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后期，广东农业跨入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的阶段，走在全国农业发展的前列。究其原因，一是广东的农田水利建设有了巨大的发展，不仅使大量的农田“旱溢常平而无虞”，且改造了低洼田和旱田，对农业的迅猛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二是在围垦沙坦、开垦荒地和山地丘陵地区的全面开发方面，都大大超过了前代，增加了很多耕地面积。三是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的改进与推广，成为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重要一环。四是三收两收之稻与农作物品种增多，创造和扩大了两季水稻再加一季其他农作物的一年三熟制，使单产和总产都有显著增长，也使沿江滨海地区的粮食商品化。农村的林牧渔业也出现了新景象，成为农民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广东境内少数民族的农业经济也有了新的变化和不同程度的进步。
在农业生产显著发展的同时，广东以经济作物为主的农业商品性生产也迅猛发展起来，并逐渐形成了大小不等的专业区域，而珠江三角洲则以一马当先的态势走在前列。农业商品性生产的主要产品有：甘蔗、水果、花卉、香料、蒲葵、席草、桑蚕、塘鱼、蔬菜、茶叶、苎麻、棉花、槟榔、椰子、烟草、花生。农业商品性生产的发展，给明代广东社会带来了明显的变化，显示出商品经济的活力。广州这个传统的对外贸易口岸，直到明代才真正发挥出其联系广东农村和城镇的枢纽作用。
明代中后期，广东兴修的水利工程更大，修建的堤围陂塘更多，工程技术也有显著进步。以明代珠江三角洲筑堤而论，平均每年筑堤近800丈，而宋代年筑仅205丈，元代为年筑541丈，表明其成就远超宋元时期。
广东的垦沙、垦荒发展为大规模向水夺田和与山争地，使明代特别是明代中后期广东的耕地面积有了显著的增加。
明代，广东广泛地利用水力作为动力的水翻车，是农业灌溉技术的一大进步，有利于低水高送扩大灌溉面积和减少旱灾的损失。在耕作技术的改进和推广方面，更多地根据不同的土壤、肥力和不同的灌溉条件，采用不同的稻谷品种。扩大犁冬晒白的耕地面积和施用多种肥料。重视选种、浸种和培育良种。重视中耕和及时灌溉，把耕作技术的改进提高到单位面积产量的集约经营。
上述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使广东的粮食产量显著增长和有较多的余粮投向市场，特别是沿江滨海地区的粮食商品化。
一、农田水利建设
明代中后期，随着广东人口的增加和农业垦殖的需求，广东的农田水利建设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水利兴修遍及各府州县，且工程更大，修建的堤围陂塘更多，工程技术也有显著进步。
地势低平，“患于水溢”的珠江三角洲修筑的堤围不断向各出海口扩展，多数集中在西、北江三角洲的高要、四会、高明、三水、南海、顺德、新会、香山诸县。如四会县：景泰年间，知县杨涣督民修筑白沙堤，“捍田千余顷”，又督民开筑湖岗堤，“捍田八十顷”，正德年间，知县张思齐督民修筑白泥沥堤，“捍田八十顷”，知县方选督民重修“围田一千二百顷”的隆复堤；万历三十一年（1603），署印知县胡从道修筑黄冈堤，知县陈一元倡修堤长2900余丈的姚沙堤及黄村堤；次年，知县彭名世修复牛牯堤，三十五年（1607），又复修姚沙堤；四十四年（1616），知府陈谟在督府周嘉谟的支持下，“发赎银五千二百八十两”，大修“捍田一百余顷”的大沙堤（康熙《肇庆府志》卷十六）。在三角洲修筑的堤围中，不少规模较大。如万历十五年（1587），举人廖文炳修筑大田围，“灌田六百多顷”（康熙《新会县志》卷四）。增城县成化间也修了“堤长二千余丈，护田八百多顷”的张洲堤（万历《广东通志》卷十六）。许多前朝或明初修筑的大型水利堤围一再重筑和加固。如高要的附郭堤和水矶堤，在嘉靖、万历年间二次决堤后，也做了大规模的重修。根据万历《广东通志》所载水利工程统计，到明末，珠江三角洲地区计筑堤围155条，捍田或灌田面积达6600000余亩。另外，明代珠江三角洲筑堤总长度达220400丈，平均每年筑堤近800丈，而宋代每年筑仅205丈，元代每年筑541丈，可见明代珠江三角洲水利建设成就远远大于前代（佛山地区《珠江三角洲农业志》编写组：《珠江三角洲农业志》[初稿][二]，1976年铅印本）。
粤北、粤西地区在明中后期也根据地理特点，筑陂开塘，打井引泉，挖沟修圳，在有“海潮之患”的滨海地带则筑堤挡潮。据嘉靖和万历《广东通志》载：嘉靖四十年（1561）前，粤北、粤西地区兴修水陂361项，山塘102个，渠、圳、沟、泉、坑、井、石坝等其他水利工程84处。万历二十九年（1601）前，兴修水陂567项、塘210个、其他水利工程72处，增长率分别达到69.5%、105.4%和85.7%。
