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的重大判断。这一论述不仅阐明了农业农村发展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基础性地位，更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本质特征。纵观世界现代化历程，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离不开农业农村的深刻变革，但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发展道路决定了我们必须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这条道路既要克服资源禀赋约束，又要满足14亿多人口的粮食安全需求；既要实现农业产业的转型升级，又要保障2亿多小农户的生计问题；既要追求经济发展效率，又要守护5000年的农耕文明传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在这一背景下，深入探讨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理论逻辑、框架体系与实践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都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看，农业农村现代化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食物的生产是直接生产者的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条件。”对于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始终是现代化进程中头等重要的战略问题。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的研究表明，我国粮食安全系数虽然总体稳定，但仍面临结构性风险，这决定了农业基础地位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削弱。
从发展经济学维度分析，农业农村现代化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取向。不同于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城乡对立、贫富分化，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将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作为重要目标。现阶段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34∶1.距离共同富裕的要求仍有较大差距。这决定了必须将农业农村现代化置于现代化建设的优先位置，切实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
从系统论角度审视，农业农村现代化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协同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协调配合。农业农村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部门，与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等进程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的相关研究显示，当前我国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正在加速形成，这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利条件。
从保障14亿多人的粮食安全到维护城乡发展的动态平衡，从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到传承5000年的农耕文明，农业农村现代化始终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底盘”与“稳定器”。如果把中国的现代化比作一个大陀螺，那么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是这个陀螺的整个底部，底部最下边的那个尖就是农业现代化。它们不仅承载着陀螺的全部重量，更通过稳定的支撑让整个陀螺保持平衡、持续转动。
从挑战来看，当前，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面临四大结构性矛盾。第一，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衔接矛盾。我国农业生产主体仍然是经营规模小、数量庞大的小农户，户均耕地仅约7.5亩，经营10亩以下的农户占绝大多数。“大国小农”仍是我们的基本国情农情，小规模家庭经营是农业的本源性制度。如何将小农生产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是我们必须破解的历史性课题。通过发展社会化服务、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多种形式，可以有效提升小农户的组织化程度和发展能力。第二，资源环境约束与农业发展需求的矛盾。我国耕地资源有限，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农业生产面临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压力。同时，农业面源污染问题依然突出，绿色低碳发展模式亟待建立。据统计，我国耕地退化面积超过40%，且中低产田比例达70%，这要求我们必须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第三，农村人才流失与乡村振兴的矛盾。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持续外流，导致农村人口老龄化、村庄空心化问题日益凸显。根据我们的研究预测，我国农村人口向城镇地区的净迁移将在2040—2050年结束，但到2035年农村年度净迁移人口仍将达到600万—1000万人的水平。如何吸引人才回乡入乡创业就业，成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第四，城乡二元结构与共同富裕的矛盾。尽管城乡融合发展取得积极进展，但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居民收入等方面的差距依然明显。特别是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领域，城乡差距仍然是制约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因素。
从机遇来看，农业农村现代化面临三大有利条件。首先，制度创新红利持续释放。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等重大制度创新深入推进，为农业农村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的评估显示，农村重点领域改革的主体框架基本建立，改革效应正在逐步显现。其次，科技创新动能日益增强。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智能装备等在农业农村领域的应用不断深化，为传统农业转型升级提供强大支撑。当前，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达63.2%，成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第一动力。最后，社会共识氛围空前凝聚。全社会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的良好氛围正在形成，各类资源要素加速向农业农村流动。特别是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农业农村的投资空间和发展潜力巨大。
构建“四体协同”系统框架。建立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系统框架，需要从产业、经营、治理、生态四个体系协同推进，形成有机统一的整体。一是产业体系重构。从“生产导向”转向“价值导向”。传统农业产业体系以农产品生产为中心，价值创造环节单一，抗风险能力弱。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应当构建全链条价值创造模式。具体而言，在生产端，推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在加工端，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条；在流通端，完善冷链物流设施，提高效率、减少损耗;在营销端，创新业态，提升价值实现能力。二是经营体系创新。多元主体的“共生模式”。中国特色的农业经营体系既不是单一的家庭经营，也不是完全的企业化经营，而是种植养殖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多元主体协同发展的“共生模式”。三是治理体系优化。传统与现代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不是对传统的简单否定，而是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治理理念的有机结合。既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又激活乡村内生的治理资源。通过建立正向激励机制，引导村民参与乡村事务。明确权责边界，提升治理效能。四是生态体系构建。从“成本”到“资本”建立生态系统。生态产品总值(GEP)核算标准体系的推行，推动生态价值从“隐形”到“显性”的转变。通过碳汇交易实现生态价值的经济转化。新的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模式，可将传统的处理成本转化为新的收入来源。保护与开发并重，能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构建“五维驱动”新格局。一是政策驱动。健全“自上而下”战略传导。明确各级政府责任，建立粮食安全、农民收入、乡村建设、生态环境、文化传承等五类约束性指标考核体系。完善财政支农政策，确保财政投入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任务相适应。二是市场驱动。激活“自下而上”创新活力。充分发掘农村市场潜力，发展新型社会化服务、康养休闲等新业态。培育区域公用品牌，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实现从“卖资源”向“卖品牌”转变。构建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减少中间环节，提高流通效率。三是科技驱动。建设“天空地一体化”数字网络。大力建设乡村数字新基建，推进数字技术与农业农村深度融合。建立农业大数据平台，实现生产、经营、管理、服务全链条数字化。四是人才驱动。加强对“新农人”的系统培育。“新农人”通常是具有较高教育背景、掌握现代科技与管理知识、具备互联网思维和创新精神的现代农业经营者。从高等教育嵌入，到职业教育强化，再到社会培训体系化，打造多层次培育与教育体系。建立乡村人才扶持政策体系和服务体系，为乡村人才提供低成本、易操作的一体化数字解决方案。五是治理驱动。构建县乡村三级联动机制。推广运用“清单制”等治理方式，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完善村民自治机制，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通过选派优秀干部驻村帮扶、增加村级组织运转经费等措施，增强村级组织的自主决策能力。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之一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农业农村正是实践这一理念的核心场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农业农村现代化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唯有不断夯实农业基础、建设美丽乡村、促进农民增收，才能让中国式现代化的成色更足、底色更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