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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驱动农业绿色低碳转型的动力机制:创新链、产业链与政策链的同构演进

2026-05-13 18:4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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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发于《农业科技管理》2025年第6期，欢迎转发与转载！转载请注明来源！

作者：孙洪武（1968- ），男，博士，研究员，副院长。主要研究方向：农业绿色发展与科技政策。

摘要为加快推进农业绿色低碳全面转型和响应国家“双碳”战略目标，文章探讨了科技驱动农业绿色低碳转型的系统路径，构建了“创新链—产业链—政策链”三链同构的理论框架。通过系统分析农业绿色科技的分类体系，提出供给型、环境型与需求型政策工具与不同类别技术的精准匹配模型，阐明三链协同的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研究表明：农业绿色科技可按功能与价值属性划分为6种基本类型，需匹配差异化的政策工具组合；通过需求牵引、供给推动与制度保障的互动机制实现三链协同的系统效能倍增。文章提出从强化顶层设计、创新政策工具、构建协同平台、深化数字赋能四个维度推进农业绿色低碳转型。

【关键词】//农业绿色科技；低碳转型；政策工具；创新链；产业链；政策链；三链同构；动力机制

1前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生态低碳农业。坚持绿色是农业的底色、生态是农业的底盘。必须摒弃竭泽而渔、焚薮而田、大水大肥、大拆大建的老路子，实现农业生产、农村建设、乡村生活生态良性循环，生态农业、低碳乡村成为现实，做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守住绿水青山。”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指出“建设农业强国，利器在科技，关键靠改革。必须协同推进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塑造新动能新优势，加快实现量的突破和质的跃升”^[1]，这一重要论述为我国农业绿色低碳转型指明了方向，明确了实现路径，就是靠科技创新的核心驱动作用和制度创新的协同作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这其中离不开科技，也离不开绿色，更离不开绿色科技。

农业作为维系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产业，同时亦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贡献者与气候变化的敏感响应者^[2]。作为全球最大的农业生产国，我国农业正面临“规模优势与竞争弱势并存、产量增长与质量短板同在”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我国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0.65万亿kg以上，形成了完整的农业产业体系；另一方面，农业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5，资源利用效率偏低，面源污染问题突出。传统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农业模式难以为继，亟须通过科技创新实现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保育的绿色低碳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变。当前，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达63.2%，但在绿色低碳领域仍存在核心技术储备不足、技术推广体系不完善、政策支持不协同等问题。在这一背景下，深入探讨科技驱动农业绿色低碳转型的动力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从理论层面看，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单一技术或局部政策分析，缺乏对“技术—产业—制度”复杂系统互动的整体性把握；从实践层面看，在推进农业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普遍存在技术供给与需求脱节、政策协调不足、市场主体参与度不高等问题。为此，迫切需要构建系统的理论框架，为农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路径。

既有学术研究为理解农业绿色转型提供了诸多宝贵洞见，但多数聚焦于单一技术效应的实证评估、某项特定政策工具的绩效分析或宏观战略的定性探讨。这些研究在微观或中观层面具有价值，但均缺乏一个能够贯通“技术属性—政策干预—系统协同”的全链条、整体性理论框架。具体而言，现有研究对农业绿色科技的异质性及其对差异化政策需求的深刻影响刻画不足；对创新、产业与政策三大系统如何通过机制化互动实现协同演进，亦缺乏系统的理论阐释。鉴于此，文章研究目的在于：构建一个普适性的、旨在揭示农业绿色科技驱动低碳转型内在逻辑的理论框架。该框架将依次回答三个核心问题：第一，如何系统性地识别与分类农业绿色科技，以奠定精准治理的认知基础？第二，如何根据不同类型绿色科技的特性，匹配最有效的政策工具组合？第三，如何通过“创新链—产业链—政策链”的系统性同构，实现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变革的规模化跃迁？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理论探索与机制剖析，为理解农业绿色低碳转型的复杂过程提供一个分析范式，为构建更具系统性、精准性与实效性的治理体系提供理论支撑。

