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航英|流动的农场:农业资本跨区域生产的组织机制

提要：本文以菜心产业为例，考察了农业资本跨区域生产的组织机制。研究发现，跨区域生产并非生产规模扩张的一种形式，而是农业资本应对生产季节性与市场风险的一种组织策略，其持续运作有赖于多元行动主体围绕跨区域生产体系所开展的一系列空间实践。本文进一步揭示出，跨区域生产表征了一种以空间组织能力为基础的资本积累逻辑。在这一逻辑的作用下，农业产业会呈现去地方化趋势。 据此，本文呼吁农业转型研究的“空间转向”。

一、问题的提出

在过去20多年里，老林一直在广州江南果菜批发市场从事菜心、西兰花、卷心菜等新鲜蔬菜的销售工作。但在5年前，他开始跟随一些同行到宁夏和云南等地规模化承包土地种植蔬菜。每年3月中旬，老林等人从广东北上宁夏、甘肃等地种菜，到10月下旬，他们则“转场”至云南、广西等地种菜。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言，“我们这个场子是这样的，春上去北方，冬下调回广东……两边都在做”(20250114YFG)。 老林及其同行们犹如候鸟一般，每年南北辗转，开展蔬菜生产。

通常而言，作为与自然地理环境有着密切关系的一项生产活动，农业生产具有高度的“在地性”(伯恩斯坦，2020：87)，深度嵌入特定地理区域的自然条件之中。但老林和他的同行们从事的农业生产却已突破单一地理区域限制，呈现跨区域接续生产的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季节性地南北迁徙来开展生产的并不止老林他们，在白萝卜产业(陈义媛，2024) 以及水产养殖产业(薛志伟、王金虎，2024) 中都有类似的同行。那么，这些农业经营主体为什么不扎根一地稳定地开展生产，反而要跟随季节变化南北跨区域流动开展生产呢?

本文将跨区域流动开展农业生产的现象简称为“跨区域生产”。 具体来说，它不是指不同的农业经营主体分散在不同地理区域生产某种农产品，也不是生产规模扩张或全国化生产布局的一种形式，而是指同一个农业经营主体季节性地在不同地理区域接续生产同一种农产品。考虑到开展跨区域生产的农业经营主体并非小农户，而是为了资本积累而开展规模化生产的经营主体，我们有必要将跨区域生产实践放置到农业转型的脉络之中来展开探究。

伴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农业正在经历深刻的结构转型。所谓“农业转型”，简单来说就是农业经营形态从小农家庭经营向资本化、规模化经营转变的过程，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资本进入农业领域，以资本积累为目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对中国农业转型问题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两个研究进路。一部分学者延续国际农政变迁研究领域的“列宁—恰亚诺夫”之争，围绕资本能否掌控农业、小农的存续与分化等问题展开了激烈交锋(Zhang & Donaldson，2008;黄宗智等，2012;严海蓉、陈义媛，2015;贺雪峰、印子，2015; 叶敬忠、吴存玉，2019; 阮池茵、丁玲，2023)。 另一部分学者则基于中西方在农村社会形态上的差异，强调中国乡村社会及其“乡土性”对外来资本主导的生产经营过程所产生的影响(徐宗阳，2016;付伟，2020;周飞舟、何奇峰，2021;张建雷，2024 )。简言之，前者聚焦农业转型的宏观趋势，后者关注资本下乡后的具体经营实践。 但上述两个研究进路都只关注了单一地理区域内部的农业转型过程，对涉及跨地理区域的生产现象尚缺乏系统关注。

以往研究的缺失提醒我们，为更好地理解农业转型过程，有必要对跨区域生产现象进行系统探究。跨区域生产实践超出了单一地理区域，涉及南北两个不同的地理区域，农业经营主体如何在不同区域之间建立起一种稳定的衔接关系就变得至关重要。换言之，农业经营主体面临的挑战，不只有如何在一地开展生产的问题，还有如何在两地之间实现生产活动持续衔接的问题。因此，跨区域生产不仅涉及单纯的资本流动，更涉及复杂的生产组织。有鉴于此，本文将以菜心产业为例，通过考察农业资本如何在南北不同地理区域之间实现生产活动的持续衔接，来揭示跨区域生产的组织机制，以期深化对农业转型过程的理解。

二、农业转型研究的演进及有待推进的方向

在农业转型过程中，资本进入农业领域并不断扩大生产经营范围是一个重要的趋势。然而，受制于农业的自然特性，资本在农业领域的流动与积累总会面临各类时空障碍。围绕这一问题，既有农业转型研究主要关注资本如何突破这些障碍、组织生产并实现资本积累。接下来，本文将以农业资本组织生产和实现资本积累的模式演进为主线，对既有研究展开系统梳理，以明确有待推进的方向。

(一)资本进入农业：障碍与应对策略

相较于工业，“农业真正的特殊性在于，它使资本主义必须面对一种自然的生产过程”( Goodman et al.，1987：1)。农业生产的自然特性对资本流动和积累构成了极大的障碍。一方面，农业生产时间远长于工业生产时间，这会降低资本周转的速度并影响资本积累的效率(Mann & Dickinson，1978)。另一方面，绝大部分农产品具有的易腐性对它的流通和消费造成了极大的时间压力。因此，“一种商品越容易变坏，它的物理性能对于它作为商品的流通时间的绝对限制越大，它就越不适于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对象”(马克思，2004：145)。此外，劳动监督的困难( Mann & Dickinson，1978)、土地制度的限制(考茨基，1955 / 1926：175)等问题都会阻碍农业转型。

尽管如此，资本进入农业领域的脚步从未停止。在技术层面，农业领域的企业不断研发各类农业技术，“尽可能使农业吻合工业生产，即尽可能地加快自然生产过程，使之更加简单化和标准化”(伯恩斯坦，2020：124)。相关研究发现，将农业生产过程工业化的“占取主义”和将农产品工业化的“替代主义”是资本在技术层面实现农业资本化的有效途径( Goodman et al.，1987)。在组织层面，资本不断采取新的方式来突破或者绕过社会性障碍。 相关研究发现，除了典型的雇工经营方式外，在控制产业链上下游的情况下，资本会“主动”把农业生产环节留给小农家庭以规避生产风险，实现价值攫取( Bernstein，1977)。在中国情境下，资本会策略性地利用人情、关系和面子等乡土性资源来规避社会性障碍，以“扎根乡土”的方式来实现顺畅经营( 陈航英，2018;陈义媛，2019)。

