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文推介 | 农业文化遗产传播的三维建构及其共享发展的实践路径
内容提要
在乡村振兴战略与媒介生态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农业文化遗产逐步由静态保护对象转向可传播、可共享的文化资源。从传播学视角出发，将农业文化遗产界定为可再编码、可协同、可共享的传播型资源，强调传播机制在推动其价值转化中的中枢作用。基于共享发展理念，构建了由经济传播、生态传播与文化传播构成的三维传播机制，并通过案例分析揭示三类机制在媒介结构中的协同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辨析现实传播实践中内容表层化、机制碎片化、认知断裂化与平台失衡化等典型困境，提出内容共创、机制共建、社群动员与平台共享的优化路径。研究认为，农业文化遗产传播的核心价值不在于形式再现，而在于通过传播实现认知共建与社会共识，其本质是一个动态生成的文化共享过程。作者单位
王晨仰，西安工程大学新媒体艺术学院；谷炎清，西安工程大学新媒体艺术学院；杨雯，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
农业文化遗产是中华农耕文明长期演进形成的智慧结晶，凝聚了独特的生态理念、农业技术与地方性知识系统。农业文化遗产不仅是传统农业生产的历史载体，也是文化认同、价值观念与集体记忆的重要承载者。在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进的背景下，农业文化遗产逐步由静态保护对象转向可激活、可叙述、可传播的复合型资源，成为推动现代乡村文化体系建设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动力。从价值属性看，农业文化遗产所蕴含的经济、生态与文化价值与乡村振兴中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等目标高度契合，但现实传播实践中仍存在路径割裂、机制失衡与认知断裂等问题，使其综合潜能未能有效发挥。同时，公众认知中的日常化经验与现代农业系统之间亦存在阐释与传播的断层，导致其在社会层面的文化意义与产业转化能力未能充分展现。在此背景下，传播不再只是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展示手段，而是贯穿保护、认知与利用全过程的关键环节。通过将保护理念、农耕知识和地方经验转译为可感知、可参与、可共享的话语与符号，传播一方面提升社会对农业文化的认知敏感度与价值认同，夯实遗产保护的公众基础;另一方面依托品牌塑造、情境体验和知识可视化等方式，推动文化要素向农产品品牌、文旅业态与教育资源等领域延伸，转化为产业动能与市场价值。同时，传播还为农业生产方式的数字化、绿色化、品牌化提供价值叙事与社会支撑，成为农业文化遗产长效保护、合理利用与现代农业发展之间的重要支点。媒介技术快速演进、平台结构深度嵌入的当下，农业文化遗产传播不再仅是信息传递，而是一个涉及认知建构、情感动员与行动协同的社会过程，也能实现多重价值的协同释放，这将成为农业文化遗产参与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而共享发展理念强调成果共建共享，其内涵与农业文化遗产传播所追求的多主体参与和价值普惠高度一致。基于此，本文从传播学视角出发，将农业文化遗产界定为一种可再编码、可协同、可共享的传播型资源系统，构建经济、生态与文化三维传播机制，并在共享发展理念指引下探索优化路径，以回应农业文化遗产在乡村振兴进程中所承载的文化传承、资源利用与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的目标。农业文化遗产不仅是农业生产系统的历史沉淀，更是一种集生态智慧、仪式体系与文化符号于一体的多维资源，其本质具有强烈的传播属性。在媒介融合与数字转型的社会语境中，文化遗产的社会功能不再局限于保护对象或文化符号，而转向为可编码、可识别、可协同的传播型资源，其价值实现过程也由保存、展示的传播形式转向叙事、共创、共享的传播链条。从传播学角度看，农业文化遗产可被视为一种符号系统、媒介资源、公众语境三位一体的结构单元。