2农业绿色科技的内涵重构与分类体系

2.1农业绿色科技的分类体系与特征分析

推进农业绿色低碳转型，需要明确农业绿色科技这一核心驱动力的基本内涵与分类特征，为精准施策奠定理论基础。建立农业绿色科技科学合理的分类体系，有助于对科技自身含“绿”量进行识别与评价，避免科技应用存在“水土不服”，克服科技误用和政策配套“一刀切”的管理困境，实现从粗放管理向精准治理的转变。

1）农业绿色科技的基本内涵与核心特征。农业绿色科技是以实现农业生产力持续提升与生态环境负面影响显著降低为双重目标，贯穿农业全产业链各环节的技术、模式、管理方法及知识系统的总称^[3]。这一概念超越了传统农业技术的范畴，强调在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增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传统农业技术相比，农业绿色科技具有四个显著特征：第一，生态正外部性显性化。农业绿色科技在应用过程中产生超越生产主体自身的环境改善效益，如水体净化、土壤培肥、生物多样性保护、碳汇增强等。这些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效益难以通过市场机制自动获得回报，存在典型的“市场失灵”。以生态沟渠技术为例，其在排水的同时能有效拦截氮磷污染物，净化水体，但这一生态效益无法直接转化为经营者的经济收益。第二，资源利用高效化。遵循循环经济原则，实现输入端的减量化（Reduce）、过程端的再利用（Reuse）与输出端的资源化（Recycle）^[4]。具体表现为对水、土、肥、药、能等生产要素的精准投入与循环利用，显著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例如，滴灌技术可将水资源利用效率提升50%以上，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技术实现废弃物向能源或肥料的转化。第三，系统运行协同化。强调在农业生态系统内部及农业与外部系统间建立协同关系，通过种养结合、农旅融合等模式实现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的统一。例如，“猪—沼—菜”生态循环模式将养殖业、种植业和能源生产有机结合，形成物质和能量的闭路循环。第四，气候响应主动化。直接服务于农业减排增汇目标，通过技术创新减少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排放，同时增强土壤与植被的碳汇能力。保护性耕作技术既能减少农机作业能耗，又能提升土壤有机碳含量，实现减排与固碳的双重效益。

2）农业绿色科技的分类框架。建立科学的分类体系是实现精准治理的前提。文章从两个维度构建农业绿色科技分类框架，以揭示其内在异质性，为差异化政策支持提供理论依据。

第一，基于生态功能维度的划分。依据技术在生态系统中发挥的修复型和保护预防型两大主导功能，可分为四种基本类型：一是高修复、高保护类农业绿色科技。如土壤污染修复、农业尾水净化、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等技术，这类技术在深度修复农业生态环境的同时，可达到预防环境或农产品质量产生额外损害的效果，进一步控制了农业面源污染风险，是功能较为全面的农业绿色科技。二是低修复、高保护类农业绿色科技。例如，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智能装备机械、农业物联网等，该类技术以控制农业污染源形成、精准投入生产资料、节约资源消耗同时保障农产品质量不受损害为主要目的。三是高修复、低保护类（存在环境损害风险）农业绿色科技。例如，凤眼莲具有良好的水质净化作用，但常由于过度繁殖，严重破坏水体生物多样性，互花米草可固堤护岸，但严重威胁本土海岸生态系统，特别是红树林等物种生存。四是低修复、低保护类农业科技。可改善生产力与生产效率，加快农业经济发展，但对生态环境安全和自然资源可持续发展贡献作用较小^[3]。