概括来说，以上研究主要聚焦资本进入农业领域所面临的各类障碍及应对策略，其分析大多集中在农业生产环节。无论是技术改造、组织重构还是对乡土性资源的利用，这类研究关注的核心是资本如何在单一的地理空间内部通过提升对生产过程的治理能力的方式来实现资本积累。尽管这类研究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也存在两个不足：一是缺乏对生产、流通和消费环节之间关系的整体性把握;二是对农业资本如何在不同地理空间之间开展跨区域生产的现象尚未进行讨论。

(二)农业食物体系：流通环节的崛起

全球化重塑了资本流动的时空条件，也改变了资本组织生产与实现积累的方式。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跨国公司的兴起、政府管制的放松、信用体系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以及交通冷链物流技术的进步，原本阻碍资本流动的时空限制逐渐被打破。部分研究者敏锐地意识到农业领域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之间的关系结构已经出现显著变化。一是“空间压缩”，即“生产与消费的重组建立在一种社会关系之上，这种关系虽在物理意义上跨越更广阔的空间，但在社会意义上却比过去更加集中”(Bonanno & Cavalcanti，2012：38-39);二是“时间加速”，指农业生产技术、食物保鲜技术和全球冷链物流的发展，导致农产品生产、流通和送达消费者的社会时间被极大地缩短(Friedland，1994 )。针对这些变化，相关研究者呼吁，农业转型研究应当“跨出农场大门”，将分析从生产环节延伸至流通与消费环节( Carolan，2016：47)，应当将分析尺度从民族国家内部转向全球( Friedmann & McMichael，1989 ) 或“跨国国家” (transnational state) 层面(Friedland，1991)。由此，农业食物体系成为农业转型研究的重要切入点。

相关研究发现，“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中新兴中产阶层的扩大、民众对健康饮食的关注和对食品安全的担忧以及人口老龄化等社会因素共同推动了新鲜果蔬消费需求的扩大( Friedland，1994)。与此同时，交通和冷链物流技术的发展则为新鲜果蔬的远距离流通提供了技术条件，使得不少南方国家成为北方国家的新鲜果蔬来源地( Mackintosh，1977)。由此，一个全球性“新鲜食物体系” (Friedland，1994 )或“公司食物体制”(McMichael，2009) 开始形成。在这一体系中，以大型连锁超市为代表的零售资本开始取代生产资本，在全球农业食物商品链上占据主导地位( Friedland & Goodman，1993：171)。零售资本不仅决定了食物商品的价格、数量、 质量和交货时间( Barrientons et al.，1999：62-85; Dolan & Humphrey，2004)，更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实现了对远距离农业生产和劳动的控制( Busch & Bain，2004)。

近年来，农业食物体系出现两个明显的转向。一个是“金融化”转向。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粮食危机后，金融机构日益渗透进农业食物体系，同时农业食品企业的运作也愈发金融机构化( Burch & Lawrence，2009;Isakson，2014)。原本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甚至农业食品企业本身，都被视为可交易的资产，这就导致资本积累转向关注投机和资产运作等金融渠道( Burch & Lawrence，2013;范德普勒格，2016：104-134 )。 另一个是“数字化”转向。数字技术已经贯穿整个农业食物体系，数据本身成为农业食物体系中的一种关键商品，对数据的收集、处理与控制成为资本积累的重要方式( Prause  et al.，2021; Montenegro  de  Wit  &  Canfield，2024)。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金融工具和数字技术正在重塑农业食物体系，但其并没有改变这一体系内部的关系结构，反而加强了零售资本对全球食物商品链的控制( Carolan，2018;Prause et al.，2021)。

国内学界已有部分研究对农业食物体系开展了富有启发性的讨论。黄宗智(2010)率先指出，中国居民消费需求的改变对农业产业结构形成了反向塑造，引发了“隐性农业革命”。阮池茵、丁玲(2023)观察到，金融化正在更大的地理空间范围内重塑中国农业食物体系，并推动农业资本积累方式转向投机化和垄断性。此外，尹瑶、叶敬忠(2024)发现，以“盒马鲜生”为代表的互联网新零售平台正在重构农产品流通体系，引领一场农产品流通革命。

相较于先前的研究，以农业食物体系为切入点的研究系统揭示了农业生产、流通和消费环节之间的整体性关系，凸显了流通环节的主导地位。在全球农业食物体系下，农业生产已经不再具有独立性，其组织与运作均取决于市场消费需求。因流通在食物商品链上占据主导地位，流通环节的零售资本无需通过对生产过程的直接控制就能实现价值攫取。通和冷链物流技术、金融工具和数字技术则助力零售资本以更快的速度、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和更多的领域内实现资本积累。在这个意义上，资本实现积累的方式也从单纯对生产过程的治理扩展到对食物商品链的治理。

值得一提的是，部分学者在反思农业食物体系分析尺度时已关注到“空间性”(spatiality)问题，并强调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全球层面，还应下移至区域、国家或地方层面，以揭示资本在多维地理空间之中的运作如何塑造农业食物体系的不均衡发展格局(Wang，2018;Rioux，2018;Jakobsen，2021)。然而，这些讨论仍聚焦资本如何在多维地理空间中凭借对食物商品链的掌控来实现资本积累，并且空间仍被视为资本运作和积累的背景条件，对于资本如何跨区域组织生产、将空间本身纳入生产过程来推动资本积累实现的问题则没有触及。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为理解农业转型过程提供了丰富的洞见，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过往研究对农业资本如何组织跨区域生产的问题缺乏系统关注。另一方面，由于只是将空间视为农业生产或商品流通的一个既定背景，部分研究对资本积累实现方式的认识停留在资本对生产过程或食物商品链的治理上，而忽视了空间因素也有可能推动资本积累的实现。过往研究的这些不足为后续研究从空间维度理解农业转型指明了方向，而跨区域生产现象则恰好为探究上述问题提供了经验切入点。因此，揭示农业资本跨区域生产的组织机制，正是探究上述问题、理解当前农业转型过程的关键所在。

