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３日，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中发〔１９８０〕８３号文件)。这是农业战线拨乱反正的一份重要文件，它对持续十几年的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进行了总结和检讨。“８３号文件”的转发，对农业学大寨运动作了盖棺论定，标志着毛泽东时代农业发展模式的终结，预示着人民公社制度的衰落。

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余波及其式微

大寨是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村发展的典型。陈永贵和他领导的大寨，早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就以“坚持集体化道路，改造穷山恶水”而出名。而使陈永贵和大寨在众多的农业典型中脱颖而出的，是１９６３年的一场大水灾。这场百年不遇的洪水，冲垮了大寨人奋斗了１０余年才得来的人造耕地和大部分房屋窑洞。然而，陈永贵没有因此向国家伸手，而是坚持自力更生，带领社员苦干，重建家园。他们提出，国家的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资不要；社员口粮不少、劳动日分值不少、卖给国家的粮食不少。这“三不要”、“三不少”的事迹很快传开，直达中央，感动了毛泽东。１９６４年８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规划时插话说：“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它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１２月，周恩来在向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他把大寨的基本经验概括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２日，毛泽东正式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

当年发现大寨，与其说是毛泽东奖掖了陈永贵，不如说是陈永贵帮助了毛泽东。经过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的调整，人民公社制度虽然得以保存，但仍然面临挑战，能不能发展还需要证明。毛泽东仍然面临一系列难题。这些难题包括：怎样不利用人民的利己心而是通过精神鼓励即“政治挂帅、思想领先”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能否主要依靠农村动员而不依靠国家的大量帮助摆脱农村的发展困境，改善农民的生存条件?怎样培养农民的国家观念，自愿为国家工业化建设作出牺牲?大寨经验似乎为毛泽东解决这些难题找到了出路，为毛泽东的农业发展模式找到了一个典型。“文革”十年，“农业学大寨”不仅是一句口号，而且是一场持续的运动。直到１９７５年，中央还进一步提出“普及大寨县”的口号，要求１９８０年全国三分之一的县建成大寨县。办法是：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大搞农业机械化，实现高产稳产。

直到“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许多领导人仍然相信依靠“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是解决中国农业发展困境的根本出路。１９７６年底，华国锋号召继续在全国推行“普及大寨县”的达标运动，除了继续使用阶级斗争的动员工具外，主要有三项措施：一是继续提出１９８０年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的目标，并据此作出部署。１９７７年１月１９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关于１９８０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报告》，要求“农、林、牧、副、渔主要作业的机械化，达到７０％”。不少领导人非常执著于此。二是继续以“大会战”的形式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修梯田，造平原，围海造田、围湖造田、拦河打坝。陈永贵甚至提出全国耕地要从占国土面积的１０％增加到２０％至３０％的奇想，要求各县、社都要搞大会战，大协作，打人民战争。三是采取实际步骤，向生产大队所有制过渡。早在１９７５年，陈永贵就向毛泽东提出建议，把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过渡到大队，并且取消定额管理、评工记分的计酬办法，实行自报公议的计酬办法。鉴于“大跃进”的严重教训，毛泽东对陈永贵的这两项建议迟疑不决，多数省市也不赞成，陈的建议未能实行。然而，“文革”结束后反而刮起了一阵“过渡风”。１９７７年，内蒙古过渡的大队已占２０％，北京郊区达到５０％，陕西有的县达到２０％至７０％不等。贵州思南县达到８０％以上。到１９７８年下半年，全国有５万多个大队已经过渡到大队所有制，占６９万个大队的７％。