这一资源在传播过程中经历从内容激活、媒介转译、认知生成到文化再现、叙事重构、意义共享的转换路径，实现其经济、生态与文化价值的系统释放。农业文化遗产中蕴含的生态循环、技术传统与仪式体系，构成了天然的叙事资源，具备高度的符号表达潜力。在传播语境中，资源能否转化为品牌，关键在于其是否具备可视性、可识别性与可讲述性。传播的过程实则是对农业文化内容的再符号化过程，即通过视觉再造、叙事重构与媒介再嵌入，实现资源、符号、品牌、市场的链条跃迁。例如，云南红河哈尼梯田围绕“稻鱼鸭共生系统”展开的品牌塑造，便是将农业生态智慧转化为可传播文化标识的典型案例。通过民族建筑蘑菇房、梯田景观视觉化、农副产品包装设计以及短视频平台的叙事构建，该地区形成了完整的IP形象系统，扩大了公众接触面，并在认知层面构建了对哈尼梯田这一文化符号的联想群。这一符号系统通过品牌传播被持续放大，其价值实现也逐步从地方性资源转向社会性认知。这一传播转化过程，可用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型来理解，即遗产管理者将在地文化经验进行文化编码，经由媒介转译后进入受众解码环节，最终通过消费者对农产品、旅游体验、文化故事的消费行为，实现经济共享与文化激活的协同增长。农业文化遗产天然具备景观、体验、互动的传播属性，是农旅融合最具潜力的内容来源之一。在传播机制中，其价值释放高度依赖于可视化表现力、叙事情境化与媒介互动性的提升。尤其在当前短视频和旅游体验结合成为传播主流形态的背景下，农业文化遗产正逐步转型为媒介驱动的旅游传播载体。以陕西汉阴凤堰梯田为例，当地通过整合景观资源与传播平台，将田间劳作、自流灌溉、水田轮作等传统场景，借助视觉呈现与情境叙事转化为可打卡、可体验、可参与的旅游内容。同时，公众号、抖音短视频、游客自传播等多渠道扩散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农业文化景观的公众认知频率。在传播学的术语体系中，这种以场景激发体验、以互动增强参与的路径，可理解为“媒介可达性”的提升，即农业文化通过视觉媒介与数字交互进入公众生活，在认知层面打破城乡经验隔离，在情感层面增强场景共鸣，实现传播、体验、消费的闭环。农业文化遗产不仅构成了农业生产的知识谱系，也承载着乡村社会的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是构建地方身份与激活社会情感的关键资源。在传播学视域中，文化认同的形成并非自发，而是通过持续的传播实践、仪式参与和话语协商完成的，农业文化遗产正是以其高度仪式化、地方化与情感化的特性，构建起地方居民与社会公众的文化共鸣机制。以浙江青田的“稻鱼共生系统”为例，其中衍生出的“鱼灯舞”“稻鱼宴”以及“开耕节”等节庆仪式，早已超越农业技术范畴，成为地方文化自我叙述的方式。这些文化活动在直播、纪录片、社交平台等媒介中的再表达，使农业文化不再是封闭式的地方经验，而成为公众化的文化内容。这一过程中，传播不只是展示遗产，更是共建认同，促使农业文化由地方性实践转化为社会性共识。文化认同理论指出，认同是一种流动的、建构性的过程。农业文化遗产正是在不断地传播、参与、反馈过程中完成认同建构。值得注意的是，伴随数字媒介的下沉式扩展，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外来游客、海外华人通过传播行为参与到地方文化认同建构中，使农业文化遗产实现了多元主体共同生成的认同扩展。农业文化遗产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文化资源，虽具备经济、生态与文化多重价值，但在现有传播实践中仍存在结构性瓶颈。从传播机制视角看，其问题并非单一偶发的，而是在内容呈现、组织协同、认知互动与平台支撑等多个层面叠加造成的，使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转换路径不够稳定、连续与普惠。当前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播内容普遍呈现出快节奏、轻语义、强视觉的特点，内容生产往往停留在表层图像展示与情景再现阶段，缺乏对其背后生态逻辑、信仰体系与社会意义的系统解读。尤其是在短视频、直播等流量导向平台上，内容更趋向景观化、猎奇化与娱乐化，导致文化信息虽被看见，却难以被理解。