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典型实践分析的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探究
李旭冉1,习斌1*,宝哲1,靳拓1,沈宗专2,许丹丹1,黄磊1
(1.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北京 100125; 2.南京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江苏省固体有机废弃物资源化高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江苏省有机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协同创新中心,江苏 南京211800)
摘要：近年来,我国农业绿色发展实践取得了很大成效,但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我国已进入绿色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本研究分析了美国、德国、荷兰、日本4个典型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实践的主要特点,并从农田内部循环、种养殖循环、区域产业发展3个尺度举例介绍现阶段国内生态循环农业的典型模式,以期为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从各国实践看,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农业绿色发展战略与实施路径呈现出相似性,一方面是同步实行监督监管与激励政策,通过“疏堵结合”引导农业绿色发展实践,另一方面是同步开展关键技术创新与推广示范,通过“学研用”结合促进生态农业创造效益,这些实践经验可为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提供宝贵借鉴。从我国实际看,农业绿色发展是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推动多尺度的生态循环模式实践应用,调整优化种植结构和养殖模式,减少物资投入和资源浪费,促进种养、加工、销售、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各产业间互联互促,将为协同推进农业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关键词：农业绿色发展; 农业高质量发展; 生态循环模式; 种养结合;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农业是人类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也是社会安定、国家自立的基础。近年来,我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23年粮食产量达6.954×1011kg,但我国人多地少、水资源短缺等资源环境约束依然突出,依靠大量外部投入维持产量的生产方式,导致了土壤退化和水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从世界范围看,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也曾实行增产导向的农业政策,出现了严重的农业环境污染,但经过几十年间的发展,逐步将农业政策从增产导向转变为绿色生态导向,已成为现代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范例。如美国逐步推行农业最佳管理实践,欧盟出台了共同农业政策和农业环境计划,日本推行环境保全型农业,促进农业的生态化转型,为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参照和借鉴。从发展路径看,20世纪以来,国内外关于农业绿色发展的理论研究逐渐增多,对其内涵、任务、目标、模式等进行了深入分析。如尹昌斌等指出循环农业是以资源节约和产业链条延伸为本质特征,分析其发展动力与物质流程框架,总结了国内相关实践模式,并提出了未来的研究重点。骆世明等分析了农业发展从原始的刀耕火种逐步过渡到传统小型农业、农业的工业化、农业的生态化4种主要形态,以及我国农业生态转型的优势与挑战。刘旭等立足未来我国农产品需求、农业产业结构和农业劳动力需求的变化趋势,提出要推进“农业效能提升、系统优化、资源高效循环”,建议通过发展政策途径、创新技术途径和实施现代智慧生态农业试点示范等工程途径,以实现“确保国家粮食安全、高效绿色高值农业永续发展”。不论是其他国家的实践还是理论研究,都表明农业绿色发展是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尽管近年来我国耕地质量持续提升,农业用水效率、化肥农药利用率和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等也均有不同程度提高,但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绿色发展的任务依然艰巨。因此,本文聚焦典型国家农业绿色发展相关实践,分析适用于我国不同区域尺度的生态循环农业典型模式,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提出参考建议。
