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文史 | 源远流长的合肥农业———合肥农业发展之前世今生(一)

和合肥城市的发展一样，合肥农业的发展也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在不同的时期创造着不一样的辉煌。正是因为农业的不断发展，带动了多种经济的兴盛，最终促进了合肥这座古城的发展。

合肥古称庐州，已有2500多年发展历史了。据档案记载，古庐州境内农业、水产、畜牧资源丰富，适宜稻、麦、棉、麻、油料、蔬菜、瓜果等多种作物种植和猪、禽、渔业养殖。

合肥农业发展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楚国令尹孙叔敖主持修建了合肥地区最早的百里蓄水坝———芍陂（今寿县安丰塘），灌溉庐州以北淝河与沛河流域的4万余亩农田；到了东汉末年，庐州境内传入了牛犁耦耕，几十年后中原人民大批南迁庐州，他们利用地势，筑塘兴坝，整地为梯田；三国时期，屯兵于庐州的曹操，则开始围垦造田。

隋唐时期，特别是唐贞观至天宝（627—755年）的120多年间，合肥地区经济比较繁荣，物产也较丰富，稻、粟、麻、茶等都有种植。诗人杜甫曾用“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诗句来形容当时的情景。

北宋时的合肥，农业有了更大的发展，蚕丝生产比唐朝时更普遍，织造的品种更多。纺织业又从南方输入棉种，布棉因此取代丝、麻，人们的衣着原料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为了扩大耕地，当时的庐州大兴圩田，修筑池塘，蓄水养鱼，巢湖沿岸成为鱼米之乡。水产品不仅作为贡品，而且当时朝廷起征池渔税，可见养鱼的规模较大。公元1011年，江淮之间大旱，午麦不收，于是从江南、福建输入占城稻种。这种稻种产量高、成熟早，使江北的农业得到了较大发展。据史料记载，当时仅巢湖沿岸每年运往京城的粮食就达500万斗。到了南宋以后，巢湖沿岸稻田增多，逐步形成了合肥南部的圩田产粮区和北部丘陵岗地的杂粮产区。

明朝初年，由于朱元璋实行移民免税，鼓励耕织，当时庐州府的经济有了较大发展，人口大增。据《大明一统志》记载：自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至弘治四年（1491年）近百年期间，庐州府人口由36.7万人增至48.6万人，田亩由162.2万亩增至254.3万亩，平均每户田亩由33.8亩增至69.5亩，每年实征赋粮约10万石；值得一提的是，自弘治十五年（1502年）至万历六年（1578年）的76年间，庐州府人口由48.7万人增至62.3万人，田亩由254.3万亩增至680.8万亩，平均每户田亩由69.5亩增至144.3亩，实征赋粮9万石左右、赋银6万两。

清朝初期，特别是雍正和乾隆年间，合肥地区的农业依然有着较大发展，但自清光绪十年（1884年）起，由于清政府鼓励农民广种鸦片，合肥耕地“十居其一”且“地瘠粮减”，再加上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灾害频仍，合肥的农业发展和全国一样衰退式微。

清朝中期至民国时期，合肥的农业发展又有哪些特点呢？

首先，佃农数量比较多。据史料记载，1933年，合肥东、西、南、北等四个乡280户农户中，佃农占70.71%，自耕农占22.14%，自耕农兼佃农占6.07%，地主兼自耕农占0.36%，地主兼佃农占0.72%。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土地兼并厉害，不少农民都成了无地的佃农。

其次，土地分配和使用不均。清末民初时，淮军将领周盛传、刘铭传、唐殿奎、张树声等兼并了大量土地，合肥西乡（现肥西县）的周家圩、刘家圩、唐家圩、张家圩共占有45万多亩耕地，占合肥县耕地的13%。而我们所熟悉的李鸿章及兄弟李瀚章、李鹤章，在合肥和周边县也兼并土地250多万亩，仅在合肥东、西、北乡就占有土地近100万亩，占合肥县耕地的近30%。李鹤章为了在长乐乡南圩建李家楼，占地300亩，把本地温姓36户全部赶走。对当时的城北乡土地分配和使用情况的调查显示，自耕农户均7.8亩耕地，自耕农兼佃农户均9.8亩耕地，佃农户均12亩耕地，地主兼自耕农户均114亩耕地，地主兼佃农户均14亩耕地。而在佃农中，仅有15%能维持生活和简单再生产。

