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发展格局深刻调整，南南合作正从传统援助模式升级为发展中国家共谋发展的战略协作机制。在气候变化与粮食安全双重压力下，南方国家间的知识共享与政策对话，已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
农业与粮食安全是南南合作的关键领域，全球仍有约2.66亿人处于严重粮食不安全状态，而发展中国家在农业技术、基础设施、市场链接等方面的能力缺口依然突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自身的发展进程中的诸多尝试，对于同样处于发展转型阶段的其他南方国家而言，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如何将这些发展历程中的实践心得，以平等、开放的方式与其他国家交流互鉴，是南南合作中值得深入探讨的议题。
基于此，《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邀请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南南合作及三方合作司原司长叶安平，就南南合作的演变逻辑、多方协作的实践智慧，以及农业领域南南合作的务实路径，展开深度交流。
访谈嘉宾丨叶安平
国际农业合作领域资深专家，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南南合作与三方合作司原司长，曾任FAO总干事高级顾问，并在中国农业农村部担任过多个高级职务，还曾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粮食及农业机构代表团一等秘书等。他拥有四十余年的经验，在塑造全球农业伙伴关系和贸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曾代表中方出席FAO理事会、G20、APEC等众多高级别国际论坛会议。曾获联合国南南合作特别贡献奖、法国政府农业骑士勋章等荣誉。
CST：近年来，南南合作在国际发展合作格局中的地位显著提升，影响力不断扩大，但很多人对它的概念还不太清楚。能否请您先为我们梳理一下：南南合作是如何起源的？它的定义和涵盖范围具体包括哪些？
叶安平：南南合作并非新近出现的事物， 其理念根基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中叶。20 世纪50年代，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在印度尼西亚召开万隆会议，首次提出“在互利和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基础上”开展经济合作，这被普遍视为南南合作理念的开端。此后，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相继成立，推动了发展中国家在政治和经济层面的团结自强。
1978年12月，联合国召开“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会议”，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这份文件首次系统确立了南南合作的原则、领域与实施框架，标志着南南合作作为国际发展合作机制正式获得联合国层面的制度化确认。
关于南南合作的定义，可以这样理解：一个相对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在某个领域具备相应的能力，向相对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可能是整体性的支持，也可能是某一特定领域的技术或经验分享。
就参与主体而言，南南合作非常多元。有政府层面的合作，有院校和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有企业之间的合作，也有国际组织推动的合作。因此现在很多场合在讨论“南南合作与三方合作”——南南合作通常指两方之间的合作，三方合作则涉及三方或更多参与方。至于具体由什么类型的机构参与， 政府、企业、基金会、非政府组织，各种形式都有。不必将这两个概念理解得过于狭窄，所有能够推动发展中国家之间互助合作的行动，大体上都可以涵盖在南南合作与三方合作的范畴内。
CST：当前全球粮食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南南合作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尤其是粮食安全、气候适应和农村转型方面，正在发挥怎样的关键作用？
叶安平：的确，全球粮食安全形势目前仍然比较严峻。受地区冲突、气候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全球饥饿和营养不良人口的数量不减反增，20世纪末提出的千年发展目标中有关减贫与饥饿的指标，并未完全实现。
需要看到的是，全球粮食安全问题本质上是一种不平衡问题。从总量上看，全球粮食产量是相对充足的，问题出在分布不均——有的地方粮食过剩，有的地方则严重短缺。因此在讨论粮食安全时，经常出现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主张增加投资、加强技术合作、提高产能、扩大粮食供应，让缺粮国家能够买得起；另一种则强调要解决市场流通和准入问题，通过打通流通渠道，使粮食能够从充裕地区流向缺粮地区。
但深入来看，粮食安全的根本症结在于经济发展水平。如果一个地区的居民没有购买力，市场需求就不足；市场需求不足，农民就不会去种粮，因为种了也卖不出好价钱。这个问题中国在过去的某些阶段也曾经历过，现在则可以将相关经验分享给当前面临类似状况的国家。
