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剑|北海渔业与17世纪英荷地缘政治博弈

北海是位于英国东侧与荷兰北侧的一片海域，此处是北大西洋暖流与北冰洋南下冰冷海水的交汇地带，水质肥沃，鱼类繁多，形成了著名的北海渔场。北海产鲱、鲭、鳕等鱼类，其中鲱鱼是渔民主要捕捞对象，诞生了繁荣的鲱鱼捕捞业。鲱鱼是常见的北大西洋海产，体长在8—15英寸不等，通常在近海游动，以捕食浮游生物为生。在16—17世纪，英国雅茅斯和洛斯托夫特以外海域，以及约克郡北部海域，是北海主要的两个鲱鱼钓点。尽管英国东海岸与两大鲱鱼渔场毗邻，但是鲱鱼捕捞业的主导权却掌握在荷兰渔民的手中。荷兰人将北海渔业称为“大渔业”（great fishery），即腌鲱鱼产业，以区分于近海的“小渔业”（small fishery），即鲜鲱鱼产业。技术创新是荷兰建立产业优势的关键。14世纪，荷兰人威廉·贝克莱斯（Williem Beukelesz）发明了用盐腌渍鲱鱼的技术，使易腐的鲱鱼成为适合国际贸易的商品，同时令远洋捕捞更为便利；15世纪，为了提升鲱鱼捕捞的效率，荷兰人使用了一种被称作“鲱鱼巴士”的小型渔船，其排水量在60—200吨，建造成本低，航行灵活，能够有效追踪游动的鲱鱼群。除了技术创新，荷兰在渔业组织、劳动力成本、资本获取等方面同样确立了竞争优势，建立了完整的产业链，大大压缩了鲱鱼产品的生产成本，使之在国际市场上极具竞争力，由此成为一股垄断势力。不仅如此，英国在17世纪之前奉行“海洋自由”，向外国渔民开放周边海域，也为荷兰渔业的成长创造了有利条件。英国政府在北海渔业中的“不设防”姿态，与荷兰举国上下的高度关切形成鲜明反差。究其原因，英国的农业用地远超荷兰，其经济重心偏向农牧业而非海洋渔业，因此在渔业政策取向上与荷兰存在显著差异。

进入17世纪，英国政府对北海渔业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即从相对忽视转为积极经营。其深层动因在于海权意识的觉醒，而这一进程在都铎时期便已发轫。进入大航海时代后，欧洲国家的争斗迅速从陆地向海洋蔓延，进而刺激了近代海军的兴起与军备竞赛的全面铺开。为应对这场前所未有的海上竞逐，英国自亨利八世时代便开始着力建设常备海军，以捍卫本土安全与利益。而海军的组建离不开海员、船只和资金等基础资源。在时人看来，渔业繁荣恰可促进此类资源累积，因而成为一项关乎国运的战略产业。一方面，渔业被视为熟练海员的“摇篮”。海员是海军运转的基础性人力资源，培育一名成熟海员需要漫长的周期，而渔业则可提供天然的训练场。正因如此，1570年英国海军发展呈现颓势之际，便有人主张大力发展渔业来增加海员储备，夯实海军的人力基础。另一方面，渔业也被看作增进国家航运实力的有效途径。在近代早期英国，航运既是海外贸易的载体，更是海军的预备役，而渔业兴盛可直接带动航运业发展。正因如此，1563年国务大臣威廉·塞西尔（William Cecil）向英王伊丽莎白一世提议，将每周三设立为“食鱼日”，以期通过刺激渔业消费来推动航运扩张。由此可见，英国政府对渔业的重视主要由战略利益驱动，有别于以经济利益为主导的荷兰模式。

然而，都铎王朝的渔业政策仅限于“食鱼日”这类消费政策，英国真正对荷兰在北海的渔业垄断发起挑战，则要迟至斯图亚特王朝时期。事实上，早在16世纪，诸如约翰·迪伊（John Dee）、罗伯特·希区柯克（Robert Hitchcock）等有识之士便已指出荷兰渔民对英国海域的“侵犯”，并鼓吹同荷兰开展渔权竞争。然而，他们的建议未被采纳，甚至有悖官方的政策基调。究其原因，在于尼德兰革命爆发后，英国为遏制西班牙在低地地区的扩张，采取了团结荷兰的策略。在此背景下，英国政府不仅无意限制荷兰在北海的捕鱼活动，反而乐见荷兰借助北海渔业维系其国力，从而在欧洲大陆有效制衡西班牙。直至17世纪之后，随着英荷关系由合作转向竞争，英国的北海渔业政策方才迎来转变契机。

