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应军1 杨 鑫2 张哲晰3 万歆钰4 穆月英1
(1.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3;2.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732;3.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北京 100810;4.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在粮食安全持续巩固的背景下,营养安全正成为食物供给体系转型的重要议题。文章明确研究边界在供给端,构建“结构—效率—脆弱性”分析框架,基于2012—2022年全国及东、中、西部三大区域数据,采用“国内生产与净进口”口径,测算人均能量与三大营养素供给量、供能结构与自给率,并引入资源—营养转化效率(RNEE)和5年滚动变异系数(CV)识别区域差异与风险暴露。研究发现:全国营养供给总体提升,但供能结构仍表现为碳水偏高、脂肪偏低,脂肪自给率长期处于低位;区域比较显示,蛋白质和脂肪转化效率呈“东部高、中部次之、西部较低”的梯度分布,碳水化合物效率则以中部最强;从脆弱性看,脂肪维度兼具较高波动和较强外部依赖,是供给体系中的突出短板。基于此,应在不挤占口粮安全基础上,推动形成东部优质营养引领、中部主粮基础上的结构转型、西部草畜乳和特色营养补位的区域协同格局,促进食物安全由数量保障向营养优化迈进。
关键词:营养安全;食物供给体系;区域差异;资源—营养转化效率;供给脆弱性
中图分类号:F323.1文献标志码:A
DOI:10.20067/j.cnki.swjjygl.2026.01.004
项目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产权制度对草地生态系统气候适应性的作用机理、路径与对策研究”(编号:72503237);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从单一产权到混合产权:超越传统产权类型与草场生态保”“混合产权与草场生态治理:私有与共有产权的协同效应”(编号:2024T171016、2024M763599);中国农业大学2115人才工程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祁应军,男,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通讯作者:穆月英,女,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引文格式:
祁应军, 杨鑫, 张哲晰,等. 营养安全导向的供给端结构—效率—脆弱性评估[J]. 食物经济与管理, 2026(1):32-45.
QI Yingjun, YANG Xin, ZHANG Zhexi, et al. Assessing Supply-Side Structure, Efficiency, and Vulnerability from a Nutrition Security Perspective[J]. Food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26(1): 32-45.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树立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要“向耕地草原森林海洋、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在这一背景下,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我国居民膳食需求正由“吃得饱”转向“吃得好、吃得健康”(成升魁等,2021;朱晶,2022;程国强,2023;龙文进和樊胜根,2023)。膳食结构也由以高能量摄入为主逐步转向更加重视质量与多样性的模式(Tian and Yu,2015;汪紫薇等,2023)。但与此同时,居民膳食摄入仍存在明显结构性失衡,谷薯类、畜禽肉和食用油消费偏高,而蔬菜、水果、水产品和奶制品摄入不足,且城乡、区域之间差异明显(夏佳钰等,2023;王泽宇等,2023)。在巩固粮食数量安全的基础上,如何从供给端改善营养结构、缩小区域差异,已成为大食物观和“健康中国”战略下亟需回答的重要问题。