受众的观看行为并未真正转化为文化理解与情感共鸣，农业文化遗产因此在语义层面被不断简化甚至异化。内容的表层化本质上反映的是内容供给端缺乏深描式阐释的知识转译能力。一方面，传播主体多以地方宣传机构或旅游从业者为主，缺乏系统的文化研究支撑与媒介化表达训练;另一方面，内容创作者受限于平台算法对吸睛性的偏好，倾向选择简易叙事与单一符号进行速食式传播，使得农业文化遗产失去了深度文化的生成场域。这些主体虽能制作传播内容，却普遍欠缺对农业文化系统性解读、跨媒介叙事构建和分众内容策划的能力，导致传播内容常陷于形式好看、语义空泛、文化脱钩的困境，这种内容逻辑的薄化趋势，直接削弱了其作为文化教育资源、身份认同媒介的功能基础。农业文化遗产传播的组织机制呈现出明显的碎片化特征，表现为传播主体之间职责重叠、资源分散、平台缺乏整合，难以形成统一的战略布局和持续的传播合力。一方面，不同部门各自为政，缺乏统一内容统筹机制与协作分工体系，导致传播内容重复建设、叙事风格不统一、传播节奏不协调，影响整体传播效果的延续性与连贯性，另一方面，在传播系统的垂直协同方面也存在明显断层，国家层面政策倡导与战略推动虽具有顶层设计优势，但省、市、县、村层面缺乏传播执行的有效传导机制。此外，农业文化遗产传播还普遍存在平台割裂问题，即各传播渠道之间缺乏信息互通与资源共用机制。微信公众号、抖音号、短视频号、小程序等平台各自独立运营，受众触达点分散，内容无法互补、传播渠道不能聚合，缺乏统一标签系统和跨平台认知联动。传播主体虽然多，但实际形成的传播生态却是孤岛式运行，难以构成稳定有效的“信息流+认知链+参与网”的整合系统。机制碎片化的根本成因在于传播系统缺乏中长期联动架构与跨平台治理能力，一些地方虽然制定了文化遗产传播专项政策，但多以项目制为运作逻辑，缺乏制度层面的常态机制设计。此外，线上传播平台之间亦存在账号割裂、数据封闭等现象，不利于受众认知的持续深化与内容生态的资源整合。机制的不连续与多头分散，不仅降低了传播的效率，也削弱了农业文化遗产在公众心中的整体认知印象。农业文化遗产传播的效果最终取决于公众的认知接受与参与程度。然而，目前在传播过程中显现的认知断裂与互动失联，导致农业文化难以实现社会层面的普遍共享。在原住居民层面，很多人虽身处文化遗产之中，却由于长期文化日用而不觉，缺乏对自身文化资源的系统认知与表达能力;而城市受众特别是青年群体多以旁观者视角猎奇消费农业文化，难以建立持续性的文化关联与情感归属。造成认知断裂的关键在于传播过程仍以内容输出到受众接受的单向逻辑为主，缺乏共建机制与互动空间。一方面，公众在传播活动中主要是接受者而非参与者，另一方面，受众层次分布不均，内容无法有效触达青年社群、非农业群体或海外用户，导致农业文化认同未形成多层协同链。认知链条的脱节不仅限制了文化传播的深度，还使得农业文化遗产在社会层面难以完成从资源显性到身份认同的跃迁。农业文化遗产传播在平台结构上呈现明显的“中心-边缘”不均结构，形成了以“东部发达地区+头部平台+大型项目”为核心的传播集中区与“中西部地区+小微项目+地方节点”为核心的传播集中区之间的落差。具有政策资源、技术基础和传播人才集聚优势的东部地区，能够有效整合媒介力量，构建多平台联动、内容生产专业、传播节奏良性的传播闭环，并成功打造一批如哈尼梯田、青田稻鱼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农业文化IP。中西部地区尤其是中西部的边远乡村由于缺乏基础设施建设、人才队伍支持和运营策略培训，往往难以进入主流传播通道，导致大量具备历史与文化价值的农业文化遗产长期处于沉没状态或零散传播状态，未能形成稳定的社会关注度与传播能量。例如，甘肃临潭香包文化、四川稻鱼鸭共养系统等虽具文化积淀，但因没有接入专业平台团队和自身缺乏传播设计能力，至今在数字空间中缺乏存在感。与此同时，当前头部平台算法机制中以流量优先、关注倾斜为核心逻辑，偏好易传播、高互动、强情绪内容，对地方性、慢节奏、低热点的农业文化传播内容并不友好，这进一步加剧了少数项目多曝光、多数项目难出圈的结构性不平衡，使平台空间的开放性与文化共享性受到制约。在这种结构下，即便一些地方拥有丰富的农业文化资源，也难以获得传播的起点权与持续权，导致数字鸿沟派生文化传播鸿沟，严重影响农业文化遗产共享发展战略的可行性与公平性。