1 典型农业绿色发展实践主要做法
相比于我国,欧美等发达国家农业绿色发展较早,形成从单一依靠法律法规约束转变为法律约束、技术支撑、管理激励等方式相结合的发展路径,积累了很多值得我国借鉴的经验。本文选取美国、德国、荷兰、日本4个典型国家,分别对其农业绿色发展实践的主要亮点进行分析。
1.1 美国:法律约束+项目支撑+技术应用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生态农业实践的国家之一,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少投入、高产出、高效益的可持续农业发展理念,即最大限度优化利用农业生产所需的水、种子、农药及化肥等各种投入品,获得较高的产量和经济效益。一是出台系列政策法规,形成了以农业法案为核心的制度体系(表1)。美国于1933年颁布《农业调整法》,这是美国农业发展的基本法律制度,每5年修订1次,近年来法案更加重视资源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等领域,进一步聚焦可持续农业。颁布《土壤保护和国内配额法》《清洁水法》《食品安全法》等,把土壤保护和调整农业结构结合起来,鼓励农户多种植豆科作物、牧草等增强地力的作物,制定农药、化肥等投放量标准,规定对造成环境污染者征收农药税、化学肥料税等。2000年出台《有机农业条例》,界定了有机农产品等概念,列举了有机农产品中允许和禁止使用的物质,为境内销售的有机农产品制定统一标准。二是实施多样的农业资源和环境保护项目,实现分类管理。对于环境敏感、生态脆弱的区域,采取退出农业生产并种植保护性覆盖植被的方式; 对于自有耕地、林地等,鼓励农业生产者实施绿色发展措施,对达到保护标准的生产者给予奖励,加强土壤和生态保护。三是突出技术创新和综合应用,促进养分最大利用和减少损失。其中,推广应用较广的是最佳管理实践(BMP):一方面开展精准施肥、肥料深施、缓控释肥应用等养分管理,以及免耕少耕、秸秆还田、合理轮作等耕作管理; 另一方面通过建立植被缓冲区、人工湿地以及多水塘系统等生态工程,降低污水的地表径流速度,以拦截、降解和沉降污染物,阻控污染物向水体运移。
1.2 德国:制度标准+监管检查+社会化服务
德国农业产值虽然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6%,但与粮食生产、工业和能源部门原材料供应、生态环境保护、居民生活等息息相关。20世纪60年代,德国开始倡导发展有机农业,目前已成为欧盟最大的有机农产品市场,也是全球第二大有机农业消费市场。主要做法:一是设立严格的生产标准。在遵循欧盟有机农业相关标准外,德国于2002年发布联邦有机农业行动法案。为促进环境友好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德国农研联(VDLUFA)、德国农业行业协会(DLG)、德国农业技术与设施委员会(KTBL)负责审核和发布农业标准、规程、方法、技术及设备,保证权威性; 长期从事本领域技术研究的权威专家署名编制技术标准,保证科学性; 多部门专家署名审核,保证技术的实用性。二是建立完善的监管体系。由联邦食品和农业管理局负责实施欧盟有机农业法律,对其公开批准的正在运行的私营检查机构实施监管。各检查机构依据有机农业政策,对有机农场的规模、投入品来源、仓储条件、生产档案记录等全流程开展定期和随机检测。三是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德国的农业合作社遍布农村地区,是集农资供应,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信贷、咨询等服务于一体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也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组织载体。德国大多数农场主参加了各类合作社,据统计,农业合作社在肉类、谷物和蔬菜类、奶制品类的市场占有率分别达到30%、50%和75%。通过从上至下的制度标准体系、监管体系、基层合作社服务体系和农场主合理经营,培育了有机产品生产全链条,促进生态农业发展。
1.3 荷兰:源头控制+种养结合+全程管理
