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口总量来看，中印稳居世界第一和第二。然而，从人均资源压力来看，日韩比中国的压力更大。
日本国土面积37.8万平方公里，人口1.25亿，人口密度约330人/平方公里，人均耕地约0.035公顷。韩国的人均耕地也是约0.035公顷左右。中国人口密度约150人/平方公里，人均耕地约0.10公顷。日韩的人均耕地压力显然比中国大得多。
但是，日本、韩国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没有出现像中国1960-70年代、印度1970年代那种“人口爆炸→国家恐慌→强制节育”的剧情。
为什么？
主要是他们可以“走出去”。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大量人口向北海道、夏威夷、美洲移民。韩国在1960-80年代，大量劳工和护士向西德、中东输出。你人口增长快？那就送一部分出去，人口压力是可以通过向外输出来缓解的，这是“安全阀”。
他们没有“人口恐慌”，还因为可以进口粮食。日本粮食自给率只有37%，靠出口工业品换粮食。而中印在冷战时期，外汇储备极其有限，不可能大规模进口粮食。
中国在冷战背景下被西方封锁，中苏关系破裂后更是“两头堵”。
印度奉行“不结盟”和进口替代政策，同样相对封闭。
两国都选择了自力更生，自己的问题自己扛，自己的粮食自己种，自己的就业自己解决。
在这种封闭条件下，人口增长就变成了一个封闭系统内的压力。锅里就那么多饭，多一个人就是多一张嘴，没有“出口”可以分流。
中印都搞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本质是中央集权的资源配置。这意味着：每多一个人口，计划者就要算一笔账，“这个孩子长到18岁，需要多少粮食、多少布匹、多少学位、多少工作岗位？”
这种“静态的、可计算的”思维方式，天然就会把人口视为负担，而不是资源。因为你没法“计划”出一个孩子的创造力，你只能“计划”出他要消耗多少物资。
计划经济下的决策者，面对的是一个封闭的、可计算的系统。在这个系统里，人口增长意味着：粮食需求增加，而农业产量增长缓慢；就业岗位不足，而工业化吸收劳动力需要时间；教育医疗资源摊薄，而政府财政有限；每一个数字都是“负担”。
所以，他们会恐慌，会把人口当“问题”来解决。
而市场经济下的决策者，面对的是一个开放的、不可预测的系统。在这个系统里，人口增长可以是：潜在的消费者，扩大内需；潜在的劳动者，人口红利；潜在的创新者，企业家精神。所以，他们的反应不是“控制”，而是“吸纳”，是创造更多就业、发展更多产业、输出更多劳工。
日韩并非“没有人口阵痛”，他们只是痛的方式不同。
他们的痛没有被制度化、没有被政策化，而是以社会问题的方式存在。
韩国在1960-70年代，也搞过计划生育。
当时韩国生育率高达6.0，政府发起了一个叫 “Let‘s have one and grow well” 的运动，翻译过来就是“生一个好，养得好”，和中国后来的口号几乎一模一样。区别在于，韩国的计划生育是自愿的、劝说的，不是强制的。他们没有“一孩化”，没有强制结扎，没有引产指标。
经济高速发展，生育率会自然下降。韩国的生育率从1960年的6.0，在20年内暴跌到1983年的2.0以下，没有强制政策，靠的就是工业化、城市化、女性教育。
日本的人口转型是所有东亚国家里最早的。早在1950年，日本的生育率就已经降到了3.0。
为什么？因为日本的工业化在19世纪末就开始了。到二战后，日本已经是一个工业社会，农村人口比例远低于中印。所以当战后婴儿潮来临时，日本已经具备了吸纳这些人口的工业基础：工厂、城市、服务业。
日本在1948年通过优生保护法，也搞过计划生育，但重点是避孕和堕胎合法化，而不是强制节育。
中印之所以有人口压力之“痛”，不是因为人口多，而是因为在人口爆炸的当口，他们恰好关上了门。日韩台之所以“不痛”，不是因为人口少，而是因为门是开着的，压力有地方跑。
计划经济放大了恐惧，封闭锁死了出口。两个条件叠加，才有了中国1980年代的“一孩化”和印度1970年代的强制绝育。
如果中印当年就开放、就融入全球市场，他们可能也会像韩国一样，生育率自然下降，人口自然转型，不需要那么极端的政策。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不再提“计划生育”，不是因为人口问题消失了，而是因为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封闭的计划经济体了。门开了，压力有了出口，恐慌也就消退了。
欧洲几乎没有经历过农业时代的人口压力，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是拓展殖民地。
现代世界不能搞殖民主义了，但是只要你允许出去自由，进来也自由，就不会因为人口多了产生恐慌。
日韩是最典型的榜样，据说日本人已经在海外又建了一个新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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