三、田野概况与研究方法

自南宋以来，菜心因其喜温、耐热、喜湿、怕涝的特性而一直在岭南地区被广泛栽培种植，素有“岭南第一蔬”的美誉(刘自珠、张华主编，2016：2)。虽然菜心早已被农户大量种植，但规模化种植则始于香港资本的推动。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香港投资者于20 世纪80 年代初期开始进入邻近的深圳、东莞等地承包土地，规模化种植菜心。随着20 世纪90 年代初一批广东农业资本的加入，规模化生产菜心的区域不断扩大，覆盖了东莞、惠州、广州周边以及韶关等地区。此时，菜心生产区域仍局限于岭南地区，且紧邻销售市场。但这种生产区域布局导致的问题是，岭南地区夏秋季炎热多雨的气候极易诱发菜心病害，进而影响其品相和口感。

现代交通与冷链物流等技术的逐步成熟为菜心产业突破上述季节性限制提供了契机。从20 世纪90 年代中期开始，农业资本走出岭南地区，开展了跨区域生产的探索。1995 年前后，香港投资者首次在北京市郊的顺义、通州、延庆等地承包土地，生产夏秋季菜心。在之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大批农业资本涌入河南包地种菜，并将种植范围扩大到宁夏、甘肃等地。与此同时，农业资本也开始进入云南、贵州和广西等地种植冬春季菜心。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这种季节性跨区域生产方式已成为菜心产业的主流经营模式：夏秋季在宁夏、甘肃等北方省份生产菜心，冬春季则到云南、贵州等南方省份开展生产。

由于农业资本跨区域生产发生于南北方多个地点，单一地点的田野工作难以揭示其整体实践逻辑，因此，本文采用“多点民族志”方法( Marcus，1995)，在南北方多个地点开展田野工作，以追踪这种跨区域生产的实践与运作过程。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并非采用多点民族志方法简单地扩展研究地点，而是通过跟随人、资本或商品在不同空间节点之间的流动来探索跨区域生产的整体性关联，进而揭示出跨地域社会行动或事件的内在机理。本文的经验资料来源于2018—2025年笔者在宁夏的银平县和黄高县、贵州的贵云县以及广州江南果菜批发市场开展的田野工作。其中，宁夏两县为夏秋季菜心的生产地点，贵云县则为冬春季菜心的生产地点，江南果菜批发市场则是菜心最为重要的一个市场销售终端。访谈主要围绕菜心产业的相关行动主体展开，包括菜心经销商、菜场经营者和管理者、农业工人、地方政府干部、村干部和村民等。

需要明确的是，本文所讨论的“农业资本”在经验层面主要是指菜心产业中的菜心经销商、菜场经营者等资本化、规模化农业经营主体。本文之所以将其统称为农业资本，是因为这些经营主体在早期大都从事菜心的销售工作，此后都会不同程度涉足生产环节，因此其经营活动往往同时涵盖流通和生产环节。此外，这些经营主体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大型农业企业，它们是注册公司且资金实力较为雄厚，但在经营上往往呈现较强的个人色彩，其负责人通常会亲自参与生产、销售等具体事务。

四、跨区域生产的生成逻辑

相较于进行在地化的生产，农业资本开展跨区域生产不仅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和人力，还会因为季节性南北转场而增加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那么，农业资本为何还要开展跨区域生产呢?仅从资本逐利或规模扩张的一般逻辑出发来回答这个问题，显然并不充分，关键还在于揭示出跨区域生产的具体生成逻辑。斯科特曾提醒我们，看似不起眼的作物特性对人类社会的形态和权力关系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斯科特，2019：227-253)。同样，作物特性势必也会深刻地影响农业的生产组织方式。因此，我们有必要更加具体地从菜心的作物特性出发来展开思考。

本文认为，菜心的特性包括两点：一是作为新鲜蔬菜所具有的自然属性，二是在商业化过程中形成的高度市场化属性。这两种特性给农业资本带来了双重压力：一是源于自然属性的时间约束，使得菜心生产难以在单一地理空间内持续开展;二是源于市场属性的市场风险，使得菜心单次进入市场难以保证稳定收益。正是为了应对这种双重压力，农业资本才开展了跨区域生产。

(一)时间约束的空间化应对

对资本而言，持续开展生产是加快资本周转、实现价值增殖的前提条件。在工业领域，资本可以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或增加劳动力数量等方式来实现持续生产，而在农业领域，上述方式不再有效。尽管农业经营主体可以通过生物技术来改良作物性状，或借助温控大棚等生产设施来突破自然约束，但这些做法的效果始终有限。在单一地理空间内，农业生产仍会受制于作物生长周期与自然节律，呈现季节性特征。因此，农业生产的季节性与资本积累所要求的生产持续性之间始终存在张力。

此外，作为一种高度市场化的农产品，菜心生产的季节性导致的供给周期性，还会与市场要求的供给稳定性相悖。菜心经销商坦言：“你不能断菜，地空了还是小事，主要是客户拿不到咱们的菜。因为咱们的客户是固定的，如果你经常断菜的话，他们肯定不喜欢到你家拿”(20180801YB)。也就是说，一旦产品供给中断，客户便可能转向其他产品供应者，从而削弱既有的市场联系(陈义媛，2024：98)。因此，在供给稳定性这一市场要求下，菜场经营者也必须确保菜心生产的持续性。

但现实情况是，在岭南地区这个单一地理空间内，适宜菜心生产的时间段总是有限的。那是否可以借助温控大棚等技术性手段来解决生产的季节性问题呢?如果纯粹是为了增加菜心产量、保持供给的稳定，那么这一技术路径或许可行。然而，温控大棚技术路径却无法满足市场对菜心的高品质要求。受访者指出：“现在竞争越来越激烈，没有好的品质，市场根本保证不了”(20180816YX);“竞争比较激烈，所以这个质量一定要保证好”(20190809JDL)。而且，从业者普遍认为大棚种植的菜心“味道不行”。可见，温控大棚技术路径虽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生产季节性的问题，但会导致菜心品质下降，最终削弱经营主体的市场竞争力。

面对上述约束，菜心行业一开始并没有很好的应对措施。即便当时有人设想开展跨区域生产，但正如一位菜场经营者所言，“你跑不远……冷链物流都没有，冷库都没有”(20250714ZH)。随着现代交通与冷链物流等技术的发展，农业资本获得了开展跨区域生产的技术性条件。农业资本由此得以在南北不同地理区域建立生产基地，在不同季节找到气候最为适宜的菜心生产地点。可以说，农业资本通过生产的空间化延伸摆脱了生产的季节性限制，使原本在单一地理空间内季节性中断的生产在多个地理空间上实现了接续。通过这种生产的接续，农业资本不仅能确保菜心的全年供应，同时也能满足市场对菜心的高品质要求。可见，跨区域生产组织模式并非单纯利用气候差异来开展生产，而是将因自然节律限制产生的时间约束问题转化为空间组织问题来予以处理，也即用“空间组织了时间”(卡斯特，2006：354)。