然而，此时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已经走入末路。它不仅没有为中国农业找到一条出路，而且强化了人民公社的固有弊病。最突出的是农民负担沉重，收益下降，普遍陷入贫困境地。尤其是连年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大量平调生产队的劳力和钱粮，把社队“搞空了，搞穷了”。农民收入２０年间几乎没有提高。１９７６年全国农村人均口粮比１９５７年还低４斤，人均年收入在６０元以下的生产队占３８％，全国有１．４亿农村人口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农民开始从另一个方向寻找新的出路。还是在１９７８年，“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呼声渐渐盖过“农业学大寨”的口号。这年２月３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安徽省落实农村政策，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的经验；６月２３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湖南省湘乡县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的报告；７月１９日，中共中央又转发了陕西省委关于旬邑县少数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问题的报告。接下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没再要求全国搞所谓“普及大寨县”的达标活动，全会公报甚至连“学大寨”的口号都没有出现。会前按照传统思路起草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文件被推翻了，胡耀邦、胡乔木等人另起炉灶搞了一份《关于农业的决定》的草案，其中只有一处提了一句学大寨，接着补充说，大寨要对自己一分为二。草案批评了“穷过渡”和“平调风”，强调按劳分配的物质利益原则，批评农村中普遍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宣布今后不准把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当作资本主义来批。这些都直指陈永贵积极推荐的大寨经验。农业学大寨运动事实上已经式微。国外学者泰伟斯在《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一书中分析了陈永贵在三中全会上的讲话稿后认为，陈永贵对正在实行的方针路线的“修正主义”性质产生了怀疑。华国锋看出了陈永贵的不满，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在三中全会期间专门找陈谈话，劝他注意一下“两个凡是”的立场。最后表决时，陈永贵投了赞成票，拥护三中全会的各项决议，但心中不服。

批评与维护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争论

三中全会后不久，报纸上宣传农业学大寨的报道骤然减少，而批评的声音日渐增多。高层早就有人对大寨经验提出了质疑。最早批评大寨的是万里。万里在安徽实行的“农业六条”，最早与陈永贵极力推荐的大寨经验分道扬镳，因而引起陈永贵的严重不满。陈永贵授意发表了一系列以“昔阳是怎样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的”为主题的文章，不点名地批评万里。１９７８年１０月，万里对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说：“你大寨那套我们学不了。你说你是大寨经验，我说你是极‘左样板。什么大队核算、大概分，大批促大干，搞人造平原!这一套我们学不了。”他在省委宣布，安徽不组织去大寨参观，也不去学大寨那一套。胡耀邦也对大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不以为然。他在中共中央党校讲话，直截了当地批评学大寨修建人造平原是“劳民伤财”。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大寨的一些做法也受到了点名批评。

在贯彻三中全会两个农业文件时，各地开始检讨和纠正本地在学大寨运动中出现的“左”的思想和做法。一是纠正“穷过渡”，批评普及大寨县过程是“一平二调共产风”。１９７７年突击过渡到大队核算的地方，大多数仍然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二是批评学大寨中“堵资本主义道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种种做法，如“摸鸡笼子、斩鸡头、挖生姜、拔烟苗”等。全面恢复农民的自留地，恢复农村集市贸易，鼓励生产队搞多种经营，鼓励农民发展家庭副业。三是批评学大寨中不顾各地情况差异，搞所谓人造耕地，造成环境破坏、劳民伤财、侵犯农民利益的做法。强调尊重农民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四是批评学大寨中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做法，要求落实各种责任制和按劳计酬的办法。许多省委要求干部“从十多年来的‘恐右症、‘恐资症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

