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稻作农业起源地及其评判标准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稻作农业起源研究在以农学家丁颖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的努力下，渐渐成为农学以及考古学的重要课题。作为研究的核心内容，中国稻作农业起源地及其评判标准，始终贯穿中国稻作农业起源问题的讨论。随着研究资料的积累、视角的开拓、内容的深化、以及多学科的介入，考古学家们对中国稻作农业起源地及其评判标准的研究思路和关注点也在不断变化，本文即对这两个问题的讨论做一回顾与思考。

一．中国稻作农业起源地的不同观点

对于中国稻作农业起源于何地，学界的讨论持续多年。学者们各抒己见，迄今为止所提观点达十余种。本文选取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加以介绍。

1.“印度说”

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中国考古学刚起步，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观点甚嚣尘上，中国境内的考古资料较为零星，还谈不上与稻作起源相关的发现。因此，在中国稻作农业起源于何地这一问题上存在从国外传入的看法，以“印度说”最为典型。

前苏联植物学家瓦维洛夫认为印度野生稻种类多元，具有自播性，并且考古学家在印度发现若干连接野生稻和栽培稻的中间品种。另外从语言学上来看，梵语中的稻为धान्य (dhānya)，此词通过贸易和文化交流，传入波斯希腊、罗马后，在古希腊语中，它演变为 ὄρυζα (óryza)。在拉丁语中，它演变为 oryza，而现在英语中表示“稻”的rice、法语中的riz、西班牙语中的arroz、德语中的Reis、俄语中的рис (ris)均与之有关。因此他认为水稻起源于印度[1]。

虽然“印度说”一度成为国际学界的主流观点，但很早便有中国学者质疑的声音，丁颖早在1949年就提出中国是稻作起源地之一[2]。此后，1973年浙江河姆渡遗址发现大量成熟稻作遗存，游修龄[3]、严文明[4]等先生从考古发掘、文字记述、野生稻以及历史语言学角度对“印度说”进行全面驳斥。目前，印度境内发现的水稻最早为距今4000~5000年[5]，远远晚于我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稻作遗存年代。印度说完全淡出人们视线。

2.本土起源说

关于水稻起源于中国的观点，最早由丁颖先生在20世纪上半叶系统提出并论证[6]。此后随着国内考古资料的积累以及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各学者对中国稻作农业起源的具体区域看法并不一致，先后出现了起源于华南、长江下游、长江中游、淮河流域等不同观点。

（1）华南说

丁颖先生1949年首次提出“中国之稻作起源，与古之南海即今之华南有关”，且从历史学、语言学、古物学、人种学、植物学等方面进行论证[7]。童恩正从植物学、语言学、民族学等角度论述，提出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地可能在浙江杭州湾一带，但更有可能在纬度较低的云南、广东、广西地区[8]。柳子明提出云南野生稻种类多，数量多。并且在第四纪地质学中，长江流域与西江流域的平原地带都被浅海所淹没。因此他认为野生稻通过发源于云贵高原的河流传播到长江流域、西江流域等平原地区[9]。

但是华南说并没有成为学界的共识。严文明认为云贵高原地区的野生稻大部分为药用野生稻和疣粒野生稻，而栽培稻的直接祖先普通野生稻在云南地区发现量少且均分布在边缘地区；并且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华南地区环境良好，野生资源丰富，该地区没有产生农业的动力[10]。刘志一认为稻作农业起源和稻谷起源不同，华南说就是用“稻谷的起源”问题来取代“稻作农业的起源”问题[11]。另外根据赵志军对甑皮岩遗址及华南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研究，新石器时代早期，岭南尚未出现稻作农业，这里稻作的真正开始，是距今7000年之后，稻作农业是从其他地区传入的[12]。