(二)市场风险的空间化应对

除了确保生产的持续性之外，农业资本开展跨区域生产的另一个目的是规避市场风险。菜心是一种高度市场化且高风险的农产品，巨额的资金投入能否获利最终取决于剧烈波动的市场行情。笔者调查发现，一件(30斤)菜心的成本基本上固定在70-80元，但其售价则是随行就市。

行情看涨时，一件菜心的售价可达200元，甚至更高;而行情低落时，其售价会跌破成本价，甚至连30元都不到。由此可见，菜心进入市场的时间点极为关键。但市场行情通常无法有效掌控，赢利的时间点也不好把握，因此有菜场经营者感慨：“种菜可以说是赌博”(20180801YB)。

在这种情况下，农业资本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在不可控的价格波动中实现相对稳定的收益。菜心生长的短周期与一年多茬的特性，为农业资本应对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路径。正如一位在菜心行业闯荡多年、深谙其道的从业者所言：“这个价格是波动的，(但是)你每天只要保持这个量出去，就不会亏”(20190817HYF)。也就是说，只要经营者能够合理安排菜心的种植茬口、管理得当，保持稳定的出菜节奏，那么就可以使菜心在多个时间点进入市场。因为市场行情不可能持续走低，所以经营者只要能使菜心持续进入市场，就能增加捕捉到高价行情的机会，从而实现保本乃至赢利。对此，有经验的菜心从业者坦言：“不管行情好坏、赚钱还是赔钱，都要在这边努力下去。那行情好了就赚，行情不好你赔就赔，有什么办法。这个行情也不可能说每一年都那么差劲，对吧?”(20240712LYX);“我们做农业，不是想每年都挣钱……五年挣一年就行了……我们就是这样保本下去”(20250111WGH)。可见，经营者通过增加菜心进入市场的频率虽不能完全消除市场风险，但在很大程度上能将菜心单次进入市场的盈亏风险转化为菜心持续进入市场的概率性收益。

经营者在单一地理空间内开展菜心生产至多只有半年时间，出产约5-6茬菜心，这一茬口数量的限制显然很难使产品稳定供应策略得到充分实施。通过跨区域生产，农业资本就能够实现菜心的全年生产，将菜心种植茬口增加到10-12茬，这就使菜心能够在全年持续进入市场。与其说跨区域生产是利用区位优势的农业生产，不如说这一模式是农业资本将市场风险问题转化为空间组织问题来解决。通过在空间层面接续性的生产布局，农业资本得以全年开展生产并使农产品持续进入市场，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价格波动带来的市场风险，使经营者获得相对稳定的概率性收益。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农业资本才会选择在南北方不同区域建立菜场，以开展季节性跨区域生产。也正是为了增加菜心茬口数量，农业资本才会逐渐放弃在河南、湖北、湖南等地建立生产基地，而将冬春季菜心的生产基地迁移到云南、贵州两地。“冬天的菜场主要是云南，河南也有……但是河南的风险比较大，它就是一茬菜，过春节前一茬菜，或者春节后一茬菜，它的风险比较大”(20250113YZX)。

综上所述，农业资本开展跨区域生产，并非纯粹为了扩大生产规模或提升生产效率，更多是在因作物特性所导致的时间约束和市场风险的双重压力下形成的一种应对策略。对农业资本而言，突破双重压力的关键在于如何持续开展生产并使农产品持续进入市场。本文揭示出，农业资本采取了空间接续生产布局的方式来突破这一双重压力。在这里，时间约束和市场风险被巧妙地转化成空间组织问题。通过这种空间化的应对策略，农业资本得以持续开展生产并使产品持续进入市场，在实现菜心常年稳定供应的同时，也能降低市场风险。就此而言，空间不只是开展农业生产活动的一个既定背景，还是农业资本突破双重压力的一个关键要素。

五、跨区域生产的运作逻辑

作为对双重压力的应对策略，农业资本需要开展季节性跨区域生产。那么，跨区域生产是如何组织和运作起来的呢?这是本节所要回答的问题。按照已有研究进路，这个问题的答案通常是农业资本嵌入一个既定的地方性社会空间并在其中重新布局生产。但是，这种嵌入性分析路径有一个潜在假设，即空间是一个既定的背景，其内含的社会性特征会对经营者的实践构成一种外在的约束或支持。本文不否定这种路径的重要性，但更为关注空间本身在农业资本跨区域生产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空间的生产：标准化生产空间的构建

在田野中，笔者每次向菜场经营者或地方政府干部询问菜心产业落地当地的原因时，他们给出的回答出奇地一致：“我来选择这个地方，主要是它(宁夏)这里(夏秋季)气候好，这个菜长出来又漂亮、口感又好”(20240714LXF);“过来在这边，重点是看上我们这个地方的资源了”(20250716YJC)。毫无疑问，适宜的水土和气候资源是菜心生产的前提条件。可是，这些资源(特别是土地)并非完全市场化的要素，它们如何才能为资本所用呢?

在中国农村，土地资源不仅被众多农户家庭掌控，而且深受村庄共同体规范的约束。即便2014年国家出台的“三权分置”政策使得土地经营权可以流转，这并不意味着土地就完全成为一种市场化的要素。相关研究揭示，在集体土地制度下，除农户家庭外，地方政府、村集体、村民小组等主体都会深度参与土地流转的过程(杜姣，2023;符平、马英豪，2025)。因此，资本在开展跨区域生产的过程中，如何使原本细碎分散且社会属性突出的土地资源转变为可被调用甚至交易的市场要素，就变得至关重要。

实现土地流转光靠支付租金的市场化手段显然不够，关键还在于地方政府的介入。一般而言，地方政府会从以下两方面介入。一是自上而下地推动土地流转，将分散在农户家庭手中的土地集中起来。相关研究揭示，地方政府往往会以“行政统合社会”的方式，推动土地流转工作的开展(Luo & Andreas，2020;赵晓峰，2022)。一位地方政府干部指出：“企业有这个(流转土地)需求的时候，还得通过乡镇政府、村委会去做(农户)工作”(20180816YX)。一位菜场管理者也承认：“有时候没有政府帮忙的话，很麻烦的。我们去宁夏开场，开始有很多农户的地收不到……后来政府来了三四个工作队，几天时间全部连片搞完”(20250114YFG)。可见，土地流转的实现还得依靠地方政府的协调与动员。