英国北海渔业政策的转变，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股力量共同作用的产物。1603年的王朝更迭成为政策升级的直接催化剂。一方面，詹姆斯一世即位后对外交政策的调整深刻影响了英荷关系走向。新王登基不久，便积极与西班牙和解，两国于1604年缔结的《伦敦条约》，正式结束了长期的军事对峙。随着英西关系缓和，英国与荷兰原有的合作基础被显著削弱，战略竞争逐渐取代合作成为双边关系的基调，这直接导致了两国北海渔业矛盾的激化。另一方面，詹姆斯一世也将苏格兰渔业治理传统引入了英国。在苏格兰，渔业因其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而受到严格管理：当局将距海岸14—28海里的区域划为“保护水域”，禁止外国渔船进入捕捞；同时，政府向本国渔民征收渔业税，这构成了苏格兰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当新君主以苏格兰式的管理逻辑审视北海渔业时，都铎时代那种相对宽松的渔业政策便显得格格不入。更何况，此时的英国政府正深陷财政困境，继续默许荷兰渔民自由捕鱼，无疑坐失了一项潜在的收入来源。与此同时，自下而上的政策革新诉求也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17世纪初，英国各界积极鼓吹英荷北海渔业竞争，并为此出谋划策。海军将领威廉·蒙森（William Monson）指出，荷兰通过发展在英国海岸的渔业来推动航运的增长，而这是以英国航运业的衰败为代价的，要求采取措施加以应对。企划家尼古拉斯·哈尔斯（Nicholas Halse）向国王进言，应当针对荷兰人的捕鱼活动征税，或将渔业贸易转移到英国人的手中。伦敦商人也提议向王国海域中的所有外国渔民征收什一税。总的来看，相关提议集中于两方面：一是同荷兰展开渔业产业竞争，二是干扰荷兰渔民在北海的作业。由此可见，至17世纪初，英国精英阶层在对荷渔业竞争问题上已经达成共识，从而使北海渔业政策的转变具备了坚实基础。

不仅如此，英国的重商主义者大量搜集荷兰北海渔业的信息，并尖锐批评国内对渔业发展的漠视。他们据此撰写并出版了众多小册子，在公共领域激起了对荷兰的普遍不满。首先，他们揭露了荷兰人在鲱鱼捕捞中建立的优势。约翰·凯默（John Keymor）指出，荷兰的“鲱鱼巴士”多达2 000艘，其吨位包括60吨、100吨和200吨等不同规格。约翰·博勒斯（John Borough）称：“荷兰的鲱鱼巴士庞大且坚固，能够经受恶劣天气的干扰，然而我们的平底船、帆船与渔船由于体积小、船体薄，很容易被波涛汹涌的大海吞没。”托拜厄斯·杰特曼（Tobias Gentleman）详细描述了每年夏季荷兰渔民在英国沿海捕捞鲱鱼的流程。其次，他们严厉控诉荷兰通过渔业贸易攫取巨大利益。凯默注意到，荷兰人利用在英国近海捕捞的鲱鱼开展国际贸易，它们被销往希腊、亚历山大里亚、威尼斯、里窝恩，这些地区遍布地中海，甚至远销到巴西。杰特曼更是谴责荷兰人将英国水域中捕捞到的鲱鱼出售给英国人，从而造成了英国贵金属的外流。他获悉从上一个圣诞节到他的著作出版之际，伦敦已向荷兰人支付了1.2万英镑用于购买鱼获。托马斯·孟（Thomas Mun）嘲讽道：“联合省（我们知道）是像一只披着借来的美丽羽毛的漂亮的鸟一样；倘使每一只鸟都要索回它的羽毛，那么这只鸟就要一丝不挂了。”最后，他们还对北海渔业落入荷兰之手感到痛心疾首。托马斯·孟便指责英国人因忽视北海渔业而将其拱手让人，他指出：“我们所享有的这种富裕生活，竟使我们成为沾染恶习和漫无节制的国民，不但将我们自己的资财都浪费掉，而且对于许多其他财富，也不加爱惜、毫不在意，以致受到可耻的损失，在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国王领海上的渔业就是这样。”