荷兰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农业出口国,畜牧业、设施农业、花卉园艺等产业发达,但在20世纪80年代也曾出现因化肥农药过度施用、畜禽粪便大量排放造成污染等问题。为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荷兰开始调整以增产为目标的农业政策导向,逐步将循环农业作为发展方向。一是限制化肥农药使用。在全国实行欧盟的硝酸盐法令,耕地、草地的磷酸盐标准分别由1990年的125和250 kg·hm-2,均逐步降低至2000年的85 kg·hm-2,无法达到标准的农场主将被强制征税。二是严格控制畜禽养殖量。以立法形式规定牲畜粪便的P2O5总量不超过125 kg·hm-2,不允许随意扩大经营规模。实行种植养殖规模登记,申请粪便排放许可,超过标准的养殖户将缴纳粪便处理费。政府协助建立畜禽粪便交易市场、粪便处理厂,通过统一管理、定向分流,将畜牧业发达地区过剩的粪便向大田作物生产区输送。三是建立农业资源管理体系。将管理要求由传统的种养环节延伸到圈舍设计、种植养殖管理、废弃物处理等全链条中。2016年提出“循环经济2050”计划,将发展循环农业作为解决气候变化和资源紧缺的重要途径; 2018年发布循环农业发展行动规划,构建种植、园艺、畜牧和渔业产业间大循环体系,减少对外部环境的扰动、提升废弃物利用率,计划在2030年前农业废弃物等领域的循环利用率达到80%,到2050年循环利用率达到100%。
1.4 日本:法律监管+补贴优惠+技术推广
日本国土面积小、人口密度大,是典型的“人多地少”的小农国家。20世纪60年代,日本在农业生产中使用大量化肥农药,造成了大量自然资源的浪费以及严重的环境污染。为此,日本提出了“环境保全型农业”概念。主要做法:一是持续完善法律体系(表2)。1999年颁布了《食品、农业、农村基本法》,围绕“提高农产品自给率、提高农业经营效率、发挥农业多种功能、促进农村振兴和发展”4个主要目标,对农业政策进行调整。先后出台《持续农业法》《肥料管理法》《家畜排泄物法》(简称“农业环境三法”)等,明确了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减量施用要求、养殖废弃物排放阈值、生态农业生产标准等,通过严格的登记制度和信息公开加强审查监管。二是财政补贴激发参与热情。将政府补贴、贷款优惠与环境保护活动挂钩,引导农户参与农业绿色发展。如《持续农业法》推行“生态农户”资格认证制度,对获得“生态农户”认证的农户提供金融、税收等方面优惠。三是科技推广赋能农业生产。通过政府拨款加大科技投入,成立农业科技推广专项基金,积极研究并大力推广农业清洁生产技术,如堆肥还田、土壤污染治理等土壤改良技术,低投入施肥技术、肥效调节型肥料、土壤诊断等化肥减量措施,以及新的除草和病虫害防控技术等农药减量技术等,形成了减化肥及减药型、废弃物再生利用型、有机农业型3种农业模式,提升农产品品质和农业投入品利用率、保护农业生态环境。
总体而言,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农业绿色发展战略与实施路径(表3)呈现出相似性,为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宝贵参考。一是监督监管与激励政策的二者统一,通过“疏堵结合”引导农业绿色发展实践。所谓“堵”,是通过立法手段构建完善的制度框架和监管体系。不论是规定农业投入品和农业废弃物排放的阈值,还是开展生态农产品或者生态农户的认证,都是通过立法形式完善顶层设计,为发展实践提供基本保障。此外,构建权责明确的监管体系,以及实施严格的化肥农药登记制度、信息公开和奖惩机制等管理措施,是实现硬性约束和严格监管的关键。所谓“疏”,是通过财政支持等调动各类经营主体参与积极性。通过设置绿色补贴、贷款优惠等,带动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生态农业,通过生产、销售、加工生态农业产品,发展休闲旅游等,提升综合收益。二是关键技术创新与推广示范的二者统一,通过“学研用”结合促进生态农业创效。一方面将作物高效固氮、农业新材料、农业信息智能系统等领域基础研究成果与重大科学研究作为重点,创新农业绿色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比如美国利用农艺、传感器与大数据、精准育种技术和土地管理等方法,提高水分和土壤养分利用率,并作为未来农业和食品领域的科技突破方向之一。另一方面加强较成熟农业技术知识的普及和示范推广。依托农业合作社等组织,开展农艺技术培训和考试,比如在德国想要独立经营农场或打算继承父辈农场的从业者必须通过专业考试,否则将无权经营农场。通过专项计划、项目等开展不同区域尺度的技术示范推广,集成提炼技术模式,提升综合效益。
2 我国农业绿色发展实践及几种典型生态循环模式
2.1 我国农业绿色发展进展