二是通过项目打包和规划设计，对集中起来的土地进行平整并配备好基础设施，使之适配规模化经营。一般来说，地方政府都是通过对涉农项目的打包，来将巨额项目资金集中，在特定的地块上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并且，在地方政府推进土地平整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相关的规划和配置都以规模化经营为导向，例如推动地块集中连片，配备灌溉机井、水肥一体化喷灌管网等设施以及冷库等仓储设施。在菜场经营者眼中，上述规划和配置已成为地方政府发展蔬菜产业的一套“规定动作”，“政府把宿舍、冷库、水肥一体化全部搞好给你，规规范范的……做农业、做菜场的，在宁夏、甘肃、河南、安徽全部是这种模式，全部是政府一手投钱来建的，建好了我们就拎包入住了”(20250111WGH)。这说明，农业生产空间本身就是按照农业资本的特定需求来规划和建设的，所以不同地区建构的生产空间呈现明显的同质化趋向。尽管不同地理空间在自然地理条件上仍存在一定差异，但就满足农业资本的使用而言，它们已经功能性趋同。如此，符合农业资本规模化经营需求的标准化生产空间就得以在不同区域被构建出来。

对于地方政府的这种行为，部分学者主要从政府官员追求政绩的角度来理解(郁建兴、高翔，2012;周黎安，2021)。但本文认为，将地方政府的这种行为放置在更为宏观的治理结构和区域发展结构中来理解或许更为恰切。一方面，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党和国家锚定的中长期发展目标(Ye，2015)，也是地方政府必须完成的治理任务。在当前，推动资本下乡往往被视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因此，地方政府构建生产空间的行为，不只是在为农业资本提供条件，还是在落实国家发展战略、完成治理任务。另一方面，相较于东部地区，大部分中西部地区较难发展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所以因地制宜引入外来资本发展现代农业产业也就成为一种相对可行的发展路径。黄高县一位地方官员告诉笔者，当地发展蔬菜产业是“因为搞养殖是主流，在哪里都不受地域限制，从黄高县近几年的蔬菜种植发展情况来看，方向上可以，老百姓积极性也高，我们就选择了这个产业”(20180814YXZ)。可见，地方政府的上述做法并非某一政府官员的偶然选择，而更可能是区域发展结构形塑的结果。因此，表面上是地方政府主动为农业资本“铺路”的行为，实际上是在宏观治理结构和区域发展结构交织下形成的一种制度性实践。

总之，在地方政府和农业资本的共同推动下，一个可供开展规模化经营的标准化生产空间逐渐被生产出来。地方政府的制度性实践提供了空间生产的条件，农业资本的特定需求则明确了空间生产的方向。在这个过程中，原本具有极大差异性的地方性空间被改造成为符合菜心生产需求的标准化空间，这为后续南北两地菜心生产的季节性接续奠定了基础。上述分析也表明，农业资本开展生产的空间并非天然存在，而是被资本与地方政府合力生产出来的“社会的产物”(列斐伏尔，2022：40)。

(二)空间的整合：劳动力流动与生产接续

在南北两地建立标准化生产空间还不足以支撑跨区域生产的开展，更为关键的步骤是将这些分散的生产空间整合成一个统一运作的跨区域生产体系。空间整合的核心并非南北两地的生产空间为同一个资本主体所使用，而是它们共享一套统一的生产组织结构，在生产层面建立起一种相互接续的关系。只有如此，农业资本才能通过南北两个空间的季节性交替生产，摆脱单一地理空间中农业生产的时间约束。那么，农业资本是如何整合生产空间的呢?本文认为，实现空间整合的关键要素是作为生产组织载体的农业劳动力。

既有研究认为，为了降低用工成本，农业资本在异地开展生产经营时一般都会雇佣当地劳动力(Mackintosh，1977;Boeckler&Berndt，2014)。在本文的案例中，农业资本在开展跨区域生产之初也曾尝试雇佣当地劳动力，但实际效果并不如意。由于各地劳动力的素质、能力等条件各不相同，有些地方的劳动力不一定具备菜心的生产技术知识。菜场经营者抱怨道：“本地人也不习惯，也不会做”(20190817HYF)。即便各地生产空间的劳动力都能逐步掌握相关技术知识，其生产组织结构也不一定能够统一，如在劳动力组织、生产安排、操作经验、管理模式等方面存在差异，这就会导致出产的菜心品质难以保持一致。若是如此，资本每次南北转场就相当于重新进入一个新生产空间开展新一轮生产，而非对先前生产空间中生产的接续。概言之，本地化招工导致的是生产在空间上的并列，而非接续。各地的生产空间仍旧处于彼此独立运作的状态，并未被整合成一个统一运作的跨区域生产体系。

与本地化招工不同，劳动力队伍如果能够跟随农业资本开展跨区域生产，就能在很大程度上使菜心生产实现空间上的接续。由于使用的是同一批农业劳动力，一套统一的生产组织结构就会随之流动，南北两地的生产空间的生产就能够按照统一的标准与节奏来开展，出产的菜心品质也就不会有太大出入。如此，南北两地的生产空间的地方差异性也将被极大地削弱，从而被有效地整合成一个统一运作的跨区域生产体系。正因如此，从20世纪90年代开展跨区域生产以来，菜心生产主要依靠来自云南、贵州、四川等西南省份的一批流动农业劳动力。这支流动农业劳动力队伍组织严密、分工明确、技能专业、运作高效，每年犹如候鸟一般跟随农业资本南北迁徙。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劳动力流动并不是一种单纯由工资差异驱动的市场化要素配置的过程，而是一种依托既有社会关系网络动员和组织的社会过程。在具体实践中，菜场经营者只负责筛选和接触“人头总管”，并不亲自招募劳动力。在双方谈妥条件后，菜场经营者会将劳动力的招募、组织和管理工作全权委托给总管。总管招募劳动力也不是通过市场机制，而是依靠各种社会关系。一方面，总管依赖自己的社会关系招人，招人范围一般是由近及远，从自己的亲戚、朋友等扩散到同乡、同县乃至邻近县乡的人。另一方面，总管也会依靠亲戚、朋友、同乡等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之类的关系来招人。这种依托社会关系的招募方式，使得这支农业劳动力队伍呈现明显的关系网络特征：“‘亲带亲、邻带邻’是比较浓、比较重的”(20250110DZK)。为了便于管理，总管还会在劳动力队伍内部建立“总管—师傅—片长—工人”这一层级组织架构。如此，众多分散的个体劳动力就被整合成为一支内部具有明确劳动分工和管理秩序的劳动力队伍。这种基于社会关系的劳动力组织方式在给予这些背井离乡的工人们一种情感和心理层面的“安全感”的同时(沈原、周潇，2007：224)，也使得这支劳动力队伍具有很强的组织力和稳定性，甚至带有一些共同体的色彩(刘东旭，2016)。即便是跟随农业资本季节性迁徙，劳动力队伍也不会轻易解散，因为社会关系一直在发挥着动员和维系的作用。