粤东地区除广泛利用天然河流取水灌溉农田外，还筑陂修堤。从嘉靖四十年至万历二十九年，潮州府海阳、潮阳、揭阳、程乡、大埔、饶平、惠来、平远、澄海等9县，筑堤53条，修陂110项，开山塘、坑圳、溪、湖、井等其他水利工程33项。其数量比四十年前，分别增加了59%、48%和43%。海丰、和平、长宁和永安四邑虽“不藉陂塘”，但均“作渠导水”，建起特色明显的水利工程（万历《广东通志》卷十六）。与广东其他地区相比，粤东水利工程在技术上却有了明显的进步，出现了建石堤、石矶、甃石以及填池固基、堤身筑龙骨、修建灰堤以防冲防渗等技术。如弘治九年（1496），北堤堵口，“开始采用甃石立基的技术”。嘉靖十六年（1537）北堤渗漏，首创在堤内“舂龙骨”截水墙，使渗漏现象大大减弱。二十六年（1547），对坐湾迎流顶冲的险段采用石矶、丁坝挑流固脚（转引自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广东志·水利志》第22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海南岛的水利工程兴修、维修不断进行。正德年间，全岛有水利工程81处（正德《琼台志》卷七）；万历时发展到111处，内有堤14条、陂51处、沟21条、塘和其他水利工程19处（万历《广东通志》卷五十八）。琼山、崖州和万州属当时修筑水利工程较多的县。万历时，琼山县有堤2条、圩岸4条、陂10个、塘7口、坝3个，其中仅澄迈客车坝，就“灌田千余顷”；崖州筑沟陂26处，其中有灌溉面积记载的12处，共灌田1900余顷，占万历十年该地耕地数2179顷的88%以上。又万州有渠1、沟2、陂17，其中莲塘陂“灌田数千余顷”。当时，不少地方官表现突出。崖州知府林铎，弘治元年（1488）上任伊始，便遇连旱。为此，他“亲率里甲开筑”都陂，“坚固倍昔，灌田一千余顷”。翌年又“设法督工修筑”中亭沟，使州境北部的土地得到灌溉；创筑仰重沟，引水灌田二百余顷；开筑桥门沟，“引千家山河水灌田”：特别是开抱架沟，解决了“海滨田地广漠，旱不能耕”的难题（万历《琼州府志·卷三·水利》）。
此外，明中后期，广东的水利工程建设还注重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加高加厚加固堤围。宋代珠江三角洲等地的堤围一般高度只有四五尺，元代增至1丈2尺。入明之后特别是中期以来，由于河床增高，堤围容易被大水冲决，故新建和重修的堤围一般都在1.5丈至2丈左右，间或达到2.7丈。如果只增高而不加宽，则堤岸单薄，仍易于崩坍，故在加高的同时还予以加厚。三水县灶冈堤，嘉靖年间因春夏潦水泛滥，堤防大溃，故在“旧址增高数尺，厚称之”。高明县白鹤堤，万历间“以墟堤低薄，发银修筑”。雷州府修筑海堤，“高大倍前”。惠州府归善县北堤，万历年在修复崩坍时，“石土之工，并力偕作。首次厥基，相彼缺口。上疏且淖，用松作楗。入土数尺，密比如栉。松楗既平，上乃施石。石去礧砢，砌缝无罅。三十余丈，稳如城墉。屹峙水涯，内乃实土。用牛蹂躏，土细光腻。锹橛试之，坚不可入。筛蒸之法，亦不是过”（道光《广东通志》卷一百一十五）。为了维护堤基和塘塍，人们还“墁以草块，植以竹茨”，栽培树木和果树。
第二，堤岸改砌石陂和增设石矶。用泥土筑起来的堤围尽管增高加宽，但遇洪水暴涨，仍易坍方。于是人们便将堤岸改砌石陂和增设石矶，增强抗御洪水冲击的能力。潮州府海阳县南门堤，正德中修筑，“临流悉甃以石，当险悉导以矶”（道光《广东通志》卷一百一十六）。澄海县上中下外都堤，两岸置石矶32座，“杀水势以护堤”。该县金沙堤“无矶障，屡决害稼”，万历中增砌东西矶10座。肇庆府高要县的新江堤、丰乐堤、莲塘堤等都改砌石陂和矶头。阳江县麻濛堤，嘉靖二十五年（1546），知县吴焕章主持改砌石。
第三，改进排灌设施。明中后期，广东水利工程注意结构的改进与整体的协调，充分发挥各设施的功能。万历三十二年（1604），雷州府推官高维岳将特侣塘最关键的第十一闸改用石砌，置闸板，定出蓄水与泄水的上中下三等水则，以时启闭。由于它便于调控蓄水与泄水量和调节水源，所以到万历三十六年（1608），人们又继续将特侣塘的第二闸至第十闸改用石砌，遇到旱潦都按照上中下三等水则来调控蓄水与泄水量（嘉庆《雷州府志》卷十八）。潮州府澄海县的新溪涵原来建筑时，涵大只7尺左右，入水不多，且建筑不得法，没多久就沙淤水塞，使中都和下都的田干涸日甚；而上都因怕水浸，反以涵塞为佳。为了解决上都田怕浸和中下都田怕旱，以及更好地发挥水利工程的作用，地方官经过调查研究，决定将涵改建于新溪的上流，并将涵扩大到1.2丈，涵边砌石，中加水闸，旱时开闸进水，涝则关闸，避免了旱涝之患（道光《广东通志》卷一百一十六）。有的地方还把砌石陂、建石矶和开涵洞建石闸门同时并举。万历间，澄海县修筑南北二堤，用石砌堤，堤内建涵洞16处，又在南岸建石矶32座。
第四，加强水利工程管理。广东凡属较大水利工程一般都有专人负责，塘设塘长，堤设堤长（亦称岸长、圩长）或统管。琼州府澄迈县祥塘，设塘长，“春耕则塘长谕众塞流涌灌，其利甚溥”（道光《广东通志》卷一百一十六）。雷州府的堤岸设统管，河渠设塘长，三年一任。堤岸稍有损坏，条文约定由统管负责组织“食利户”修筑；河渠稍有湮塞，由塘长负责督促用水户疏浚。如果统管不负责任，造成损失，官府将没收统管的家产，“以谢被害之家”。特侣塘在嘉靖四年（1525）重新疏浚后，官府专委进士学正王应容充任塘长。三年任期届满之后，再委居住在特侣塘附近的“南门外士友或上户”充任，便于“近便朝夕究心，以为永久之计”（嘉庆《雷州府志》卷十八）。潮州府的南门堤长达80里，在正德中竣工后，还建置守护之舍，有专人负责看管巡查，“雨久告，霪雨至告，溢而御防先焉”（道光《广东通志》卷一百一十八）。