基于上述背景，英国政府决定从地缘政治层面向荷兰北海渔业施压。如前所述，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荷兰在北海鲱鱼捕捞业中已经牢固确立成本优势，足以将其他国家的竞争者排斥在鲱鱼商品的国际市场之外。因此，除了采取经济手段推动本国渔业的发展，英国政府积极利用毗邻北海渔场的地缘优势，打压荷兰的北海渔业活动，如建立捕鱼许可证制度。为了彰显新政策的合法性与正义性，斯图亚特王朝扭转了都铎王朝所奉行的“海洋自由”主张，强调英国对周边海域拥有“海洋主权”，北海海域被包含在英国的主权水域之内。为此，英国王室还授意约翰·塞尔登（John Selden）出版他为论证英王享有周边海域主权而创作的《海洋闭锁论》。他在此书中旗帜鲜明地反对格劳秀斯（Grotius）的渔业自由主张，强调海洋资源的有限性不容许渔民在未经海域所有者同意的情况下随意捕鱼。由此，两国围绕着北海渔权的争夺揭开了帷幕。

在英吉利共和国成立之后，英国恢复了对北海渔权的关注。如在1649年2月，舰队将军罗伯特·布莱克（Robert Blake）等人收到指令，要求其保护北海渔场。在公共舆论领域，博勒斯的《不列颠海的主权》于1651年公开出版，该书是为伸张“海洋主权”所著，作者用大量篇幅讨论了荷兰对北海渔业的侵占，并将之称作“羞耻”。该书成稿于17世纪30年代，此时出版显然是为争夺北海渔业造势。在此背景下，英荷两国就渔业问题进行了谈判，然而英国的渔权主张继续遭到荷兰抵制。1651年上半年，两国于海牙举办联盟谈判，荷兰人提出其在北海的渔业自由应得到保障，而这一违反“海洋主权”的要求无法为英国接受，英国特使奥利弗·圣约翰（Oliver St. John）败兴而归。随后不久，英国颁布针对荷兰的《航海条例》，其中多项内容涉及渔业贸易问题。这引起荷兰的不安。次年，荷兰遣使伦敦，进一步就北海渔业问题进行磋商。但是，5月爆发的第一次英荷战争将之打断。当时布莱克与荷兰海军主将马顿·特龙普（Maarten Tromp）在英吉利海峡因主权争执相互炮击而触发战争，英国的北海渔业政策随之转向强硬。

第一次英荷战争爆发后，英国将荷兰“大渔业”作为进攻目标。英国拥有实施这一计划的地缘优势，正如托马斯·孟所言，“英国在海上的力量是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将这种捕鱼工作打乱和完全破坏的”。英国在战争中的目的是削弱荷兰渔业实力，同时通过打击渔业迫使荷兰屈服，其手段有三。其一，是扣押在英国港口内的荷兰渔船。在战争爆发次日，政府便命令英格兰、威尔士与苏格兰各港口扣押停泊在港口内属于荷兰的所有船只，其中自然包括荷兰的渔船。其二，是击沉、驱赶和俘虏海上的荷兰渔船及护航军舰。战争爆发时恰逢北海鲱鱼渔汛，国务委员会指示布莱克，“中断和扰乱苏格兰与英格兰海岸及周边海域的荷兰渔业，并扣押他们的‘鲱鱼巴士’及其他随行船只”。作为应对，荷兰联省议会加强了对荷兰鲱鱼船队的护航。因此，英国采取了先军舰后渔船的打击策略，如布莱克便指挥威廉·佩恩（William Penn）首先进攻荷兰护航军舰，直到英国战船的安全有所保障后再去处置“鲱鱼巴士”。其三，是对荷兰海岸实施封锁。在1653年下半年，随着英国在战争中占据上风，英国军舰开始定期对荷兰海岸实施封锁，荷兰渔船尤其成为封锁的重点对象。由于渔业是荷兰的支柱性产业，禁止渔船出海作业将对荷兰当局造成巨大的经济社会压力。在指挥海军之外，英吉利共和国政府还鼓励私掠者对荷兰渔船进行劫掠。