由此可见，要实现真正的空间整合，关键还在于使南北两地原本具有地方差异性的生产空间实现生产组织结构层面的同构化。要实现这一点，就离不开农业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这种劳动力的流动并非个体性的流动，而是作为“社会人”的劳动力及其嵌入的社会关系网络与生产组织结构的整体性流动。借助农业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农业资本得以在南北两地的生产空间之间建立起有效的生产接续关系，从而将之整合成一个统一运作的跨区域生产体系。在这个意义上，资本对劳动力队伍的干预构成了其实现空间整合的核心机制。需要强调的是，在空间整合的过程中，农业资本并非在既定空间中配置生产要素，而是在建构和组织空间之间的关系。如此，空间便不再只是一个既定背景，其本身也会被纳入资本组织生产的过程之中，成为实现生产接续的一个关键要素。

(三)空间的治理：跨区域生产体系的维系

在按照自身需求在南北两地建构出标准化生产空间，并进一步将之整合成跨区域生产体系之后，农业资本还必须持续开展空间治理工作以应对其他行动主体的挑战。如若不然，不仅单个生产空间的日常运作会受到影响，而且生产空间之间的接续关系也可能发生断裂，最终会导致跨区域生产体系的解体。由于空间并非一个实体，其本身并不能直接成为治理的对象。考虑到“任何空间都体现、包含并掩盖了社会关系”(列斐伏尔，2022：124)，空间治理还需通过对作为关系承载者的行动主体的干预来展开。

首先，空间治理表现为农业资本对劳动力流动的掌控。在这方面，农业资本的经营者表现出一种矛盾心态。南北两地的生产空间的整合和运作离不开劳动力的流动，但如果劳动力的流动不在资本掌控的范围内，就必须对其开展治理。正如哈维所言，“如果劳动力在地理上的机动性应该满足资本的需要，劳动者在迁移时的绝对自由就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定”(哈维，2017b：587)。可见，农业资本想要维系的是劳动力能够“跟随自己”的流动，而不是“离开自己”的流动。但现实情况是，后一种流动总是不断出现。在调查过程中，菜场经营者不断向笔者抱怨：“(工人)流动性太大了，有的在这里干2个月走了，有的在那里干2个月又走了，宁夏这个地方用工量太大了，哪里都要人”(20190807BJW);“现在菜场是越来越多了，工人的流动性也是越来越大了”(20190813BZG)。更让菜场经营者头疼的是，劳动力队伍内部交错着各种社会关系，个别劳动力一旦流出，往往就会带走与其关系亲密的一群人：“你用不好的话，几十个人就走完了。一个说不做，整个团队就走完了”(20250113YZX)。很明显，劳动力的这种高流动性会严重破坏各个生产空间的日常运作以及它们之间的生产接续关系。

面对这一情况，以总管为核心的工人管理层及其所依托的社会关系网络就开始发挥关键的团队稳定作用。工人的首要目的是挣钱养家，要稳定工人就必须确保其能挣到钱。因此，总管等管理人员清楚地意识到首要任务就是确保工人“有菜采收”，能持续挣钱：“主要就是让工人能够摘菜不断，这边快结束了，那边就可以跟上了。要保持住，不能断”(20190807ZKX);“如果你带工人来这里，他有菜采收，你就养得住他;没菜采收，你就养不住他”(20250113YZX)。当然，在日常生产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工人不按照菜场要求割菜的情况。对此，总管等管理人员一般会对工人进行说教：“我自己进去割，肯定不会是按照他的标准来割的，但是也不能太长，你自己要适当一点……你要自己想赚到钱，先得让老板赚到钱。我们是打工的，要抱着这种心态”(20190810TYH)。此外，总管等管理人员也会在日常生活中表达关怀之情，通过维系好与工人的关系来确保其稳定性：“省一点钱买一点东西给工人吃。把工人带上街去玩一玩，请工人聊一聊”(20230805LWX);“工人有病你送去医治，工人家里面有事，你能够借钱给他，就可以”(20250114YFG)。

在实践中，导致劳动力流动的触发因素往往是菜场延迟支付工资。在这个时候，总管就需以“中间人”的身份介入，一方面代表工人出面与菜场经营者协商和沟通，以推动工资兑现;另一方面则是代表菜场经营者对工人进行安抚与劝解，以延缓其即时流动。基于相互间的信任关系，总管对工人的安抚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在这里没有走的人，就是跟我好几年的人了，他们知道我的”(20190807YY)。但更为重要的还是对收益的考量。正如一位总管所言，“如果你换场，你重新去摘菜的话，你要从头再来的话，这些工人怎么赚钱?你要从好的方面去考虑嘛”(20190810TYH)。这种劝解并未否认工资拖欠的问题，实际上是让工人自己在流动与留下之间进行收益上的权衡。从笔者的调查来看，只要菜场经营者能够按时兑现工资，那么总管的介入大体上就能够发挥稳定工人的作用。总之，借助总管等管理人员的社会关系，资本得以将劳动力的流动纳入自身的掌控范围之内，从而使跨区域生产体系内部各个生产空间的日常运作及其相互之间的接续关系得以维系。

