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比较优势:变化趋势、驱动因素与应对思路

中国农业比较优势的

结构性趋势性下降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与全球农产品市场的关联仅限于在低消费情况下尽量出口部分农产品以换取外汇、在特殊年份进口部分粮食以弥补国内供给不足，农业比较优势及其变化对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和国内农业发展的影响不明显。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城镇化率迈过30%的门槛、进入纳瑟姆曲线的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特别是随着中国2001年加入WTO后对外开放快速扩大，国内外农产品市场的关联程度逐步提高，中国农业对外贸易依存度从1995年的18.7%提高到2024年的24.8%。与国民经济对外贸易依存度快速达峰、已进入下降阶段不同，中国农业对外贸易依存度变化速度相对平缓、目前还难以判断是否已达峰（见图1）。

中国农业对外贸易依存度上升，既是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出口增长的结果，也是缺乏比较优势的农产品进口增长的结果。1995—2024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从146.9亿美元增长到1030.0亿美元、年均增长6.9%，进口额从121.8亿美元增长到2151.6亿美元、年均增长10.4%，农产品贸易从盈余25.1亿美元转变为逆差1121.6亿美元（见图2）。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农产品净进口国家，在缓解国内资源环境压力、满足对优质农产品需求的同时，国内农业遭受的冲击也越来越明显。农产品贸易逆差扩大、贸易救济调查立案增多，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中国农业比较优势的结构性趋势性变化。

经合组织（OECD）为监测各国农业支持政策而提出的生产者名义保护系数（PNPC），即生产者价格与边境参考价格之比，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农产品国内市场价格与具有直接竞争关系的农产品国际市场价格的真实差距，这种差距体现了该产品的比较优势状态。PNPC大于1，表明缺乏比较优势、面临进口竞争压力；PNPC小于1，表明具有比较优势和出口竞争力。根据OECD监测数据，从2000—2002年期间至2022—2024年期间，中国农产品生产者价格高出边境参考价格的幅度从3%提高到12%，是54个监测国家和地区中少数几个在提高的国家和地区之一，且提高的幅度最大（见表1）。

补贴等政策变量在内的政策调整系数、品质差异综合确定；②54个国家和地区包括OECD的38个成员、11个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以及5个不是OECD成员的欧盟成员，其中11个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包括阿根廷、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菲律宾、俄罗斯、南非、乌克兰和越南；③因俄乌冲突，未单独提供俄罗斯数据，但54个国家和地区以及11个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值的计算均包括俄罗斯在内；④英国脱欧前统计在欧盟内，故2000—2002年没有单独的数据。资料来源：，agricultural-policy-monitoring-and-evaluation-2025＿a80ac398-en.html。

尽管截至2022—2024年期间中国的PNPC不是最高的，但韩国、冰岛、瑞士、日本、菲律宾和哥伦比亚等对农业实行高度支持保护国家的农产品生产者价格均在向边境参考价格靠拢。分品种看，在OECD数据库提供的中国17种主要农产品中，苹果、出口蔬菜和水果、蛋类等3种始终具有出口竞争优势，油菜籽、进口蔬菜和水果、奶类、羊肉等4种始终面临进口价格竞争压力，其他10种在1995年具有出口价格竞争优势、到2023年面临进口价格竞争压力（见表2）。

以一国某类产品出口额占该国出口总额的份额与世界出口总额中该类产品出口额所占份额的比率表示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该国该类产品的出口成长性，出口成长性越强表明比较优势越明显。一般认为，RCA大于2.5表示该国该类产品具有极强出口成长性和比较优势，在1.25～2.5之间表示具有较强出口成长性和比较优势，在0.8～1.25之间表示具有中度出口成长性和比较优势，在0.8以下表示出口成长性弱和比较优势缺乏。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UNCTAD）数据计算，1995—2024年，中国茶叶的RCA值从3.81下降至1.06，表明其从具有极强比较优势快速下降至仅具有中度比较优势；蔬菜、水果、水产品等的RCA值从2左右下降至1左右，表明其从具有较强比较优势下降为仅具有中度比较优势；植物油籽、肉类等的RCA值从1左右下降至0.1左右，表明其比较优势从中度快速下降至微弱水平；谷物、棉花等产品的RCA值原本就很低，2024年已下降至0.1以下，其出口竞争力已接近于无（见图3）。这表明，从RCA指数的变化看，中国茶叶、蔬菜等具有比较优势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在持续下降，肉类、谷物等比较优势不明显或较为缺乏比较优势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已下降至微弱水平或接近于无。