二、垦沙垦荒与土壤改造
农田水利工程的发展促进了土地的垦殖和改良，主要表现在向水夺田和与山争地。
所谓向水夺田，主要是指对沿海濒江滩涂地进行开发性垦种，即开发沙田。唐宋以降，珠江上游山区垦殖日益扩大，使水土流失加剧，河流含泥沙量增加。加之宋代以后，三角洲地区堤围不断兴筑，故沿海濒江泥沙淤积“浮生沙滩”日趋淤涨，成为可垦之地。当时将沙坦改造成耕地的主要方法是筑堤成田。筑堤主要起促淤、固沙和挡水作用。当时开发沙田的盛况，从下列事例可见一斑：“万历三十年，顺德桂州南部海、中叶沙等处与香山接壤之田五百顷，大小黄圃沙堤弥多，顺民告承接踵……在南沙等沙皆然。顺农力勤，工筑日盛”。这反映出顺德百姓圈筑沙坦的热烈场面。天启后期，番禺令张国雄一次“清理沙涨田数万亩，以业贫民”的史实，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明末沙田开发之盛（道光《广东通志》卷二百四十六）。香山金斗盐场的盐田，正统年间（1436-1449），因“东南浮生尽被邻邑豪宦高筑基堂，障隔潮，内引溪水，浸溉禾苗”而逐渐变成沙田。新会“象山之下，昔皆沧海，今则淤为沃壤，望不可及”，成为“豪门贵客，迭相争夺”的目标（万历《新会县志》，转引自《珠江三角洲农业志》[初稿][一]，第86页）。由于开垦沙田“其利颇多”，人们不仅围垦“已成之沙”，而且围垦“新成之沙”，甚至“未成之沙”。其手段就是种草，即利用植物聚集子沙，加速沙田形成。嘉靖《香山县志》卷一说：“每西水东注，流块下积，则泥滩渐高，植芦草其上，混浊凝积，久而成田”；《广东新语》卷二说：“流块所淤，往往沙滩渐高，植芦积土，数千百亩膏腴，可跃可待”；万历《广东通志》卷十四亦云：香山的石岐海“海中多洲潭，种芦积泥，可以成田”。
开垦好的沙田，“可稻可菱可盐可渔”，进行多种经营。其中以稻作为主，多种“粒大而色红黑，味不大美”，但抗咸卤的赤黏“大禾”。为改善沙田咸卤之地，垦沙之民常常将“草之未刈者，则燔以粪田，田得火气益长苗”，增加地力，提高产量。许多沙田经营者“以沙田而富”。
珠江三角洲的沙田开发由过去多集中在西海十八沙和新会县的东南部发展到东海十六沙和番禺南部一带，围垦地域更广。其中香山、新会、番禺、顺德和东莞的沙田面积最多，估计当时民垦和屯垦的围田面积达万顷以上，成为历史上沙田开发的一个最重要的阶段（《珠江三角洲农业志》[初稿][二]，第23页）。
垦荒，包括对荒地和山地的开垦。景泰四年（1453）十月，代宗敕各地镇守巡抚等官，“朕以农桑为衣食之源，劝课乃有司之责，此古今通务也……若有荒闲田地，今无田及丁多田少之人开垦，或缺牛具种子，于有力之家劝借，收成后量酬给，若原系税额，俟三年后征收”（《明英宗实录》卷二百三十四）。嘉靖二十四年（1545）二月，世宗又“命天下有司招抚流移复业，给与牛具种子，候年丰抵还。有能开垦闲田者，蠲赋十年”，继续给垦荒者以生产资料的援助和减免赋税的优惠（《明世宗实录》卷二百九十六）。
在奖励垦荒政策的鼓励下，许多地方官都积极劝课农桑，大力组织荒地开垦和山区开发。韶州府毗邻湖南、江西，是中原进入岭南的重要孔道，但不少地方土旷人稀。因此，该区地方官都把鼓励垦荒作为首务。针对客民多的事实，一些地方官还十分重视招徕流民，允许外来客民户占籍，加快荒地、荒山的开垦。如天顺二年（1458），英德知县杜宥招徕民户，“辟荒芜，修堤防”，使“户口日增”，全县增加十二图（万历《广东通志》卷十六）。至成化五年（1469），“莅事精明”的知府苏韦，任内三年，“百废皆作，田野辟增五千九百九十余顷，户口新增三千七百九十余户”（郭棐：《粤大记·卷十二·宦迹类》）。
粤西廉州府垦荒颇为出色。成化初，同知杜礼“于摩塘诸村隙地筑石陇土城”，给“复业流民二百余户居之”，并“皆给牛、种，令开荒田为业”。他还“度罗胜冈荒陂，以石障其上流，引水为田十余顷，分给流民耕种”（郭棐：《粤大记·卷十二·宦迹类》）。又弘治初，知府刘恒见罗城江两岸，“土沃广可田，乃垒石坝于江中，横截水道灌垦为田，招民耕种”。嘉靖十四年，知府张岳“劝谕农植。凡地之广衍可田者，令民浚川潴水溉之辟之，自陈调以及诸乡民得就业者不啻万计，农获其利”（康熙：《廉州府志·卷十二·艺文志》；[明]巫铎：《郡侯张公祠记》）。
其他地方垦荒亦取得了不少成绩。饶平县，成化十四年（1478）析海阳县一部置。首任知县杨昱，“以严治之，建城署，辟田野，驱畲徭，劝农桑”，政声大著。泷水县，弘治二年（1489），瞿观任知县，“为民立永安计”，“僻荒田九百顷，凿水圳四十八处灌之”（郭棐：《粤大记·卷十二·宦迹类》）。后升格为罗定州，成为“农桑被亩，鸡犬声闻”的热土。正德五年（1510），庄科任开建县知县，“勤于政事，礼士爱民”，“辟田野，兴利除害”，扩大了农业生产，“民怀其惠”（万历《广东通志》卷十三）。儋州新村坝，明成化间开垦为田，筑坝聚水，溉田四百余亩。