近十几年来,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制定了首部农业绿色发展专项规划,加快转变农业绿色发展方式,培育绿色生活方式,并取得进展。一是制度建设方面。制修订了水污染防治、土壤污染防治、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等法律文件,颁布农用薄膜管理、农药生产管理等部门规章,出台《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意见》等重要文件,编制“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重点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建设等重大规划。各地印发了省级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等文件,明确了区域推进思路和治理任务。二是科技支撑方面。实施化肥农药减施增效、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等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研发了一批新技术、新装备、新产品。成立了国家级、省级专家指导组,围绕科学监测、系统研究、技术应用等服务各地农业绿色发展。印发《农业绿色发展技术导则(2018—2030年)》,发布农业主推技术,制定稻田面源污染防控技术、农田径流排水生态净化等一批技术规范,提升标准化水平。三是示范引领方面。实施专项行动和试点项目,陆续开展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融合、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秸秆综合利用、地膜科学使用回收等试点示范。“十四五”以来,聚焦长江、黄河流域,在水环境敏感区域整县推进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遴选治理技术,配套建设治理工程,推动解决流域农业面源污染问题。推广适合南方平原水网区、南方山地丘陵区、西北干旱半干旱区等不同区域特点的面源污染防控关键技术与模式。
2024年7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耕地质量平均等级达到4.76,比10年前提高0.35个等级,耕地质量不断提高; 农田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57,比10年前提高了0.05,农业用水更省。水稻、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的化肥农药利用率均超过41%,与发达国家差距进一步缩小,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78%,种养结合、农牧循环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但依然存在农业资源长期透支、农业面源污染、种养循环不畅等难题。随着城镇化率提升和城乡居民食品消费结构升级,我国粮食需求还将刚性增长,肉蛋奶需求也将大幅增加,相当一个时期内供需还将处于紧平衡状态。人均耕地资源少、淡水资源紧张的先天不足,决定了我国农业生产强度大、复种指数高,水肥投入强度相对较大,这将导致化肥农药使用量、畜禽粪污产生量会持续处于高位。化肥农药不合理施用仍然存在,利用率比欧美发达国家低10～20百分点,施用的化肥中相当一部分养分并未被作物有效吸收,而是流失到环境中,造成资源浪费和潜在的环境污染。中小型养殖场粪污的利用水平不高,有机肥产品质量参差不齐,还田利用水平有待提高。秸秆饲料、粪肥等生产成本高,市场竞争力弱。部分地区农田地膜多年累积残留量大,危害耕地质量。长江、黄河等重点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的任务还很艰巨。
因此,立足资源约束趋紧的基本国情,实现农业持续稳产高产,需要推进农业发展绿色转型,健全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政策支持体系,建立绿色低碳循环的农业产业体系,改变农业过度依赖资源消耗的发展模式,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全面提升。从具体实施看,可以分为3个层级。第1层级聚焦农户、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业园区等单个主体,推广节水、节肥、节药等生态种植方式,因地制宜推行绿色生产技术。第2层级聚焦边界清晰的小流域,基于产业基础、资源禀赋、环境承载力等因素,合理布局种养业规模,构建各农业经营主体利益共享的农业循环模式。第3层级聚焦县域或者更大的区域尺度,以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为纽带,通过资源优化配置和循环利用,推进城乡之间、农业和非农产业之间互融互促。对照3个层级,本文将从种植业内部循环、种养殖循环、区域农业废弃物循环再利用3个方面介绍目前我国较为典型的生态循环模式。
2.2 基于不同层级的典型生态循环模式