其次，农业资本在开展生产时都会不同程度地与周边的村民发生互动，不可避免地会引发用地用水纠纷、偷菜等“乡土性问题”(徐宗阳，2022)。这些问题虽不会直接破坏跨区域生产实践，但会对生产空间本身及其稳定运作产生持续扰动。当遇到上述问题时，农业资本一般会要求地方政府介入处理。一位菜场经营者介绍了他的应对经历：“晚上有两个人偷菜……抓到了以后带去派出所。派出所说以教育为主。我说这么多村民，每天晚上来偷，我这块菜几天就没有了，那我在这里的投资就白投资了，都没办法经营下去了……我工人的工资怎么发?我带过来的工人本来分这批菜给他收，那么这半个月他就是收这批菜，他才有工资领。你把我(这批菜)偷了，他的工资去哪里领……后来罚了3800块，再后来就没人来偷菜了”(20250113YZX)。此外，为了防止有人故意来“惹是生非”或“找麻烦”，菜场经营者也会积极维护好与地方政府干部、村干部的私人关系：“我跟村上的关系都处得特别好，还有镇上的关系。因为出来做事情都得靠大家，一起吃饭啊，喝酒啊，都是好朋友”(20180817MQ)。

除了借助上述带有制度色彩的力量，农业资本还会直接与地方能人开展合作，将后者培育为自己的地方中间人。这些地方中间人通常是退休村干部或地方社会权威人物，他们在当地具有一定的权威和深厚的社会关系，熟悉地方规范和处事逻辑。当出现一些乡土性问题影响生产空间稳定运作时，地方中间人就会出面予以协调：“我现在是在这个地方当顾问，这就是我的作用，在这个地方管理，一个是和地方政府、村上老百姓打交道，因为他们的语言不通。再加上有些事情，我来作为协调者”(20250712LWX)。如此，地方中间人的社会关系也就转变为农业资本开展空间治理的资源。由此可见，借助制度性力量和地方中间人，农业资本得以将地方社会中一些潜在的不确定性纳入可掌控的范围之内，在确保生产空间稳定运作的同时，也使新的生产空间不断被再生产出来。

相较于前两个阶段所侧重的空间生产与空间关系建构，空间治理更为关注空间本身与空间关系的维系和再生产。本文分析发现，借助总管及其所依托的社会关系网络，农业资本得以控制劳动力的流动，维系各个生产空间的日常运作及其相互之间的接续关系;凭借地方制度性力量和地方中间人的关系性资源，农业资本能够应对与地方社会的矛盾冲突，实现生产空间本身的稳定运作及再生产。控制劳动力流动与处理地方矛盾并非彼此割裂，而是共同维系了作为一个整体的跨区域生产体系的存续与运作。综上所述，跨区域生产之所以能够形成和运作起来，并非仅凭农业资本的一己之力，而是多元行动主体持续互动的结果。具体而言，借助地方政府的制度性实践，农业资本得以在南北不同区域生产出标准化的生产空间;以流动劳动力为载体，农业资本得以同构化南北两地的生产空间的生产组织结构，使之被整合成一个统一运作的跨区域生产体系;农业资本通过对劳动力流动和地方社会矛盾的持续治理，使得空间本身与空间关系得以维系和再生产，跨区域生产体系得以存续与运作。在这一过程中，空间的生产、整合与治理并非彼此分离，而是层层递进、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跨区域生产的运作逻辑。

这一运作逻辑揭示出，空间不再只是开展生产活动的一个既定背景。一方面，空间在多元行动主体的持续互动过程中被不断生产、组织和维系;另一方面，它作为一种生产资料(列斐伏尔，2022：127)，被持续纳入资本组织生产的过程之中。更为重要的是，生产空间和空间关系一旦形成，就会对土地等资源的使用关系、劳动力的流动方向、劳动组织以及地方社会关系产生持续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空间实现了对社会关系的反向塑造和再生产(列斐伏尔，2003：48)。

六、跨区域生产的资本积累逻辑与农业产业的去地方化

空间一旦从生产活动的既定背景转变为被农业资本纳入生产组织过程的要素，跨区域生产中资本积累的实现方式就必然与单一地理空间内的情形截然不同。换言之，跨区域生产不仅会改变农业生产的组织方式，还会在深层次上改变资本积累的实现方式。因此，唯有揭示出这一资本积累逻辑，才能更加系统地呈现跨区域生产的意义及其所产生的影响。

(一)跨区域生产的资本积累逻辑

在既有研究中，空间往往等同于“区位”(韦伯，2017)，通常指分散各地、彼此独立，并在土地、劳动力成本、交通便利性、市场可及性以及人际关系环境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的地理单元(刘世定，1997;Beddow&Pardey，2015;邓志宏等，2023)。因此，既有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不同空间(区位)之间的差异及这种差异对资本流动和产业布局等的影响。然而，本研究表明，农业资本对空间的使用远不止于选择一个适宜的区位或利用其差异性资源进行生产，还可以是通过与其他行动主体的互动，将原本分散各地且各具差异的地方性空间整合成一个稳定持续运作的跨区域生产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空间之间不再是彼此独立的关系，而是被多元行动主体的空间实践建构出一种接续关系。并且，这种空间接续关系一旦形成，就会参与重塑生产过程和社会关系。由此，空间所具有的意义就不只在于它自身的差异性禀赋，而更在于它与其他空间的关系以及它在整个跨区域生产体系中的结构性位置。

就此而言，跨区域生产所表征的，不只是资本在空间中的流动与扩张，还是一种有赖于空间组织能力的资本积累逻辑。在既有研究中，空间往往被视为资本积累的背景条件，相关分析主要聚焦于资本如何在单一地理空间内部通过提升对生产过程或食物商品链的治理能力，来实现价值增殖。然而，本研究揭示出，资本实现积累的能力不止于此，还涉及构建与维系跨区域生产体系的空间组织能力。这种空间组织能力要求资本不只是要选择一个适宜的空间或者利用空间的差异，更是要生产空间、组织和协调空间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南北两地的标准化生产空间能否构建出来，它们相互之间能否形成稳定的接续关系，不仅直接关系到生产的持续性和产品供给的稳定性，而且在深层次上关系到资本积累的实现。因此，这种构建和维系跨区域生产体系的空间组织能力也就成为资本积累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相较于只能在单一地理区域开展经营的资本主体，那些能够有效构建和维系跨区域生产体系的资本主体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更为有利的位置。