在大力垦殖的同时，各地还十分注意改良土壤。一是施肥。《广东新语》卷十四云：“上番禺之粪以牛骨，下番禺以茶子麸、麻麸，他山粪以石”。人们已能用不同肥料，改良土壤，提高地力。特别是山区，普遍使用石粪。所谓石粪，《广东新语》卷五说：“从化之北九珠山，是多青石，居民燔灰以粪田，名曰石粪”。“英德、阳山诸县，耕石田者十家而九。亦纯用石粪，……其田多谷”。二是兴修水利，使过去难以利用的土地变成沃田。如弘治二年（1489），潮阳知县王銮在门辟村一带“筑堤绝潮，凿沟通泉三千余亩，由是荒瘠变为沃壤”（隆庆《潮阳县志》卷六）。隆庆年间，知县黄一龙又自京北至桑田筑堤5906丈，使堤内“斥卤之区化为腴田者三万余亩”（道光《广东通志》卷一百一十六）。万历九年（1581），肇庆知府王泮“凿跃龙窦导沥水，南入江……自是启闭以时，雨则分汇内潦，旱则引潮溉浸数万亩，洼亢之田悉为膏腴”（雍正《广东通志》卷四十）。亩产达到三石四斗。在海南岛，正德十五年（1520），崖州知府陈尧思，凿南北二沟，南沟长15里，北沟长5里，“旁通互引，亢燥之地，皆成活壤”（道光《广东通志》卷一百一十八）。
沙田和荒山、荒地的开垦，使明代广东耕地面积有了显著的增长。万历《广东通志》载：万历二十七年（1599），全省耕地共有33417071亩，比洪武年间的23734056亩增加了9683015亩，增长40.8%。耕地面积的增加，成为明代中后期广东农业发展的重要标志。
三、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的改进与推广
（一）生产工具。由于明代中后期广东铁矿的开采数量大幅度增加和冶炼技术的提高，一般铁制农具如犁、耙、铁锹、铁锄、铁镰等有了显著增加，质量有了改进。因此，尽管一般农具仍沿用宋元时期的类型，没有什么改变，但农业劳动生产率却有不同程度提高。
明代广东使用耕牛一如前代，有黄牛和水牛。农民对耕牛爱护有加，注意繁殖与疾病防治。
有些地方使用一种木牛工具。它用两个人字架构成，架上各安装辘一具，辘系以6丈长的绳索，再用一个铁环安装在绳上，用来贯穿犁的曳钩。使用时，一人扶犁，二人对坐架上，“此转则犁来，彼转则犁去”。使用这种工具，“一手而有两牛之力”，较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卷十六里说，这是一种最好的耕具。
稻谷收获季节，珠江三角洲耕种沙田的农民不在田里脱粒而是运稻回晒谷场，用三头牛反复踩踏稻秆，使谷粒脱落下来，然后再用连耞，将谷粒脱尽，这种方法可以减少人工脱粒的时间（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四）。
水车是重要的农具，有手摇水车、脚踏水车，畜力（牛）水车和水翻车（又名大棚车）等，广泛用于排灌。长宁县水利不藉陂塘，而是在沿溪置转水车，取水上渠，由渠入田，其渠大小50余处。开平县，近山用水车灌田，低水高送。永安县，“地多溪涧，以竹石障壅成陂圳，播转过天车，水从下至高以溉”（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四）。番禺县，“多高田，虞旱则为水车转轮激水以上高原，地名车陂多有之”（雍正《广东通志》卷十五）。
上述各种类型的水车，以水力为动力的筒车最为进步，“惟从化最巧”。从化北边有流溪，流经百余里，水湍流急，农民“多以树木障水为水翻车”。“量水面至岸高若干尺，如其为轮，轮之辐以细木杆为之，每辐出栒处系一竹筒，但微系其腰，使两头活动可以俯仰，置轴半岸，贯轮其上，岸上近轮处置木槽以承水。溪水散缓则以石约归轮下使急，水急则轮转如飞。每筒得水则底重口仰，及轮至上则筒口向下，水泻木槽，分流田中，不劳人而水利自足，盖利器也”（雍正《广东通志》卷十五，引郭棐《粤大记》）。万历年间，吴人王临亨因公来粤，见到这种水翻车赞不绝口道：“以田之高下为轮之大小，即三四丈以上田亦能灌之，了不用人力”（王临亨：《粤剑编》卷三）。
利用水力作为动力的水车，是农田灌溉技术上的一大进步。它不仅可以节约劳动力和大大提高工效，且能低水高送，扩大灌溉面积。此外，一架水车可以带动十三四所水碓，对农产品进行加工。
西宁县还有一种龙尾车。一架龙尾车可顶30架龙骨车，“环转只需三四人，力省而用宏”（道光《西宁县志》卷三）。
（二）耕作技术。农民在生产实践中认识到改进耕作技术可提高产量。有的经营地主认为只要精心于耕作技术，就可以“为利十倍矣”。耕作技术的改进，突出表现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集约经营上。
