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3日，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发布。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连续出台的第14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在延续近年来“三农”工作总体思路的基础上，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立足新发展阶段，呈现出一系列新部署、新亮点。多位学者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兼具政策连续性与创新性，系统擘画了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路径，标志着我国“三农”工作进入一个更加体系化、制度化、精准化的新阶段。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在明确“粮食产量稳定在1.4万亿斤左右”这一目标的同时，着重强调了“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的协同路径。这一表述标志着保障粮食安全从追求单一产出规模转向构建一个内涵丰富、层次分明、相互支撑的立体化安全体系。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不仅明确提出粮食总产量的年度目标，而且为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和高效能的粮食安全，搭建了体系化、立体化的架构。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黄祖辉分析认为，“产量产能”体现的是粮食产出量要建立在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基础之上；“生产生态”体现的是粮食生产要与绿色低碳生态互为一体；“增产增收”体现的是粮食增产要带动粮农增收，而耕地保护、农业科技创新与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协同，则是为粮食安全保障提供可靠的耕地基础和科技支撑。
当前，保障粮食安全的部署已全面迈入高度体系化、立体化的全新阶段。其核心变革在于从本质上突破了过往“以产量为核心”的单维目标架构，升级为“产量—产能—生态—增收—多元供给”的多维协同体系。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韩成福表示，这一变革不仅聚焦于增加粮食生产的数量，更着重提升可持续的产出能力、保护耕地生态环境、推动农民收入稳定增长，以及优化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供给结构，构建稳定的食物来源渠道，进而在更广维度、更深层次上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把粮食安全嵌入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的整体进程中。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山东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樊祥成同样强调了目标的多元协同。他认为，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构建了三元协同、耦合互促的目标体系。为实现这一目标，支撑路径也更加系统综合：不仅强调筑牢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这一传统根基，更将“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效能”和“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置于驱动升级的核心位置，并辅以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完善了粮食安全保障的全链条支撑。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将其明确“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这一部署绝非帮扶工作的减弱或收缩，而是一次承前启后的转型。它标志着帮扶工作重心转向防止规模性返贫、促进共同富裕的常态化治理，致力于构建一个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依靠制度运行的长效帮扶机制。
理解这一转型，必须把握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与政策语境。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孔祥智梳理了这一脉络：打赢脱贫攻坚战后，党中央决定设立五年过渡期，对脱贫地区、脱贫人口扶上马、送一程，到2026年过渡期结束，帮扶工作步入常态化精准帮扶新阶段。新阶段的重点在于“提高脱贫地区产业竞争力，构建完整的农业产业链、价值链”。孔祥智提出，脱贫地区要大力培育市场主体，培育农业主导产业的竞争力，争取在“十五五”乃至2035年之前完成产业升级换代。
“常态化精准帮扶”标志着帮扶工作进入了与乡村振兴战略深度统筹、制度长效、施策精准的新阶段。韩成福提出，“常态化”的本质是实现从“阶段性攻坚”向“稳定性制度”转变，目标是构建长效机制，杜绝“翻篇”思想，将行之有效的临时性政策固化为长期、稳定、规范的国家制度安排。而“精准”则要求将精准方略“贯穿于监测帮扶的全流程（识别、帮扶、退出），并实施分类管理”，确保资源高效配置。黄祖辉分析认为，“常态化精准帮扶”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帮扶的常态化。既要将帮扶工作常态化、有序化和长期化，又要将帮扶政策系统化、制度化和持续化。二是帮扶的精准化。要不断提高监测帮扶精准性和时效性，合理确定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认定标准，规范标准调整机制。
针对五年过渡期结束后的新形势，“常态化精准帮扶”回应了民众关切。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曹斌说，“常态化”强调将防返贫作为长期任务，融入日常治理，建立持续监测、动态响应的制度安排。“精准”则意味着帮扶重心转向相对贫困和内生发展，要求聚焦低收入群体和薄弱地区，通过产业、就业、保障等差异化措施实现精准赋能。
理解这一深刻转变，关键在于把握“常态化”与“精准”两个关键词的核心要义及其内在逻辑。樊祥成告诉记者，“常态化”着眼于制度建设的稳定性与持久性，旨在构建一个政策连续、责任压实、保障有力的长效工作框架；“精准”则侧重于实践方法的科学性与有效性，确保帮扶资源高效配置、措施靶向发力、成效扎实可持续。二者相辅相成，共同筑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坚固防线。