英国对荷兰渔业的打击收到了显著成效。英国海军的持续骚扰打乱了荷兰北海渔业，并且不断有荷兰船只被英国俘虏。据阿姆斯特丹市长估计，战时荷兰商船及渔船损失数量在1 200艘左右。到了战争中后期，英国对荷兰海岸的封锁更是导致鲱鱼产业的停摆。在1653年中期，随着英国建立制海权，荷兰人对渔业前景陷入悲观。海牙的一名荷兰人写道，英国人“现在掌握了制海权，他们（毫无疑问）将阻挠所有荷兰船只及渔船出入国门，使其面临巨大风险”。随着封锁政策的全面展开，鲱鱼船出海受阻，鲱鱼产业停摆，荷兰内部出现骚乱。6月16日，国务大臣约翰·瑟罗（John Thurloe）得到来自荷兰的情报，其显示英国舰队对荷兰鲱鱼业的阻碍使那些以此谋生的平民感到不满，导致恩丘森（Enchuysen）发生骚乱，一名海军官员的房屋被洗劫一空。由于荷兰近海的鲱鱼捕捞亦陷入停摆，他们不得不食用腌制鲱鱼而非新鲜鲱鱼。在此背景下，荷兰地方对中央的离心力大大加强。早在1653年2月，荷兰一个贫困小岛阿梅兰的代表团出现在伦敦，要求残缺议会将之视为中立地区，并强调其在八十年战争中一直保持中立。该岛的居民以渔业为生，他们不愿战争影响其生计，寄希望于英国对其渔业活动网开一面。可以说，英国的政策不仅削弱了荷兰渔业实力，更推动了荷兰的屈服和妥协。

对比渔业管制模式，第一次英荷战争中的战争破坏模式对荷兰鲱渔业的打击显而易见，地缘政治在其中同样发挥了关键作用。其作用不仅体现为英国拥有破坏荷兰渔船的地理优势，还在于17世纪50年代英荷地缘博弈的影响因素出现了若干有利于英国的变化。

首先，17世纪50年代初欧洲的地缘政治局势有利于英国对荷兰开战。17世纪30年代，英国迫于三十年战争背景下的欧陆局势而放弃同荷兰竞争北海渔权；随着三十年战争的结束和王权统治的终结，王朝与陆权的复合牵制因素不复存在，有利于英国当局专注于渔权问题。当然，新生政权因其反王权性质而遭到欧陆君主国家的敌视，包括俄国、丹麦、法国等。其中，法国对英吉利共和国最为不悦，法国王室同英国王室具有联姻关系，其相当同情英国王室的境遇，并且两国领土相近，从而构成英国最大的威胁。英吉利共和国成立后，法国便向其发动私掠战，给其海外贸易造成了损失。然而，法国无法分出更多精力用于压制英吉利共和国。一方面，1635年开始的西法战争仍在持续；另一方面，1648年法国国内爆发了投石党运动，亟须集中资源进行镇压。上述两股反法势力分散了法国的精力，并且当时英吉利共和国同反法势力的友好关系，也令法国不得不有所忌惮。欧陆国家之间的相互掣肘同样使它们难以插手英荷矛盾，仅丹麦在第一次英荷战争期间通过对英国商船关闭松德海峡，阻碍英国从波罗的海国家获取海军物资来支持荷兰。与此同时，不列颠群岛内部整合为英国聚焦对荷渔业事务创造了有利的内部条件。查理一世时代，应对苏格兰、爱尔兰叛乱的需求使英国的政策重心彻底从海上转移，北海渔业问题随之长久搁置。英吉利共和国时期，尽管苏格兰、爱尔兰问题仍未解决，但是新政权在克伦威尔领导下具备强力平定乱局的能力与意志。最终，两者在第一次英荷战争前夕相继屈服，难以影响英国对荷作战。而鲁伯特亲王（Prince Rupert）领导的保王党舰队，在布莱克的追击下溃不成军，亦无法施加重大影响。可见，1652年英荷开战时的地缘局势对英国相当有利，故其能够顺利打击荷兰渔业。

