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分享|马历等: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政策对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于多期DID的实证研究

 摘 要 

【目的】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政策作为统筹粮食安全与生态保护双重约束的重要工具，其生态效能评估对农业可持续发展决策优化具有重要价值。【方法】本研究运用超效率SBM模型和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基于2015—2022年中国854个县域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政策对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影响路径及空间异质性。【结果】(1)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政策对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且这种影响在经过一系列检验后仍然成立；(2)机制分析表明，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政策主要通过推动农业技术创新、提升农民资本水平、促进农村产业发展三条路径显著促进耕地利用生态效率；(3)政策效应在不同的地理区位、地貌类型和农业生产功能区间存在显著差异：能显著促进中西部地区、平原地区和粮食主产区耕地利用生态效率，但对东部地区、丘陵地区和非粮食主产区影响效应不显著。【结论】应坚持推进农业技术创新、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建设，同时在建设过程中要因地制宜，探索适合不同地区的发展模式，更好地促进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提升。

研究背景及意义

耕地资源作为农业生产系统的核心要素，其生态效率直接关乎国家粮食安全与农业可持续发展。我国以占全球9%的耕地养育世界近20%的人口，资源紧约束特征显著。同时，高投入、高消耗的传统耕作模式已逼近生态承载阈值。在此背景下，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政策作为中国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实现农业增效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关键切入点。

鉴于此，本文将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以2015—2022年我国854个县域为研究样本，在利用超效率SBM模型对耕地利用生态效率进行测度的基础上，利用多期双重差分就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政策对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影响展开系统考察，以期为农业绿色转型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亮 点 

第一，现有研究多聚焦政策对农业生产环节的直接影响，缺乏从耕地系统视角解析“政策-效率”的传导机制；

第二，由于政策工具对不同区域可能产生非线性效应，因此，本文尝试探究政策响应的区域差异，并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 政策对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影响效应

1.1 行为转变

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开展充分宣传，带动农民转变思想观念，认识到传统农业种植模式中过度依赖农药化肥导致土壤退化、环境污染等弊端，主动减少化学投入品使用，推行绿色种植方式。同时通过强化激励约束与完善监管体系，引导经营主体摒弃高能耗、高污染的传统经营模式，践行绿色经营理念，这种行为转变直接作用于耕地利用过程，减少对耕地生态环境的破坏，提升耕地生态质量。

1.2 经济激励

为全力支持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建设，政府设立专项绿色农业发展基金，将农业资源开发、农田水利建设等资金向先行区倾斜，并给予税收减免、贴息贷款等优惠政策，同时开展绿色农业创业培训，提升生产者技术能力。这些经济激励措施吸引了资本和人才等生产要素向先行区集聚，保障了生态农田改造、智慧农业示范园等绿色工程项目优先落地实施。各类经济活动的有序开展与生产要素的高效配置，均依托土地这一载体来释放活力。这种活力的释放，能够在既定的土地面积上，实现产出增多与排放降低的双重效果，有力推动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提升。

1.3 考核压力

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建立了包含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农药化肥减量比例等20余项生态指标的严格考核体系，以确保各项工作按计划推进并达到预期目标。每季度将对绿色农业技术推广应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成效、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等工作进展进行细致梳理，每年年底开展全面系统评估，考核指标涵盖经济、社会、生态等多个维度，注重绿色发展的全面性和可持续性。对于考核不合格的地区限期整改甚至取消其试点资格，这一严格的考核机制迫使政府积极贯彻落实政策，通过设立绿色农业科研专项，联合高校、科研机构等开展技术研发，并推动区域间生态农业合作，推广成功经验。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引导农业生产活动遵循生态友好原则，例如划定耕地生态保护红线、推广保护性耕作模式等，这些举措合理优化了耕地资源利用方式，有效保护了耕地生态功能。

2. 政策影响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作用机制

2.1 推动农业技术创新

一方面，根据波特假说，适当的环境规制政策可以刺激技术创新，产生创新补偿效应。政府通过制定技术创新激励政策，提高农业创新技术研发活动的动力，催生出如精准农业技术、生物防治技术等创新成果直接作用于耕地利用过程中，有效降低土壤重金属污染风险，保护了耕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技术创新不仅带来生产成本下降，弥补因规制带来的成本增长，还通过减少污染排放、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增加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耕地面积污染物负荷下降、有机质含量提升，改善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另一方面通过采取建立县校合作或县企合作等合作模式，促进不同主体间的相互协调、合作以及集体行为，产生1+1＞2的协同效应。大学或科研机构在与政府合作过程中作为主要技术供给方，通过搭建标准化生产体系和促进生产技术创新与迭代，为绿色生产提供技术方面的支撑。这种跨主体协同创新，实现技术本地化改造、标准化生产推广和生态技术迭代，构建起耕地生态保护与高效利用的技术支撑体系。