促进农民稳定增收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也是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夯实内需战略基点的关键所在。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积极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并构建了一套覆盖生产、就业、产业、消费等多领域的系统性政策“组合拳”。学者普遍认为，这一部署超越了以往增收措施相对分散、侧重外部“输血”的模式，呈现出鲜明的系统性、集成性与内生性特征。
促进农民稳定增收需要系统思维和多路并进。黄祖辉表示，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在这方面作出针对性、系统性部署。在保护和调动农民务农种粮积极性方面，强调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以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在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方面，提出了“推动电商平台下沉赋能”“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等有助于农民增收的举措。此外，文件提出的“多措并举扩大乡村消费”是一大亮点。实践中，挖掘乡村消费市场潜力，要努力吸引城市居民到乡村消费，这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廖祖君认为，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将扩大乡村消费作为农民增收的一条重要路径，从而将扩大消费与稳定增收贯通起来，形成“就业—收入—消费”闭环，既有助于提高农民共同富裕水平，又能够为乡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对促进农民增收进行了前瞻性和系统性的部署，旨在通过一套政策“组合拳”，多维度拓宽农民增收渠道。韩成福分析认为，在促进农民增收方面，文件体现出四大协同亮点。其一，产业逻辑与区域逻辑实现深度协同。以“县域”作为关键载体，推动富民产业发展，为农民提供了更为稳定、更具归属感的收入渠道。其二，构建以“利益联结”为核心的包容性发展机制。相关政策并非仅着眼于产业本身，而是着重强调拓展农民参与产业发展的途径与方式，完善公平分享产业发展收益的机制。其三，运用多元政策工具应对复合型风险。为农民收入构建了多层次的“安全保障网”。其四，扶持政策兼具灵活性与人性化，且常态化扶持培训机制得以确立。这种长短结合的方式增强了政策的现实针对性与可持续性。
曹斌总结认为，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民增收作出全链条部署，构建了多维度的增收体系。一是稳固经营性收入，通过价格支持、补贴政策与产业链延伸保障种粮收益；二是拓宽工资性收入，要求依托县域富民产业促进就近就业，加强技能培训稳定外出务工收入；三是激活财产性收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探索资源要素市场化途径，让农民更多分享增值收益。这体现了从“输血”到“造血”、从单一渠道到多元拓展的政策升级。
“因地制宜”是贯穿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的核心方法论，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部分被突出强调。这绝非一个简单的原则性强调，而是对我国乡村发展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科学尊重。
强调“因地制宜”的前提，是直面中国乡村客观存在的巨大差异。韩成福提出，着重强调“因地制宜”主要基于两方面现实因素。首先，资源禀赋与发展阶段存在显著差异。中国幅员辽阔，各村庄在自然条件、产业基础、文化传统以及人口结构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别。其次，城乡格局处于快速动态演变过程。城乡人口流动加速，乡村人口总量呈下降态势，村庄格局持续发生变化。这表明乡村建设不能采用固定模式，而需顺应人口流动、空间形态、资源禀赋等方面进行适时调整。
将这一科学方法论转化为可操作的实践指南，需要清晰的具体路径。樊祥成表示，将“因地制宜”贯穿于乡村建设的全过程，要求政策制定者深入调研地方实际，在国土空间布局、设施建设、服务供给、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等方面形成“一地一策”，既落实国家整体战略，又保持乡村多样性，最终实现“宜居宜业和美”的乡村发展目标。在廖祖君看来，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关键在于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让乡村建设真正符合农民需求、体现地域特色和文化传承、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乡村新图景。黄祖辉认为，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求各地乡村从自身的经济条件、资源禀赋以及生态与文化实际出发，实现不同乡村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文化价值，避免乡村建设过程中出现脱离实际、照搬照抄和“一阵风”“一刀切”的现象。
曹斌分析认为，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因地制宜”，核心在于承认差异，面对我国东中西部、南北方在自然条件、经济基础、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巨大差异，统一模式必然导致资源错配。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做到科学分类推进，依据村庄类型制定差异化发展路径；强化规划引领，编制实用性村庄规划，保留乡土特色；激发内生动力，依托本土资源激活乡村产业；完善评估机制，建立以农民获得感、生态效益与文化传承为导向的考核体系。
受访学者一致表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战略性任务，需要久久为功。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锚定目标、砥砺奋进，推动“三农”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朝着建设农业强国目标扎实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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