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王芳教授:疫情之下农业经济和组织方式变革的思考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世界经济经历了一个世纪以来和平时期最严重的衰退，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下降约4.4%，各国农业发展进程纷纷出现停滞、倒退。在这样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及时采取有效宏观政策，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得以成为2020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增速之首，中国农业经济持续向好，已基本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中国是如何应对疫情带来的农业经济的挑战？农业经济形态发生了怎样的转变？后疫情时代，农业经济组织方式如何重构？本期推文邀请AREGR团队负责人、四川农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王芳，对相关话题谈一谈她的看法。

新冠疫情刚爆发时，我们健康平稳、正在发展的经济却在第一季度受到了重创，但从GDP来看，我们的农业仍然是处于正增长状态。中国总体的经济走势是从“修复”到“康复”，是一个由负到正的过程。投资上，上半年投资速度总体放缓，但下半年基建等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加快，民间投资增速已实现年内首次转正；消费上，市场销售不断回暖，消费升级类商品销售快速增长。多所国际权威机构的报告显示，中国已经在疫情的冲击中基本恢复，2021年经济增长的态势持续向好。

然而，农业经济面临的挑战不可忽视，国外部分国家已经暂停或禁止了粮食和其他物资的出口，特别是中国14亿人口，之前的农业经济生产生活方式在这个时候出现了问题，我们的危机感是巨大的，具体来讲：一是农业生产端保供压力增大，生产成本增加，市场预期不稳定。二是农产品在区际间交通运输不畅，安全、卫生的物流体系尚未形成。三是消费者偏好变化较大，农产品消费习惯、购买渠道等逐渐转向线上，但我们相应的产业、服务体系还没跟上。四是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挑战，这要求基层政府最快速、准确地传达信息，采取有力措施保持和恢复农业生产，其中涉及到基层政府、农业经营主体、普通村民等多方的协调和管理。

疫情带来三个农业经济形态的转变：产业结构方面，从高产农业向绿色农业再向功能农业的调整；产品形态上，消费方式转型催生新经济业态，进而引导商业模式转变。经营体系上，产业升级促进规模化发展，推动生产方式变革。怎么样保证绿色健康，怎么样采用智慧化的手段去生产？这是各生产主体需要思考探索的问题。

王芳教授提出应对转变的四大体系建设：一是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围绕“10+3”特色产业，调优产业结构，打造小微田园综合体、“共享田园·新村民”等个性化新消费应用场景，推动产业向价值链中端迈进；二是构建现代农业生产体系，打造标准农业、数字农业、总部农业“三大生产形态”；三是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推进农业经营组织化、品牌化、社会化，构建联合经营、品牌经营、数字经营“三大应用场景”；四是构建现代农业治理体系，加强下沉农业监管职能，培育社会化服务的队伍，数字化管理提升乡村治理“智治力”，培育塑造文明乡风。

农业经济形态的转变推动经济组织方式的变革与重构，在参与主体上，多种新型经营主体涌现，由小农户生产向“农户+合作社+基地（企业）+园区+功能区”五位一体生产模式演进，产业化联合体打造势在必行；在制度安排上，农业产业利益分配方式发生变化，伴随多主体的联合，治理模式的创新，多主体间契约关系更加复杂；在治理体系上，相关网络和体系不断健全，社会网络嵌入式的农业农村治理结构，关注正式经营制度的同时，提升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实现治理体系的“刚性”与“柔性”升级。

在这一过程中，如何避免公地悲剧、囚徒困境、亦或是集体行动困境？王芳教授强调“一核三治”的理念，应充分利用我国特有的政治制度优势和深厚的乡村文化底蕴，重视基层党建的引领作用，发挥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乘数效应”，在产品形态的演变和比较效益的引领中推动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联合，化疫情危机为农业发展的契机，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农业之路。

内容 |  陈煜

编辑 | 杨舒滟

责编 | 陈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