《人民日报》开展了“怎样加快农业发展”的讨论，连续发表文章批评大寨和学大寨运动中的一些做法。其中包括山西省一些地、县委书记的文章。如１９７９年２月１４日发表中共吕梁地委书记王国英的文章《旗帜鲜明地消除极“左”的流毒》；３月４日，发表中共山西怀仁县县委书记王建功的文章《“大批大斗”才能“大干”吗?》。影响更大的是３月１４日《人民日报》对中共山西省委扩大会议的报道。这次会议专门总结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教训。与会者尖锐批评说，“反大寨”这句话在山西变成了一根棍子，打得大家有些话不敢说，成了使人思想僵化的紧箍咒。要迅速发展农业，必须解放思想，冲破学大寨方面的禁区，一律推倒“反大寨”的帽子。与会代表强烈要求“给受害者恢复名誉”，“指名道姓”批评了“省委领导同志”。省委第一书记王谦、第二书记罗贵波公开承担了责任。山西是学大寨的“大本营”，此前山西省委坚持大寨道路最坚决。陈永贵还兼着山西省委副书记、晋中地委副书记、昔阳县委书记的职务。因此，这些报道特别引人注意，说明陈永贵在山西的影响力也在下降。

陈永贵对这种批判性舆论非常生气。他尤其不能容忍有人否定大寨搞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的经验，私下大骂胡耀邦是“胡乱邦”。他理直气壮地说：“农民不修地咋呀?吃啥?”

还有一些地方领导人也不同意公开批评大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薛宏福就给中央写信，对报纸上对大寨的宣传急剧减少颇有微辞。他建议：“还是要把学大寨的宣传报道放在适当地位。”３月２日，李先念将信批给胡耀邦，表示赞成薛宏福的意见。他批示说：“昔阳大寨是有错误的，而且有些错误是严重的，但大寨、昔阳的创业精神还是可以学的。只是到后来骄傲了。中国农业不下死劲(要注意劳逸结合)，不出几身汗，发展速度是不会快的。当然正确的政策是首位，机械化也重要，科学研究要跟上，但离开了大干、苦干、巧干还是不行的……建议报纸还是应当宣传自力更生搞得好的农田基本建设经验。”

陈永贵对有人为大寨说话感到宽慰。５月７日，陈永贵在昔阳县的一次会议上说：“王任重说要搞水土保持还是植树造林。李副主席说，我看还是大寨的经验好，水库、水池好。李副主席说没有必要把大寨搞掉嘛。邓副主席在政治局会上告(诉)胡耀邦，告诉新华社、《人民日报》，报纸不要再骂大寨了嘛。你再骂，没人搞农田基本建设了。”

由此可以看出，虽然陈永贵提出的大批促大干、大队核算、大寨工之类的东西遭到否定，但领导层并未全盘否决大寨。一些领导人仍然赞赏大寨搞农田基本建设的经验以及艰苦创业的精神。今后如何搞农田基本建设，是领导者思考的一个问题。在李先念等许多领导人看来，农业的发展还是要像大寨那样“下死劲”，依靠几亿农民的劳动积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７月６日至１１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刚一结束，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立即召开了一次农田基本建设会议，由李先念主持。华国锋、李先念分别讲话，强调继续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重要性，批评有人以为农业现代化就不要搞农田基本建设了，讲科学技术就不要大干苦干了的想法是错误的。李先念说：“不兴修水利，就谈不上农业的高产稳产。”会议决定：“今冬明春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农田基本建设新高潮，促进农业大发展。”当然，鉴于过去的经验教训，会议对指导农田基本建设的做法作了一些修正，指出必须注意“因地制宜，讲求实效”；“要互助协作，不能搞平调”等等。

陈永贵也出席了会议，虽然已不再是会议的主角。中央召开这样一次会议，也算是对他和大寨的肯定。当然，华国锋、李先念等人肯定的不只是大寨，而是几十年全国农田水利建设的成就，是依靠农民的劳动积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模式。９月２５日，新华社专门发了一条电讯指出：３０年来，中国建成８万多座大中小型水库，５０００多处万亩以上的灌溉区，２万多眼机电井，６５００万马力的机电排灌动力，使耕地的灌溉面积达到７亿亩，比１９４９年增加近两倍。然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强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限制了对农民的无偿平调和对农民利益的侵犯，以及随后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使“大会战”式的农田基本建设很难继续开展，事实上长期地终止了。维护农业学大寨的声音已经很微弱了。