2.2 提升农民资本水平

一方面，先行区通过组建农业绿色发展专家或引进优秀人才，定期对试点开展指导服务，组织田间观摩及室内技术培训，将绿色种植技术和生态管理理念传递给农户，促进当地农民资本水平的提升，高水平人力资本不仅改变农户耕作行为，促使其采用绿色种植技术，还通过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组织，将生态实践经验转化为可复制的操作规范，形成人才培育、行为示范、规范推广的生态耕作模式扩散链；另一方面，更多的惠农资金和政策流向农村地区，为农村居民自主提升现代技能和知识素养提供技术手段和资金支持，若看到先行农户因采用新技术实现了增产增收、降低了生产成本或风险，农户出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以及规避风险的本能，会在同村或邻村间形成学习和模仿，这也是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减少成本、降低风险的有效途径，而农户间紧密的社会网络与邻里关系，使得信息传播迅速且信任度高，进一步推动了模仿行为的发生，这种模仿行为使得更好的种植技术和模式等在农户间快速扩散，促使区域耕地利用方式转变。

2.3 促进农村产业发展

产业结构的调整能带来“结构红利”，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推动着农村产业向绿色化方向发展。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政策结合绿色发展形势，引导产业发展方向，推动农村产业由劳动、资本密集型向技术、知识密集型的方向转型升级。同时还通过建立农业绿色循环低碳生产制度和产业准入的负面清单，明确种植业、养殖业发展方向和强度，实现产业向价值链高端环节迈进，缓解地区低端产业结构刚性，直接减少耕地外源污染输入。此外，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政策借助推行规模化经营、推动经营主体合作以及促进产业融合发展等模式，推动耕地向家庭农场、合作社集中，解决由于耕地细碎化导致的效率低下等问题。资源的合理配置为集聚提供了内在驱动力，而集聚程度一旦提升，对要素的需求也会随之增强，由此更进一步促使各种要素集聚。这一循环过程能降低单位耕地技术推广成本，提高产业与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实现规模化生态种植。同时，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能够有效降低资本门槛，吸引金融资本、技术人才向先行区流动，推动耕地利用从分散低效向集中高效转变。

研究设计

1. 模型设定

1.1 多期双重差分模型

本文将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政策的颁布视为“准自然实验”，通过双重差分模型(DID)可以有效地控制时间趋势对于政策评估效果的干扰，并引入个体固定效应控制不同地区本身存在的固有差异，使得评估结果更能反映政策实施带来的变化，而不是由于地区本身差异导致的结果。而传统的双重差分模型仅仅适用于评估单一时点的政策效果，由于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试点于不同时间逐步推进，不同批次的政策处理时间存在先后差异，因此，本文借鉴相关文献的做法，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

式中：α₀为截距项；下标i和t分别表示地区和年份；ECLU表示耕地利用生态效率；DID表示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政策，其系数α₁反映了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的政策效 果；control_it表示一组控制变量；α₂为其系数大小；𝜆_𝑖、𝛿_𝑡分别为地区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ε_it为随机扰动项。

1.2 机制检验模型

鉴于传统“三步法”的中介效应检验存在内生性问题等争议，本研究借鉴江艇的做法，结合式(1)和式(2)，构建“两步法”检验农业技术水平、农民资本水平、农村产业发展水平的中介效应，考察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政策对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影响机制，设定中介机制检验模型如下：

式中：M表示内在机制变量，包括农业技术水平(Agriculture Technology Level, ATL)、农民资本水平(Farmer Capital Level, FCL)和农村产业发展水平(R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RID)。

2. 变量与数据说明

2.1 被解释变量

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本文综合考虑投入、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使用Super-SBM模型来测定各城市的耕地利用生态效率，该模型能克服了一般SBM模型效率值被低估或众多效率值为1等弊端，综合考虑了非期望产出并修正松弛变量，提高其效率值的准确性。由于在规模报酬可变(VRS)和规模报酬不变(CRS)的不同假设下测算结果不同，而农业生产过程中，耕地利用往往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很难保证所有决策单元都处于规模报酬不变的状态，因此本文采用基于规模报酬可变的Super-SBM模型测度，其表达式为：