从这个意义上说，完善全球粮食治理体系、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水平和粮食安全水平，南南合作是一条有效的路径。同时也必须说明，南北合作仍然是当今国际发展合作的主渠道，南南合作是其重要补充， 尚无法替代南北合作。不能因为强调南南合作的重要性而否定南北合作的作用。从可调动的资源总量来看，北方发达国家仍然拥有更强的援助能力和更成熟的援助体系。
CST：与南北合作相比，南南合作有哪些优势？
叶安平：第一，政治敏感性较低。南南合作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帮助，合作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之上，不附加政治条件， 因此政治敏感度相对较低，更容易在合作国家内部达成共识。
第二，互相理解度更高。处于相似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面临的问题往往具有共性， 对彼此的需求和困难有更真切的体会。这种天然的“同理心”使合作更容易切入要点， 双方的技术需求和管理经验也更容易契合。
第三，实用性和可复制性更强。以中国的农业技术为例，它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广受欢迎，主要原因在于这些技术实用、易懂、成本可控、易于推广。中国的农业设备性价比高，当地农民愿意用，政府部门也支持推广。如果一项技术过于复杂、成本过高，或者需要长期依赖外部专家才能操作，项目结束后很容易“人走技停”，失去可持续性。而南南合作提供的技术，往往更贴近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承受能力和操作水平，因此更可持续。
CST：全球南方国家经济总量已占世界比重超40%，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80%，在这样的格局下，您认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粮食安全合作呈现出哪些新趋势和新特点？
叶安平：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的整体提升，南方国家对开展国际合作，特别是南南合作的兴趣更加强烈，能力和意愿也在不断增强。据我观察，呈现出以下几个新趋势和新特点。
一是新兴经济体的重要性在提升。中国、巴西、土耳其、南非、埃及等新兴经济体， 已经成为南南合作中资金、技术和管理的重要提供方。这些国家既有相似的发展经历， 又积累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因此更容易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形成有效对接。
二是最不发达地区的参与积极性在增强。以往资金援助主要由部分发达国家及国际组织提供。如今，乌干达、塞拉利昂等最不发达国家已开始向联合国粮农组织等机构捐资，设立单边信托基金，通过国际组织平台设计项目、聘请外籍专家、采购相关设备， 助力本国农业和农村发展。
三是合作形式越来越多样化。从最初的技术合作和人才培训，逐步拓展到联合投资、贸易促进、产业链建设等领域。例如，中国捐资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等机构设立了信托基金；2026年5月，中国与53个国家、9个国际机构共同发起成立了“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推动政策对话、技术示范和人才培训。
四是合作领域更加广泛。过去南南合作主要集中在农业生产技术层面，现在已经拓展到粮食减损、气候变化适应、智慧农业、数字农业等更广泛的领域，这也反映了发展中国家自身发展需求的升级。
五是三方合作机制逐步成熟。通过引入国际组织作为平台，可以有效整合发达国家、基金会等传统捐赠方资源，扩大资源池。三方合作可以看作南南合作的重要补充和延伸，它使合作的层级继续提升、覆盖范围不断拓宽。
CST：中国在保障粮食安全、消除绝对贫困及推动乡村振兴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经验，您如何评价中国在全球农业粮食体系中的作用？
叶安平：从全球视角来看，中国在全球农业粮食体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首先，解决了自身的粮食安全问题。中国用占全球不到9%的耕地，养活了全球近20%的人口，14亿人的吃饭问题得到基本解决，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作出的重大贡献之一。
其次，提供了可借鉴的发展路径。中国的农业发展模式，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农业产业化，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参照。这些国家面临的问题与中国过去遇到的问题有相似之处，因此中国的经验对他们而言具有学习借鉴价值。
再次，开展了广泛的国际发展合作。中国通过双边渠道和国际组织平台，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农业技术培训、专家派遣、物资支持以及资金协作配套。这些合作项目覆盖种业改良、产后减损、农机具等多个领域。
最后，推动了机制创新。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了多种形式的农业多/双边合作机制。同时，通过与国际组织及发达国家的三方合作，中国也在探索如何将南南合作与南北合作相互衔接、互为补充。