三、传播路径建构：农业文化遗产助力乡村振兴的三维机制前文分析显示，农业文化遗产传播面临内容浅层、协同不足、认知断裂与平台失衡等结构性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稳定高效的传播机制作为支撑。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三维机制”的建构思路。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实现是一种社会传播型转化过程，其从资源形态走向公共认知、文化认同与共享发展，必须依赖系统性的传播机制支撑。传播是连接遗产整体性保护、资源有效利用与现代农业体系建设的重要中介，使价值转化能够在保护、利用、发展之间形成良性循环。不同于传统的信息传播模式，现代传播更强调内容的生产机制、媒介的技术嵌入与公众的参与协同，因此有必要在传播学的分析框架下，整合经济传播、生态传播与文化传播形成三维并进、互为支撑的整体机制，进而重构农业文化遗产与乡村振兴之间的互动逻辑。农业文化遗产作为传统农业与文化经验的复合体，具有高度的图像性与叙事性，是天然的品牌化传播资源。在传播学视角下，其经济价值释放的关键在于内容符号化，即将原本以经验和物质形态存在的文化要素转化为具有可识别性、可叙述性与可消费性的传播内容，并通过品牌策略与媒介系统扩大其社会触达力。从传播流程看，这一机制大致包括三步：文化编码、媒介转译、品牌识别。以红河哈尼梯田为例，当地政府与设计机构协作，将梯田形态作为核心视觉符号进行风格化重构，通过IP设计、农产品品牌包装、节庆标识系统构建，完成从文化图腾向品牌识别的转译。梯田所蕴含的“天人共生”理念、“世代耕作”叙事也被系统嵌入产品故事与传播话术之中，实现品牌的文化驱动。这一经济传播路径并非封闭过程，而是通过公众参与实现认知协同与收益共享的传播循环。例如，哈尼族原住民被纳入品牌共建过程中，担任形象代言人、民俗讲解员、直播参与者等角色，使传播不再只是代言，而是共建，加之收入分配机制逐步体现出共享导向，由此形成资源拥有、文化表达、传播参与、收益共享的内生循环。农业文化遗产中蕴含着大量隐性的生态智慧和土地利用知识，这些知识通常以经验性、操作性与地方性为特征，难以直接进入现代媒介传播语境。在生态传播维度中，其传播目标不仅是呈现环境，而且是实现对这些生态知识的可理解化、可视化与再建构，从而提升公众对传统生态系统的认知能力与参与意愿。这类传播路径的核心在于知识再现机制，即通过多模态媒介将难以感知的生态过程转化为可感、可解的传播内容。例如，凤堰梯田的自流灌溉系统在传播设计中引入数字地形图、三维动画、无人机航拍与情境视频叙事，将其顺势引水、分层蓄水、循环灌溉的复杂机制转化为图像逻辑与故事流程，增强了内容的认知临场感。生态传播并不仅限于科学讲解，更包含文化解释与情感引导。在剑川稻麦复种系统的传播过程中，当地农户常用“麦为土暖、稻为水润”的朴素语言表达气候与农事逻辑，这类语言经过短视频拍摄、口述记录与互动直播等再包装，形成了具象化、亲切化的传播内容，提升了受众的理解力与参与度。传播学的媒介环境理论认为，媒介不仅影响内容传播方式，更重构人对自然的感知方式。农业文化遗产中的生态智慧通过传播机制进入公众视野，实际上实现了从生态经验到生态意识的跃迁，也为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与生态宜居型乡村提供了文化支持路径。农业文化遗产最深层的传播价值体现在文化认同的再建构。传统文化不只是可传播的内容对象，更是社会群体身份与情感的认知支撑。在传播视角中，文化传播的目标并不只是传递符号，更是激发共鸣、形成归属、实现协同。农业文化遗产通过节庆仪式、民俗行为、器物符号与口述记忆等形式，构建了一套稳定的文化叙事机制。在数字媒介条件下，这些叙事被转化为短视频内容、图像叙述与交互节点，进入公众话语系统。例如，青田的“鱼灯舞”不仅作为地方表演艺术出现在节庆现场，也通过B站、抖音等平台转化为青年喜爱的文化短视频，成为跨代、跨地、跨语境的文化共享物。在此过程中，传播机制并不单向，而是鼓励参与性再叙述，即游客可以上传自己参与节庆的视频、学生可以模仿传统仪式进行演绎再创作、华侨可以通过社群参与文化投票或传播推广，这类传播构成了一种认同协商空间，即通过互动生产达成新的认同。传播学中的认同生成模型指出，认同并非固定存在，而是在传播实践中不断协商、再构与建构。农业文化遗产作为一个文化共识的流动平台，其传播机制应致力于构建“我-我们-公共”的关系通道，使个体的文化感受逐步内化为集体记忆，最终转化为社会结构中的共享认同。