围绕这一问题,现有研究形成三条相关但彼此分离的线索。第一,粮食与食物安全研究主要从自给率、国际贸易和资源约束出发,评估我国食物安全边界及其外部依赖特征(毛学峰等,2015;李国景等,2019;Smith and Glauber,2020;Hasegawa et al.,2021)。这类研究为把握全国食物安全总体形势奠定了基础,但多以全国总量为分析单元,对区域供给结构差异和营养短板关注不足(仇焕广等,2022;Cai et al.,2025)。第二,膳食转型研究通常以平衡膳食和营养需求为核心,从消费端依据膳食指南设定目标,测算农产品需求并识别营养缺口,揭示了“营养不足与营养过剩并存”的现实矛盾(周振亚等,2015;陈萌山等,2023;Wang et al.,2024;Guan et al.,2025)。但这类研究较少将营养目标与供给端生产结构、区域分布及风险暴露直接联系起来(黄季焜等,2012;程国强和朱满德,2020;朱晶等,2021)。第三,大食物观下的相关研究开始从草地农业、饲料粮安全和食物系统耦合等视角讨论多元食物供给体系,指出草地、饲草、畜产品链条与耕地农业共同构成国家食物安全的重要支撑(刘长全等,2023;樊胜根等,2024)。不过,这类研究多停留在理论倡议或产业分析层面,对东、中、西部在营养供给结构、资源—营养转化效率与供给脆弱性方面的系统比较仍相对不足。
总体来看,已有研究较好回答了“能否自给、依赖谁、消耗多少资源”及“居民摄入是否均衡”等问题,但对供给端营养结构、资源效率和风险暴露的区域化测算与比较仍缺乏系统分析。基于此,本文将研究边界明确定位于供给端,从“生产—净进口—营养转换”的链条出发,对2012—2022年东、中、西部的能量及三大营养素供给结构、资源—营养转化效率和波动脆弱性进行一体化诊断。围绕这一目标,本文重点回答三个问题:第一,我国供给端能量及三大营养素结构及其区域差异呈现何种演变特征;第二,不同区域在资源—营养转化效率与年度波动脆弱性方面分别暴露出哪些短板;第三,如何据此构建服务于区域分工、结构调整和现代流通治理的供给端诊断指标体系。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在“自给率—贸易—资源安全”研究的基础上,将分析重心由全国总量下沉到东、中、西区域,构建“结构—效率—脆弱性”一体化的供给端营养诊断框架,拓展了食物安全研究的区域分析维度。第二,本文从供给侧出发,将现实食物供给转化为营养指标,并通过资源—营养转化效率与波动脆弱性指标,系统识别不同区域的营养供给短板与风险暴露。第三,结合大食物观下多元食物供给体系的区域分工逻辑,将诊断结果与区域功能定位相衔接,为东部优质营养供给提升、中部主粮与油料效率改善、西部草畜乳和特色营养供给强化提供可测度的分析依据,也为后续流通体系优化、价格机制完善和绩效考核设计提供了供给端视角的参考。
(一)研究框架与测算思路
本文将研究边界限定在供给端,以“国内生产量+净进口量”近似表征可供消费的食物总量,并据此测算营养供给结构。需要说明的是,该口径反映的是食物和营养的潜在可获得性,而非个体实际摄入,可能受到库存变动、饲料及工业用途、流通损耗和家庭浪费等因素影响,因此文中人均供给量和供能比主要用于刻画供给结构特征及其区域差异,而不直接对应居民饮食行为(姜长云等,2014;李国景等,2019)。
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结构—效率—脆弱性”的供给端营养诊断框架。首先,以年度食物供给为基础,按照“国内生产+净进口”的口径测算各类食物供给总量,并利用营养转换系数将其统一折算为能量以及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供给量。其次,从结构维度考察东、中、西部每日人均营养供给量、供能比和自给率,分析三大营养素供给结构及其区域差异。再次,从效率和脆弱性维度分别引入资源—营养转化效率和营养供给波动指标,比较不同区域在单位耕地营养供给能力、年度波动性及外部市场暴露方面的差异,进而识别其供给端短板。
