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文明x农业文明
了解中国的历史就会发现，北方的游牧民族不断地向南方的农业文明社会冲击，以“中心”视角的历代主政者制定了不同的策略予以应对。同样史料中的北方的游牧民族往往有着凶狠残暴，烧杀掳掠固定印象。我们所接触的史料都是从中心看边缘，指点江山，东夷西戎，北狄南蛮。过往的历史研究少了边缘看中心的视角。大历史是由这两种文明在不停的交互中互相促进，而不是厚此薄彼的单一视角。
第一，气候地理的客观因素
历史的研究要最大程度还原历史所处的真相。往往我们忽略了气候地理带来的社会影响，而不是上来就大谈特谈政治，经济，英雄时代人物等。之前看《大明王朝1566》，总是觉得嘉靖皇帝为了一己之欲，国库空虚，依然大兴土木，整个朝野都是“再苦一苦百姓”的无奈。当我们实际了解到嘉靖时期气候记录，发现15-17世纪嘉靖王朝恰好处于地球的“小冰期”时代，中国正在遭遇极端低温和大雪灾害，整个农业生产受到了极大的影响。粮食产量锐减，气候异变，社会动荡。大明王朝为了应对这一危机，后来才定制了“改稻为桑”的国策。大明王朝在全球的气候危机下，挣扎求存，气候环境则是此剧的政治，经济，社会矛盾的钥匙。纵观整个中国的历史，北方游牧民族入侵南下，直接原因是获取物资和粮食困难，游牧民族会通过战争的方式来获取生存资源进行“打猎”。在西汉时期，如今陕西榆林靖边赫连勃勃创建的统万城，那时候的都城是水草丰茂，风吹草地见牛羊。现在则是荒凉大漠，气候地理改变了最基本的生存资源。第二，游牧文明是一种寄生模式
游牧方式本身就是人类为了适应特殊的环境而产生的一种经济社会形态，具备两个特点，一个是“移动”，依赖草食动物而生，逐草生活。第二个是对马的使用，在冷兵器时代，骑射战术是最高级别的军事力量，兼具机动性和攻击性。秦统一后，蒙恬率军夺回“河南地”，构建了北边塞防，匈奴受到重创，恰恰是危机最深的匈奴，在不久之后草原上建立了第一个游牧帝国，与汉王朝周旋。在面对强大的汉朝，冒顿单于对匈奴的游牧部落联盟制度进行了根本性的升级变更迭代。他不再是部落联盟的首领而是帝国的国家最高统治者。建立了“二十四长制”适应帝国的运转和对抗汉帝国。秦帝国的打压，使得匈奴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汉承秦制，北方的防御体系建立，匈奴获取农业物资的能力骤减，贸易交换又难以维系稳定。为了对抗强大的中原农业帝国，匈奴人进化了政治组织结构。平城之战是导火索，白登之围则是平起平坐。第三，回波作用
中原的农耕国家与北方的游牧民族之间，如同水面的波纹，由中心向边缘扩散，同时边缘的回波又会传递到中心，完成历史的互动。基于这个理论，中国的历史则会以东汉为界限分为两次转变。第一次矢量转变是由中心到边缘的路径。中心农业文明犹如投石湖中，产生水波，由近及远，由中心到四方，在这个过程中促进了北方“野蛮民族”的觉醒，出现了强大的力量形成了反方向的势力。第二次矢量转变是边缘到中心。汉武帝的扩张将匈奴，羌，氐等部族纳入帝国版图，当帝国建立完成时就意味着边缘民族冲突在蠢蠢欲动，民族冲突必定会复杂化和更加剧烈。这种力量的“副作用”在东汉时期开始反噬，羌人动乱直接导致了东汉的衰败，最终演变为西晋时期的“五胡乱华”，汉人政权逃徙南方。同时河西的豪强势力乘势崛起，在后面的历史时期也将作为“回波”不断地增加“副作用”。国内有两个地方的美食最能够体现游牧和农耕的文化交融，一个是陕西的榆林，一个是内蒙古的赤峰。当历史退却，留下给我们的只是回味。美食文化更慰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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