式中：ECLU为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值；θ为权重向量；X_i0、𝑦_𝑞0^𝑤、𝑦_𝑞0^𝑏分别代表投入指标、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𝑥̅_i、𝑦̅_𝑞0^𝑤、𝑦̅_𝑞0^𝑏代表其松弛量；m、S₁、S₂、n则分别对应投入指标、期望产出、非期望产出与决策单元的个数。结合相关研究，测度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投入和产出指标选取如下：投入指标选取农作物播种总面积、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农业机械总动力和农药化肥投入量；期望产出选取农业产值和粮食产量；目前研究中主要考虑的非期望产出包括面源污染与碳排放量两类，面源污染通常局限于特定区域内较为分散的污染源所引发的污染，碳排放所产生的影响相较于面源污染而言覆盖范围更为广泛，其指标更具代表性，因此，本文非期望产出选取碳排放量，主要测度化肥、农药、农用薄膜使用量及有效灌溉面积等指标，其碳排放系数分别为0.896kg/kg、4.934kg/kg、5.180kg/kg、266.480kg/hm²。各指标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2.2 解释变量

将纳入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试点的地区对应的“Treated”赋值为1，这类地区构成处理组，非试点地区的“Treated”则赋值为0，作为控制组，以剥离政策之外其他因素的干扰。同时，考虑政策实施的时间维度，将政策实施前的“Time”赋值为0，实施后赋值为1。在此基础上构建交互项DID，即DID=Treated×Time。该交互项在控制其他潜在影响因素后，能精确反映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政策对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净效应。

2.3 中介变量

农业技术创新：对科技创新投入越多意味政府对于技术创新的重视，是促进当地各方面技术水平提升的重要因素，本文参考吕添贵等人的研究，选择地区科学技术支出与财政总支出的比值衡量农业技术水平；农民资本水平：通过加大对农户教育培训，能有效提升农户人力资源水平，增进农户总体绿色利用行为，本文参考借鉴杨怡等的思路，选取农村居民教育培训消费支出总和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衡量农村人力资本；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作为农业产业体系中的关键构成部分，涵盖了种子种苗培育、农产品初加工等多个重要领域，从不同维度推动着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农业产业结构革新进程中的重要体现，本文借鉴蒋辉等的研究，以(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产值/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计算出农业服务业支出占比，并以此来衡量农业产业发展程度。

2.4 控制变量

本文参考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相关研究文献，从宏观经济指标和农业生产条件两个维度选取控制变量在宏观经济方面：(1)经济发展水平(Eco)，选取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对数表征；(2)财政涉农支出(Gov)，采用农林水事务支出和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之比表征。在农业生产方面：(3)机械化程度(Mec)，选取农用机械总动力除以耕地面积衡量表征；(4)灌溉指数(Irr)，选取灌溉面积与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值表征。

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由于政策的滞后性，因此四批先行区政策实际起作用时间分别为2018年、2020年、2023年和2024年，根据目前可获得的数据，本文选取前两批试点，以县级行政区为样本选取标准，所以若试点地区为地级市则选取其所包含的县级行政区，剔除其中省级示范区浙江省和海南省(省级示范区内县级试点建设时间因为各省政策差异可能不同)，且部分地区并未公开相关数据，因此对资料和数据缺失较多的县(市、区)也进行剔除，部分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予以补充，最终选取65个先行区试点构成实验组(其中包含第一批试点47个，第二批试点18个)，789个县(市、区)为对照组。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主要数据来源为《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统计公报以及各县(市、区)信息公开平台。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结果与分析

1. 多重共线性检验

在进行正式回归分析之前，本文对所有使用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表3)。检验结果中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显示，所有变量中方差膨胀因子(VIF)远小于经验法则所要求的临界值10，可以认为变量之间多重共线性较低，通过多重共线性检验。

2. 基准回归

本文在DID的基础上，采用双向固定模型进行基准回归，通过控制时间固定效应和个体固定效应，得到基准回归结果(表4)。固定效应模型分为4个步骤进行：列(1)呈现的是仅控制时间固定效应，尚未加入任何控制变量时的回归结果，此步骤旨在初步观察时间因素对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基础影响；列(2)的回归结果是在列(1)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加入了控制变量；列(3)为同时控制时间固定效应和个体固定效应，但未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列(4)的回归结果是在列(3)的基础上，加入了控制变量。由基准回归结果可知，所有被解释变量的政策交乘项均对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因此假说1得到证实，即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政策能促进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提升。

3. 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模型的使用前提是满足平行趋势，具体而言，在政策正式实施之前，试点地区与非试点地区在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方面的变化需呈现出平行趋势。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D_it是一组虚拟变量，如果地区i在第t年实施了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政策，则取值为1，反之则取值0。β_t反映了政策实施的第t年，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的耕地利用生态效率之间差异。参考Beck的做法，处理可能存在的事前趋势，绘制出平行趋势检验图(图2)。在农业绿色先行区试点实施前各期的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在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变化趋势之间无显著性差异，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此外，由图2可知，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政策对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影响在政策实施初期并不显著，这表明其带来的影响显现需要一定时间。