第二，基于经济—生态价值权衡的划分。根据技术产生的经济价值与生态社会价值的相对关系，形成四象限分类体系：双高型技术兼具高市场竞争力与高生态效益，如智慧农业技术通过节本增效实现经济收益，同时通过资源节约带来环境效益；高品质有机农业通过市场溢价实现高回报，并保障了生态健康。此类技术具有较强的自扩散潜力，是市场主导的发展方向。生态主导型技术生态社会价值显著但经济回报低，如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全生物降解地膜、生物多样性保护技术等。其公共产品属性极强，市场机制失灵，需要政府主导支持。经济主导型技术短期经济效益高但存在负外部性，如高化学投入的集约化模式。此类技术需要通过政策干预将其环境成本内部化，引导其向绿色方向转型。双低型技术既无经济效益也无生态效益，如落后粗放的生产方式，属于应被淘汰的范畴。这一分类框架不仅揭示了农业绿色科技的内在差异性，更重要的是明确了不同类型技术的政策需求，为构建精准支持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2.2政策工具与农业绿色科技的精准匹配模型

农业绿色科技的发展与应用无法完全依赖市场自发秩序，必须依靠有效的政策干预来克服市场失灵、引导技术创新方向与创造市场需求。基于罗斯维尔与泽格维尔德的理论^[5]，文章将政策工具分为三类，并构建其与科技类型的匹配模型。

1）政策工具的类型划分、功能定位与作用机制。根据作用机制差异，政策工具可分为三种基本类型，不同类型政策工具在推动农业绿色科技发展中扮演不同角色：第一，供给型政策工具。此类工具通过政府的直接投入与公共服务，包括公共研发资助、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专业人才培养、信息服务平台构建等发挥作用，如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对农业绿色技术的专项支持、农业科技园区建设等，都属于典型的供给型政策工具。供给型政策工具作用于创新链的前端与中端，解决技术“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问题，降低技术创新与中试熟化的不确定性，增强农业绿色科技的源头供给与转化能力。其作用机制是“推动”创新^[5]。第二，需求型政策工具。此类工具通过塑造稳定的市场预期与需求空间，包括财政补贴、税收减免、政府绿色采购、碳市场机制、农业绿色保险等发挥作用，属于典型的需求型政策工具，有效刺激了绿色技术的市场需求。需求型政策工具主要作用于创新链的后端与产业链，为新技术、新产品提供初始市场，降低市场进入风险，并通过价格信号引导生产行为转变，拉动农业绿色科技的应用与扩散^[5]。其作用机制是“拉动”市场，通过创造市场空间拉动技术应用。第三，环境型政策工具。此类工具通过建立规则、标准与规范，包括环境法律法规、技术标准体系、生态补偿机制、负面清单与管理、绿色金融指引等发挥作用。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相关规定、绿色食品标准体系等，都属于环境型政策工具。这类工具为所有市场主体和创新主体设定行为边界与激励导向，通过制度建设营造有利环境，既可以对负外部性行为施加约束，也可以为正外部性行为创造价值实现通道。塑造制度环境，为农业绿色科技的发展塑造一个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其作用机理是“塑造”赛场规则，为所有市场主体和创新主体设定行为边界与激励导向，既可以对负外部性行为施加约束，也可以为正外部性行为创造价值实现通道。

2）政策工具与科技类型的匹配策略。有效的政策干预关键在于“精准”，实现精准施策需要根据技术特性匹配政策工具，形成靶向精准的“政策包”。政策工具的选择与组合直接影响技术研发、推广和应用的效率，需要根据技术特性进行精准匹配。根据不同类型绿色科技的内在特性，构建与科技类型相匹配的政策体系，选择并组合最适宜的政策工具。基于农业绿色科技的分类，提出以下匹配策略：

第一，双高型技术的政策匹配。以供给型与环境型工具为主，需求型工具为辅。供给型工具通过研发资助确保技术持续领先，环境型工具通过标准认证维护市场秩序，防止“搭便车”行为，适度需求型工具通过示范推广加速普及。这类技术市场自身已有较强动力，政策重点在于维护公平竞争环境和促进技术迭代。