农业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传播价值并非孤立存在于某一维度之中，而是以多维嵌套、协同互补的方式构成一个动态而复合的传播系统。经济传播、生态传播与文化传播三者在结构上具有相对独立性，在功能上却呈现出显著的交叉融合与逻辑递进关系，构成了农业文化遗产有效助力乡村振兴的内在机制框架。经济传播路径以内容符号化为入口，通过品牌构建、产品叙事与视觉设计等方式，赋予农业文化遗产可市场化、可流通性等属性。其作为外显的传播动力，能够直接转化为收益结构，对农民增收、产业升级及乡村产业体系构建发挥基础作用。然而，品牌的构建本身并不脱离文化内核，其内容支撑往往来源于文化传播所构建的认同符号系统。因此，在经济传播中，文化传播不仅提供价值底盘，更在认知层面赋予品牌以情感黏性和社会意义。生态传播路径主要承担知识转译与认知激活的功能，它通过多模态媒介手段将农业文化遗产中隐含的生态智慧、土地逻辑与生产秩序外化为公众可识别的知识系统，从而为生态教育与环境治理提供传播支持。但生态知识的转化并非技术中立，它需要通过文化的语义框架、符号结构与社会语境而被理解与接受，因此也高度依赖于文化传播所建立的认知语境与情感框架。同时，生态传播所形成的绿色意识也能够进一步反哺经济传播中的可持续性逻辑，增强遗产产品在绿色市场中的竞争力。文化传播路径作为内在的社会意义系统，聚焦认同生成与集体记忆的再建构，是三维路径中最为深层且最具黏性的机制，在其推动下，农业文化遗产被不断嵌入到地方叙事、身份塑造与价值协商中，形成认知共同体与行动网络。这种稳固的文化认同不仅为生态治理提供了文化支撑，也为经济传播提供了认知保障。在实际传播过程中，文化活动常常成为生态教育的媒介节点与产品品牌化的场景空间，体现出文化传播对生态与经济二者的统摄力。当然，三者并非以并列分工的方式展开，而是在具体传播实践中通过媒介机制这一中介纽带实现结构融合与功能互补。媒介机制不仅是内容传输的通道，更是文化结构重组与社会关系再编的技术平台。不同传播维度在媒介中实现路径联动、内容互渗与受众共享，从而构建起一个相互支撑的复合传播生态(表1、图1)。
表1所示的三维传播路径不仅在结构上相对独立，而且在功能上呈现显著的交叉与互补。经济传播通过品牌化与市场化实现文化资源的产业转化，生态传播通过知识再现与感知设计激活公众的环境认知，文化传播则以内在的社会意义系统为核心，推动认同生成与集体记忆的再建构。在三者的互动中，文化传播发挥着统摄性作用，它不仅为经济传播提供价值内核，也为生态传播设定理解语境，生态传播所形成的绿色意识则反过来强化经济传播中的可持续逻辑，经济收益又能提升文化与生态传播的社会影响力。这种循环并非简单并列，而是以媒介机制为中介纽带，实现路径联动、内容互渗与受众共享。媒介机制不仅是信息传输的渠道，更是文化结构重组与社会关系再编的平台。因此，三维机制并不是三条孤立的路径，而是一个由多维嵌套、协同联动构成的复合传播生态，为农业文化遗产价值转化与共享发展提供了系统支撑。前文从经济、生态与文化三重向度梳理了农业文化遗产的三维传播机制，指出价值转化既依赖内容符号化和知识再现，也依赖认同生成与媒介协同，若要让这一机制真正回应现实困境，需要在实践层面找到与之相匹配的行动路径。共享发展理念强调过程的协同参与和结果的普惠共享，这与农业文化遗产传播追求的公共认知、情感连结和收益回流高度契合。基于此，可以将前述三维机制在实践中相应地展开为内容共创、机制共建、社群共识三个着力点，并通过平台共享加以统筹与放大，使理论机制转化为可持续运作的传播实践。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播内容不应仅停留在观赏性呈现或符号再现层面，而应进入深层文化意义的解码与再构建过程。前文所强调的价值转化实际是以内容为起点;如果缺乏稳定的内容供给与持续更新的叙事能力，三维传播机制中的其他环节也难以独立运作。为破解内容表层化的问题，应构建具有知识性、叙事性与参与性的传播内容共创体系，推动内容由输出式向共建式转型，也就是内容构建要从碎片化表征向系统化叙事转变。这就需要围绕农业文化遗产的结构性知识，构建“叙事深描单元库”，为内容创作者提供语义支撑和结构框架，提升内容生成的质量与厚度。以凤堰梯田为例，与其单纯强调景观之美，不如围绕灌溉系统、梯田规制、口述经验等多个维度构建叙事模块，使其更易被公众理解、记忆和讲述。