其次，英吉利共和国统治集团中主张竞胜荷兰的势力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查理一世时期的英荷渔业较量中，王朝利益的优先级是当局软化对荷态度的关键。在英吉利共和国成立之后，旧的王朝关系被扫清，同时一个对荷兰持强硬态度的团体在政治上取得优势地位，深刻影响了英吉利共和国的对荷政策。他们的核心是一群被称作“新商人”的统治精英，这些人因在内战中为议会党提供金融与管理服务而取得政治地位，英吉利共和国建立后他们与残缺议会中的“帝国主义共和派”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从而联手塑造了英国政府的反荷政策。对于“帝国主义共和派”而言，他们需要借助有效的商业政策服务于英吉利共和国实力的壮大，以确保新政权的安全，并验证共和制度的优越性与合法性；而出身于商业领域的“新商人”群体拥有广泛的海外商业利益，他们力图借助在新政权中的优势地位来维持和增进自身利益，而这些利益有助于英吉利共和国力量的发展壮大，因此得以同“帝国主义共和派”建立合作关系。他们之所以将荷兰作为竞争与打压对象，是由于荷兰的海外扩张与其政策目标形成尖锐矛盾。内战期间，英国的航运业份额便遭到荷兰侵蚀，如在1648年圣诞节，弗吉尼亚殖民地就停泊着12艘荷兰船，伦敦的商船则只有10艘。1648年之后，荷兰从长达八十年的独立战争中抽身，得以集中精力发展海外贸易，更是对英国海外利益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因此，如何处理同荷兰的关系，成为新政权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时人通常将渔业视作荷兰优势的来源，故北海渔业问题成为重点讨论对象。起初，英国试图以和平方式解决矛盾，即两个国家合并，荷兰商业由英国管控，但是这一选项因1651年联合谈判的失败而被排除。基于这一背景，“新商人”推动了《航海条例》的出台。由此，两国矛盾升级，从而加速了第一次英荷战争的爆发。在新时期的博弈中，商业利益是新政权的根基所在，在对外政策的考量中具有最高优先级，故此时英国对荷渔业打击具有坚实基础。相形之下，流亡于海外的英国王室为获得荷兰援助，以实现复辟，曾在1653年提出向荷兰割让作为鲱鱼产业关键要隘的苏格兰奥克尼群岛作为交换条件。英国流亡政府在北海渔业问题上的妥协性，更映衬出新统治集团打击荷兰北海渔业的坚定立场。

再次，英吉利共和国建立了一支具有战略打击能力的强大海军。17世纪中期海军大规模扩张，是英国在渔权问题上同荷兰正面碰撞的底气所在。内战爆发后，海军全面倒向议会党，后者的财政控制权确保了海军资金的稳定供应，为其发展壮大创造了条件。英吉利共和国建立后，陆地上战事逐渐平息，而来自海上的威胁日益严峻。为了提升海防安全，当局将军事建设重心从陆军转向海军，加大对后者的资源投入。由此，舰队规模迅速扩大，1649—1651年便有41艘新舰被添加到舰队名单之中，总规模达200艘以上，且1652年邓杰尼斯海战后海军不再雇佣武装商船，舰队精度显著提升；预计需要的水手人数相应大增，从1653年夏季的1.6万人上升至1654年夏季的3万人，其薪资待遇也获改善，士气备受鼓舞。为确保舰队忠诚，英吉利共和国政府对海军实施改革，在海军军官中安插激进分子，任命陆军军官罗伯特·布莱克、爱德华·波帕姆（Edward Popham）、理查德·迪恩（Richard Dean）3人为舰队将军，共同执掌海军。海军制度建设加快，如1653年通过颁布《战争条例》（Articles of War）加强海军纪律，同时制定《航行中舰队良好队形教范》和《战斗中舰队良好队形教范》来规范战船的作战方式。在英吉利共和国初期清剿王党海上残余势力的过程中，新海军快速积累近海与远洋实战经验，很快成长为一支战略武装。相比而言，荷兰的海军发展步入平台期。在1647年荷兰与西班牙的海上冲突结束后，荷兰随之减少海军开支，海军的建设陷入停滞。1648年特龙普曾提出一项和平时期军舰建设计划，但因海军内部意见分歧而落空，此后数年内荷兰都未造新舰。在时人看来，一旦发生战斗可以很快通过雇佣商船来扩大海军，而这一海军组织模式在英国正被淘汰。由此，两国海军实力的此消彼长也为英国打击荷兰渔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上述案例表明，以海军力量扰乱渔业秩序，是削弱荷兰北海渔业实力的有效手段。也正是在战争干扰之下，荷兰北海渔业的“黄金时代”最终于18世纪落幕。从渔业管制到战争打击的升级，是多方面条件变化所共同促成的。这一变化的关键就在于英国王室垮台之后，政府由新的利益集团把持。在此背景下，北海渔业政策中所指向的国家利益开始摆脱王朝利益的牵绊，对英国的对外战略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