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2月3日发布。这是新时代以来第14个聚焦“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也是“十五五”开局后的首个中央一号文件。文件提出，“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的重大战略部署，在一定程度上显示，我国农业发展从“稳住基本盘”迈向“塑造新格局”的阶段性跃升。如何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推荐阅读。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是农业强国建设的战略支点
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不仅是农业自身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而且是服务国家战略全局的重大任务。
从战略安全看，是夯实国家安全体系的根本支撑。当前，全球粮食和农产品产业格局加快调整，叠加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极端气候频发等因素，粮食和大宗农产品供应链稳定性面临更多不确定性。我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但在饲料原料、特色农产品、高端种源等方面，仍存在结构性短板，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韧性仍需增强。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意味着从单纯保障数量，向数量、质量、结构、生态的综合安全提升，用完备的现代产业链支撑国家粮食安全，用可持续的资源体系提升战略安全韧性。
从时代特征看，是顺应科技革命与消费升级的必然选择。当前，以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为特征的新一轮农业科技革命正在孕育重大突破，农业科研范式发生深刻变革，学科交叉融合不断发展，基因编辑、合成生物、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持续迭代，引领世界农业科技前沿走向。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超过64%。截至2025年6月，我国农村互联网普及率已达69.2%，电商、冷链、物流等基础条件不断完善，为农业产业升级奠定坚实基础。但要实现从“基础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化，需以现代化产业体系将创新、资本、数据深度嵌入全产业链条，推动农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融合化跃迁。
从发展格局看，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一环。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时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既要有城市的现代化，又要有农业农村现代化，我很关注乡村振兴。”我国进入了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并联发展、叠加发展的关键时期。农业既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础底座，又是其他产业链条的重要源头。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就是要推动农业深度嵌入现代化产业体系，与制造业形成智能装备与设施产业集群，与服务业共同构建供应链金融、冷链物流、社会化服务体系，与文旅康养产业共同打造乡村新业态新场景，与数字经济共同构建农业数据要素体系，使农业成为带动城乡融合发展、扩大内需、促进创新的关键驱动力。
从现实短板看，是破解农业“大而不强”的关键突破口。中国是农业大国，但还不是农业强国，高附加值、高效率、高组织化、高竞争力仍显不足。其重要症结在于，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有待提升、价值链还需完善，以及组织链尚需稳固、制度供给还不够充分。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需以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为动力，从产业链、组织链、技术链、制度链上系统补短板、强基础，把分散要素整合为体系，把初级产品转化为高价值产品，把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
农业“现代化大产业”的结构体系与演化机制
实现农业现代化，需遵循以体系重构、链条延伸、功能融合为重点的“大产业逻辑”。
结构上，推动从“小散弱”到“强体系”的三重跃升。我国农业呈现“小农户、小规模、小生产”的基本格局，要实现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跃升，需在结构演进上完成三重关键转变。其一，组织结构从分散走向系统协同。需以“单元标准化、区域规模化、链条协同化”为方向，重塑“农户—合作社—企业—平台”四级联动的组织体系，使分散的小农户，在制度安排中有依托、在产业链条中有位置、在价值分配中有收益。通过组织再造，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稳定嵌入，推动农业空间格局由“点状分布”向“网络协同”转型。其二，价值导向从产量转向品质与效益。在确保粮食安全底线前提下，推动农业由“拼产量”向“提效益、强品质”转型。强化标准化生产和品牌化运作，构建“以质论价、优质优价”的市场机制。例如，以“五常大米”“赣南脐橙”为代表的地标农产品，通过提升附加值有效带动区域农业升级。其三，功能拓展从供给端走向全链条。农业现代化不再局限于种植生产本身，而是覆盖种源培育、加工转化、物流流通、市场销售和综合服务等环节，形成贯通上下游的农业产业体系。例如，山东寿光通过数智提升、品牌赋能、流通体系塑造，2024年实现年产蔬菜450万吨、产值110亿元，形成稳定、高效的产业闭环。