在此基础上，推动多主体协作生成内容尤为关键。鼓励高校师生、文化团队、原住居民、旅游博主等多元群体，以“知识共享+语态融合”的方式参与内容生产。通过采集老年人口述、再现场景复原、传统工具建模等资源，使内容既保留经验知识，又兼具情感厚度和媒介适配度，从而增强公众理解过程中的文化在场感。同时，在平台端设置内容共建入口，让更多普通用户参与到表达中来，使遗产叙事从少数主体的单向生产转变为多元主体的协同生成。在这一过程中，内容共创不仅是破解表层化的技术手段，而且是让价值转化起点回到在地知识与公共参与之中的实践安排。一方面，它为经济层面的品牌塑造和产品开发提供了更加扎实的叙事基础;另一方面，共创收益的回流有助于在社区内部形成可持续的参与动力，使前文所述价值转化逻辑在实践中具备可持续运转的起点。传播机制碎片化的核心问题在于各主体之间缺乏稳定的协调与联动系统，这直接削弱了前文所提出的知识再现与生态认知的传播潜力。要推动机制优化，需要以传播生态的整体运作为目标，构建跨平台、跨层级、跨主体的协同网络，使原本分散的传播行为纳入可持续的制度安排之中。在横向维度上，可通过共建机制将文旅、农业、教育、融媒体等部门与学术机构、平台企业、地方社群组织联结起来，形成从项目策划、内容生成到传播执行、反馈评估的工作链条，通过统一视觉识别、共享内容资源库等方式减少重复投入，保证信息传递的一致性与连贯性。在纵向维度上，则需要理顺不同层级之间的职责与分工。省级部门侧重战略设计与资源统筹，市级部门负责传播人才培养与平台建设，县级部门推进项目落地与资源衔接。通过这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协同结构，可以让农业文化遗产中隐性的生态智慧、土地逻辑和生产秩序，在更大范围内被呈现和理解。同时，借助数字技术整合内容库、用户数据和传播效果分析，实现传播路径的可视化、反馈的实时化与资源分发的精准化，为机制运行提供更为细致的技术支持。机制共建并非对既有组织结构的简单叠加，而是在多主体参与基础上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协作惯例，使前文强调的生态知识再现不再囿于讲给谁听，而是扩展为谁来共同维护、以何种方式长期运转的实践。这样，生态传播不只是一种说明或教育，更成为一种持续的公共行动。文化认同的形成并不是单向灌输的结果，而是在共同参与和反复交流中逐渐累积的结果。前文提出的文化传播维度，强调农业文化遗产在身份认同和集体记忆中的作用，实践层面则需要通过社群的营造与参与方式的设计，使这种作用真正落地。传播机制优化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构建一个高频互动、深度参与、情感联结的认同社群系统。具体而言，通过社区文化节、乡村影像节、青年驻地计划等方式，将农业文化遗产重新嵌入村落生活与社交空间之中，让农事活动、社会交往与传播行为彼此交织，使文化表达不再依赖外来项目，而是在日常生活中持续发生。同时，在线上通过设立主题话题、发起参与挑战、开展联动直播等方式，连接在地居民、返乡青年与外来游客，让不同群体在共同参与中更新对农业文化的理解。这种社群化的传播安排，一方面使个体的情感体验有了可以安放的共同空间，另一方面也为文化记忆提供了被共同记住的场域，文化认同因此不再只是抽象的价值表述，而是在一次次共同参与、共同回忆的实践中被不断确认。前文中关于文化传播维度的讨论，便在具体的社群场景中获得了可观察、可持续的实践形式。平台是当代传播实践的基础设施，其结构公平性与开放程度直接关系到农业文化遗产能否被更多人看到、理解并参与其中。从前文的三维传播机制来看，平台一方面承载着内容流通与形象呈现，另一方面也决定了生态知识与文化叙事能否跨越地域和群体边界，实现更大范围的传播。推动平台资源的结构性下沉，是缓解“中心-边缘”传播不均、缩小数字鸿沟的关键举措。在国家与地方层面，可以通过农业文化传播工程，在欠发达地区建设基础性的数字传播中心、培训中心与展示空间，为内容采集、编辑、发布提供必要条件，提升乡村地区参与平台传播的能力。在主流互联网平台侧，则可通过设立农业文化内容专区、优化相关标签推荐机制、在权重分配中适度向中西部与边远地区项目倾斜，提升这些内容的可见度和生长空间。同时，在算法设计上从单一流量导向转向兼顾用户兴趣与内容多样性，避免少数头部项目长期垄断曝光权。