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抗、减抗、限抗”已成畜牧业发展世界共识和必然趋势

1928年，英国科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人类开始进入抗生素时代[1]。最初，抗生素仅用于人类，用于治疗疾病。直到1946年，美国科学家Moore等发现在肉鸡饲料中添加抗生素具有促生长作用[2]；在猪饲料中添加抗生素促进体重增加1.9~16.4%[3]；在鱼饲料中添加抗生素（杆菌肽锌、黄霉素和氟苯尼考）可显着提高饲料转化率，并促进体重增加24.5~40.87%[3]；1951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农民使用抗生素作为动物饲料添加剂，无需兽医处方[4]。

随后，在1951-1970年间，一些欧洲国家也通过法规允许在动物饲料中使用抗生素。由于市售抗生素成本降低和全球肉类消费量不断增长，农业中使用抗生素的需求日益增加，主要用于促进生长、治疗（患病动物）和长期预防疾病（防止动物感染）。目前，全球大约70%的抗生素都用在畜牧业生产上。2020年，我国禽存栏量为67.8亿只，出栏量155.7亿只，境内使用的兽用抗菌药总量超过3.2亿吨，较2017年已下降21.9%（约4亿吨），其中用于治疗用途的比例达71.31%，其余28.69%为促生长用途。然而，在动物过度使用抗生素导致出现抗生素耐药性，这些抗生素耐药性可能会从动物传播到人类（图1）。

动物广泛使用抗生素往往会导致细菌耐药性的产生，经过抗生素的长期自然选择（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出现了抗药性较强的菌株，且逐渐增强，并自我繁殖。细菌主要通过耐药基因水平转移传递遗传物质，产生耐药性，基因水平转移的方式主要包括转化、转导和接合[5]。当人类与这些动物接触或食用受污染的肉类时，动物中出现的这些耐药细菌会传播给人类[6]。

兽用抗生素以原形或动物排泄物的形式排放到环境中，会污染水源和土壤，培养环境耐药菌，杀死环境微生物，造成耐药及漂移，生态环境隐患较大[7]。同时，环境中多种抗生素共存，为诱导产生具有耐药性尤其是交叉耐药性的菌株创造了有利条件，对人类健康造成潜在风险。

2019年4月29日，联合国发布“必须立即行动起来：应对耐药感染，确保美好未来”的报告。该报告提醒人们，抗生素耐药性问题导致每年大约70 万人死亡，在没有显著改善的情况下，到2050年每年死于抗生素耐药性的人数将会达到1000万人。而我国由于抗生素用量巨大，届时每年会有100万人早死。全球的经济损失将高达100万亿美元。到2030年，抗生素耐药性问题可能会使多达2400万人陷入极端贫困。2020年5月26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公布了全球抗生素耐药性和使用监测系统（GLASS）报告，来自全球66个国家的数据显示，抗生素耐药国家数量创下新高，越来越多的细菌感染已产生抗药性。（图4）。

1、One Health防控抗生素耐药

2014年，“三驾马车”--WHO、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联动，在一份描述微生物耐药性的监测报告中强调了需要运用One Health的健康战略来应对AMR。2016年，WHO-FAOOIE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100多个国家发布了遏制细菌耐药性国家行动计划；同年，中国在“遏制细菌耐药国家行动计划（2016-2020年）”中强调需采取One Health策略，跨部门合作的方式应对AMR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