（2）淮河流域起源说

1993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在整理距今7000至8000年的舞阳县贾湖遗址出土资料时，在房基或窖穴的一些烧土碎块内发现有掺和稻壳的印痕[13]。通过扫描电镜的观察与现代稻壳的形态学比较，研究者认为其属于栽培水稻。陈报章认为稻类作物由野生到人工栽培，需要有野生稻种资源、适宜水稻栽培的环境和人类文明发展到了能够支配、利用天然资源的历史阶段及由于环境或人口等因素引起食物短缺所产生的压力。贾湖遗址满足上述条件，因此处于古气候过渡边缘地带的淮河流域至少应是栽培稻起源地之一[14]。张莉从贾湖遗址中炭化稻的出土、环壕聚落的发现等多方面进行论述，认为贾湖遗址是中国重要的稻作农业起源地之一[15]。此外，顺山集遗址中发现水稻植硅体[16]，经检测在遗址一期至三期地层中，驯化型水稻遗存连续出现，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驯化型水稻所占比例逐渐增加，表明距今8500—7500年间，顺山集遗址先民一直在利用和栽培水稻，并有意或无意中逐步驯化水稻，从一期至三期，水稻的驯化水平逐渐提高。因此，张敏认为淮河下游是中国稻作农业起源地之一[17]。

但是刘志一提出彭头山遗址与贾湖遗址文化面貌相近，时代早于贾湖遗址，因此贾湖遗址的稻作农业极有可能是由洞庭湖地区彭头山文化向北传播之结果[18]。向安强认为黄淮地区发现较多的是炭化粟，贾湖遗址中发现的水稻遗存不具普遍性，是文化交流的结果，他认为贾湖遗址的稻作文化与渔猎文化，极有可能是长江中游地区经汉水流域传播过去的[19]。

（3）长江中游起源说

该观点由向安强在1991年首次提出。他提出，中国稻作农业起源于洞庭湖，之后在本地区扩大发展的同时，分别向鄂西的长江干流、汉水上游、长江下游传播[20]。刘志一认为一万年前的长江中游地区的气候与环境适合水稻生长，却使得蔬菜瓜果、薯芋等根茎类植物大大减少甚至绝种，人类只能强化使用水稻[21]。卫斯认为长江中游地区符合他提出的稻作农业起源地应具备的3条标准[22]。赵志军从吊桶环洞穴遗址地层中野生稻植硅体百分比逐渐下降角度，提出中国长江中游地区是水稻驯化的起源地之一[23]。

这一观点仅流行于上世纪90年代，近年来该假说受到部分学者的质疑。蒋乐平等学者认为玉蟾岩遗址和仙人洞遗址的稻作遗存资料非常单薄，在栽培稻确定性方面存在很大争议[24]。邱振威提出在论证某地是否为稻作农业起源地时多重证据的重要性[25]。

（4）长江下游起源说

1973年在浙江河姆渡遗址普遍发现了稻谷及谷壳的堆积[26]，考古学者们认识到稻作农业起源地为长江下游地区。严文明先生认为河姆渡遗址既具有重要的实物资料，也发现了水稻的野生祖型，提出了“长江下游起源波浪式扩散假说”[27]。尽管该假说一度受到游修龄从考古资料、文化独立性以及品种资源等方面的质疑[28]，但随着1992年江苏草鞋山遗址中发现马家浜文化时期早期水田状遗迹[29]，长江下游作为稻作起源地的认识获得了更多的有力证据。进入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重要证据指向长江下游是稻作农业起源的地区。如2001年浙江跨湖桥遗址中发现了距今8000年的驯化稻[30]，2005年在浙江上山遗址中发现具有驯化特征的水稻植硅体，红烧土遗迹和夹炭陶中大量的水稻颖壳和稻叶[31]，2020年仙居下汤遗址中不仅发现大量具有驯化特征的水稻植硅体，还发现了由中心台地、人工土台以及环壕构成的复杂的三重聚落结构[32]，等等。潘艳认为跨湖桥遗址代表了长江下游作为水稻驯化独立起源中心的一个重要阶段[33]。郇秀佳、李泉等认为上山遗址以及一系列上山文化时期遗址的发现，将水稻起源地锁定在长江下游地区[34]。蒋乐平从完整的农业起源证据链，聚落布局，意识形态等多方面论证上山遗址应该是稻作农业起源地[35]。总之，以上山遗址为代表的长江下游是中国稻作农业起源地已得到大部分学者的认可。

（5）多中心起源说

除了认为中国稻作起源于某一单一地区之外，学界还存在着多个起源地的看法。如李昆声认为人工栽培稻的起源是多元的，即具备一定的条件，可以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由野生稻驯化而来[36]。严文明也写道：“中国的水稻固然不必到外国去找根源，而中国本身也不必只有一个栽培稻起源的中心[37]”。吴诗池认为关于稻作农业的起源，无论是在亚洲，还是在中国，都是多元起源，且不仅起源地有多处，其起源时间也有所不同[38]。他认为史前时代的先民们由于交通不便，因此稻作农业难以由单一起源地向外传播辐射，另外他认为只要在该地发现有普通野生稻，那么该地区就有可能性进行水稻的栽培。同时，各文化共同体对植物习性的认知，资源紧缺程度，气候环境，人口压力皆不同，因此他强调不能把较晚出现人工栽培稻的地区全都视为从较早人工栽培稻地区传播而来。