(二)指标体系与口径界定
为将供给结构差异转化为可比较的量化证据,本文使用人均营养供给量、供能比、自给率、资源—营养转化效率(RNEE)和5年滚动变异系数(CV)等指标,分别从结构、效率和脆弱性三个维度刻画区域营养供给状况,具体定义与测度见表1。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有指标均基于供给端口径,不涉及个体摄入及健康结果的因果识别,而是服务于生产、流通、消费链条前端的结构性诊断。
(三)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本文使用2012—2022年中国食物生产、贸易和耕地数据进行测算。其中国内生产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涵盖谷物、薯类、豆类、油料、糖料、蔬菜、水果、肉类、禽蛋、奶类和水产品等主要农产品;国际贸易数据来自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并参照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农产品分类口径,将进出口划分为谷物、薯类、干豆类、油籽、植物油、糖类、蔬菜、水果、肉类、禽蛋、乳品、动物油脂和水产品等类别;耕地面积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在数据处理上,本文首先根据既有研究并结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和相关技术资料,对各类食物进行可食用比例修正,剔除壳、皮、骨等不可食部分(周振亚等,2015)。其次,依据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食物交换份》(T/CNSS 020-2023)提取各类食物的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含量,并折算为统一的能量口径,以形成可比的营养供给数据。再次,在库存等数据不可得的条件下,参照既有研究,采用“总供给≈国内生产+净进口、总需求≈总供给”的近似口径测算供给总量和自给率(姜长云等,2014;李国景等,2019)。最后,结合耕地面积和年度序列数据,进一步计算RNEE和CV等指标,用于识别不同区域在营养供给效率和波动性方面的差异。
(一)国内食物生产与自给状况
2012—2022年,中国人均国内食物产量总体呈增长趋势(见表2),表明主要食物供给能力在十年尺度上持续改善。分品类看,多数食物年均复合增长率为正,其中水果、豆类和蔬菜增长较快,谷物、油料、奶类、水产品和禽蛋也保持不同程度增长;糖料是少数出现负增长的品类。总体上看,我国食物供给扩张主要体现为果蔬等园艺产品和部分优质农产品供给增加,而主粮类供给保持相对稳定。这一变化说明,在总量安全持续巩固的基础上,食物供给结构已开始由单纯追求“产得多”转向兼顾“供得更丰富”。特别是水果、豆类、蔬菜、奶类和水产品等品类的增长,反映出供给体系对居民膳食多样化需求已有一定响应,但不同品类的增长速度仍存在明显差异,说明当前供给扩张并不是均衡推进,而是在品类结构上呈现出分化特征。
从自给状况看,绝大多数食物类别仍维持较高自给水平,但不同品类之间差异明显(见表2)。2022年,蔬菜、水果、禽蛋和水产品自给率接近或超过100%,谷物、豆类、肉类和奶类总体保持在90%以上,说明多数食物仍以国内供给为主。相比之下,薯类和糖料自给率相对较低,而油料长期处于最低水平,2022年仅为27.7%,是当前食物供给体系中最突出的短板。结合长期变化看,谷物等基础食物自给率总体较稳,表明我国在主粮和部分生鲜农产品上仍保持较强的国内供给能力;但油料长期高度依赖进口,说明供给体系内部并非不存在薄弱环节,而是呈现出“基础品类稳、高营养密度或高加工关联品类弱”的结构特征。
(二)国内营养素供给现状