以一国某类产品出口额与进口额的差额占该类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表示的贸易竞争力指数，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该国该类产品的贸易盈余能力，贸易盈余能力越强比较优势越明显。TSC在1～-1之间，越趋近于1表明贸易盈余能力和比较优势越强，越趋近于-1表明贸易盈余能力和比较优势越弱。1995—2024年，中国全部农产品的TSC指数从0.09下降至-0.35，表明从整体上看中国农业已由具有微略贸易盈余能力转变为较为缺乏贸易盈余能力。分品种看，1995—2024年，土地密集型的谷物、食用油籽、食用植物油、棉花和食糖的TSC指数分别从-0.94、0.42、-0.75、-0.94和-0.72，下降至-0.95、-0.98、-0.95、-0.99和-0.91，表明其原本就缺乏、现在更加缺乏贸易盈余能力（见图4）；劳动和资本密集型的蔬菜和茶叶的TSC指数分别从0.97和0.99下降至0.89和0.80，表明其虽有贸易盈余能力但在下降；劳动和资本密集型的畜产品、水果和水产品的TSC指数已先后从2000年、2018年和2022年起出现负值，表明其从原本具有贸易盈余能力转变为缺乏贸易盈余能力，而且畜产品缺乏贸易盈余能力的程度已较高（见图5）。总之，从TSC指数变化看，中国主要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贸易盈余能力已趋近于无，主要劳动和资本密集型农产品的贸易盈余能力明显下降。

中国农业比较优势

下降的驱动因素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农业比较优势的结构性趋势性变化，是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进程中孕育的，是在对外开放快速推进、国内外市场深度融合进程中显现的。这种变化，在日本、韩国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现代化进程中也曾出现过（Otsuka,2013）。其底层逻辑是人均耕地等农业资源占有量低以及经营规模小导致土地和劳动力等农业生产要素成本提高，土地制度、农民进城道路和农业支持保护制度等也是重要影响因素。

从全球范围看，中国耕地资源禀赋较差。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7.7%、美国的12.8%，在全球人口超过5000万人的29个国家中排名倒数第4，仅略高于日本、韩国和哥伦比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在耕地稀缺性上升、强调保障农户承包经营权的共同推动下，中国主要农产品的土地成本趋于上升，并先后迈过高于主要进口来源国的拐点。以中国与美国的比较为例，1998—2024年，中国稻谷、小麦、玉米、大豆、花生和棉花的亩均土地成本（包括流转地租金和自营地折租在内）分别增长了368%、454%、732%、901%、569%和747%；美国稻谷、小麦、玉米、大豆和棉花的亩均土地成本（按机会成本计算）分别仅增长了15%、51%、91%、95%和87%，花生的亩均土地成本甚至下降了25%。中国上述6种农产品的亩均土地成本与美国的比值，由1998年的0.30、0.98、0.41、0.46、0.23和1.25，扩大至2024年的1.24、3.57、1.80、2.34、2.10和5.66（见图6）。中国上述6种农产品的亩均土地成本持续超过美国的拐点分别出现在2014年、2005年、2011年、2009年、2007年和2001年。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农业机械化程度提高和适度规模经营占比提高，中国种植业按亩均或畜牧业按头均用工量计算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在提高，按生产单位产品用工量计算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更快。但随着2003年中国迈过刘易斯第一拐点（蔡昉和都阳，2011）以来，只有非农部门工资水平实质性提高才能继续拉动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农民工工资水平开始明显上涨。中国迄今尚未迈过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完毕、形成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的刘易斯第二拐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23；李建伟，2025），农业用工机会成本仍处于较快上涨阶段。农业用工的机会成本提高速度快于其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其导致的结果是，包括家庭用工折价和雇工费用在内的人工成本快速增长。1998—2024年，中国稻谷、小麦、玉米、大豆、花生和棉花的亩均人工成本分别增长了168%、215%、209%、144%、264%和84%；美国稻谷、小麦、玉米、花生和棉花的亩均人工成本分别下降了8%、1%、10%、25%和27%，仅大豆的亩均人工成本增长了21%。从中国与美国亩均人工成本比值的变化看，该比值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14年前后呈现快速扩大趋势，2015年以来呈现下降趋势。特别是随着新疆棉花采收机械化的推进，中国棉花亩均人工成本从2014年的1408元下降至2024年的650元，与美国棉花亩均人工成本的比值从31下降至10（见图7）。