然而，童恩正认为稻作农业起源是主观和客观复杂因素综合的结果，稻作农业生产是创造性的行为，因此“多元起源说”将创造性行为看作人人能发明的普通发现是不合理的[39]。刘志一认为多地起源的观点将地域与地域之间隔离起来，忽视了区域间文化互动，将先民们的文化看作是静态的，孤立的[40]。卫斯也赞同这一观点[41]。向安强认为从宏观历史角度，史前技术的传播比我们想象的要快[42]。

值得一提的是，高德等学者认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东北、华北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在文化面貌上有共性，因此他们提出农业不可能有多个独立的起源中心并且农业的出现并不是每个地区孤立发展的结果，而是在广泛的信息交流网络和社会交流网络中产生的[43]。

3.小结

纵观上述中国稻作农业起源地研究的不同观点，可以发现对该问题的研究可以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50至70年代，该阶段是农学主导的“理论推测与文献时期”，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入手，积极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农学、生物学与地质学学者们将今论古，从现代野生稻分布范围、种类与数量入手，提出“华南说”。历史学、考古学的学者们从语言学、古文献学、民族学多角度入手来研究中国稻作农业起源地这个问题。这一阶段，观点百花齐放，为之后的研究缩小可能的范围，奠定坚实的基础。但是受到发掘资料、科学技术手段等多方面的局限，缺少实证资料。

第二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至今，该阶段是考古学主导的“科学实证时期”，新的考古发掘资料涌现以及新的科学技术被学者们引入，共同推动中国稻作农业起源地的范围进一步缩小。新的技术，如加速器测年技术为研究南方酸土地区中国稻作农业起源地研究奠定了基础。上山遗址便是使用夹炭陶片作为测年样品进行断代[44]。此外，DNA分析技术也被引入研究农业考古。中国农业大学植物遗传育种系的李晨、孙传清、姜廷波、王象坤先生从龙虬庄遗址出土的距今5500 年前的单粒炭化稻中提取了DNA，经过RAPD扩增得到扩增片段，并用Southern杂交证实了扩增片段系古稻DNA片段。这是我国农业考古中首次在炭化稻中成功提取了古稻DNA片段，为辨别水稻标本为野生稻还是栽培稻提供新的途径[45]。此外，这一阶段值得关注的是学者们开始对中国稻作农业起源于何地这一问题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反思。学者们普遍认为单一证据过于单薄，需要构建完整的证据链。赵志军认为21世纪初对水稻植硅石的研究倾向于将“有驯化特征的水稻植硅体”直接等同于“水稻农业”，忽视了野生稻群体本身的变异以及人类采集行为的影响[46]。邱振威提出在论证某地是否为稻作农业起源地时不能单靠植物化石证据，他强调了多重证据的重要性[47]。

综上所述，如今随着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学者们多视角的转换以及经科学发掘的考古资料的积累，不断推动中国稻作农业起源地的研究向深入发展。各区域时空框架的完善，也使得学者们能够进一步研究中国稻作农业的发展、传播直至农业社会形成的完整过程。

二．中国稻作农业起源地的评判标准

上文所述，近一个世纪以来关于中国稻作农业起源地的讨论众说纷纭，涌现出诸如长江中游说、长江下游说、淮河流域说、华南说等等不同的观点。然而，一个核心问题随之浮现：为何基于相似的考古材料，学界却得出了差异显著甚至对立的结论？究其原因，分歧不仅源于考古材料的不断更新，更深植于学者们对该问题评判标准的不同。自中国稻作起源地问题展开讨论以来，对于起源地标准的评判也始终进行着。因不同时期的学科认知程度、可获取的材料类型及理论视野的拓展，这一问题的讨论经历了多维度、多阶段的过程。最明显的表现在于早期研究多依赖野生稻分布的现代地理格局与古籍文献记载，后期则逐渐转向以考古出土实物遗存的年代序列、形态演变规律及其所反映的人类行为证据为核心。这种阶段性的转变应与研究所依据不同的范式相关。因此，本文基于研究范式的发展脉络，将中国稻作农业起源地评判标准的研究历程分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农学家为主导的野生稻分布与文献考证推测期；第二阶段以考古遗存年代优先为标准的实证探索“发现”期；第三阶段以人类能动性视角为主导的理论深化期；第四阶段为多学科整合与人类行为生态视角下的“多元视角”综合阐释期。