第一，根据不同的土壤、肥力和灌溉条件，采用相宜的稻谷品种。如钦州的毛禾，宜灰粪；六禾、白禾、胜稔，宜腴田；坡禾，宜肥坡；虾须糯、贝糯等，宜中田（嘉靖《钦州县志》卷二）。永安县“有三时谷、一早谷、一翻谷，田沃而有水者种之，岁凡两熟。一大冬谷，田瘠而无水者种之，岁一熟”（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四）。珠江三角洲沙田大多宜种早粘，“田肥而污，下多黑壤，乃能种之。其粒长大皮薄，胜于寒露、霜降二粘”。番禺县稻田分高田与低田两种，高田有山田、坑田之分，低田有围田、坦田、潮田之别，各有不同的稻谷品种。潮州府有赤早、白早、乌种、早秫、大秫、尖球、白粘、黄粘、赤脚粘；韶州府的仁化县粘有六南粘、八月粘、鼠牙粘，糯有蕉糯、重阳糯、乌须糯、羊膏糯，粳有早、晚、赤、白之类。由于各地都在随其田土所宜，栽培不同的稻谷品种，因此，广东至少有50个稻谷品种（彭世奖：《屈大均与广东农业文化》，载《岭峤春秋岭南文化论集[四]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第二，重视农业生产的季节性，不违农时。农业生产的季节，直接影响到农作物的收成，所以时人强调，“雨水一至，务即乘时”。在明代广东一些府县志和民间谚语里都反映出气候、季节与农事活动安排的关系。如嘉靖《新宁县志》说：正月“田功始具”，二月“农功毕作”，三月“催耕（布谷）鸣”，六月“早谷登场”，七月“秋针碧”。又如谚云：“好禾不过（霜）降”，等等。这反映出当时的农民已经较好地掌握了主要农作物发育和生长的规律，把农事活动建立在比较科学的基础上。
第三，犁冬晒白与增加犁耙田次数。旧历十月，开始起土犁晒。之后，根据季节再进行二次或三次精耕细耙，使土壤适度疏松，土质匀碎，而土壤疏松、通气、透水，会加速土壤里有机物的分解，增加田土的肥力。
第四，施用多种肥料。在稻田有选择地施用多种肥料，可以有效率地改良土壤，提高土壤肥力，增加粮食产量。广东农家使用的肥料，主要有人粪、猪牛粪、鸡鸭粪、河肥、塘泥、蚬灰、牛骨灰、稻秆灰、柴灰、草灰、绿肥、豆饼、麻饼、菜子饼。从化、英德、阳山等县还用石灰，名曰石粪，石灰可以“去水之寒”。在耕作实践中，农民不仅“以灰为宝”，还懂得用肥要有一定限度。如果田太肥，就会只壮秆，不能结出丰实的稻谷。
第五，重视选种、浸种和培育良种。选种，是提高单产的重要途径之一。明中叶，广东农民已经注意到选种时，要仔细选择好穗；浸种时，要用水浮去不结实的种子和稗子，不让稗苗夹杂在秧苗里面。各地还因地制宜，引进和培育出优良的稻种，生产出多种柔润而香的稻米。如香粳，“粒小而性柔”，煮出来的饭很香；香红莲，色红而香；珍珠稻，米稍圆而洁白；八月粒，米白而香；油粒，米圆而润泽。此外番禺、南海、阳春等县还有名为“厨房米”“宫眷米”的，米细长洁白，“产少价昂”。香山县“三灶山有田三百余顷，极其膏腴，玉粒香美，甲于一方”（石湾：《太原霍氏崇本堂族谱》卷三）。
第六，重视中耕和及时灌溉，做到“时其灌溉，勤其耕耨，培其粪力”（万历《广东通志》卷七十），发挥中耕和水利灌溉对水稻生长和壮实的作用。
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的改进与推广，是明代广东农业迅速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标志，也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极其重要的一环。
四、粮食产量显著增长和沿江滨海地区粮食商品化
（一）粮食产量显著增长。明代，广东的耕作制度有了显著发展，除海南岛部分地区水稻一年三熟之外，其他地区较普遍地种植双季稻，利用冬闲再种一季其他农作物的耕地面积也不断扩大，从而形成一年三熟制。
唐宋时期，琼州已有三熟之稻的记载。入明之后，此类记载更多。明前期，王直知琼州时，谈到“琼田岁常三获”。明朝广东人丘濬和黄佐也都说琼州府“有三熟稻”。可见那里的一年三熟一直持续发展。不过，谈得颇为详细的要算屈大均。他在《广东新语》里说：琼南腊月插秧，四月收谷；五月又插秧，九月再可以收获。如果勤于耕作，一年有三熟之稻。他又说：崖州左右曰东西里。西里如琼。东里则腊月种，三月收；四月种，七八月收，“三冬皆可杂艺”。这就说明了海南岛一年种植三季稻。
广东其他地区主要种植双季稻。《白沙子全集》有“田舍邀尝早稻香”，和“二顷坡田幸晚收”等记载。嘉靖《广东通志》更记载着稻有早、晚、旱三种，并且说广东“多粘”，“其品甚繁，诸郡皆有”。就连粤北地区也是“田一岁再熟”。如韶州府仁化县有早稻和晚稻，并有六十日熟和百日熟的不同品种。南雄府的始兴县，也有早稻、晚稻、早糯、晚糯。《广东新语》还记载了一年两熟的稻谷品种和插秧与收割的时间：立春后十日浸种，到小暑前十日尽熟。早熟在旧历五月中即可有新米，叫做吊犁早。稍微迟一些的叫做百日早、夏至白。早稻收割之后又开始插秧。晚稻收于九十月。当然，就全省来说，还有不少潮田和旱田只种单季稻。
为了充分利用地力，农民除在单季稻田和旱土里种植其他作物之外，还充分利用冬闲时间因地制宜，在双季稻田里再种植一定面积的其他作物。据史籍记载，广州府有黍、麦、菽、薏茨、番薯等。该府所属东莞县“麦浪千顷”；番禺县，“早禾田两获之，余则时菜为油，种三蓝以染绀，或树黄姜、麰麦，或蔓菁、番薯”（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四）。惠州府有黍、麦、菽等；潮府州有大麦、小麦、荞麦、白豆、赤豆、乌豆、绿豆和芝麻。肇庆府有黍、麦、麻、菽。高州府有黍、粟、麦、豆、薯、芋、芝麻。廉州府有麦、菽、黍、粟；雷州府有芝麻、鸭脚粟、狗尾粟、黄黍、牛黍、小麦、绿豆、大豆、红豆。琼州府有黍、菽、麦、鸭脚粟、狗尾粟、薏茨和薯、芋。南雄府有麦、豆、芝麻。韶州府有黍、麦、菽。该府仁化县，豆类就有黄豆、赤豆、白豆、黑豆、绿豆等六种，芝麻有黄、白、黑三种。就全省来说，小麦以雷州九月种，来年二月收的最好，其次是粤西，又次是增城，又次是长乐。
