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说温岭。
七、填海造陆情况
温岭沿海滩涂资源较为丰富。在入海江河的变迁和潮汐等海洋动力因素的作用下，泥沙逐渐沉积堆高，形成广阔的海涂，不断向外扩展。北宋时，东部海岸线起自高桥、新河一线。元代扩展到盘马山东至松门一线，南部扩展到车路至石桥一线。16世纪后，人类改造河口与海争田的能力日益提高，海岸线外移速度有所加快。至清光绪年间(1875~1908)，已围至七塘。建国后，经几次规模围垦，至80年代初，东部已围至团结塘至松门一线，南部已围至东浦新塘一线，西南部已围至八一塘、七一塘、青江塘一线。陆地已向东海推进了30余里，形成170多平方公里的滨海平原，至今海涂仍在不断向外扩展。
古代海涂筑堤，多以“筑堤灶地”(林贵兆与徐后冈《论海塘书》)和“长草围塘”。民国时期，大多仍采用古代的经验，一般都在海涂自然淤高到黄海(下同)高程2.0米以上，海涂长草时始筑堤围垦。温岭围涂工程，始于何时，无记载可考。据明《嘉靖太平县志·地舆志》载，元至正年间(1341~1366)，筑起自盘马山东抵松门止的萧万户塘，大闾长沙塘、塘下塘、横山截屿塘及坞根赵万户塘。清《嘉庆太平县志·地舆志》载，明嘉靖十五年(1536)筑牌下塘，崇祯十五年(1642)筑薛家浦、沙角浦、中扇浦三塘。康熙二十年(1681)后，松门鲸川港日趋淤涨，潮退时可通行至上马、石塘、箬山、钓浜等地。乾隆三十一年(1766)，东部沿海已筑至三塘。同治十三年(1874)，松门南闸至南塘头旧沙石路垒石筑高尺余，上铺石板，又于路北筑避潮台，从此海山至松门，徒步可行。光绪年间(1875~1908)，东部沿海已筑至七塘，南部沿海起自石桥沙角浦至淋川苍山西麓止筑盐场头、杨家浦、金家厂、闸头里、塘里、下李、王红下等塘。东南部沿海筑有苍山东麓的甘岙东稍北至松门东门外招宝山南麓止和招宝山北麓稍东折北至棚山止等海塘。民国至解放前，东部沿海已筑至九塘(时称官塘)，松门鲸川港一带，陆续筑新塘、花塘、围塘川塘、淡水塘等。
解放后，为开发海涂资源，扩大耕地面积，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初期均由当地乡(镇)政府组织沿海群众在高潮带海涂，进行小块围垦。50年代中期，在省、地水利围垦部门的指导帮助下，对沿海海涂进行全面勘察，制订东部、南部、西南部海涂分期围垦的实施规划。并由高涂向低涂、由小面积向大面积围垦发展。于50年代后期，60年代中、后期，70年代前期，三次组织规模较大的围涂工程。
垦区大多远离村庄，初期农民下地劳动，一般都以生产队为单位，早出晚归。随着垦区生产的发展，有少数农民自愿在垦区陆续建房定居。1978年后，在当地政府的统一规划下，农村建房逐步向垦区转移，建了一些新的农村居民点。
1958年、1961年，先后在南涂、东涂建立国营东浦、东片农场，1971年在神址塘内国营盐场以南又建松门农场(集体)。到农场安家落户的职工，大多来自城镇知识青年，部分来自农村的复退军人和老农民。70年代初，杭州、宁波、温州等城市和本县大批知青到农场落户，职工人数增，1972年3个农场职工总数达到4000来人。1978年后，多数知青陆续回城，1985年已处稳定1960年，神址塘建国营温岭盐场，动员和鼓励松门、横、泽国三个区的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经公社批准到盐场安家落户。
八、渔业情况
温岭海洋捕捞业据明《嘉靖太平县志》载，唐元和年间(806~820)就有海产甲香、鲛鱼皮作岁贡。宋天圣元年(1023)，本县渔民捕获长3尺余彩绞型龙虾，绘像进表，诏名“神虾”。明崇祯年间(1628~1644)，已有大钓渔业，清代已有小对、乌贼拖、小钓等渔业，捕捞作业，已由沿岸滩涂和浅海采捕，逐步发展到对、拖、流、钓等近海流动作业。民国时期，小钓、大对突起，1949年，全县有各类木帆渔船1800余艘，出海渔民近9000人。渔获量9800吨。主要作业有小钓、大钓、小对(俗称小白底)、小流网、乌贼笼、定置张网等。构成钓流、对网、定置作业三大系列并重。
大带鱼：1973年1月19日，山公社东海大队渔民，捕获一条大带长4.2米，身阔39厘米，体重24公斤，人称“带鱼王”鱼，
大乌贼：1985年1月下旬，苍岙乡黄泥村渔民，在大陈洋海面捕获一只大鸟贼鱼，长 60 多厘米，重3公斤多。
大黄鱼：1985年6月11日，钓浜乡4113号渔船，在洛屿东南洋面上捕获一条大黄鱼，长2.05米，胸围1.25米，体重85.55公斤
大鲟鳇鱼：1985年5月31日，钓乡高升村渔民，在温台渔场近海捕获一条大鲟鳇鱼，重150公斤。鲟鱼属硬骨鱼纲鲟科鱼类，味鲜美，营养丰富，是名贵海产品.