从营养供给总量看,2012—2022年我国人均每日热量、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国内供给量总体均有所上升,净进口供给也呈扩大趋势(见表3)。这表明,在生产增长与贸易补充共同作用下,我国营养供给能力总体增强,能够为居民膳食改善提供较强的物质基础。其中,热量和碳水化合物供给规模始终较高,蛋白质供给稳步提升,脂肪供给虽有增长,但增幅相对有限。若从供给来源看,国内生产仍是营养供给的主体,净进口则更多起到边际补充和结构调节作用。也就是说,我国营养供给在总量层面并不存在明显不足,问题更多不在于“是否有足够营养”,而在于不同营养素之间的供给结构是否合理、不同来源之间的稳定性是否均衡。
与总量增长并存的是自给率下降和结构失衡(见图1)。2012—2022年,热量、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自给率总体呈波动下行趋势,其中脂肪自给率始终最低,2022年仅为86.2%,明显低于其他营养维度。这一结果与前文油料自给率偏低相互印证,说明脂肪供给不足更多体现为供给结构问题,而非单纯的总量不足。与此同时,从供能结构看,碳水化合物供能比长期保持在最高水平,约为65%;脂肪供能比约在18%左右,明显低于碳水化合物;蛋白质供能比总体较为稳定。总体而言,我国供给端营养结构仍呈现以碳水化合物为主的特征,与居民消费端脂肪摄入上升的趋势并不完全一致,表现出“供给偏碳水、消费偏脂肪”的结构分化。这也说明,在总体供给能力提升的同时,营养安全问题已更多表现为结构优化、效率提升与风险暴露的区域性差异,而不只是总量供给问题。
(一)区域食物供给结构对比
在供给端口径下,东、中、西三大区域的食物供给总体呈现“总量稳步增长、结构明显分化”的格局(见图2~5)。从人均食物产量看,东部总体规模相对稳定,结构上蔬菜、水果等高附加值品类占比持续上升,显示其食物供给结构正由初级数量型向品质和多样性导向调整;中部增长平稳,谷物和蔬菜占比最高,主粮优势最为突出,表现出较强的数量基础和能量支撑能力;西部增幅最大,蔬菜、水果和畜产品增长较快,呈现园艺与畜牧协同扩张的特征。若从变化趋势看,东部的突出特点并不在于总量扩张,而在于供给结构优化;中部则体现为以主粮和基础性农产品为主体的稳定供给;西部则更多表现为在较低基数上实现较快增长。三大区域在产量结构上的差异,表明我国食物供给已由单一的数量扩张转向带有明显区域分工特征的结构演进。
从能量口径看,区域差异进一步清晰。中部人均每日能量供给始终最高,且整体仍保持上升趋势,说明其主粮生产优势在总能量供给中具有决定性作用;西部位居其后,近年来稳步抬升,反映出随着园艺、畜牧和部分特色农业发展,其供给体系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粗放型增长,而开始形成更具支撑力的综合供给格局;东部最低,且变化幅度相对较小(见图5),表明其食物生产虽然更趋多样,但受土地资源约束和农业比较优势转移影响,总能量供给并不占优。这表明,产量结构与能量来源结构并不完全一致:东部虽在果蔬和动物性食品上更具多样性,但总能量供给仍不占优势;中部则表现为主粮基础稳固、能量供给能力最强;西部则在总量提升的同时,逐步形成“园艺+畜牧”的供给结构。总体而言,东部表现为高附加值品类占比提升,中部主粮优势最强、能量基数最高,西部则呈现园艺与畜牧协同扩张的格局。
(二)区域膳食营养结构对比
从三大营养素供给量看,2012—2022年东、中、西部均呈上升趋势,但区域排序较为稳定: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供给量总体表现为中部最高、西部次之、东部最低,脂肪供给量则同样以中部居前,但东部在脂肪供能比上明显高于中西部(见图6~8)。这一结果表明,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并不只是营养供给总量的差异,更体现为营养来源结构和供能方式的差异。中部依托较强的主粮供给基础,在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绝对供给上持续保持领先;西部虽然总量上不及中部,但蛋白质和脂肪供给均呈稳步上升趋势,说明其在畜产品和草畜乳链条带动下,营养供给能力正在增强;东部则在总量不占优势的情况下,表现出更明显的结构优化特征,尤其是在蛋白质和脂肪供能结构方面更为突出。