1.农学主导的评判标准：20世纪80年代以前

中国稻作农业起源地研究的早期，研究者多为农学家、植物学家，如丁颖[48]、俞履圻[49]等。在这一阶段，学者们在全国范围内调查普通野生稻的现代自然分布，并将其视为最关键的证据。他们认为中国稻作农业起源地必须在现代野生稻的自然分布区内，这种评判标准是受到瓦维洛夫“起源中心”假说的影响[50]。该假说的核心观点是，一种作物的起源中心，应当是该物种遗传多样性最丰富、且有其野生祖先种分布的区域[51]。

2.发现论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末

1982年严文明先生发表《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52]，这篇文章开启了以考古发现为主导的稻作农业起源研究的新时代[53]。之后，王象坤、张居中等先生曾在中国环境考古学讨论会上提出稻作起源地必须具备几个前提条件，即该地或附近有驯化栽培稻的古人类群体及稻作生产工具、该地当时应具备野生稻生存的气候与环境条件[54]。卫斯在此基础上提出，稻作农业起源地的考古发现无论从年代序列上看，还是从文化谱系发展上看，都应当具有一定的连续性。他认为这样能够排除该地稻作农业的发生受到外来文化影响和干扰这种可能性[55]。然而，一个地点文化序列的不完整，不能直接否定该地曾发生过农业起源的尝试。历史是动态的，灾难事件或人口迁移替代，都有可能使文化序列不完整，体现出考古模型与复杂现实的矛盾。

向安强先生认为起源地不仅发现的水稻遗存要全国最早，同时发现地点也要全国最多。以这样的标准来看，贾湖遗址发现的水稻遗存就仅为孤例，不具普遍性。然而，稻作农业在起源阶段本就始于小规模的种植实践，其最初形态本身就不具备普遍性。同时他认为稻作农业起源地的史前文化发展的高度要能够对周围地区史前文化发生强烈影响[56]。然而这个观点将结果和前提弄反，“文化高度”是果而非前提，现在的研究证明早期农业并不高级。

尽管各位学者观点有部分出入，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稻作农业起源地研究的早期对稻作农业起源地的评判标准是“发现式”的，学者们讨论的重点仍然是野生稻以及驯化稻实物遗存的发现。

3.“人类能动性与社会动力探索”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严文明就提出该地需具有驯化野生稻强烈的生存压力[57]。这涉及到农业起源的动力问题。这一能动性倾向的思路在新世纪得到发展。郑云飞、游修龄认为人类是否对作物驯化，需满足两个条件，第一，物质基础，即有可被驯化的野生种，第二，驯化过程的主体，即人的需要和实现这种需要的活动[58]。此观点涉及到“人”的意愿及其能动性，可见对于中国稻作农业起源地的评判标准这个问题，学者们渐渐开始意识到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其中的作用。

4.多视角研究阶段：21世纪10年代以来

近十年来，学者们站在多元的视角下看待中国稻作农业起源地评判标准这一问题。主要可以概括为“生态”说、“文化系统”说和“无意识选择”说。

（1）“生态”说

“生态”说的核心在于强调人与环境的双向互动，其评判标准尤其侧重于“从人类行为改变环境的角度寻找稻作农业起源的证据”。赵志军提出将田间杂草和水稻植硅石的发现进行综合考量，田间杂草说明存在人工干扰的生境[59]。潘艳引用“生态位构建”一词，从生态学的角度对农业起源地评判标准进行讨论。生态位构建指的是物种主动改变其所处环境中的要素以改变其自身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人类主动改变植物的生命周期及其栖居环境以提高植物产量便是生态位构建实践中的代表。因此，要判断某地是否为稻作农业起源地，不仅要从驯化稻的发现入手，还要考虑到生境的变化。比如某一种类大量出现，达到仅靠采集野生种群无法企及的丰富程度，某一种类的出土地点不在或明显远离其野生种的分布范围等等[60]。另外，她提出驯化种群在发生表型性状变化之前已被人类相当长地种植、看护、或管理，这种变化是无法在短期内大规模暴发并稳定遗传[61]。因此，发掘出的水稻遗存没有观测到驯化性状并不能说明稻作农业尚未起源，也有可能从其他角度才能观察到，比如土壤微形态的改变。