最后，农业租税多，农民负担重。据1934年档案记载，合肥乡村租率为每石田产量的50%上下。不少地主还用大斗剥削佃农。合肥东乡(今肥东县)一般租率为每石田产量的40%—60%，农民交给地主地租谷物达4000万斤。当时农业生产条件差，农作物产量低，一般一斗田收粮10—13斗，也就折成200—260斤。生产条件好的农户，一亩能收稻谷20—30斗，折成400—600斤，再加上教育、自治、保安、义款、筑路等地方附加，最后差不多是每石田实际赋税近300斤稻谷，占到每石田收成的12%—14%。

因此，1933年8月，湘、鄂、皖省在上书政府的报告中说：“农民所需耕种各费，罄谷之值，不能抵偿。”到了1943年，“合肥县人口127.4万，耕地47.4万亩，粮食总产1.83亿斤，人均占有粮食143.6斤。”据1947年安徽田赋粮食管理处统计，合肥县产稻210万石，占粮食总产的27.6%；产杂粮（大、小麦）550万石，占粮食总产的72.4%。可见，当时合肥地区以产杂粮为主。

合肥农业的发展，特别是晚清之前农业的发展，与合肥的地理位置有一定的关系。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寿春、合肥受南北湖……亦一都会也。”这里的“南北湖”是指合肥南有巢湖，北有瓦埠湖通淮河，南北之潮，俱至合肥，交通很方便。新中国成立后，从合肥故城址出土的郢爰，考古学家鉴定为楚国发行的黄金货币。1957年，寿县出土的鄂君启金节，也表明合肥是楚国的经济要地。当时从楚都寿春，向南至合肥、居巢，乘舟入巢湖，可达长江。仅铭文记载的货物种类，就有稻谷、马、牛、皮革等多种。可见，因为便利的交通，合肥的贸易数量和种类，在很早的时候就已达到相当规模了，这也促进了合肥农业的发展。我们知道，社会的发展从来都不是孤立的，有了农业的发展，才有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

据档案记载，隋唐时期，合肥通过水路进贡给朝廷的贡品中，就有丝布、绸缎、绢、花纱、麻等。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隋唐时期，合肥的南部已经形成新的商埠巨镇。而通过《宋史·食货志》我们可以看到，寿州产瓷器，今长丰县北部有大量瓷土和窑址，表明当时的陶瓷业已有发展。宋代在庐州、寿州、和州设有官办的贸易榷场，贩运盐、铁、茶等物资。因此，当时的庐州城外沿金斗河北岸形成了大商埠。

明代时的合肥更是巢湖流域的经济中心。据档案记载，巢湖沿岸盛产粮油、棉花、蚕桑、竹木、桐油、茶、麻、皮革、牛、羊、猪、家禽等农副产品，大别山区的竹木、皮毛、山货经庐州转运各地。庐州又是南北漕运的转输地，江淮各县的赋粮和物资，通过庐州运往京师。庐州商业也极为兴旺发达。所以，清嘉庆《合肥县志》有这样的记载：“谷米之出入，竹木之梄泊，舟船经抵县桥，或至郡邑署后，百货骈集，千樯鳞次，两岸悉列货肆，商贾喧阗。”可见当时的合肥金斗河沿岸街市商铺林立，主要经营皮毛、绸缎、粮油、金银首饰等商品，开办茶馆、当铺、钱庄等行业。

作为第一产业，农业的发展，自然会促进手工业和商业等多种经济形式的兴盛，从而加快全域经济快速发展。

参考书目：《合肥概览》（1987年）、《合肥市志》、《汉书·地理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