玉米和番薯是明代从国外引进来的品种。番薯产量高，容易生长，不择土质，花费工本少。除了薯可以食用外，叶可喂猪，根可酿酒，所以推广极快，“高、雷、廉、琼多种之”，到明末已是“东粤多薯了”。
由于耕地面积大量增加，农田灌溉面积迅速扩大和由此而增多“腴田”与双季稻田，以及耕作技术的改进、推广和农作物品种增多，使明代广东的农业呈现出一派兴旺发达的景象，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早在嘉靖年间，广东人黄佐在《粤会赋》里就说：“而今千百山泽之沃，钟为土毛，禾稻绮错，秔穧穞，塍垺交经，枕海连皋，秋成丰蔚，富侈相高”（雍正《广东通志》卷六十）。这种情况，直到明代后期仍继续发展，所以《广东新语》说：“东粤固多谷之地也”。多谷，就是因为广东的粮食总产与单产都有大幅度增长。以单产而论，雷州府的腴田亩产三四石，广州府种单季稻的潮田亩产3石或4石，特别是南海县双季稻田以“亩入十石为上功，七石为中功，五石为下功”（乡俗以五升为斗）（霍韬：《霍渭崖家训·田圃第一》，《涵芬楼秘笈》二集）。各地再加上冬种作物，其单产更为可观。
明代广东的农业已后来居上，开始走在全国农业生产发展的前列。
（二）粮食商品化。明代，广东的粮食（包括杂粮）就大部分地区来说，不仅能够自给，且有余粮出售。如琼州府“物力饶给”；定安县有“勤俭务农之积”；万州“以米谷为贸易”；高州府“易于取足”；雷州府“务农力耕，畜牛积种，储谷发粜”；韶州府的“平原上盛产大米和蔬菜”，乐昌县“家给人足”，仁化县“耕织有余”；广州府顺德县“田广而腴，鱼稻之饶甲于他邑”。新会县人陈献章说：“吾邑故饶给”。潮州府“素富饶”，而该府之潮阳县，“财富甲于东广”。
特别是广州、潮州是明代广东两大粮仓。以广州、潮州和高州梅菉墟为代表的沿江濒海地区，已成为广东商品粮主要的销售地。万历二十一年（1593），巡按广东御史王有功说：“闽商白艚至广辄多买米以私各岛”（光绪《广州府志》卷七十九）。
潮州府常有很多闽商贩运米谷船只进入港口。该府不仅产粮多的县将大量粮食售给闽商，就连“民半不务农而以鱼盐为生”的澄海县，也同样有以澄海之谷而交接闽商之船出海的事实（嘉庆《澄海县志·卷二十五·万历初邑令王嘉忠<议闭漳籴>》）。
天启三年（1623）夏四月，博罗县“以闽艚入籴，米价腾贵”（康熙《惠州府志》卷五）。
天启四年（1624）饥，闽船群至番禺“贩籴”，“米价日湧”（《羊城古钞》卷五）。
高州府吴川县地处鉴江下游滨海地区，设有米行埠头。万历二十六年（1598）五月，“有闽商五舟往吴川买米”（万历《广东通志》卷四）。其所辖梅菉墟，通海运。贩运米谷的闽商常驾船前来，从事“以货易米，动以千百斗”的长途贩运贸易。梅菉成为粤西米谷经海运销往外地的重要中心之一。又吴川限门寨海港，“内通芷𦫼、吴川县城以及梅录墟埠并化州、高州一带。港门离县治仅三十里，每岁三四月中，闽艚贩籴数百人，如风雨之骤至……”（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百零二·广东六》）。
《广东新语》卷十四说：“往者海道通行，虎门无阻，闽中白艚、黑艚盗载谷米者，岁以千余艘计”。这反映出闽商每年从广东大量贩籴米谷至福建。
自葡萄牙人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入住澳门之后，澳门人口不断增长，澳门所需的粮食与蔬菜全靠珠江三角洲供应。
广东一些地区的粮食生产商品化，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粮食市场的发展，促使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促使在农业生产中逐浙出现经营地主。
五、农业发展的不平衡与自然灾害
广东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多丘陵山地，加上土地资源有明显的地区间差异，特别是部分土地质量低劣，不利耕作，因此，就全省来说，农业发展并不平衡，有些地方土旷人稀，耕作技术落后。韶州府翁源县，“其地硗亢，旱魃为灾则饥寒载道”；广州府的清远县，“地鲜沃壤，刀耕火种”；惠州府河源县，“地广民稀，山林深僻”；潮州府普宁县，“草莱未尽辟”；肇庆府一些地方，“土薄民贫”；廉州，“其地广而瘠，其民鲜而贫”；雷州府遂溪县“地旷……多弃荒泽”，徐闻西北“土瘠”；琼州府感恩县，“井里荒凉”，等等。因此，广东富裕与贫穷并存。
自然灾害是造成农业歉收、农民收入减少的重要因素，特别是旱灾、水灾和风灾。珠江三角洲、韩江三角洲和其他濒海地区经常受台风和暴雨的侵害。台风是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区域形成的热带海洋风暴，在海洋上移动时，巨浪、狂风暴雨接踵而至，破坏力极大。上述地区每遇台风暴雨侵袭，造成堤围崩溃、农作物漂没、屋宇毁坏及至人畜伤亡。如弘治五年（1492）三月，南海县基围崩溃，“禾稼荡尽”；正德十年（1515）七月，“飓大作，海潮滔天”，潮州府“漂屋拔木，凡沿海之田厄于咸水，越年不种，民多溺死”（嘉靖《潮州府志》卷八）。嘉靖二十五年（1546）八月，新会“飓风，伤禾稼，坏舟楫”。万历十四年（1586），高要县大雨如注，该县自黄冈、莲塘、漕湾诸堤岸尽崩，“泛若巨浸，民半菽不可得”（道光《广东通志》卷一百一十七）。崇祯十四年（1616），三水县平田堤决，“一泻百里，荡庐没稼”。