揭露大寨、昔阳的问题

关于农业学大寨问题的争论，在山西最为激烈。山西省委虽然开始检讨学大寨的教训，但遇到的阻力仍然很大。这不仅因为陈永贵在山西仍有影响力，而且由于山西境内一大批干部和农民因“反大寨”或“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挨整，甚至被收监判刑；许多干部背上“大寨红旗”的包袱，思想转不过弯。特别是昔阳县，“文革”初期就在全县实行了大队核算，后来又在大寨公社实行公社所有制，自留地收归集体耕种也已多年。自留地是否退回去?在１９７９年５月７日的县委会议上，陈永贵转述王任重的话来表明自己的态度。他说：“王任重的意思是你昔阳应该坚持。大队核算也应该坚持。社办企业不能随便下放。”他自豪地说，大寨没有下放土地也解决了吃饭问题，“我们为后人造下大福”。一位县委负责干部在会上说：“三中全会以来，没有动摇我们大搞农田建设的决心。”明显地流露出对三中全会的抵触情绪和维护大寨旗帜的“正义感”。在昔阳的干部中，类似的情绪相当普遍。陈永贵多次要求昔阳继续抓紧学大寨，再冒冒尖，干出个样子来让人家看看。直到１９７９年底，陈永贵被免去昔阳县县委书记职务后，昔阳县才开始揭盖子，全面平反冤假错案，被开除党籍的干部恢复党籍，被判刑的老百姓释放出狱。同时，平反冤假错案在晋中地区和山西全省展开，山西的形势开始变化。

事实上，学大寨问题不只是山西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学大寨中一些“左”的口号和“左”的做法造成的影响，不只在山西和昔阳，全国各地程度不同都存在。在坚持农村改革的领导人如胡耀邦、万里等人看来，对大寨和学大寨运动的教训作一次系统清理势在必行。

胡耀邦采取的一个重要行动是，批准公开披露和讨论昔阳“西水东调”的问题。６月１５日，《人民日报》发表《昔阳“西水东调”工程缓建》的报道，披露昔阳“西水东调”工程被山西省决定缓建的消息，同时配发社论《再也不能干西水东调那样的蠢事了》。所谓“西水东调”，就是从昔阳县境西部截住流入黄河水系的潇河水，通过人工开凿的隧洞穿过太行山，从地下引向东流，经过昔阳的５个公社，改入海河水系。这项工程搞了四五年，投工近５００万个，耗资达几千万元。据估算，全部工程完工后，每亩水浇地成本将高达１０００多元。可谓不惜工本、不惜民力。在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干预下，山西省决定缓建“西水东调”工程。

《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多少年来搞农业，一靠运动，二靠“大干”。现在看得很清楚，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这种蠢事不能再干了。至于“大干”，近十几年来，“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大搞人造小平原”，“大搞水利”，“大搞围湖造田”，有搞得好的，但也确有很大一部分工程搞得很不好，甚至根本不该搞。昔阳县的“西水东调”工程就是一例。文章不点名地批评了陈永贵的封建家长式统治。指出“西水东调”之所以能说干就干，一搞几年，“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某些领导同志的封建家长式统治”。《人民日报》的报道和社论发表后，引起人们广泛关注。７月８日，山西省水利厅决定，全部停建昔阳县“西水东调”工程。从７月１８日起，《山西日报》也开辟了“从‘西水东调工程中应记取什么教训”专栏。

对“西水东调”问题的讨论，直指大寨经验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做法。也许，胡耀邦想借此表达他的一个基本看法：不顾条件的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这种蠢事不能再干了。讨论从“西水东调”工程扩展到对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一系列“左”的做法，对封建家长制、一言堂、瞎指挥的批评，以及对农业发展道路的重新思考。