体系上，构建纵横联动的现代农业格局。现代农业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是体系的竞争，是组织能力与要素协同的竞争。需以系统集成为牵引，坚持产业兴农、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加快构建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并举、产加销贯通、农文旅融合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首先，纵向贯通，是农业现代化的体系主线。围绕“育、产、加、销、服”全过程，构建标准化生产、冷链流通、品牌营销、服务延伸的全链条体系，通过强链、补链、延链、控链，实现从“出村即出价”到“链上即增值”的转变。其次，横向融合，是农业现代化的关键突破。打破传统农业的产业边界，推进“农业+制造业”“农业+文旅康养”“农业+数字经济”等多业态融合，打造功能互补、利益共享的新型农业生态。再次，集群协同，是农业现代化的组织基础。需以县域为平台，构建“主导产业、龙头企业、平台载体”的产业集群，推动农业生产基地化、产业园区化、企业链条化、服务平台化，提高县域农业的承载力、带动力和组织化水平。
能力上，夯实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的底层动能。科技、资本、人才、数据与生态，构成农业现代化的“新引擎”。科技创新是重要驱动力。科技正在从外围支撑走向体系核心，成为重塑农业增长方式的决定性力量。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6.7%，主要农作物耕种收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我国农业由“要素驱动”向“技术驱动”加速跃迁。生物育种、智能农机、绿色投入品等关键领域的持续突破，推动农业生产方式、产业链结构和价值创造逻辑全面升级。资本赋能是关键枢纽。资本结构决定产业结构。2024年四季度末，本外币涉农贷款余额51.36万亿元；2024年，农业保险为1.47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超5万亿元。金融对农业产业链条的渗透力不断增强。资本通过整合分散资源、分担经营风险和增强组织运作能力，推动农业从“生产型产业”向“经营型产业”转变，加快从低端粗放向高端集约的结构性升级。人才聚合是根本支撑。现代农业进入知识密集型阶段。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才与高素质农民，协同构成产业发展的“三元结构”。人才结构的现代化，决定农业创新能力、组织能力与综合经营能力的上限。数据赋能是治理新引擎。2024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2.56万亿元、同比增长6.4%。数据确权、算法驱动、平台协同，使农业生产、流通和治理具备可视化、可预测、可调度能力，显著提升农业体系的效率与韧性。生态能力是底层逻辑。《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2024》显示，2023年全国农业绿色发展指数为78.23，生态价值正在从外部约束转为重要红利。生态即品牌、价值、竞争力，已成为中国农业在国内外市场的重要身份标识。
2025年5月24日，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农民驾驶收割机收割小麦。新华社发（武纪全 摄）
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面临的主要挑战
质量与效益错配，优质供给体系还需健全。中国粮食总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增长，供给基础稳固，但优质、特色、高效供给仍显不足。全国绿色、有机和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面积占耕地总面积比重较小，高品质农产品占比偏低。农业仍“以产论价”为主，标准化、品牌化体系建设相对滞后，市场存在“优质不优价”现象。市场结构中，优质小麦、乳制品、生鲜水果等仍依赖进口补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质量结构与消费升级需求尚不匹配。在量稳质弱的条件下，农业较难形成面向中高端市场的竞争实力。
产业链条偏短、价值外溢，体系化价值创造能力不足。农业现代化的关键不在“多种粮”，而在“链增值”。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我国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比达到2.61，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提升空间。产业链条较短、加工环节薄弱、品牌溢价较低，造成价值外流。以云南咖啡为例，作为咖啡主产区，精深加工和品牌打造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产业收益向下游集中，产区价值实现能力还需进一步增强。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茶叶、水果、畜禽产业中，资源优势难以转化为产业优势，农业附加值被锁定在产业链低端。
组织体系碎片化，难以支撑农业产业化协同发展。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小农户数量占农业经营主体98%以上，户均经营规模约7.8亩。分散经营导致规模效应不够强、抗风险能力较弱、标准执行较难。截至2025年7月31日，虽然纳入全国家庭农场名录系统的家庭农场近400万个，登记注册的农民合作社210多万家，但“联农弱、分工浅、带动少”的问题仍然存在。有的合作社“有牌无社”，有的龙头企业“强身弱链”，利益联结机制不稳固、农企协同不紧密，产业链内部仍呈现“强节点、弱系统”的碎片化格局，难以支撑高质量产业集群的形成。
