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琳:从全面乡村振兴到农业农村现代化——基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的解读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基底座与战略基石，其发展质量与推进节奏直接决定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建设成效。近期，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明确以农业农村现代化提速增效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新阶段“三农”工作划定核心路径。该《规划》凸显我国乡村发展战略的阶段性迭代与认知升级，实现了从“全面乡村振兴”到“全方位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跃迁，标志着城乡发展格局正式告别“以城带乡、政策扶持”的单向赋能模式，迈入“城乡融合、要素平等、协同共生”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在全新发展坐标系下，城乡发展目标趋于同源、发展动能趋于共生、发展格局趋于一体，乡村不再是城市发展的配套补充，而是城乡现代化体系的独立功能主体，依托平等的发展权限、优质的要素资源、差异化的特色路径，承担起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核心功能使命。

《规划》首次创新性提出“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的战略目标，完成了我国农业发展认知的关键性升级。传统农业定位聚焦粮食生产保障的单一功能属性，而新规划则重塑了农业产业价值体系，明确农业既是国家粮食安全的核心压舱石，更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构成、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支撑。围绕农业现代化大产业建设目标，《规划》从生产体系、科技创新、产业链条、政策机制四大维度构建全链条支撑体系，推动传统农业向规模化、科技化、融合化、市场化的现代化产业全面转型。

在生产体系建设上，《规划》确立以提质增效、稳产保供为核心，全方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与产业质量效益。立足粮食安全底线，坚持产量产能协同、生产生态兼顾、增产增收并重的发展原则，推动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适配、协同增效，持续推进主要农作物单产精准提升。同时，优化农产品供给结构，构建多元化、多层次食物供给体系，全方位盘活各类农业资源，拓宽食物供给渠道，在筑牢粮食安全屏障的同时，持续提升我国农业产业规模化、标准化水平，增强农产品国际市场核心竞争力。

在科技创新赋能上，《规划》将农业科技与装备升级作为产业现代化的核心支撑，构建“原始创新—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场景应用”的全链条科技创新体系。聚焦农业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短板，强化基础性、前瞻性原始创新，攻坚种业、农机、绿色种养等关键领域技术瓶颈。同时，加速数字技术与农业产业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智慧农业、精准农业，持续拓展人工智能在农业生产、加工、流通、监管等领域的应用场景，培育农业数字化新业态、新模式，以科技革命彻底颠覆传统农耕模式，推动农业产业实现工业化、科技化跨越式跃升。

在产业链条延伸上，《规划》以“产链融合、城乡联动”为核心逻辑，构建城乡产业协同发展格局，依托乡村特色资源培育多元化富民产业。聚焦乡村资源价值激活，大力培育“小而精、小而美”的乡村特色业态，丰富乡村消费场景、拓展乡村经济增长点，持续拓宽城乡居民增收渠道。同时，破除城乡要素流动壁垒，健全人才下乡、资本入乡、技术兴乡的双向流动机制，印证了新时代乡村产业发展的核心逻辑——依托城乡要素双向流通、资源深度整合，实现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城乡产业协同共生。

在政策机制保障上，《规划》以体制机制改革破解农业农村发展瓶颈，持续提升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精准度与实施效能。通过完善农业农村多元化投入机制，规范引导社会资本、民间资本有序参与乡村建设与产业发展，补齐乡村发展资金短板；稳慎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盘活农村闲置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等沉睡资源，释放乡村土地资源价值；健全现代农业经营服务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强化乡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以系统化制度改革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筑牢制度支撑。

《规划》明确提出“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标志着我国乡村振兴实施机制完成系统性升级，乡村建设从基础兜底、粗放式分类引导，迈入精准分类、时序可控、片区协同、系统推进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是遵循城乡发展规律、适配乡村转型趋势的重大战略优化。

我国乡村分类发展机制历经多年迭代完善，已形成相对成熟的基层实践基础。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确立乡村分类发展制度雏形，后续发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构建起“五大振兴”框架体系，并划分了“集聚提升、城郊融合、特色保护、搬迁撤并”四类村庄发展类型，终结了乡村建设“一刀切”的粗放模式，实现差异化分类引导。2025年《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进一步优化分类体系，增加了“短期内难判断村庄”的弹性分类，持续完善乡村发展差异化布局逻辑。总体来看，传统分类机制有效解决了不同村庄的发展定位问题，为乡村资源精准配置提供了基础依据，但仍存在明显的实施短板：仅明确村庄发展方向，未系统破解资源整合、产业集聚、服务共享、时序推进等核心路径问题。