4. 稳健性检验

4.1 安慰剂检验

(1)时间安慰剂检验。对政策实施时间做出改变，将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政策的实施时间分别往前推移2年与3年，以此构建虚假的政策时间。并对式(1)进行回归。表5的列(1)和(2)分别为政策时间提前2年、3年，结果表明这些回归结果的系数估计值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处理组地区和对照组地区的时间趋势没有差异，也再次证明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政策促进了耕地利用生态效率。

 (2)城市安慰剂检验。借鉴Cai等的做法，从样本中随机挑选65个地区作为虚假的处理组，可以得到实施安慰剂的县(市、区)对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影响的系数估计值和对应p值，将上述过程重复500次后得到的安慰剂检验图(图3)。虚假回归系数若由不可观测因素主导，会在分布上呈现出较为集中的特征，大多围绕0值附近分布，远离0值的高尾区域出现的概率极低。而我们得到的基准回归系数估计值0.013却处于这一高尾位置，因此表明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并非是不可观测因素所导致的。

4.2 基于缩尾处理的稳健性检验

本文为有效消除极端异常值可能对研究结果产生的干扰，针对各连续变量分别实施了上下1%与5%的双边缩尾处理，在完成这一数据处理后，再次开展相关检验工作。表5的列(3)和列(4)回归结果可知，在进行上下1%和5%的双侧缩尾处理后，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政策对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影响系数均为0.013，且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与表4中所得结论一致，显著性水平未发生改变，由此可见，样本不存在对结论产生明显作用的异常值，基准回归结果具备一定程度的稳健性。

4.3 排除其他政策干扰

为了防止样本期间其他政策举措对耕地利用生态效率产生影响，进而导致基准回归结果出现偏差，本研究通过收集和梳理文件，发现低碳城市试点的建立能减污降碳，促进生态效率，且第三批低碳城市试点于2017年建立，因此可能影响样本期间耕地利用生态效率。为避免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政策实施期间因为低碳城市试点的建立所带来的干扰，加入低碳试点政策的虚拟变量，结果如表5的列(5)所示，其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再次证明了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政策的建立能促进耕地利用生态效率。

5. 中介机制分析

本文认为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政策通过推动农业技术创新、提升农民资本水平、促进农村产业现代化三条途径来促进耕地利用生态效率。

首先，对农业技术创新水平进行基准回归，结果如表6的列(1)所示，基准回归结果系数为0.010，并在1%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政策对农业技术创新水平存在促进效应。新的技术能通过替代效应减少生产对耕地的负面影响，通过使用创新农业技术能降低土地利用活动中对劳动力、能源等资源的依赖性，优化传统要素投入结构，降低农业碳排放。且其相比于传统农业技术对耕地资源进行更科学的规划和合理的布局，能提高当地投入要素利用率和农业生产效率，改善农业生产环境和提升农业发展质量，实现产能提升与生态保护的平衡，从而促进耕地利用生态效率。

其次，对农民资本水平进行基准回归，结果如表6的列(2)所示，基准回归结果系数为0.007，并在5%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政策对农民资本水平存在促进效应。根据人力资本理论，较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意味着农户掌握更多有关农业生产的先进知识，能更科学合理地进行农业种植。农户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代表着农户应用新技术、新方法、新设备开展农业生产，减少传统种植模式对耕地带来的损害，维持土壤结构的稳定，实现耕地利用绿色转型。同时，通过采用生态友好型种植模式，还能减少农业碳排放，提高耕地利用效率，促进农户整体绿色行为的增长。

最后，对农村产业发展情况进行基准回归，结果如表6的列(3)所示，基准回归结果系数为0.017，并在5%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政策促进了农村产业发展。农村产业现代化发展，通过一二三产业融合，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提高资源利用效能，构建起耕地生态循环利用体系。如乡村旅游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引导部分耕地向景观农业、休闲农业转型，减少高强度种植对耕地的持续压力，促进耕地休养生息，从而在达成经济增长目标的同时改善环境质量。此外，农村产业现代化带来的市场信息网络完善，农业经营主体能实时获取市场供需信息，有助于缓解农业生产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精准调整种植结构，有效降低经济环境波动、自然环境变化对农业生产造成的不利影响，降低因盲目生产导致的耕地资源浪费，显著提升了耕地资源配置效率。