第二，生态主导型技术的政策匹配。需求型、供给型与环境型工具协同。需求型工具通过生态补偿、政府购买直接创造“市场”并支付生态服务费用；供给型工具提供技术支撑与实施能力；环境型工具通过法规强制确保生态红线的刚性约束。这类技术具有强公共产品属性，需要政府主导支持。

第三，经济主导型技术的政策匹配。以环境型工具为主，需求型工具为辅。环境型工具通过严格排放标准、环境税、资源税等措施强制其内部化环境成本；辅以需求型工具通过转型补贴鼓励其采用绿色替代技术。政策重点是遏制负外部性，引导技术转型。

第四，修原性/预防性技术的政策匹配。三类工具综合支持。供给型工具提升技术效能；需求型工具通过应用补贴、生态补偿激发采纳动力；环境型工具通过《耕地保护法（草案）》等形成制度压力。这类技术公共属性强，需要多管齐下。

第五，低碳/增汇型技术的政策匹配。需求型与环境型工具创新驱动。需求型工具通过碳交易、绿色电价补贴实现碳汇价值；环境型工具通过碳核算MRV体系、标准确保交易与补偿的科学性与公信力^[6]。重点是建立生态价值实现机制。这一匹配模型强调，政策设计应从技术的本质属性出发，进行工具的组合与时序安排，形成精准有效的政策干预。同时，政策实施需要考虑区域差异和发展阶段，实行动态调整和优化（见表1）。

表1根据不同类型绿色科技的内在特性构建与科技类型相匹配的政策体系

2.3创新链、产业链与政策链的三链同构机制

农业绿色低碳转型是复杂系统工程，需要创新链、产业链与政策链的深度协同，形成系统推进的合力。“三链同构”框架揭示了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变革的系统性路径，是理解转型动力机制的关键。

1）三链系统的功能定位与内在逻辑。创新链、产业链与政策链在农业绿色低碳转型中扮演不同角色，形成相互支撑的有机整体：创新链是技术供给的源泉，涵盖从基础研究、应用研发、中试验证到推广扩散的全过程。其畅通与高效决定绿色技术供给的质量与速度。创新链各主体（如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等）的分工协作与知识流动，是技术效益得以形成与放大的关键。当前，我国农业创新链存在前端基础研究薄弱、中试环节缺失、转化通道不畅等问题，制约了绿色技术的有效供给。产业链是价值实现的载体，贯穿从绿色投入品供给、低碳清洁生产、绿色加工、低碳流通到绿色消费的各环节。其“绿色化”意味着在每个环节植入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基因。产业链的延伸与价值提升是绿色动机产生的经济基础。没有产业链后端的高附加值回报，就无法激励前端的绿色生产实践。当前，绿色产业链存在环节割裂、价值实现不充分等问题，影响转型的内生动力。政策链是制度保障的引擎，涵盖政策制定、执行实施、监测评估到反馈优化的动态生命周期。一个健全的政策链能够确保政策本身是适应性的、学习型的，能够根据系统反馈进行动态调整。政策链的协同性与科学性，决定了对创新链和产业链支持与引导的有效性。当前，政策链存在部门分割、评估反馈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影响政策效能发挥。

2）三链协同的内在机理。“同构”并非简单的连接，而是指三大链条在目标、结构与功能上相互嵌入、相互塑造，形成具有协同效应的有机整体。其内在机理体现在三个层面的互动关系。

第一，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协同机制。形成“需求牵引—供给推动”的双向互动回路。一方面，产业链在绿色化转型中遇到的具体技术瓶颈、成本难题与市场新需求，构成创新链最真实的研发选题来源，牵引创新方向（需求牵引），形成“产—创”正反馈。例如，畜禽养殖场对粪污处理技术的迫切需求，直接推动了厌氧发酵技术的研发创新。另一方面，创新链产生的突破性技术成果，能够催生全新的绿色农业业态、商业模式与产品，从而重塑甚至颠覆现有的产业链结构，开辟新的价值空间（供给推动），形成“创—产”正反馈。例如，数字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催生了智慧农业、精准农业等新业态，重构了传统农业生产方式。