大黄娩：1986年6月，钓浜乡红旗村一对机帆船，在东海洛屿洋面上捕获一条大黄鲵，长1.4.米，重62.5公斤。
温岭濒临富饶的大陈渔场。海域南起玉环县的披山岛，北至龙门乡的北港山岛，南北纵距21海里。外侧为著名的温台渔场之中心地段，以三蒜岛为中心，从岸线起，东至东经125°，总面积约14960平方公里，其中介于机轮禁渔线以内海区面积约 2434 平方公里，是带鱼、乌贼、大小黄鱼、鱼、鲳鱼马面鲀洄游栖息之地，又为梭子蟹、各类海虾(主要是凹管鞭虾、爪虾、哈氏仿对虾)、龙头鱼等繁殖聚集之所。海产极为丰厚，向以钓带和海虾名闻遐迩。
浅海滩涂渔业，过去都是自然采捕，俗称“讨小海”，清雍正年间(1723~1735)，始有贝类养殖，同治、光绪年间(1862~1908)，泥、颇盛。民国时期，泥蚶面积衰减，缢蛏养殖渐增，民国32年(1943)，浙江省垦殖股份有限公司，在松门投资200万元(法币)，开发涂与农民联养，两年后停办1949年，沿海滩涂养殖面积925亩，总产量200吨。建国后，传统的蛏、蚶、蛎、蛤养殖逐年增加，还引进扩大品种。1958年开发海带养殖，1968年引进坛紫菜和裙带菜试养，1972年开辟对虾养殖和人工育苗，随后引进日本真牡蛎。1966年，养殖9600亩，总产1783吨;1979年增至14975亩，总产4655.2吨。
宋、元时期，水产品概由采捕者就近鲜销，或先行盐溃、干晒，集中上市。松门、大闾为当时产品集散的主要鱼市。明代“海禁”前后，生产力渐趋发展，相继出现鱼贩、鱼店、鱼商、鱼行等。小本经营的鱼贩，俗称“担鲜”,“负担鬻(卖)于县境诸民家”。鱼商最早脱胎于富裕渔户，弃渔经商，于港口或场收购，远途贩卖。鱼行，清末民初，禀请开设、领取“牙帖"，又称“牙行”，后来有的为避牙行捐税，改“行”为“栈”。民国20年(1931)，仅松门、钓浜交陈、凤尾(今大陈)4乡镇有鱼行、商66家。抗战时期，渔业衰落，不少行、商一度歇业停闭。战后陆续复苏发展，据《浙江经济年鉴》载，36年，全县有鱼行6家，鱼栈136家，鱼厂22家，鱼商(冰鲜威鲜)船197艘。
鱼行的经营方式，始为代客买卖，居间撮合，收取“佣钿”。佣钿按成交额每元收取3分3厘，民国12年起，每元收5分，俗称“九五扣”。后随着鱼行经营扩大和资本的积累，从单纯居间交易逐步演变成吞吐转手和直接购销，或设加工，贩运销售。资金实力雄厚的鱼行，前有收购运输船只，后有加工储运设施，成为民国时期沟通产销，开拓市场的主渠道。水产品贩卖量(额)，据载，14年贩卖总额年近50万元，18年销售黄鱼2000吨，带鱼3000吨，乌贼2000吨，花色鱼2000吨。21~23年，每年销往外地的黄鱼2500吨，带4000吨，乌贼500吨，白鲞(黄鱼鲞)250吨，500吨。产品流向，以上海为多，次为宁波、乍浦、杭州、温州、绍兴、余姚，远至福州、厦门、汕头、广州和江苏的江阴、南通、崇明、海门、启东等县。鱼行商对渔户盘剥的方式，一是“放船头”。即渔汛前贷放少量生产出海资金，俗称“船头银”，20年代，每对网船一般贷给100银元，约定俗成“所捕之鱼统由鱼行商过秤，不得私卖”。以此来控制鱼货专卖权，垄断市场，操纵流通。二是“重秤"进“轻秤”出。收进鱼货的木杆秤，分“黄鱼秤”，石塘叫“舢板头秤”，每150斤作100斤,“带鱼秤”，每128~132斤作100斤;“网对秤”，松门叫“水秤”，每130~140斤作100斤。三是压级杀价，或仗势以高作低，或交易双方互通行话窃词，高价低报。有些行商吸收乡绅豪富入股经营，或本身就归豪绅开设，权财互用，势倾一方，渔民饱受剥削之苦。民国24年《温岭县政概况》载,“渔户辛苦所得，被鱼行重叠剥取”,“仅得无几，渔人日形贫弱”。