广东其他地区或者是山区，或者是高亢地带，大旱和山洪暴发成为主要的灾害。如南雄府，正德九年（1514）四月，大水，翌年大旱，“米价腾踊”；万历十四年（1586）四月，大雨，洪崖山崩，巨潦暴涨，“民田成河及沙压者”17000余亩，城市乡村民居毁坏873间，溺死165人（乾隆《南雄府志》卷十七）。万历四十四年（1616）五月，保昌县洪水暴涨10余丈，淹没沿河民居300余间，冲坏农田600余亩。又如惠州府兴宁县，正德八年（1513）、十五年（1520）、嘉靖八年（1529）、九年（1530）、十五年（1536）、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1543-1545）都旱或大旱，百姓“饥甚”，采蕨充饥。蕨尽，食柿叶（嘉靖《惠州府志》卷一）。又如，万历四十六年（1618）夏，化州官员陈鉴经过吴阳时作诗说：“驱车下吴阳，沿途无林木。大火酷且蒸，飞禽争避宿。一望黄如金，疑是田禾熟。按辔近为看，黄苗焦已秃。道旁遇老农，未语吞声哭：‘去年连苦风，飘扬拔我屋。今年连苦旱，处处皆枵腹。草根与木皮，饥来当饘粥。官胥日填门，称贷偿未足’。……”（光绪《高州府志》卷四十八）。这首诗反映了灾害之年农民的悲惨处境。
六、社仓、义仓的建立
明中叶以后，自然灾害日趋频繁，仅靠预备仓等官仓已难以满足赈济灾民、安定社会的需要。于是，官方又有社仓、义仓之设，希望利用民间的力量建立防灾救灾机制。
弘治朝（1488-1505年），江西巡抚林俊尝请建常平及社仓。嘉靖八年（1529）三月，明王朝接受兵部待郎王廷相将义仓贮于里社的建议，下令各地抚、按设置社仓。“令民二三十家为一社，择家殷实而有行义者一人为社首，处事公平者一人为社正，能书算者一人为社副，每朔望会集，别户上中下，出米四斗至一斗有差，斗加耗五合，上户主其事。年饥，上户不足者量贷，稔岁还仓。中下户酌量赈给，不还仓。有司造册送抚、按，岁一核。仓虚，罚社首出一岁之米”（《明史》卷七十九）。嘉靖二十年（1541），御史沈越又请申饬社仓法，为朝廷所接受。
作为个别现象，明代广东建立义仓早在景泰（1450—1456年）之前就于海南岛的安定县出现了（正德《琼台志·卷十四·仓场》云：“按《景泰志》义仓在县东三十步”。《景泰志》即景泰年间黄谦纂《安定县志》）。成化年，“龙门知县王许之，常立义仓，计一邑之通以为约”（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四）。嘉靖、万历年间义仓始普遍设置，社仓也同时得到推广。
广东社仓、义仓在嘉靖、万历年间不断涌现，多以赈灾为契机。如海康县“四门义仓，万历二十四年（1596）设，因是年饥疫，御史刘会按郡檄府县立义仓”（康熙《雷州府志》卷三）。又恩平义仓，“明万历戊子（1588），知县蔡标以丁亥（1587）大水虫杀稼，倡捐粟……设立义仓，分贮县城四门”（宣统《恩平县志》卷六）。河源县义仓，万历“乙未（1595年）大浸，嗷嗷沟瘠者相望。……幸郡太守程公，既赈救多方，民赖全活者甚众，犹图久安之策，乃下檄十邑长吏，按社立仓为积贮计”（康熙《河源县志》卷七；[明]黄朝选：《社仓记》）。地方官的重视、积极倡导也至关重要，像澄海义仓、东莞义仓、琼山义仓、揭阳义仓等，均“奉察院刘会檄建”、“巡抚御史刘会檄县创建”或“御史刘会建”。直到清代，后人犹深深怀念刘会。志书云：“历于今，仓与谷虽非故，而刘公之德，父老犹啧啧焉”（雍正《揭阳县志》卷二）。而程有守于惠州府各县大办义仓和社仓，使之成为明代广东建立民间救济仓储最完整的地方。
社仓、义仓的设立多受人为因素影响，因而呈现不平衡布局。有些地方社仓、义仓设置齐全（如惠州府）；有些地方，则仅有义仓，或仅有社仓，其中设义仓多于社仓；有些地方则根本不存在义仓、社仓。据不完全统计，明代广东设过义仓或社仓的府县约40余个，近半数府县未见设置。这反映明代广东各地民间仓储设置的不规范。另外，各地社仓、义仓数量也不尽相同。少者一县只有一仓、二仓，多者则有五仓、六仓，甚至十几、几十仓。如龙川县有义仓二、社仓四。顺德县，嘉靖时“社仓凡十有一”（乾隆《顺德县志》卷五）。又“龙门知县王许之，常立义仓，计一邑之能以为约。……仓置于约之当社，以贮义输公罚之粟。……社凡五十五所”（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四）。
一般而言，乡村设社仓，城镇置义仓。若县有数仓，则分散于四方，以方便灾年就近赈济百姓。万历《广东通志》卷三十五载：归善县，义仓一，在城东，社仓四，东在水东驿，西在碧甲巡司，南在平山驿，北在永平村；海丰县，义仓一，在城西，社仓四，分设在东、西、南、北四处；永安县，义仓一，在城东，社仓二，东在龙富，西在宽仁。广东其他地方也多如此。海康县“立义仓，东、西、南、北、关内各置其一”。各处社仓多“择其村落适中之处”以建之。储谷规模，一般在百石至千石左右。明人黄朝选《社仓记》云：河源社仓“可贮谷千余石”。顺德社仓，“逢简堡社仓积谷五百石，大良社仓积谷一千二百六十石，桂洲堡社仓积谷六百四十石，冲鹤堡社仓积谷四百三十石，平额堡社仓积谷二百六十石，古粉堡社仓积谷二百石，容奇堡社仓积谷一千石，小湾堡社仓积谷三百一十石”（乾隆《顺德县志》卷五）。此类社仓规模不大，其作用受到限制。