此外，平台、高校与村落之间的协作同样重要，高校可以通过课程或实践项目组织学生深入乡村，参与内容共创与传播策略设计;平台可以开放相应接口和数据反馈工具，帮助创作者理解受众反应并调整内容;村落可以提供在地资源与生活经验，使传播不脱离实际。通过这种三方联动，平台不再只是内容的出口中介，而成为联结内容共创、机制共建与社群共识的中介，使前文所述三维传播机制在更大范围内获得运转空间，为农业文化遗产的共享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农业文化遗产是中华农耕文明绵延数千年的历史结晶，其独特的生态智慧、生活美学与价值体系不仅是传统农业社会的重要象征，更是当代乡村振兴战略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随着媒介环境的深刻变迁与数字技术的持续演进，农业文化遗产的社会功能、传播方式与价值实现路径正在发生结构性重塑，即从过去的静态保护走向动态传播，从地方经验走向社会认知，从个体传承走向公共共享。本文从传播学的视角出发，尝试将农业文化遗产界定为一种可生成、可编码、可协同的传播型资源系统，并在“共享发展”理念的理论框架下，建构农业文化遗产传播路径的三维机制：经济传播维度通过内容符号化与品牌构建，激活文化资产的市场价值;生态传播维度借助知识转译与感知设计，实现环境认知的公共共享;文化传播维度则以认同生成与叙事协商为核心，推动社会情感的共建网络。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现实传播困境，并提出以内容共创、机制共建、社群共识和平台共享为核心的实践路径，力求实现从传播表象到共享结构的转变。传播并非农业文化遗产价值转化的外部手段，而是其内在结构激活的驱动机制。它不仅承担着内容的传递功能，更主导着文化意义的再生产、认知秩序的重构与社会共识的形成。与此同时，农业文化遗产价值实现并非通过单一路径完成，而是通过文化、媒介、认知、共享的多层嵌套机制形成一个传播逻辑闭环。农业文化遗产之所以能成为乡村振兴的文化支点，关键在于其在传播过程中的再表达能力、再动员能力与再分配能力。这一逻辑要求我们不再将文化视为静态的被传播物，而应将其理解为一个在传播中建构又在共识中再生的动态生成体。未来的研究仍需在跨区域比较、数字技术应用和实证检验等层面深化探索，特别是关注虚拟展演、沉浸交互与算法推荐等新兴手段如何重塑传播格局。从保护与利用的整体视角来看，三维传播机制提供了以内容、认知、认同为主线的价值转化通路，使农业文化遗产在实现经济可持续的同时也能推动生态智慧与文化认同的共享扩散。这一机制为农业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乡村振兴进程中的传承与焕新提供了明确方向。总体而言，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播不仅关乎文化本体的保护与利用，更关乎乡村社会的认同建构与可持续发展。通过传播学与共享发展理念的结合，可以推动农业文化遗产在认知共享、情感共鸣与成果共享层面形成良性循环，为乡村振兴提供持久的文化支撑。面向未来，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不应局限于文化领域内部，而应作为推动农业绿色发展、产业升级与乡村治理创新的重要力量。以传播为纽带的价值激活机制将传统知识与地方经验重新嵌入现代农业体系，使文化记忆转化为生产智慧，使历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农业文化遗产传播也由此融入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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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四川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1月8日网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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