从畜产品看，受平均经营规模提高速度差异的影响，中国人工成本的比较劣势出现分化。以生猪为例，根据英国农业和园艺发展委员会（AHDB）数据①，虽然中国平均经营规模扩大人工成本比较劣势趋于缩小，但截至2024年中国生猪单位重量的人工成本仍相当于巴西的6倍以上，相当于美国、西班牙和德国的3～4倍，比较劣势依然明显（见图8）。再以生鲜乳为例，根据国际农场比较网络（IFCN）数据②，随着中国奶牛养殖平均经营规模扩大、机械化程度提高，按泌乳母牛核算中国生鲜乳单位重量的人工成本与主要奶牛养殖国的比值趋于缩小，甚至已低于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奶牛养殖强国（见图9）。这是经营规模扩大、机械化程度提高有利于降低人工成本的鲜明例证。

中国在制造业领域的比较优势，不仅使工业制成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竞争力，而且惠及国内化肥、农药、农膜等农业投入品；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快速发展，使小规模农户能够以较低成本完成大部分适宜机械化的作业环节。1998—2024年，中国稻谷、玉米、大豆和花生在扣除土地和人工成本后的亩均物质与服务费用均比美国低①，但差距在缩小；小麦的亩均物质与服务费用始终比美国高，棉花的亩均物质与服务费用自2014年起也比美国高，且差距在扩大（见图10）。总体而言，中国多数大宗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在亩均物质与服务费用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但这种比较优势呈现下降趋势。

从畜产品看，由于中国粮食生产缺乏比较优势，对于物质与服务费用中占大头的饲料成本，中国明显高于主要进口来源国。以生猪为例，根据AHDB数据，2015—2024年中国生猪单位重量的饲料成本与巴西、美国、西班牙和德国的比值均在1.2以上，呈现明显的比较劣势（见图11）。再以生鲜乳为例，根据IFCN数据，中国生鲜乳单位重量的饲料成本与主要养殖国的比值普遍呈现扩大趋势，仅与日本基本相同（见图12）。

农业科技进步、规模经济释放、基础设施改善、管理改进、品质提升和品牌培育等正向因素，以及兼业化、老龄化等负向因素，均会对农业比较优势产生影响。TFP是综合测度这些影响的重要指标。根据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数据，中国农业TFP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农产品的主要进口来源国（见表3），表明中国农业在技术进步、规模经济释放速度及品质提升等方面具有后发优势。以生鲜乳为例，根据国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示范牛场监测数据，2010—2024年，全国生鲜乳脂肪和蛋白含量分别从3.72%和3.11%提高到3.93%和3.28%，在较短时期内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但从整体反映土地、劳动力、中间投入品等要素成本和TFP增长速度的单位产品总成本看，中国大部分农产品依然缺乏综合比较优势。从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看，中国稻谷、小麦、玉米、大豆、花生和棉花单位产品总成本分别于2011年、2012年、2001年、2004年、2010年和2012年起持续超过美国。2022—2024年，受乌克兰危机和中东冲突等因素影响，美国化石能源和进口化肥价格大幅上涨，推动美国农产品单位产品总成本快速上升。因而中美农产品单位产品总成本差距有所缩小，特别是中国小麦单位产品总成本在2022年一度低于美国，中国棉花单位产品总成本在2022—2024年连续低于美国。除中国棉花因人工成本下降有可能继续保持单位产品总成本低于美国外，对于其他大部分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而言，随着美国化石能源和进口化肥价格回落，中美单位产品总成本差距恐将再次拉大（见图13）。

从畜产品看，中国同样缺乏综合比较优势。以生猪为例，根据AHDB数据，对于综合反映土地、人工、饲料和技术效率的单位产品总成本，中国与巴西、美国、西班牙和德国的比值在经历非洲猪瘟疫情后有所下降，但仍普遍在1.5以上，这意味着中国生猪单位产品总成本至少比这些国家仍高出50%（见图14）。再以生鲜乳为例，根据IFCN数据，除日本外，中国生鲜乳单位产品总成本与其他主要养殖国的比值普遍大于1，特别是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比值在1.5以上，而中国在自贸协定下已对这两个国家的乳制品进口实行零关税（见图15）。