要素流动受阻，关键资源未能有效集聚。农业现代化依赖土地、资本、科技、人才、数据等要素综合支撑，但当前要素进入农业领域的制度环境仍需进一步优化。截至2023年底，我国家庭承包耕地土地经营权流转总面积5.91亿亩，但流转中短期合同占比较高，规模经营基础不够稳固，产业链金融支持力度有待加强。截至2024年一季度末，我国农林牧渔业贷款余额6.33万亿元，仅约占全国同期涉农贷款余额的10.5%。农业科技“最后一公里”存在梗阻。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有待提升，农业数据确权与碳资产交易体系还需进一步健全，数字农业与生态农业潜能尚未真正释放。例如，部分地区虽开展农田碳足迹核算试点，但因缺乏确权与价格机制，生态价值仍停留在“账面红利”，要素转化效能不足。
政策支持系统性、协同性不足。农业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财政、金融、科技、生态、流通等多领域政策协同发力，但在实际推进中，条块分割、部门分治现象仍不同程度存在，政策工具难以有效叠加，形成“横向分散、纵向衰减”的制度约束。有的地区存在重项目轻机制、重建设轻运营问题，影响政策效力的持续释放，也制约农业现代化全链条、全要素、全过程的协同推进。
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的主攻方向
▲ 构建全产业链体系，向高端延伸、向多样拓展。全产业链是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支撑”。需把延链补链强链控链作为主攻方向，推动农业从初级生产型向全链条价值创造型转变。其一，筑牢源头基础。以种业振兴为牵引，完善“育繁推一体化”体系，健全高标准农田、规模化种养基地、区域化生产标准等基础条件，提升源头供给的稳定性与竞争力。其二，做强加工中枢。补齐预冷、分级、精深加工和冷链物流等关键短板，加快培育一批链条完整、功能复合、带动力强的加工型企业，使更多价值在产区本地实现。其三，打造高端品牌。健全分级评价、检验检测、全程溯源和信用约束体系，完善“以质论价、优质优价”市场机制，推动区域公用品牌和企业品牌协同建设。例如，浙江“丽水山耕”、山东“好品山东”等区域品牌示范效应明显，带动农产品溢价能力显著提升。其四，提升链上组织力。创建一批全产业链发展示范区，培育链主企业、专业合作组织和供应链平台，推动订单农业、供应链金融、数字中台等新机制落地，实现“小生产”有效融入“大市场”。
▲ 强化科技引擎，以科技现代化驱动产业跃迁。科技是农业现代化的最大变量，是农业由资源依赖走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的关键动力。完善创新体系。构建“国家战略平台—区域创新平台—县域应用场景”三级联动格局。例如，四川、江苏等地通过“揭榜挂帅”“场景首用”“中试放大”等机制，推动科研攻关与产业需求精准衔接。攻克关键核心技术。聚焦生物育种、高端智能农机、设施农业装备、农业机器人、绿色投入品和生物制造等领域，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升自主可控能力。夯实数字底座。推进农业信息平台、智能感知系统、农业大模型建设，推动“数据—算法—装备—服务”一体化发展，让数字技术贯穿选种、种植、加工、销售、服务全流程，实现精准、智能、高效生产。优化创新生态。深化科研评价改革，突出“以用为要、以效论功”，推动“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构建农业科技创新共同体。
▲ 推动融合发展，打造“农业+”多样业态格局。融合发展是农业现代化的关键突破口。推动“农业+制造业”。围绕农业装备、智能农机、冷链装备、绿色包装等领域，加快关键技术和核心装备攻关，构建自主可控、体系化发展的农业制造业体系，为农业现代化提供硬核支撑。拓展“农业+服务业”。大力发展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农业保险、农产品营销、农业社会化服务等现代服务业，推动农业从“卖产品”向“卖服务”“卖方案”转型，使服务价值成为农业产业链的重要增量。壮大“农业+文旅康养”。依托生态资源、农业文化和乡村空间，发展休闲农业、康养农业、研学旅行、功能农业等新业态，拓展农业的生态服务和生活服务功能，让农业成为美好生活的重要场景。加速“农业+数字经济”。依托县域数字基础设施和平台企业，打通“产地—平台—商超—终端”链条，构建数据驱动、智能调度、柔性供给的数字农业体系，推动农业全面迈入智慧流通时代。
▲ 坚持绿色导向，以低碳循环塑造可持续优势。绿色是农业现代化最鲜明的底色，也是中国农业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标识。其一，完善绿色制度体系。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灌溉节水、农田生态治理等重点工程，推动绿色生产全过程管理，使绿色生产成为农业发展的硬约束和硬标准。其二，盘活绿色价值资产。建立农业碳计量、碳核证、碳交易制度，推动碳汇农业、生态补偿、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落地。其三，塑造绿色品牌形象。健全绿色认证、绿色标准和绿色标识体系，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绿色农业”品牌，提升中国农产品在全球市场的话语权。其四，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将绿色绩效纳入财政、金融、税收、保险等领域政策体系，推动形成“绿色优酬、生态优奖”的正向激励，让绿色成为农业可持续、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优势。