９月，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批记者联合组成的调查组开赴山西，在大寨和昔阳等地采访４０天，写出了两组内参。第一组批评大寨：《大寨走向了反面》、《一部充满谎言的“大寨斗争史”》、《“七斗八斗”给大寨造成严重恶果》、《“大寨精神”和“大寨风格”都被抛弃了》、《一整套对抗党的政策的极“左”做法压抑了大寨群众的积极性》。第二组批评昔阳和陈永贵提拔起来的昔阳干部：《昔阳学大寨，“大干社会主义”的成败得失》、《昔阳学大寨，“大批资本主义”的真相》、《昔阳整“五种人”的经验完全是适应“左”倾路线需要的产物》、《造反起家，帮派掌权》、《任人唯亲——以对大寨“感情”“态度”划线》、《从帮派掌权到家族统治》。这次几家主要媒体联合行动非同寻常。虽然没有材料证明这次行动受命于哪位领导人，但可以想象决非擅自而为。这些内参彻底地颠覆了毛泽东亲自树立起来的农业典型。“大寨红旗”不仅黯然失色，而且成了极“左”路线的反面典型。

这些内参是在陈永贵被免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后写出的，或许责之过苛。邓小平没有过分为难陈永贵。也许在他看来，陈永贵不过是被政治运动推向浪尖的一个农民。据说，山西省内长期受陈永贵一派压制的人提出要追查陈永贵与“四人帮”的联系。陈永贵受到的压力日增，找了邓小平。邓小平说了话：“你不是‘四人帮的人。”追查之声才逐渐平息。

一个时代的终结

１９８０年８月中下旬，中共山西省委多次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从路线上”系统分析大寨和昔阳经验，总结山西省学大寨运动的经验教训。１０月２１日，向中央写出初步总结报告。山西省委的报告，对大寨和学大寨运动的评价是一分为二的，即把“文革”前的大寨与“文革”中的大寨区别开来，把大寨作为治山治水、改变农村面貌的生产典型与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典型区别开来。对前者基本肯定，对后者进行了系统批评和彻底否定，认为大寨在“文革”中走向了反面。指出大寨、昔阳经验中的“左”，最集中的是所谓“三条基本经验”：“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简称“大批促大干”)。“三条基本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坚持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主要包括四项内容：一、不断地人为制造“阶级斗争”，形成阶级斗争扩大化。二、不断地变革生产关系，搞“穷过渡”。三、不断地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道路”。取消社员的自留地、家庭副业；限制社队集体工、副业；扼杀多种经营；取消集市贸易。四、不断地鼓吹平均主义，破坏按劳分配。干部群众把“大寨工”叫做“大概工”、“混混工”。报告指出，大寨、昔阳发生的问题，与“大寨代表人物”(即陈永贵)分不开。报告还检讨了山西省委运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强行推广大寨经验的错误。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３日，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中发〔１９８０〕８３号文件)。中央批语仍然肯定大寨、昔阳以至全国各地学大寨的农业先进典型所作出的贡献，肯定“文革”前周恩来所总结的大寨经验，但主旨在于总结教训。肯定山西省委对大寨、昔阳的“左”的错误和学大寨教训的基本结论，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寨和昔阳县推行“左”倾路线，主要应由陈永贵负责；山西省内推行大寨经验的错误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山西省委已经承担了责任；就全国范围内来说，主要的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中央批语着眼于对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进行总结和检讨，目的在于“进一步肃清农业战线上‘左倾路线的影响，更好地贯彻执行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制定的各项农村政策”。

大寨是毛泽东的农业发展模式的一个象征。因此，“８３号文件”的转发，不只是对大寨的盖棺论定，同时标志着一个时代——毛泽东时代农业发展模式的终结。今天回过头来看，对农业学大寨运动是非功过的评价，不能离开那个时代，大寨模式毕竟适应了人民公社制度下农村发展的需要。过去十几年，特别是１９７５年后，在“普及大寨县”的口号下，每年动员几亿农民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后人留下了一些长期可以受益的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