九、盐业情况
海盐生产历史悠久，自宋初设监管理以来已近千年。明清时期，全县商业经济中，盐业之利居首位。但生产发展缓慢，解放前盐场已列为裁废场区。
明洪武年间(1368~1398)，境内青林、平溪、高浦、沙角4仓(即今之盐场)，分布在松门至金清港一带。清光绪初尚有3仓(沙角仓毁于嘉庆初海溢)，计有荡田72495亩。清末温西沿海以摊灰淋卤方式筑塘制盐，盐区较前扩大。民国时期改仓为坨，自金清港以南起，分别于禹山庙(雨伞庙)、盘马、乃演、乌沙浦、杨家浦、上马石、岙环、坞根塘头、沙潺塘、青屿，依次设第四至十三坨。其中四至八坨为泥晒区，九至十三坨为灰晒区，计盐田19663亩建国后，在大规模围垦造田中，原泥晒场区皆围塘兴垦，灰晒场区部分养淡改农。60年代后，盐田由东向南转移，先后在松门沿海建滩晒盐场5个。至1987年，盐田88%以上集中于石陈区苍岙至松门镇之五岗嘴与神址塘的三角地带，
宋代以前直接用海水煮盐。宋代开始采用淋卤煎盐法。此后，盐民利用海涂表层因潮汐浸灌，再经暴晒而吸贮盐份的特性，创造了“刮泥淋卤”法。清乾、嘉年间(1736~1820)，在结晶热能上由灶火煎煮改为日晒风吹，降低工本，简化工艺。当时岱山盐场出现以板格注卤晒盐的“板晒”法。温、台一带则以缸爿拼制坦格，称“坦晒”。刮泥淋卤，坦晒结晶，称“泥晒”法。盐民在高、中潮带海涂上垒筑高于潮汛水位的“盐墩”，墩上设置缸爿晒坦、储泥及摊晒场地、淋卤漏碗、储卤设备等，墩下四周为泥场。泥晒的主要工艺流程:刮泥堆储---摊晒敲碎--上漏淋卤--灌注缸坦--结晶成盐。
清朝以前以“岁额”、“引额”控制产盐，与实际生产能力出人较大。据《宋代钞盐制度研究》记载，宋时黄岩场(包括温岭、黄岩及临海县，元、明均同)岁额 64655 石，每石50斤，折合1616.4吨;元朝岁办额盐 9590引，每引 400斤，折合1918吨;明嘉靖年间(1522~1566)“岁缴额盐三千八百七十六引四十斤一十三两七钱”(折合 775.2吨);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黄岩场区年产量约40000担(2000吨)，至宜统末年为14738担(736.9吨)。民国19~23年(1930~1934)，年均产量1860吨。后上升至万吨以上。36年曾达31850吨。其中温岭 20543吨，平均年产约1.20万吨。
宋时，官向灶户(盐民)收购，每斤盐价为四文至六文;官府售与民食每斤在百文左右。明初，定额煎办，按“引”计算。一引400斤，官给工本钞二贯五百文，后改给米一石，灶户须待盐斤出场后始得盐本。明嘉靖间(1522~1566)竟支盐而不付工本，短产欠额者复须赔盐，以致灶丁逃移日多，官盐不通，私贩盛行。清雍正初整饰盐政，六年(1728)开始发帑官收，谓之“帑盐”。黄岩场区年拨帑银三万两。灶户煎盐百斤，官给银三钱二分四厘。另外尚须缴纳灶课、场课、丁课、伢税、杂饷等税课。嘉庆初海溢，场灶塌没废弛，自此未再官收而弃之于民，由盐民或廒主售盐与商贩。民国26年(1937)前，感商或盐牙多居中转卖，政府就场征税，不问产购。每遇丰年，存盐积，盐民竞先贬值求售，盐商压价垄断，盘剥牟利。27年实行官收，以“担盐斗米”作比价，核定收购场价。27~33年间，官收原盐总额12.42万吨。场价按米价调整，担盐折米在6~12斤之间浮动。民国后期，通货膨胀，币值狂跌，1949年3~4月，所付场价不及实际成本五分之一，盐民拒绝具领。
