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晚间,随着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法雷尔(Farrer)选区的计票接近尾声,一个长期处于边缘位置的政治符号,正式闯入了堪培拉的众议院。
“一国党”(One Nation)候选人戴维·法利(David Farley)以超过57%的得票率(计入偏好票后),击败了独立候选人米歇尔·米尔索普(Michelle Milthor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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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绝大多数对澳洲政治不敏感的观察者来说,这或许只是南半球一次普通的补选。但对于澳大利亚政坛而言,这块面积达12.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比整个韩国还要大——见证了一个历史性的节点:这是“一国党”自成立以来,首次在联邦议会众议院赢得席位。
从“局外人”到“持锤者”
胜选消息传来时,戴维·法利在支持者的欢呼声中表现得颇为激进。他的背景深植于农业贸易领域,这种身份在法雷尔选区——一个涵盖了奥尔伯里(Albury)、格里菲斯(Griffith)和德尼利昆(Deniliquin)等区域中心,且以农业为经济支柱的地区——极具说服力。
“我们就像石匠,拿着凿子和锤子,正在重新雕刻澳大利亚民主的文字。”法利在胜选感言中如此形容自己的这场胜利。
这种修辞风格带有典型的民粹主义色彩,但也精准捕捉到了当地选民的心态。在竞选期间,法利反复强调自己对传统大党“失去了信心”。他的一句评论在当地流传甚广:“他们在你面前说一套,回到议会里又做另一套。”
这种情绪并非法利一人独有。长期以来,“一国党”领袖波琳·汉森(Pauline Hanson)一直以激进的右翼立场、反移民倾向以及对农村选民的关注而闻名。尽管汉森本人目前是参议员,且曾在90年代末以独立议员身份进入众议院,但以“一国党”政党名义在众议院拿下一席之地,这还是头一遭。
汉森在庆功现场显得野心勃勃。她告诉支持者,法雷尔的胜利只是一个开始,“我们正在盯着其他的席位”。
消失的“蓝色堡垒”
法雷尔选区的易手,对澳大利亚传统的保守派联盟(自由党与国家党)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这个席位在过去几十年的政治版图中,一直被视为自由党或国家党的“铁票仓”。此次补选的导火索,是自由党前副领袖苏珊·莱(Sussan Ley)的辞职。她在今年2月的内部斗争中被免去了党内领导职务,随即选择了离开议会。
对于新上任的自由党领袖安格斯·泰勒(Angus Taylor)和国家党领袖马特·卡纳万(Matt Canavan)而言,法雷尔选区的败北无疑是一记闷棍。自去年联邦大选遭遇惨败以来,中右翼联盟一直陷于内部纠纷和民调低迷的泥潭。
从计票结果来看,当地选民并没有因为大党更换了领导人就回心转意。相反,在传统的偏好投票制(Preferential voting system)下,选民的选票流向显示出一种明显的趋势:他们不再在两个主要政党之间做单选题,而是倾向于选择那些更能代表地方利益、或者姿态更强硬的非传统力量。
农业地区的“无声抗议”
法雷尔选区的地理特征决定了其政治逻辑。这里距离大城市遥远,选民更关心的是水权、农业补贴、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生活成本。在这些选民眼中,堪培拉的政客们往往更关注城市精英的议题,而忽视了内陆地区的衰落。
法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农业领域的专业背景和那种“接地气”的抗辩姿态。他将自己塑造为一个敢于挑战官僚体系的实干家,这在受够了政治套路的农业选民中引起了共鸣。
事实上,这种迹象在今年3月的南澳大利亚州选举中就已经初现端倪。当时“一国党”获得的选票总数在所有政党中排名第二。法雷尔选区的胜利,只是这种全澳范围内的“大党流失”现象在联邦层面的具体体现。
影响与后续
目前的计票显示,尽管“一国党”取得突破,但这并不会改变工党政府在众议院占多数的现状。澳大利亚现任政府依然掌握着立法的绝对主动权。
法利进入众议院,意味着在未来的政策辩论中,特别是在涉及农业、贸易和移民等议题时,将会有一个更加刺耳且无法忽视的声音。对于自由党和国家党来说,如何重新赢回农村选民的信任,防止类似的“失地”在下次大选中扩大,已经成了最迫切的课题。
计票站的灯火逐渐熄灭,但关于“一国党”进入众议院的讨论才刚刚开始。正如法利所言,他认为该党已经“结束了它的开端”。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种由地区不满情绪驱动的突破,究竟是个别选区的偶然,还是澳大利亚政治结构更深层松动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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