2.2.1 种植业内部循环 种植业内部循环主要目标是通过技术手段和经营模式,促进养分闭环流动、循环使用,提高资源利用率。随着我国近年来粮食生产连年丰收,农作物秸秆产生量增加,且种类多、分布广,加之农业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逐步转变,作为薪柴、农房用材等农村传统用途的秸秆需求大幅减少,秸秆逐渐由重要的生产生活物资转变为利用价值不高的废弃物。而简单地采取露天焚烧,可能会导致大气污染,甚至引发火灾,带来巨大经济损失。同时,秸秆是一种生物质资源,具有资源属性,含有大量的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等有机物以及丰富的氮、磷、钾等营养元素。秸秆还田能够提高土壤有机质,改善土壤理化性状,保持和提高土壤肥力。严东权等对现有秸秆还田技术模式进行了系统研究,明确了东北、黄淮海、长江中下游、华南、西南地区主要农作物秸秆的还田路径、技术流程、机具要求、作业要求等,形成了分区域分作物的十大秸秆还田技术模式,支撑我国秸秆综合利用和农业绿色发展。在地方实践上,如吉林省梨树县通过推广秸秆覆盖免耕种植等技术措施和配套农机,达到了蓄水保墒、培肥土壤、稳产高产、节本增效的效果,推动秸秆还田利用和黑土地保护。水资源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基础要素之一,大水大肥的传统生产模式在增加生产投入的同时,又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比如我国南方平原水网区沟塘系统发达、降水量大、农业生产规模化程度高,农田地表径流氮、磷流失风险非常高,而氮、磷等物质是作物所需的主要营养元素,如果能充分利用农田地表径流中的氮、磷,对农业生产来说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因此可在南方平原水网区推广农田水系循环利用模式。即利用工程措施和已有的灌排设施进行农田尾水管理,在区域内田沟塘梯级连通,调节进入农田的雨水、灌溉水等的滞留时间,实现水质净化、初期径流循环利用以及氮、磷养分资源化利用(图1)。在地方实践上,如湖北省安陆市以构建区域生态循环水网建设为核心,通过建设农田灌溉水预处理系统,实施农田灌溉水源头控制,建设生态循环设施和生态沟渠,将区域池塘水系联通形成“活水”循环系统,通过监测评估,模式覆盖区农田外排水减少60%以上,外排水总氮、总磷浓度削减50%以上,提高养分利用率,降低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成本和环境潜在风险。
2.2.2 种植养殖循环 几十年来,随着肉蛋奶等需求的持续增加,我国规模化养殖快速发展,种养分离现象愈发突出,种植业和养殖业脱节,也是造成大量畜禽粪污资源浪费和碳排放增加的重要因素。在我国农耕文明长期发展进程中,形成了趋时避害的农时观、辨土施肥的地力观、变废为宝的循环观,这些传统经验为未来的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宝贵参考。比如在春秋战国时期发展出的“桑基鱼塘”农业模式,是通过桑叶养蚕、蚕沙喂鱼、塘泥种桑,实现种桑、养蚕、养鱼三者之间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可以说种养结合是我国传统农业“地力常新壮”的奥秘所在。因此,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大力推动绿色种养循环。种植与畜禽养殖结合的常见模式是“畜—沼—果”种养循环模式(图2),即畜禽养殖、高效厌氧发酵、固体菌肥基施和液体菌肥追施组成的体系。养殖产生的粪污通过厌氧发酵无害化处理后,沼渣作为底肥、沼液作为追肥,通过水肥一体化设施用于粮食和果蔬种植,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防止土壤板结,培肥地力; 沼气供养殖场及附近农户使用。加工农田产生的秸秆等作为畜禽养殖所需的部分饲料,实现种植系统和养殖系统的有机结合。在地方实践上,如河北省阜城县通过发展秸秆饲料化、冬桃种植、肉牛养殖,探索低消耗、低排放、高收益的发展路径。2020年,阜城县张家桥村生态农场肉牛存栏达到300多头,产值700多万元,收割周边农户玉米约800 hm2,价值560万元,采摘冬桃75万kg,销售收入近400万元,带动了区域生态品牌打造和周边乡村农民就业。此外,“鱼菜共生”是结合水产养殖与水耕栽培技术的复合耕作体系,通过硝化作用等将饵料残渣和排泄物等物质转化分解为植物根系可吸收利用的营养物质,并实现水质净化,达到动物、植物、微生物三者之间的生态平衡,探索低碳生产模式和减少养殖尾水排放的方法。在地方实践上,如河南郑州等地实施鱼池与莲藕池相结合的养殖模式,养殖草鱼、加州鲈等品种,不仅降低了饲料和其他生产资料的投入,还实现了商品鱼和莲藕的双丰收,提高了经济效益,同时促进了农业可持续发展。