第二，政策链与创新链的协同机制。实现“资源赋能—方向引导”的平衡。政策链通过供给型工具（研发资金、基础设施）直接为创新链的关键薄弱环节注入资源，降低创新风险，实现“政—创”赋能；同时，政策链通过环境型工具（如严格的碳减排目标、污染物排放标准等）为整个创新活动设定明确的“指挥棒”和“天花板”，引导科研资源向国家战略急需的绿色低碳领域聚集^[6]，实现“政—创”引导。

第三，政策链与产业链的协同机制。建立“激励约束—行为响应”的调适关系。政策链通过需求型和环境型工具，改变产业链上各主体的“成本—收益”函数，奖励绿色行为，惩罚棕色行为，从而调控其生产决策，实现“政—产”调控。同时，产业链对政策的实际响应效果（如政策是否被规避、执行成本如何、是否产生意外后果等），通过监测评估系统反馈给政策制定者，为政策的优化提供实证依据，实现“产—政”反馈。

3）推动“三链”系统持续优化的进化机制。“同构”并非简单的连接，而是指三大链条在目标、结构与功能上相互嵌入、相互塑造，形成一个具有协同效应的有机整体。“三链”系统需具备动态进化能力，以应对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为推动三链系统持续进化，增强系统的适应性、稳定性和创新性，需要建立三大机制：一是构建开放互联的信息反馈网络。利用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建立连接三链所有主体的信息平台，实现技术需求、市场动态、政策效果等数据的实时采集、共享与智能分析，为协同决策提供支撑。例如，建设农业绿色科技大数据平台，整合科研、产业、政策信息，实现精准匹配和智能推送。二是搭建多元化的能量供给通道。在政府财政投入之外，积极引导金融资本、产业资本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基金、绿色债券等市场化方式投入绿色科技领域，为系统协同提供持续、稳定的资源保障。发展绿色金融产品，创新投融资模式，缓解绿色技术创新的资金约束。三是强化适应性治理与学习机制。建立常态化的政策评估与修订程序，鼓励在特定区域或领域开展政策试点，容忍试错，并通过组织学习将成功的协同经验制度化、范式化。例如，建立政策试验区和示范园区，探索三链协同的有效模式，总结经验并推广。通过这些机制创新，最终推动三链在终极目标上聚焦于绿色低碳发展，在供需关系上实现精准匹配，在资源配置上达到动态平衡，进而释放出巨大的系统性协同红利，加速农业绿色低碳转型进程。

3结论与对策建议

3.1结论

文章系统构建了一个旨在普适性解释科技驱动农业绿色低碳转型内在逻辑的理论框架，这一转型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受多重机制驱动的复杂系统演进过程，通过分析农业绿色科技的分类体系、政策工具的匹配逻辑以及三链协同的内在机理，得出其成功推进依赖于三个相互关联的理论支柱：

首先，农业绿色科技具有显著的异质性，需要建立精细化的分类管理体系。精准的科技分类是认知起点与治理前提，必须摒弃将农业绿色科技视为同质化整体的观念，从生态功能、经济—生态价值权衡两个维度进行系统精细划分，可以清晰识别不同类型技术的特征和政策需求，为精准治理提供理论基础。这种类型学的认知深化，是摆脱“一刀切”政策困境、实现从粗放管理到精准治理的理论基石。

其次，政策工具必须与科技类型精准匹配，形成靶向性的“政策包”。差异化的政策匹配是关键干预手段。政策工具的有效性高度依赖于其与目标科技特性的契合度。供给型、环境型与需求型政策工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工具箱，其选择与组合应基于对特定科技所面临核心挑战（如市场失灵、公共属性、负外部性等）的深刻理解，遵循“因技施策”的逻辑准则。双高型技术以市场驱动为主、政策引导为辅；生态主导型技术需要政府主导支持；经济主导型技术重在约束引导；生态低碳型技术关键在价值实现。这种差异化匹配是提升政策效能的关键。