▲ 拓展开放格局，提升全球农业资源配置能力。开放是提升农业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关键支点。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前提下，优化农产品进出口结构，布局海外仓储加工和国际物流网络，提高国内供给体系的韧性、灵活性和调节能力。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农业合作。推进境外种植加工基地、农产品加工园，以及农业技术示范区建设，推动标准互认和检验检疫协作，构建互利共赢、长期稳定的农业国际合作体系。打造沿边开放带和口岸枢纽。发挥沿边地区区位优势，形成“国内生产—沿边集散—国际联运—消费回流”的双循环新通道，使沿边地区成为开放型农业增长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参与国际农产品贸易规则、绿色标准与食品安全体系制定，提高中国在全球农业治理中的制度话语权。建设全球农业资源配置平台。培育国际化农业贸易平台，完善期货现货联动定价、交易撮合、风险对冲等机制，提升中国农业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韧性。
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的长效机制
推进制度创新，从支持生产向支撑体系转变。以系统集成改革为牵引，推动制度供给从“保生产”向“强体系”转型。首先，重塑政策体系。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构建“基础保供—科技引领—绿色导向”相统一的投入框架，将政策重点由“补产量”向“补链条”“补价值”转移，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加工流通、品牌建设、标准化和数字化转型。其次，完善市场制度。健全农业标准化、品牌化、信用化体系，完善质量分级、认证标识、追溯管理、信用评价等制度，推动形成稳预期、有激励、能优价的市场机制。再次，强化制度供给。健全农村产权、土地经营权、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业数据确权等基础性制度，构建产权清晰、激励有效、约束有力的制度体系。
优化要素配置，提高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与集约利用水平。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打通土地、资本、科技、人才、数据等要素流动堵点。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完善土地经营权流转、抵押、担保和收益分配机制，稳定经营预期，引导土地向规模化、专业化、高效化经营主体有序集中。健全金融支撑体系。统筹发挥政策性、商业性、合作性金融协同作用，发展供应链金融、农业保险、绿色信贷和碳金融，引导金融资源向产业链关键环节和薄弱环节精准配置，提高产业体系抗风险能力。强化科技转化。完善科研成果转移转化机制，推动科研机构、高校、企业协同创新，提高科技成果产业化率。激活人才与数据“双引擎”。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壮大农业经营与技术人才队伍；加快构建数据确权、交易、流通制度，让农业数据“可确权、可定价、可交易、可应用”，真正成为推动产业升级的新型关键要素。
重塑组织体系，构建协同共生的现代农业产业生态。推动组织创新，构建分工合理、衔接高效、利益共享的产业生态。发挥龙头企业牵引作用。支持龙头企业延链、补链、强链，推动其在科技创新、标准制定、品牌塑造、市场开拓等方面发挥“链主作用”，带动形成竞争力强的产业集群。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和社会化服务组织向专业化、规范化、规模化发展，构建“企业带动、合作联农、农户共享”的利益共同体。做强县域平台。推动建设农业产业联合体、区域运营公司和要素整合平台，实现县域内“育种、种养、加工、流通、服务”全链条联动，提升县域产业组织化程度和辐射带动能力。健全利益联结机制。推广“保底收益+二次分红”“订单农业+品牌溢价”等模式，让农民深度嵌入产业链，实现风险共担、收益共享，使分散的小农户真正融入农业“现代化大产业”的价值体系。
完善治理体系，提升农业产业治理效能。推进农业产业治理体系法治化、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全面提升风险防控和系统性应对能力。健全统筹机制。完善“国家统筹、省级协调、县域落实”的多层级治理架构，推动跨部门、跨区域、跨行业协同，形成政策合力。加强数字治理。依托国家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构建涵盖生产、市场、生态、投入品等多维数据的综合治理平台，实现风险监测、精准决策与智能监管。健全风险防控体系。建立涵盖自然灾害、市场波动、生态安全的监测预警与保险补偿体系，提升产业体系的整体韧性。强化法治保障。推动涉及农业产业促进、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数据安全等相关法律的完善，以法治明晰权责、规范运行、稳定预期，让政策执行更有力度、治理体系更有刚性。
强化区域统筹，协同推进分类施策与试点先行。中国农业区域差异大、类型多，需坚持全国“一盘棋”和分类指导相结合，构建农业“现代化大产业”发展的空间战略格局。优化区域布局。形成“东部率先突破、中部加快提升、西部潜力释放、东北稳产巩固”的总体格局。东部地区打造高端产业集群，中部地区强化加工流通能力，西部地区发展生态特色产业，东北地区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基地。推进差异化发展。围绕资源禀赋、生态功能和产业基础，打造一批优势特色产业带、区域性产业集群，形成多点支撑、梯次推进的产业格局。坚持试点先行。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在全产业链融合、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发展、要素制度改革等方面率先突破，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完善评价体系。建立以质量效益、科技贡献、绿色绩效、农民增收为导向的考核体系，引导由“比投入”向“比产出”、由“看规模”向“看效益”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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