官方规定，社仓、义仓积谷均取自民间，但广东积谷方式却呈现多样性。其一，官民捐助。如恩平义仓，知县蔡标“倡捐粟一百石，学正车学年与把总何某亦输粟五百石，典史万则十石，邑民梁以绚、梁拱平、吴国立各一百石，梁心堂等十石，共得谷九百二十石设立义仓，分贮县城四门”（宣统《恩平县志》卷六）。乐昌义仓，在知县杨起元的倡导下，“上富者出粟百石以上，中富者五十石以上，下者十石以上，不旬月而邑之致粟者七十余家为义仓”（光绪《韶州府志》卷十二）。这种方式是当时最主要的积谷方式。其二，置田收租。如乐会社仓，由知县李时兴“捐俸银一十八两，典史操日跻捐银三两，教谕方世臣捐银一两”，置买冯云际、孟明世的田地，加上乡民何应龟所捐田地，“充作义田”，每年定额除纳粮饷并赏佃劳外，照丰歉纳实谷二十三石贮仓，作为义仓谷（康熙《乐会县志》卷二）。大埔义仓，由知县王演畴“买置田亩，岁收租谷四十七石五斗，建仓五处，分贮两都，为地方备赈”（民国《大埔县志》卷七）。其三，其他收入。如龙门义仓，由于知县王许之的努力，“于是知义之民，输谷若干，益以隐税之罚若干，以分入诸仓”。后二种方式主要起补充作用。
作为民仓体系中的社仓和义仓，基本上是由民间自行管理。“仓中敛散事务并委本村高年有德之人公同措置，有司不得干预抑勒”。如明万历九年建的乐昌义仓，“立保证一人主要籍，保副一人司其钥，择子弟之精敏有行者二三人视收放焉”（光绪：《韶州府志》卷十二）。龙门义仓也是“择民有齿德者主之、副之、赞之”。由于社仓、义仓之设事关社会稳定，官府总是通过各种方式对它进行干预和控制。
社仓、义仓的赈济为赈贷并行，以贷为主。乐昌义仓，“每岁春朔发仓听贷，秋大熟，征息二，小饥息一，大饥免，及本息之相权也，停其息”（民国《乐昌县志》卷七；[明]杨起元：《义仓记》）。又龙门义仓也是“岁春艰食”，则散给之，秋成如数董敛，附以二分之息，于是谷毋常存，而息岁增”（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四）。为了防止假冒领赈，还规定，“凡领必同一人，互相恤而相察也，冒者、侵者有罚”。或“贷，每十人连结，中推二人保比其收也”。
保证仓粮良性周转，是维持社仓、义仓存在的重要基础。为此，不少地方对啁济对象有所选择和限制。光绪《韶州府志》卷十二载：乐昌义仓规定，“凡贷有三：无恒产而有恒心者贷；力农者贷；有恒产者贷。不贷者有三：游手游食者不贷；素无信义而人未之结者不贷；一次有负欠者不贷。所以寓旌别也”。乾隆《顺德县志》卷五载：顺德社仓“借者有三：士无恒产有恒心者借；力农者借；商工者借。不借者有三：游手游食者不借；素无信义无相保者不借；一次负欠者不借，仍要呈官追革出社，若能悔罪自纳保结者又准借支”。二者相比，后者比前者更为开放和宽容，赒济对象更广。
社仓、义仓内部管理，也有明确规定。明代顺德社仓条例云，“各仓斗斛以赤花斗为正”，即确定标准度量衡。“每仓立文簿二扇送县印钤。支散时耆老与老人公同记簿，或支尽或不尽。稽其原数、耗蚀若干、开除实在算结相同，一扇送县备查，一扇附耆老收执，各收时老人将县簿领出，公同耆老填注，收完通计除还实在原数之外，该有耗谷若干、本息总共若干在仓亦要相同领出，公同耆老填注，收完通计除还实在原数之外，该有耗谷若干、本息总共若干在仓亦要相同无异”。设置两本账，一本存县，并由县派出的公正老人会同耆老一齐记账。确定仓库损耗“每年每石许蚀二升”，“簿历纸笔于息谷内动支，每年不得过一石”。而“耆老、丛书手、县差老人”的补贴，“每年收支二次，共支饭谷四石”。针对收敛时出现掺假等恶劣做法，制定严厉处罚制度。“本谷原无和糠秕、沙石之弊，出纳之时，如有此等，即系作弊，不得收受，仍要送县究治，在耆老革退，在借者出社”（乾隆《顺德县志》卷五）。又“谷入，辨美恶，收无滥。滥收者坐之，偿谷出审。斛秤衡私者有罚”。
古人建立社仓、义仓的目的，“一以活民，一以弭盗”（[明]俞森：《社仓记》，《丛书集成》初编本）。明代广东社仓、义仓的大量出现，无疑在这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如恩平义仓建立后，“以赈贫乏，民无饥死者”。然而，由于它们处于草创阶段，多少带有官府行为的性质，因而在社会动荡的明中后期大多呈现兴废不常的状态。如东莞义仓，“明万历二十四年巡按御史刘檄县创建，贮谷以赈恤，久废。天启间，岁饥，知县李模复建，劝绅衿士民捐助实之，又废”（雍正《东莞县志》卷七）。德庆州义仓，“万历二十四年刘会建……嘉靖间裁”。乐昌义仓，“明万历九年知县张祖炳建，崇祯五年寇乱被毁”（光绪《韶州府志》卷十二）。恩平义仓，“后废于贼”。大埔义仓，“后因仓夫不报，收支田租，多被侵没，名存实亡”。
【选自《广东通史》，方志钦、蒋祖缘主编。《广东通史·古代下册》，蒋祖缘主编，李庆新副主编。撰稿人：蒋祖缘、李庆新、冼剑民、李绪柏、陈启汉、黄国信、关永章、许宁英、陈忠烈、倪根金、陈摩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