最后，三链同构是实现系统效能倍增的根本路径。创新链、产业链与政策链的深度协同与动态互构，是跨越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变革“达尔文之海”的系统性桥梁。只有建立起三者之间需求牵引、供给推动、制度保障的良性互动回路，才能激发系统性变革的内生动力，实现农业绿色低碳转型的规模化与可持续。

3.2对策建议

基于研究结论，就我国推进农业绿色低碳转型，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强化顶层设计与战略引领。制订农业绿色发展中长期规划，明晰基于科技分类的精细化发展战略与路线图，明确不同阶段、不同区域的技术重点与政策优先序。建立跨部门协同工作机制，统筹科技、农业、环境、财政等政策资源。建议编制《农业绿色科技发展路线图》，明确关键技术的发展路径和政策需求，实现精准布局和有序推进。

2）创新政策工具与实施机制。推动政策体系的集成与创新，从供给、环境、需求三个维度系统优化政策工具箱，并加强其协同性。针对不同类型绿色科技特点，设计差异化支持政策。对生态主导型技术，强化生态补偿和政府购买；对生态低碳型技术，重点完善碳汇核算方法和交易机制；对双高型技术，重在维护市场秩序和促进公平竞争。同时，建立政策评估和动态调整机制，确保政策实效。

3）构建“三链”协同的治理生态与平台。推动建立政府、企业、科研机构、金融机构等多方参与的农业绿色科技创新联盟，打造资源共享与协同服务平台，打破体制机制壁垒，促进信息、资源与人才在系统内的高效流动。在生态敏感区，建设一批“三链协同”行政示范单元，探索有效模式和实施路径。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畅通从实验室到田间的转化通道。

4）深化数字赋能与智慧决策。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对复杂系统洞察力、政策模拟能力、精准调控能力和调控精准度。建设农业绿色科技大数据平台，实现技术创新、产业发展和政策实施的智能监测和评估。开发政策模拟系统，支持政策制定和优化决策，为“三链协同”提供技术支撑。

农业的绿色低碳未来，绝非遥不可及的愿景，而是可以通过科学的理论指引、精密的政策设计与系统的协同治理而逐步实现的宏伟工程。文章所构建的理论框架，可为这一进程提供一份理性的思考蓝图，通过构建以精准分类为前提、差异化政策为支撑、三链协同为动力的治理体系，必将推动农业绿色低碳转型迈上新台阶，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双碳”目标提供坚实保障。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不同区域条件下三链协同的具体实现路径，以及数字技术在三链协同中的深度应用等问题。

1.习近平.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J].奋斗，2023（6）：6-19.DOI:10.16634/j.cnki.cn23-1001/d.2023.06.006

2.IPCC. Climate Change 2022: Impacts, Adaptation and Vulner-ability[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

3.孙洪武，张倩.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科技引领与政策驱动[M].南京：江苏省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22

4.林惠凤，刘某承，洪传春，等.中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政策体系评估[J].环境污染与防治，2015，37（5）：90-95.DOI:10.15985/j.cnki.1001-3865.2015.05.017

5.Rothwell R, Zegveld W. Reindustrialization and Technology [M]. Essex: Longman Group Limited， 1985

6.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的通知[EB/OL].(2021-10-26)[2025-10-20].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10/26/content_5644984.htm

作者：孙洪武（1968- ），男，博士，研究员，副院长。主要研究方向：农业绿色发展与科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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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驱动农业绿色低碳转型的动力机制:创新链、产业链与政策链的同构演进

1前言

2农业绿色科技的内涵重构与分类体系

2.1农业绿色科技的分类体系与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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