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猪设计育种技术平台中农种源完成A+轮融资，由中科创星独立投资。这是自A轮融资之后近2个月内的又一笔融资，公司现已累计完成数亿元人民币融资，股东阵容包括红杉中国种子基金、联想创投、未来光锥、松禾资本、三泽创投等知名机构，标志着顶尖投资机构对动物设计育种产业前景的高度认可。

图源|中农种源

在全球农产品贸易与地缘博弈交织的背景下，生猪育种作为产业链的源头，已成为关乎粮食安全与产业自主的战略性环节，其地位堪比半导体产业中的“芯片”。当前国际竞争已超越单纯的生产效率比拼，演进为围绕基因资源、数据体系和制度安排的系统性博弈。我国虽拥有全球最大的生猪产能，却尚未建立起与之匹配的自主育种体系，这一结构性矛盾亟待破解。

目前，发达国家已形成两类成熟的育种模式：

1、美国模式：资本主导的全球整合以 PIC 为代表的跨国育种集团，通过持续收购整合全球优质遗传资源与育种数据，构建起庞大的商业育种体系。其采用“金字塔式”授权与严密的知识产权保护，向客户提供性能优异的种猪及配套方案，但核心育种层、遗传评估工具与数据主权始终由总部掌控，形成高度的技术依赖与体系黏性。

2、欧洲模式：国家战略下的合作社体系以丹麦、荷兰为代表，依托全国性农户合作社构建联合育种平台，由国家统一设计育种战略、建设测定设施、建立数据记录系统。养殖户作为股东参与育种并分享收益，形成育种目标稳定、数据持续回流、市场高度统一的公共体系，注重长期稳健与复杂性状改良。

我国生猪产业长期呈现“大而不强”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产能规模全球领先，但种源自主性严重不足。国内核心母猪种群中，丹系、法系、美系等欧美血统占比超过八成，自主选育体系占比仍然偏低。产业链虽然完整，却在遗传资源层面长期依赖国外体系，种业源头受制于人。

另一方面，多重结构性矛盾制约着育种自主突破。一是政策激励长期偏向规模扩张，相关补贴多以出栏量、存栏量为主要依据，对育种等周期长、投入大的关键环节支持不足；二是行业存在路径依赖与错位激励，不少企业习惯于“引种—退化—再引种”的循环，部分国有企业也更倾向于引进国外种源，对本土育种体系的采购和支持有限；三是科研与产业衔接不畅，许多自主培育的配套系止步于审定获奖阶段，未能实现商业化持续应用，导致育种成果难以真正落地并形成体系竞争力。

我国已具备实现育种领域“压缩式追赶”的技术条件，当前的关键在于推动产业从“良种普及”向“体系主导”的系统性转型。具体可从以下三个方向重点推进：

第一，优化财政支持导向，强化对自主育种的长期激励。政策应推动补贴重点从“鼓励规模扩张”转向“支持体系构建”，具体包括：对使用国产核心种猪、冻精比例较高的养殖主体给予更高补贴系数；设立专项支持通道，持续扶持核心育种群体开展系统选育；对长期依赖进口种源且本土育种投入不足的主体，逐步调整补贴政策，引导各类资源向自主育种体系集聚。

第二，培育国家级育种联合体，依托国内大市场做强主体。可通过公开遴选机制，确定一批拥有核心种群、数据能力和服务基础的本土机构作为“国家队”，并在项目审批、土地使用、信贷支持等方面提供稳定性保障。鼓励这些主体在国家示范工程、政府采购项目中优先应用，同时推动形成由企业、养殖户等多方参与的合作社式组织架构，构建需求集中、市场导向的育种共同体。

第三，构建“标准—数据—算法—服务”闭环，推动中国养殖体系走向成熟与输出。首先应完善猪肉品质与安全标准体系，对标国际建立分级评价、全程可追溯机制，并明确优质种猪的遗传背景与性能门槛。其次要建设全国统一的遗传评估与数据平台，支持行业骨干共建国产算法体系，整合产业链数据持续优化育种模型。最后应推动“育种+服务”一体化输出，借助数字化工具为养殖场提供涵盖选种、管理、疫病防控的综合解决方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养殖体系模式。

在此基础上，可面向“一带一路”等合作区域，输出“种源+管理+数字化”的整体方案，通过共建联合育种与疫病防控平台，逐步实现从单一产品出口向完整体系输出的跨越。

我国生猪种业已跨越“有没有好猪用”的阶段，正进入“用谁的体系、由谁制定规则”的深度竞争期。只有通过政策与市场的有机结合，聚焦自主育种体系、国产算法平台与服务生态建设，才能在这场关乎粮食安全与产业主权的长期博弈中，实现从“用好他人的猪种”到“世界选用中国猪种”的战略跃升。

资料来源| 投资界，亚盛投资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