宋以前，盐的产制运销，为民间自理。设黄岩监后，为朝廷垄断。宋、元行钞盐法、引盐法，嗣后逐步形成“专商引岸”制，固定专商、划地行销。销区以距离产区远近，分为纲地、引地、肩地、住地、厘地等。本县属于厘地，由官府按产额抽厘行销。据《嘉靖太平县志》载，明代食销方式为:“有司开具户口名数，令人赴运盐使司关支回县而计口散给，市民、官吏则令其纳钞，乡民则令其纳米，各随所便。其后，有司以关支搬运之艰，故其盐不复请给，而纳米纳钞则仍其旧”。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专商凭“引”来场支运引盐。“商有额商、帑商之分。同地住卖，额商配销额引;其场产余盐归帑商领销。均以四百斤成引，照各场收盐灶价积计完缴。额商正课每引二钱七分五厘二毫，赴运司衙门完纳;帑商课与额商同，完纳黄、太、宁三县课，赴给盐门完纳”。除内销外，亦有海运乍浦抵嘉兴行销。但须经台州批验所查验。民国11年(1922)，温岭为自由贸易区，商民均可纳税行销。27年起实行专卖制度，产盐官收，就场配销。乡、镇均招商开设食盐公卖店，按所在地人口计量认销。32年设食盐公卖店41家，全年认销食盐1248吨。渔盐、酱盐、外销盐由省统一调拨。抗战时期，椒、瓯海运中断，新辟江厦至永嘉温溪线，运济湘、各地。战后经海门港调运上海及江苏五属(松江、镇江、常州、苏州、泰州)。34年再次实行自由贸易制，撤销公卖店，改由商民自由经营，税额相同地区均可行销，不限数量，省外仍由省统筹调拨。
古代销区州县均有“常平”盐，备商盐不至供应脱节时发售，以保证民食。本县属产地，支运有余，即为储备盐。民国26年(1937)以前，本县场区实际上并无可由政府调控的储备盐。
民国27年产盐官收后，始有储备盐，后建常平仓于寺前桥，收储产区移运盐。抗战时期盐源短缺，各地需求量大，原盐产不敷销，储备不多。33年一再附加征税，官盐价格昂贵，私风盛行。官收存盐积，数逾万吨，超出正常储备量。其时常有日军侵扰，盐民则催索欠资，仓库周转不及，陷于内外交困境地。民国政府采取贬价88%(由每担国币2250元贬为500元)进行疏销。
元代定县境为产盐引地，官府始对产制收储各环节进行管理。煎盐灶户举家编入团、灶，团下有甲，一甲若干户，一户若干丁。每户灶一座，煎锅三或四口。成盐须待引商“买补”(盐商凭引支盐)，始得工本费。温、黄一带盐运不便，引商不愿来场支运。灶户煎制愈勤则积盐愈多。有司既禁私卖，又复催征盐课，灶户生计无着，相率逃移或铤而走险。官府管制无策，听从民灶煎贩盐斤，在临海中津桥委官收税，限期于临海、新昌等非官盐县份发卖。清雍正六年(1728)发帑官收，黄中营(武职)专管其事，设官收放帑本，灶户应得“灶价”(工本费)按月支发，须先清前盐，再领后帮，不得预支。官收灶盐，每百斤加收耗盐20斤;给商配运，每百斤加给耗盐10斤，作为途耗。盐如有溢余，称为余耗，变价归官，以作塘堤工程费用。嘉庆(1796~1820)海溢后，场政废弛达百余年。
