与技术转化为内生发展动能。社会资本的动态适配是突破“最后一公里”治理瓶颈的关键要点,即通过技术嵌入重构网络开放度、制度信任扩展认知半径、弹性合作平衡节点依赖,形成“功能互补—局限突破—动态反哺”的协同路径。该机制更适用于具备一定社会资本基础、存在可被激活返乡能人等关键主体且获得政策与技术支持的乡村,在社会资本极度薄弱地区则需同步推进社会资本重建与外部组织嵌入。本文从动态协同视角拓展了社会资本理论,为分类推进乡村生态资源价值实现提供了实践参考。

嵌入式协同：丘陵地区撂荒地治理的实现路径——以四川省乐至县撂荒地治理实践为例

刘敏 张辰垚 杨锦秀

摘要：要破解丘陵地区农地撂荒“治理—反弹—再治理”困局,关键在于地方政府通过行政力量催生可持续的协同治理机制。本文基于“嵌入式协同”视角,构建“差异化嵌入—村集体情境化调适—治理路径分化”的分析框架,以四川省乐至县为例,系统考察了行政推动下撂荒地治理的多元路径。研究发现,根据资源禀赋差异,撂荒村庄可分为深度萎缩型、结构梗阻型与系统低效型三类,分别适配于统种统管、合作经营与托管服务三条路径,三者共同构成了应对丘陵地区复杂现实的有益探索。进一步分析发现,撂荒地治理的深层逻辑在于地方政府通过弹性制度供给激活村集体,并将政策势能转化为市场动能,从而实现内生性经营秩序的重建。据此,建议构建以村庄分类为基础的差异化政策供给体系,推行以赋能为导向的村集体系统性赋能机制,培育以村集体为节点的社会化服务与市场连接网络。

资源整合、资本积累与适应性创新：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

李冬慧1  乔陆印2

摘要：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兼具实践指向和问题导向的重要研究议题。本文基于新内生发展理论视角,构建“资源整合—资本积累—适应性创新”分析框架,运用探索性案例法剖析典型案例的发展历程及经验,提炼农村集体经济培育和转型发展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其一,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本质是生产函数重构,内在要求实现生产要素集聚、制度环境创新、组织分工深化、利益分配优化,其发展逻辑与新内生发展范式的理论内核深度契合。其二,案例村经验表明,优势资源整合是集体经济培育与发展的先决条件,内生性资本积累是集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核心驱动力,适应性创新能够为集体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这涉及到产业发展的资源条件、要素集聚、环境营造三个关键维度,具有普遍性意义。其三,案例实践中,农村资源呈现跨村域片区化整合趋势,同时暴露出固定资产折旧计提与资本积累失衡、社会资本嵌入弱化地方主体性等问题。这些共性、趋势性问题应引起深切关注。上述发现可为农村集体经济培育和发展提供机制性解释与经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