从供能结构看,东部碳水化合物供能比较低,蛋白质和尤其脂肪供能比相对较高,表明其供给结构更接近多样化和高附加值导向;中部碳水化合物供给量和供能比长期居高,主粮依赖最为明显,体现出典型的高能量、偏碳水结构;西部介于东中之间,蛋白质和脂肪供给量有所提升,但供能结构改善相对缓慢。进一步看,东部脂肪供能比明显高于中西部,并不意味着其脂肪绝对供给量一定显著占优,而更多说明其在总能量构成中,油脂和动物性食物的贡献较高;中部虽然蛋白质、脂肪和碳水供给量均较高,但由于碳水化合物基数过大,其供能结构仍明显偏向主粮型;西部则在蛋白质和脂肪供给上呈现渐进改善,但整体上仍未摆脱以碳水为主的供能格局。由此看,全国营养供给的区域差异并不只是“多与少”的差异,更表现为“供什么、以什么为主”的结构差异。
(三)资源与营养转化效率差异
为刻画单位耕地对营养供给的贡献,本文构建资源—营养转化效率(RNEE)指标,并比较东、中、西部单位耕地对应的能量及三大营养素供给水平(见表4)。
总体看,2012—2022年RNEE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区域梯度较为清晰:总能量、蛋白质和脂肪的RNEE均表现为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而碳水化合物RNEE则由中部显著领先。与单纯考察产量或供给量相比,RNEE更能揭示区域在资源约束条件下的营养产出能力,因此更适合用于识别“总量不低但效率不足”或“资源紧约束下结构较优”的区域差异。
具体而言,东部在总能量、蛋白质和脂肪效率上保持稳定优势,说明其在种养结构、加工流通和单位土地综合产出方面具有较强能力;西部虽整体水平较低,但呈持续改善趋势;中部在总能量效率上虽具有较强基础,但波动相对更明显,其中2018年出现一次性跳升,随后回落,整体排序并未改变。与之相比,碳水化合物RNEE则明显由中部领先,表明其中部主粮生产在单位土地能量转化上具有显著优势。综合来看,东部的优势主要体现为综合营养效率较高,中部突出表现为碳水化合物效率领先,西部则仍处于追赶过程中。也就是说,区域供给差异不仅体现在营养结构上,也体现在单位资源的营养产出能力上。
(四)年度波动与外部暴露
为评估营养供给的稳定性与对国际市场的暴露程度,本文采用5年滚动变异系数(CV)衡量年度波动,并结合前文自给率和净进口变化分析外部依赖(见表5)。总体看,各项指标CV多处于0.01~0.07之间,说明我国营养供给总量基础总体较稳,但不同营养维度和不同区域之间仍存在明显差异。
从总能量和碳水化合物看,波动总体较低,是供给体系中最稳定的部分。中部和西部在2019年前后一度降至较低水平,之后有所回升;东部整体略高,但变化幅度有限。这表明,以主粮为基础的能量供给仍具有较强稳定性,碳水化合物仍是我国供给体系中最稳固的营养基础。
相比之下,蛋白质和脂肪波动更为敏感。蛋白质CV总体高于总能量,东部维持在相对稳定的中等波动区间,中西部则在前期下降后于近年回升,反映出优质蛋白供给链条对成本、物流和加工条件更为敏感。脂肪则表现出更明显的风险特征:其自给率长期偏低,外部依赖度较高,同时CV在部分年份上升较快,尤其是中部回升更明显,东部相对平稳,西部低位回升。结合前文油料和脂肪自给率特征,脂肪维度体现出较典型的“高波动、高暴露”特征,是区域营养安全中最值得关注的薄弱环节。
总体来看,东、中、西部在营养供给上并非简单的高低差异,而是体现为结构、效率和脆弱性的组合差异:东部结构较优、综合效率较高,但部分维度波动略高;中部总量和碳水效率优势突出,但结构偏碳水,脂肪和蛋白质维度短板较明显;西部总量与结构均在改善,但资源—营养转化效率仍相对偏低。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区域营养安全问题已经不能仅以总量供给加以判断,而需要在结构、效率与脆弱性三维框架下加以识别。
基于前文对供给结构、资源—营养转化效率和年度波动的识别结果,本文提出面向营养安全的区域协同路径。其核心在于:在不挤占口粮安全基础的前提下,统筹能量供给稳定、营养结构优化与外部风险缓释,推动食物供给体系由以总量保障为主,转向数量、质量与韧性并重。
(一)区域功能定位:东部优质营养、中部主粮转型、西部草畜乳补位