（2）“文化系统”说

“文化系统”说认为，稻作农业起源并非单一的驯化事件，而是一场深刻的社会文化系统变革的起点。其评判标准的核心在于，必须将农业起源置于整体的社会文化框架中进行系统性考量，重点考察农业与定居方式、技术体系、社会分工、意识形态等多重文化要素之间的协同演化关系。蒋乐平在论证上山遗址为中国稻作农业起源地时，提出了从环境到人类行为完整的证据链。他从年代学入手，分析上山文化时期上山遗址的古气候环境，认为上山遗址满足水稻生长的客观条件。同时通过残留物分析以及微痕分析、水稻植硅石鉴定等方法，认为上山遗址中存在水稻收割与加工以及食用与酿造的证据。不仅如此，他进一步通过发掘出的遗迹认为上山文化时期上山遗址定居社会已经形成，并提出“初级村落”这一概念。他强调农业起源与定居社会的双向推动[62]。

陈胜前引用了“协同学”中“序参量”这一概念。他认为，农业起源影响深远，它会导致古代文化系统的变革。农业起源说明剩余生产的产生，家庭中会产生剩余劳动力，这部分劳动力可以不从事农业活动，他们可以从事其他，如手工业制作等。这样社会就产生了分工，渐渐地社会阶级存在分化现象，社会复杂程度变高，城市诞生。也就是说，农业起源不只是关乎于动植物的驯化，文化系统中的聚落形态，技术，意识形态等都会产生变化。因此，要想判断一个地方是否是稻作农业起源地，要将其置于文化系统层面，综合进行考量[63]。

（3）“无意识选择”说

“无意识选择”说强调，水稻驯化是一个由人类无意识的、功利性行为所驱动的漫长自然进化过程。这一观点的代表性学者赵志军指出，从生物进化论视角看，驯化是动植物自身在人类影响下的进化结果，而非人类的主动发明。因此，“最早的栽培稻”是一个相对概念。他进而引入“无意识选择”这一核心概念来阐释其逻辑。人类最初的耕种行为（如开垦、播种、管理、收获）目的简单而功利，仅为获取更多、更稳定的食物，而非有意改变植物性状。但这些行为客观上构成了选择压力，促使植物种群向依赖人类的方向演化。由于这一演化的过程极为漫长，在驯化初期，作物的表型性状变化并不显著，在考古遗存中难以直接辨识。因此，该理论认为，评判农业是否起源的关键，应从寻找显著的植物驯化性状，转向系统性地发现和论证那些能证明人类持续的种植与管理行为的多方面考古证据，如反映定居生活的房址与聚落、成套的生产与加工工具以及能反映稳定生活的陶器群等文化遗存[64]。

4.小结

对于稻作农业起源地评判标准这个问题，学者们从当时野生稻分布作为主要证据，到以考古实物资料为主导的“发现论”阶段，再到注重人的需求以及人的能动性阶段，进而开始从“生态学”、“文化系统”、“无意识选择”等不同视角进行切入。这三种观点在当代并存且不矛盾，共同构成了一个更具解释力的立体分析框架。

“生态”说将自然环境看作一个有机整体，更关注人与自然环境间的协同进化，提示我们从更广阔的生态系统背景中寻找证据。“文化系统”说从社会文化演化的宏观框架入手，强调农业作为“序参量”所触发的系统性社会变革（如分工、阶层化）。而“无意识选择”说则从生物进化论的微观机制出发，揭示了人类无意识行为如何构成植物驯化的选择压力，解释了“栽培何以开始”这一问题。尽管三种观点的理论出发点不同，但它们都超越了单一的“驯化性状”鉴定，共同倡导一种完整的多线证据（环境、植物、工具、聚落、社会结构）的系统性研究方法。

由此可见，学者们对稻作起源的评判标准从单薄变为立体、由单一向多元发展。这也提示我们未来的研究，不仅仅要从考古学角度研究问题，同时可以和其他学科的观点与理论相结合，综合地、多元地、系统地思考问题。

编辑：吴艳阳

校对：周晋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