中国应对农业比较优势

变化的基本思路

中国当前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对农业比较优势的不利影响将持续加深。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逐步形成、规模效应的逐步释放、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深度渗透、特色产业优势逐步彰显等，也将为提升中国农业比较优势注入动能。中国应系统谋划、综合施策，在农业强国建设中着力提高农业综合效应和竞争力。一方面，要注重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资源利用效率，努力降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要注重实施差异化竞争战略，通过改善品质、树立品牌等，以质量提升优势对冲成本上升劣势。

中国作为人均耕地少的国家，与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类似，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已经并将继续面临三个农业问题，即粮食不安全问题、农业与非农部门收入差距问题、高收入阶段农业比较优势下降导致的食物自给率下降问题。从中国国情出发，需要在继续应对好前两个农业问题的基础上，尽快把系统应对第三个农业问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按“四个统筹”思路加快构建竞争力导向的农业政策体系。一是统筹保持粮食和重要农产品必要自给率与按比较优势原则配置农业资源，在保障粮食播种面积前提下充分发挥各地特色资源优势，把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做实。二是统筹加大支持保护力度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在充分利用绿箱和非特定产品黄箱措施摊薄农业共同生产费用、利用特定产品黄箱和边境措施提高农业生产者承受进口竞争能力的同时，着力激发农业自身活力、促进农业提档升级。三是统筹减轻小农户转型阵痛与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维护农业对部分小农户生计保障作用的同时，增量农业政策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倾斜。四是统筹主场与客场竞争，在增强中国农产品对进口农产品的竞争力的同时，注重提高中国农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针对影响粮、棉、油、糖、肉、奶等大宗农产品比较优势变化的正向和负向因素分类施策。一方面，促进农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加快形成农业新质生产力，巩固和延续中国在农业TFP增长速度方面的后发优势。另一方面，着力缓解土地、人工和饲料成本的不利影响。在缓解土地成本不利影响方面，按照有利于促进农业现代化的方向继续深化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促进承包地保障功能与要素功能分离，通过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以剥离承包地承载的保障功能，推动承包地流转费用向要素贡献回归，逐步把过高的地租成本降下来。在缓解人工成本不利影响方面，需要以更鲜明的政策取向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加快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通过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发挥土地集体所有权的组织协调功能、促进土地平整和地块合并提高宜机化程度、实施农机装备补短板行动和推动农机农艺融合等途径提高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规模阈值，利用非特定产品黄箱措施剩余空间加大对农机作业等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补贴、摊薄部分作业环节成本。在缓解饲料成本不利影响方面，需要加大豆粕和玉米减量替代技术推广力度，通过品种改良、营养管理等提高饲料转化率，把握好进口畜产品与进口饲料粮的取舍关系，以适度进口低价饲料粮和优质牧草抑制畜产品生产成本上升。

促进茶叶、大蒜和蘑菇等蔬菜，苹果和柑橘等温带水果，罗非鱼等淡水养殖水产品，以及禽类产品出口，不仅有利于增加这些出口农产品生产者的收入，而且有利于带动国内农产品生产、加工整体质量标准提高。中国这些优势特色农产品的出口规模虽然在增长，但产品档次普遍不高，生产成本也在快速上升，出口竞争力呈下降趋势。应多措并举巩固和提升这些优势特色农产品的出口综合竞争力。一方面，应通过扩大经营规模、提高机械化程度等降低单位产品生产成本。另一方面，应加力提升绿色化、品牌化水平，对标出口市场日益加严的农药残留等质量标准推进出口基地农业标准化体系建设，引导出口企业加大品牌建设和市场开拓力度。

在着力练好内功、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的同时，也需要运用好WTO相关规则维护中国农业产业利益。在应对进口冲击方面，加强农产品产业损害调查体系建设，提高国内外主要农产品成本数据收集能力；鉴于中国在加入WTO时放弃援用《农业协定》第五条“特殊保障条款”，仅有大米、小麦、玉米、棉花、食糖和羊毛可以实行关税配额管理，应视情运用WTO《保障措施协定》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技术性贸易措施①、窗口指导②等对部分农产品的过量进口进行调控。在扩大优势特色农产品出口方面，鉴于中国在加入WTO时承诺不提供农产品出口补贴，应援用WTO《农业协定》附件2第2款（f）项，加大对农产品出口营销和促销服务的财政支持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