30年代民国政府整饰场政，实行申报制盐许可证办法。经审查批准，执有许可证方可制盐，否则按私制论处。产盐官收，建立领签开晒、查产估产、升旗扫盐、指定产区挑盐路线，按八折除耗秤收进仓、定期结付场价(工本)等管理制度。驻场盐警配合督产缉私。
历代政府采取严刑重罚，禁止私制、私贩、私买食盐，但自宋以迄民国，从未稍戢。宋朱熹《奏盐课状》:“台、温两州，全然不成次第，民间公食私盐。清乾隆间(1736~1795)，下诏:对贫穷老弱私贩40斤以下者不许捕，禁止盐商私雇“盐捕”、“汛兵"滋扰地方。道光(1821~1850)后的百余年间，私盐充斥，官府几不能控。主管盐务官吏，历来称本县“民风强悍”，视整饬盐政为畏途。同治六年(1867)，盐民及群众暴动抗议开征盐税和抽厘抵课，候补场大使郑煜被杀，官府残酷镇压，击杀群众200余人，乃演全村被焚。民国时期禁罚如前，将肉刑改为徒刑以至死刑。民国6年(1917)2月，数千人抗议试办盐税、取缔私制私销的流血案件，淋头收税所被焚，官兵镇压，兵民互击，乡民死15人，伤数十人，被捕40人。省政府被迫告示，暂停办理盐税。24年，盐警进驻场区强化管理后，缉办较严。26年盐警游缉大队一中队在大溪缉获私盐3 船。私贩王德龙、赵澄聚众抗拒，夺回盐船。结果王、赵被捕杀。私盐贩被抓获常遭吊打，盐民走私被查获则封坦罚款。
宋咸平三年(1000)至1949年5月，黄岩场主管盐政。
宋咸平三年(1000)始设，初称“监”，署址今温岭县高桥乡南鉴。时属黄岩县境，因称“黄岩监”，南鉴旧名迁浦，亦称“迂浦监”，监置监官及押袋各一员。为宋时两浙五监之一。
元初称“黄岩场监”，大德三年(1299)始立场，设团灶，主场政者称司空:下置司丞和管勾各一员。
明改场称“盐课司”，设盐课大使一员、副使一员及百夫长、工脚，隶温台分司管辖。
清沿明制，嗣改盐课司称场，场官自大使以下仍袭旧称，并增皂隶、门马夫等吏役。
场地滨海，夙为海盐出产之地。宋时概为煎制，灶坦星罗棋布，据《宋史·食货志》两浙五监岁鬻盐，其中“台州黄岩监一万五千余石，以给本州及越、处、衢、婺州”。至元朝，据《黄岩志》称，迁浦盐司岁办额盐九千五百九十引(每引400斤)，合计年产煎盐3.8万余担，较前增加;大德三年(1229)，场设八仓，境跨临、黄、温三县、绵延140余里，生产规模渐有扩增。至明初煎丁增至1797人，年产1.5万余担。清时丁增至16137人。顺治十八年(1661)，清政府下令江、浙、闽、粤4省沿海居民内迁30里，黄岩场因之煎灶废弃，濒于停产。康熙三年(1664)，总督赵廷臣鉴于场灶播迁后，商盐远运，价格高昂，民多淡食之苦，经奏准暂借民地滩沙，恢复场灶，尚存煎丁10865人。二十一年后，场地恢复，产区拓展，官销畅旺。至正六年(1728)，始发帑官收，每年盐款3万两，所收盐斤，除配销本地民食外，余盐运至乍浦，听嘉、松商人领配。嘉庆初年，海溢为患，场灶坍没，产销废弛。其后百余年虽有产盐，官府已无法控制,“场政败隳”，民间公然食私，商销疲滞。仅粗有灶课征收，几同冷署”(引自《黄岩场》)。民国17年，盐产定为36.2万担，列居两浙区29个盐场的第3位.(次于余姚、岱山)。抗日战争爆发后，各省盐场次第沦陷，原盐锐减，后方军需民食遂赖未陷各场增产济销，该场偏安浙东，具有重要地位。民国政府迫于民食国税，对产盐实行官收，并采取随收随运、盐工缓役、修筑水陆运道诸措施加以扶持，产收量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