6. 异质性分析

6.1 地理区位的异质性

考虑到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和地理条件等存在差异，本文将样本划分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回归结果如表7的列(1)、(2)所示。由回归结果可知，在中西部地区，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政策对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促进效应为0.017，但其作用效果对于东部地区并不显著。其可能的原因是，中国的东部地区位于沿海，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后，该地区经常作为诸多试点政策的“先行者”，其农业现代化程度高，技术、人力和产业发展成熟，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政策倡导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举措与现有模式重合度高，因此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政策对于东部地区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促进边际效应不明显。相对而言，中西部地区先天优势不足，可以通过学习和借鉴东部发达地区经验，学习其创新技术和引进更多专家人才等，能够将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战略转化为城市发展的后发优势，促进耕地利用生态效率。

6.2 地貌类型的异质性

为揭示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政策的地貌异质性特征，本文基于地形梯度将研究区域划分为丘陵和平原两大类型单元。表7的列(3)和列(4)的回归结果显示，政策对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促进作用呈现显著空间分异特征：平原地区政策效应系数达0.023(p<0.05)，而丘陵地区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平原地区因其地势平坦、田块连片的优势，更易形成规模化经营与技术集约投入的良性循环。在政策驱动下农业生产可以采用更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实现专业化分工，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获取规模经济效益。且这种优越的地形条件为农业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基础，有利于打造功能复合型的现代农业形态，从而促进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提升。而丘陵地区地形复杂、土地细碎化和生态脆弱性等，难以形成大规模的集中种植区域，实现规模经济，因此政策效应对于丘陵地区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促进作用有限。

6.3 农业生产功能区的异质性

中国的粮食主产区在保障中国粮食安全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本文基于农业生产功能区，将样本划分为粮食主产区与非粮食主产区。表7的列(5)和列(6)呈现了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政策对不同功能区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影响效应差异，其能显著促进粮食主产区耕地利用生态效率0.014，而对非粮食主产区影响效果不显著。在耕地资源方面，粮食主产区耕地规模大、集中连片，利于开展大规模生态项目，提升生态循环和耕地利用生态效率，而非粮食主产区耕地破碎，难以统一实施生态工程，且粮食主产区耕地质量高，能更好吸纳绿色技术；在农业结构方面，粮食主产区以粮食生产为核心，结构单一，便于统一推广绿色标准和技术，而非粮食主产区产业更多样，增加统一生态措施推广难度。同时，粮食主产区农民保护耕地意识本身更强，而非粮食主产区农民由于更多从事非农产业，对农业关注和投入少，因此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政策作用相对有限。

 结论与建议 

1. 结论

(1)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政策能促使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显著提升1.3％，通过平行趋势检验和缩尾处理、安慰剂检验并排除其他政策干扰后，结果仍然成立。

(2)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政策主要通过农业技术创新、农民资本提升和农村产业现代化发展三条途径，推动传统农业向生态农业转型，实现耕地生产与生态功能耦合协调，进而促进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提升。

(3)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政策对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影响在不同的地理区位、地貌类型和农业生产功能区上存在显著的异质性。政策的实施能显著促进中西部地区、平原地区和粮食主产区的耕地利用生态效率，而对于东部地区、丘陵地区和非粮食主产区作用效果不显著。

2. 政策建议

(1)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政策能显著促进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是保障粮食安全的一项重要政策，为了更好地发挥其作用，应持续推进农业技术创新、提升农民资本水平和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在技术方面，加大对农业创新技术的研发投入工作，吸引多方主体合作投入到农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研发中，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在农民方面，发挥好专家培训和人才带动作用，从教育、宣传、文化等方面普及绿色生活理念，推行绿色生活方式，推动农户从思想到行动上的全面变革；在产业方面，加快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着力构建新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引领农业绿色转型。 

(2)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政策建设应依据各区域独特的资源禀赋和农业生产特征，精心制定与之适配的发展策略，加强政策执行的灵活性和创造性，做到因地制宜，探索差异化、特色化、生态化的农业发展路径。对于经济条件和资源禀赋较好的东部地区，应立足地区特色加大创新研发力度，发挥好模范带头作用；而对于条件相对较差的中西部地区，应继续优化先行区建设环境，积极引导先行区科技成果转化，充分利用其“后发优势”。针对丘陵地区地形复杂、耕地破碎等特点，发展特色农产品种植和养殖，推广适合丘陵地区的农业机械，加大对丘陵地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推动丘陵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针对非粮食主产区耕地分散、质量参差不齐等状况，发展高附加值的特色经济作物种植与小众畜禽养殖，加大对农田水利设施、道路交通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同时加大对农民宣传教育，促进非粮食主产区农业规模化、现代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