脱贫攻坚全面收官后，我国乡村发展进入结构性转型关键期，传统单村推进模式的发展瓶颈持续凸显。一方面，单一政府财政投入模式难以支撑乡村长效发展，乡村发展亟需培育市场化内生动力；另一方面，农村人口持续外流，村庄老龄化、空心化、土地细碎化问题交织叠加，单村分散发展模式无法适配现代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协同化的发展需求，亟需通过空间重构、要素整合、功能协同破解发展困境。在此背景下，片区化发展并非顶层政策的被动设计，而是基层实践先行、适配乡村发展规律的主动探索。近年来，浙江、山东、四川等农业大省率先开展乡村片区化建设实践，通过跨村资源整合、产业联动、设施共建共享，有效突破单村发展天花板，验证了片区化模式的科学性与可行性。

近年来，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已逐步上升为国家层面乡村振兴核心实施机制。2025年10月，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首次将“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纳入中央顶层部署，实现分类发展与片区统筹两大政策逻辑的深度融合。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细化落实要求，明确将片区化推进作为新阶段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核心抓手。系列政策部署表明，我国乡村发展已从基础保障型建设转向可持续高质量发展阶段，通过片区化统筹引入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平衡发展效率与公平，科学把控乡村建设时序与节奏，成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核心导向。

立足《规划》核心要求，新阶段“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核心内涵可概括为三大维度，构建起系统化的乡村空间治理新体系。

第一，精准分类、尊重分化，重构乡村发展评价体系。乡村发展差异化、分化式演进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据学界研究研判，未来我国仅不足10%的乡村具备全面振兴的完备条件，绝大部分乡村将长期维持稳态发展或逐步转型消亡，因此分类发展的本质是尊重乡村发展差异、顺应村庄分化趋势。相较于传统单村静态分类模式，新阶段的分类机制应实现三大突破：摒弃单村孤立研判思维，立足片区空间整体视角，统筹相邻村庄资源禀赋、产业关联、功能互补特征；突破“重定位、轻路径”的传统规划短板，同步明确村庄发展定位与产业培育、要素导入、动力激活的实施路径；摒弃静态固化分类模式，建立动态研判、迭代更新的分类机制，适配乡村发展的动态演进特征，精准服务乡村可持续发展。

第二，把控节奏、有序推进，构建梯度化发展格局。顺应乡村分化发展趋势，乡村建设将告别全域普惠、同步推进的粗放模式，转向遵循发展规律、精准施策、梯度发力的精细化推进模式。在区域布局上，坚持因地制宜、择优推进，优先依托经济基础雄厚、资源禀赋优越、发展动力充足的乡村片区开展试点突破，条件薄弱区域优先保障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基础兜底，杜绝盲目全域推进。在实施流程上，构建“资源摸底—规划统筹—产业导入—设施共建—利益优化”的实施链条，循序渐进推进片区建设。在发展目标上，践行共同富裕发展逻辑，通过优势片区优先发展、率先突破，辐射带动周边薄弱村庄协同提升，实现乡村区域整体联动、共富共进。

第三，要素重组、片区融合，实现乡村系统提质升级。乡村片区化发展的核心要义并非行政村的简单空间拼接，而是要素重构、功能再造、治理升级的系统性变革。当前我国乡村发展普遍存在土地权属碎片化、人口权益差异化、基层治理分散化等结构性问题，严重制约乡村资源高效配置与协同发展。片区化发展的核心价值，在于打破村级行政边界壁垒，在片区范围内统筹整合土地、人才、资本、生态等各类要素，统一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与治理体系，破解资源分散、功能割裂、治理低效的痛点，全面提升乡村振兴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综上，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是我国乡村发展迭代升级的必然结果，也是适配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实施路径。《规划》明确的农业产业升级、科技创新赋能、政策机制改革等系列部署，为片区化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的产业支撑、技术支撑与制度支撑，推动乡村振兴从单点突破、分散推进迈向片区联动、系统提质的现代化发展新阶段，为全面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筑牢坚实基础。

2025年11月19日拍摄的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吕山乡吕山村（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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