根据区域间在结构、效率与脆弱性上的差异,可进一步明确三大区域的功能定位。东部可定位为优质营养供给引领区,依托加工、冷链和市场体系优势,重点发展高营养密度和高附加值食物,提升优质蛋白、健康脂肪及多样化食物供给能力,并通过消费引导促进营养结构改善(Reynolds et al.,2019)。中部可定位为主粮稳产与结构转型协同区,在巩固主粮供给能力的同时,推进粮豆轮作和粮油协调发展,增强大豆、油菜、禽蛋和乳品等品类供给,发挥由高碳水供给向更均衡营养结构转换的枢纽作用。西部可定位为草畜乳与特色营养供给区,依托草地资源和特色农业基础,做强草食畜牧业、乳品业及耐贮运果蔬和特色杂粮供给,提升优质蛋白和特色营养素的稳定供给能力(Xu et al.,2019)。
(二)链条优化:突出油料—脂肪与优质蛋白短板
针对油料和脂肪供给薄弱、优质蛋白区域不平衡等问题,政策重点应从单一品类支持转向链条优化。首先,在适宜地区稳步发展大豆、油菜、花生、葵花等油料作物,提高单位土地产脂效率,并完善压榨、仓储和流通体系,增强对国际价格波动和进口风险的缓冲能力。其次,在不削弱主粮稳产的前提下,分区域补齐优质蛋白供给短板:中部可增强禽蛋和乳品供给能力,西部重点完善草畜乳链条,东部则依托冷链和加工优势提升水产及高品质动物性食品供给。再次,应围绕“损耗、时效、质量”推进农产品流通体系现代化,在主产区完善产地预冷、分级、冷藏和运输衔接,降低鲜活农产品损耗,提升跨区域均衡配置能力(刘泽龙等,2022;邓铭江等,2023)。
(三)监测与政策工具:以结构、效率和脆弱性为抓手
在区域功能分工和链条优化的基础上,应进一步将结构、效率和脆弱性指标转化为常态化监测和政策调节工具。短期内,可围绕RNEE、CV和自给率建立区域营养供给监测体系,动态跟踪供给结构变化、波动风险和外部依赖程度,为财政支持、储备调节和区域协调提供依据。中长期看,应将营养目标更有机地嵌入粮食安全与农业支持政策,对乳品、豆类、水产、全谷物和果蔬等营养关键品类给予定向支持,重点向良种研发、初加工、冷链设施和质量标准体系倾斜(汪紫薇等,2023;樊胜根和张玉梅,2023;Zhu et al.,2025)。同时,可将公共采购和营养标准作为需求牵引工具,通过稳定释放营养导向型市场信号,引导生产端根据区域结构短板和风险特征进行调整,从而实现供给数量稳定、营养质量提升与系统风险下降的协同。
本文基于供给端数据,对2012—2022年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膳食营养供给能力进行了测算与比较,并从结构、效率、脆弱性三个维度评估我国食物供给体系向营养导向转型的差距。研究所刻画的是各地区在现有生产与贸易条件下对居民营养需求的潜在支撑能力,旨在识别供给结构、资源配置效率及其风险约束。
研究得到三点主要结论。第一,全国营养供给能力总体提升,但供能结构失衡仍然明显。十年间热量和蛋白质供给水平整体上升,但供给结构长期表现为碳水化合物占比较高、脂肪占比较低,脂肪自给率持续处于相对低位,表明油料和健康脂肪供给仍是当前营养安全中的突出短板。第二,区域差异具有较强稳定性。东部在蛋白质和脂肪等维度的资源—营养转化效率相对较高,中部在碳水化合物和总能量供给方面优势明显,西部供给能力持续改善但整体效率仍相对偏低,说明不同区域在营养供给中的比较优势和短板并不相同。第三,营养供给风险更多体现为结构性脆弱。总体上看,各类营养供给波动仍处于可控范围,但脂肪维度波动更敏感,且与进口依赖相互叠加,形成较为突出的“高波动—高暴露”风险点。
基于上述发现,本文认为,今后食物安全治理应在继续巩固数量安全的基础上,更加重视营养结构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和供给韧性增强,并据此推进区域协同。总体上,可形成“东部引领优质营养供给、中部推进主粮基础上的结构转型、西部强化草畜乳和特色营养补位”的分工格局。同时,应将RNEE、CV和自给率等指标纳入常态化监测和政策调节体系,为结构调整和风险预警提供依据。未来研究可进一步结合消费端和健康结果数据,检验供给能力改善能否有效转化为居民营养摄入改善与健康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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