CST：在您任职FAO南南合作司司长期间，推动了多个中国—FAO—东道国三方合作项目，能否分享一个让您印象深刻的案例，说明中国方案是如何在当地产生实效的？
叶安平：印象深刻的案例确实有不少，我想重点讲讲中国—FAO—乌干达（三期）南南合作项目。该项目于2022年11月启动，2026年5月圆满收官，前两期效果较好，第三期又有所推进。这个项目获得FAO全球技术成就“南南合作与三方合作领域” 杰出贡献项目表彰及“全球最佳减贫案例”。乌干达的总统还专门写了书面赞誉，可以说，它已经成了中国—FAO南南合作框架下的一个样板项目。
这是一个典型的三方合作模式。中国政府通过联合国粮农组织—中国南南合作计划为项目提供300万美元；乌干达政府承诺配套960万美元；粮农组织牵头组织实施并提供中国专家的国际旅费和保险等费用。中方由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组织落实，外派中国专家由四川省农业农村厅负责选派。
该项目具体开展了三大领域的工作：一是引进良种与技术。项目为乌干达引入了杂交水稻、狐尾小米、糯红高粱、蔬菜等200多个优良品种，以及水稻高产栽培、小米高产栽培、高粱机收、稻鱼共生等先进技术20余项。
二是示范与培训。自2012年首期项目开始，累计选派56名中国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赴乌干达，长期驻点。建立上百个高产示范点，直接培训农民超过2万人，并重点培养当地“培训者”，推动技术本地化传承。
三是构建价值链。依托中乌农业合作产业园，项目带动乌干达干辣椒首次出口中国，总量达11吨。这打通了从生产、加工到销售的全价值链，形成了“产量提升—产品畅销—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的可持续模式。
项目主要取得了四大成效：一是增产增收效果显著。杂交水稻在乌干达推广了10 多万亩，单产是当地常规水稻的2—3倍； 狐尾小米推广了6000多亩，单产比当地品种高出4—5倍；糯红高粱经试验示范，比当地品种增产近100%。
二是产业多元化逐步推进。除种植业外， 项目还引进了简州大耳山羊种羊并实现本地繁育，开展稻田养鱼、种桑养蚕等，助力当地农业产业结构多元化。
三是能力建设初见成效。通过系统培训，项目培养了一批当地技术骨干和农民推广人员，不能说完全解决了所有问题，但至少帮助他们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自主发展能力，这一点我认为非常重要。
四是促进了国际交流与合作。项目不仅促进了中乌两国官员和专家的互访交流， 加深了双边关系，也为后续合作打下了基础。同时，中国派出去的专家，国际合作水平也大大提升了，还带动了一些中国企业“走出去”。
CST：基于FAO过去的协作实践，您认为多方主体（国际组织、政府机构、科研院所、行业协会等）之间开展协作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叶安平：从我个人的实践经验来看，多方协作要取得成功，以下几点至关重要。
首先是相互了解、目标一致。各方必须对合作国家的基本国情、合作项目的具体内容有充分的了解，并在核心目标上达成共识。如果各方诉求不同、方向不一致，后续的协作就很难推进。
其次是平等合作、优势互补。合作必须在平等原则下进行。不同合作方各有其独特优势：有的擅长技术，有的熟悉政策， 有的拥有基层网络。关键是要找准各自的优势领域，各展所长、协同发力。值得注意的是，伙伴方也有其独特优势——从道义上讲，他是被支持的一方；从实效上讲， 合作不仅能增进两国关系，还可能为日后带来投资机会或市场机会。所以不能把伙伴方简单视为“被动接受者”，而要作为平等的合作伙伴。
最后是权责利清晰。牵头方要负总责，其他各方做好配合。资金提供方的责任是什么？合作伙伴的责任是什么？都要事先明确。各个伙伴方也有其应尽的责任，比如资金的配套、人员的配套，还要确保项目与本国的农业发展计划及相关政策相衔接。在实施流程上，要规范运作，涵盖规划设计、实地考察、文件编制、实施、监督、审计、竣工以及可持续发展等各个环节。只有权责利清晰，各方才能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项目才能顺利实施。
CST：您不仅推动了大量具体项目，也非常重视南南合作的信息展示与推广传播。在这方面，您有哪些经验或建议可以分享？
叶安平：信息展示和推广传播，确实是扩大南南合作影响力的重要一环。根据过去的实践经验，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要针对不同受众，提供精准的基础信息。关注南南合作的群体包括政府涉外人员、金融机构、科研院所、企业等，他们各自关心的问题不同。需要整合并提供准确的基础材料，比如目标国家的地理位置、农业优势、最新政策动态、潜在投资领域等。这些信息经过系统整理后，能够方便不同受众快速获取和参考，可能就会给他们带来合作启发或商业线索。
第二，要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就做好总结宣传的素材积累。对于已经开展合作项目的各方来说，总结宣传是共同的诉求。但不同合作方的关注点不同，不同受众的宣传形式也应有所区别。我的建议是：不要在项目结束后才想起来“补材料”，而要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及时做好鲜活素材的收集，比如农民的真实反馈、田间地头的典型案例、双方专家合作的生动瞬间等。站在不同合作方的角度去考虑利益点，讲好“各方都愿意听”的故事，这样才能真正扩大影响力。做好总结宣传，既能为今天的项目扩大影响力，也能为今后的合作打下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