2.2.3 区域农业废弃物循环再利用 农业绿色发展既包括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共生”,又包括产前、产中、产后“三产融合”。在农户、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业园区等经营单元内建立生态循环链的基础上,还要推进区域大循环,即推进种植业、养殖业与农产品加工、销售等对接,促进不同经营主体合作,实现物质、能量和经济的畅通循环。以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为例,渝水区是江西省养殖大县区,其根据经济发展和环境承受能力,科学确定养殖数量和布局。并以县区为单元,以第三方集中处理为核心,以农业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粪污无害化处理,大型沼气工程供气站或发电站、有机肥生产厂)为纽带,上联n家畜禽养殖业主体、下接n家种植业主体,逐步建立覆盖全区的畜禽粪污全收集全转运全利用体系(图3)。沼气供气发电、有机肥生产每年净收益约1 540万元,形成了生态产业链,创造了就业机会,增加了园区利润和农民收入,促进了县域农业生态循环产业发展。同时解决了乡镇居民日常清洁用能,还有效遏制区域内畜禽养殖粪便造成的面源污染,带动了多家大型企业集聚,投资建设农业休闲观光旅游、大型养殖小区和肉产品加工项目等,给社会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3 结论与展望
基于我国资源约束趋紧的基本国情,要实现农业持续稳产高产,需要持续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建立绿色低碳循环的农业产业体系。推动多尺度的生态循环模式实践应用,调整优化种植结构和养殖模式,减少物资投入和资源浪费,促进种养、加工、销售、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各产业间互联互促,为协同推进农业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提供有力支撑。结合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探索经验以及我国近年来的实践,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在组织上,既要全面推进,又要聚焦重点流域、重点区域。长江、黄河等七大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粮食和肉蛋奶主产区,其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和总磷排放量占全国农业源排放量的九成,是农业发展绿色转型的关键所在。需要聚焦畜牧大省、粮食和蔬菜主产区,以及生态保护重点区域,制定好不同层级的顶层设计,打通种养循环堵点,加快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探索种植主体、养殖场户、服务组织紧密衔接的绿色循环发展机制。
2)在政策上,激励与约束相结合。既要加大对化肥定额制使用、粪肥还田利用、水产绿色健康养殖等扶持力度,强化财政、金融、税费、用地等政策倾斜,培育社会化服务新业态,充分调动市场主体参与积极性,增强农业绿色发展内生动力; 又要强化对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水产养殖尾水处理等法律法规刚性约束,引导生产经营主体自觉遵守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红线底线要求,形成行动自觉。
3)在技术上,深入推进投入品减量增效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通过科技攻关解决地方实际需求,充分运用科技研发成果,服务于农业生产。推进化肥控量增效,持续推进测土配方施肥,探索主要农作物氮肥施用定额管理,分区分类制定施肥指导意见,推广侧深施肥、种肥同播、无人机追肥等高效施肥模式和装备。推进农药减施增效,集成推广绿色防控、农药减量增效技术模式。推进畜禽粪肥还田利用,支持畜禽养殖场(户)建设和改造提升粪污处理设施设备。推进水产绿色健康养殖,结合养殖尾水排放强制性标准制定和实施,大力推广水产生态健康养殖、养殖尾水治理、养殖用药减量等水产绿色健康养殖技术。
4)在推广上,做好多渠道多形式的宣传引导。开展面向不同层级农业部门的政策与技术培训,明确工作重点,提升专业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总结各地经验做法,遴选发布一批适合不同类型区域特点的效果好、可复制、易推广的关键技术和集成模式,为各地提供借鉴。运用电视、广播、新媒体等手段,加大科普宣传,引导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遵纪守法、清洁生产,形成良好氛围。
*通信作者:习斌,正高级农艺师,主要从事农业绿色发展、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研究,E-mail: xxiibbiinn@163.com。
李旭冉,习斌,宝哲,等.基于典型实践分析的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探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26,49(1):18-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