从理论脉络来看，关于空间与资本积累关系的讨论由来已久。马克思(1963：147-148)早就指出，“资本按照它的天性是要超越任何空间上的限制而向前发展的。所以创造物质的交换条件，创造交通手段和运输手段，以时间消灭空间，便成为对于资本极端重要的必然性”。哈维(2013：192-193)将之概括为“时空压缩”，强调资本借助现代交通与冷链物流等技术来缩短流通时间，以削弱空间距离对资本积累的约束。时空压缩的技术路径虽然有助于克服流通环节的空间距离问题，但无法帮助资本解决农业生产环节的时间约束问题。本研究揭示出，有赖于一套社会机制的运作，跨区域生产可以有效解决时间约束问题，实现农业生产的全年持续。在这一过程中，空间不再只是资本积累展开的背景条件，而是实现资本积累的关键要素。

此外，哈维(Harvey，1981，2001)提出的“空间修复”理论也为理解空间与资本积累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视角。在马克思的资本循环理论基础上，哈维(2017a：63-77)将资本积累过程区分为三个循环。其中，第一循环是指资本直接进入商品生产过程，通过雇佣劳动生产商品来获取剩余价值;第二循环是指资本转向土地、房地产以及包括交通物流在内的基础设施等固定资产和建筑环境等领域，为后续资本积累创造条件;第三循环是指资本向科技、教育以及与劳动力再生产相关的领域投资，以维系资本积累所需的劳动力与制度条件。基于上述区分，哈维(2017a：74)发现，当资本在第一循环面对过度积累与不断贬值的危机时，往往通过向第二、第三循环转移的方式，以地理扩张和空间重组来予以应对。考虑到城市化的基础设施是吸收过剩资本与劳动力的投资焦点，哈维(Harvey，2001：28)更为关注资本向第二循环的转移，即“通过城市化进行的空间生产”。哈维的理论无疑极具启发性，但仍有继续推进的可能。在哈维这里，空间往往是资本在第一循环内部出现积累危机之后才被调动起来的一种修复手段，并且空间只是一个被资本占取的对象。换言之，空间是资本从第一循环转移到第二、第三循环寻找新的投资和积累机会的一个场所。对于空间本身能否作为一个要素在资本第一循环内部直接参与组织生产过程、推动实现资本积累的问题，哈维没有充分展开讨论。

有鉴于此，本文将分析视角转向资本第一循环的内部，关注空间本身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本文发现，在农业领域，空间并不只是一种资本积累危机的修复手段，也不只是被用来吸纳过剩资本的一个场所，其本身还会被纳入组织生产的过程之中以服务于价值增殖。在这个意义上，本文有关跨区域生产的讨论并非对既有空间理论的直接套用，而是对既有空间理论的一种补充和推进。

(二)农业产业的去地方化

本研究调查的菜心产业可能会被认为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农业产业“发展”案例，或是“农业欠发达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典型(王娟，2025)。这是因为，宁夏、甘肃、云南、贵州等地虽具备适宜菜心产业发展的自然地理条件，具有发展菜心产业的潜力，但由于缺乏资金、技术、理念和市场等资源，这一发展潜力未能转化为产业发展的现实。随着外来农业资本进入并带来相应的技术、理念和市场等要素，这些地方的发展潜力才被激活，并成为菜心产业地理格局中一块新的生产区域。

表面上看，这一现象很符合经济学产业区位选择理论的推断，即农业产业的发展并非源于新资源的创造，而是市场机制下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结果(孙晓华等，2018)。但正如前文所述，土地、劳动力与基础设施等资源并非完全市场化的要素，这些要素也并非单纯凭借市场交易就能获得。事实上，这种所谓的“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并不是自发的市场行为，而是一个政策介入、社会关系协调的社会过程。因此，对于经济学强调的“发展”，研究者还有必要进一步追问谁拥有这种产业发展的主导权。

笔者调查发现，菜心产业虽落地在欠发达地区，但当地并不拥有这个产业的主导权。对于生产的分工安排、劳动力的调配，抑或品类选择、规格大小与包装形式，菜心产业都遵循一套外来的运行逻辑。银平县的一位本地从业者道出了这种处境：“本地人他有先天的劣势。供应香港的蔬菜行业是完全以销售为主导的，以销售为主导的就全是广东人……生产方面呢，又全部都是云贵川的这些工人，本地的工人没有在做。等于是生产这边，你也完全把控不了;销售方面，你也完全把控不了”(20250712SJM)。这表明，无论是市场渠道，还是生产环节，都没有掌握在本地人手中。外来资本所需的只不过是当地的水土和气候等资源，甚至都不需要当地的劳动力。从这个角度来说，菜心产业的发展呈现一种“去地方化”(delocalization)的趋势(莫雷，2014：387)。

这种“去地方化”趋势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与菜心产业的轻资产运作模式密切相关。一般来说，考虑到生产迁移可能引发资产价值的流失，需要投入较多专用性固定资产的农业产业会较少迁移。菜心产业则不同，虽然在某一地区投资建设菜场的资金数额庞大，但其中大部分资金都用于农资投入和人员工资，只有较少部分用于投资固定资产。菜场里的固定设施大都是租用或临时性的：土地是按年支付租金的;工人生活区要么是临时搭建的活动板房，要么就是租用的民房;水井、供电、冷库之类的基础设施大部分是地方政府投资的，经营者只需支付水费、电费和租金即可。显然，这种投资结构使农业资本具备了高度的空间流动能力，进而让菜心产业“具备了一个逃逸型产业的所有特征”(范德普勒格，2016：86)。

虽然地方政府对固定资产的投资能够吸引农业资本，但这一做法很多时候反倒会使自身陷入相对被动的境地。农业资本一旦撤离，地方政府就不得不承担这些固定资产被闲置的风险。此外，这还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农业资本相较于村民和地方政府的议价能力。当本地村民希望通过提高土地租金来分享菜心产业的发展红利时，企业就会以退出相威胁：“我投资是为了赚钱，我投资不是撒钱。这边不行，我可以踩刹车啊……我一拍屁股走了，留下包袱就是当地政府的”(20250712LWX)。这绝非农业资本的危言耸听，而是赤裸裸的现实。由于“较好的区位所带来的超额利润就像较好的技术所带来的超额利润一样是转瞬即逝的”(哈维，2017b：598)，农业资本一旦找到另一个条件更为适宜的生产地点，就会毫不犹豫地将整个产业转移过去。

由此可见，农业资本“对资源的打造、开发和组合并不是为了加速发展，进行这些活动的唯一理由就是资本积累”(范德普勒格，2016：95)。银平县一位地方政府官员就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指菜场)纳税也不在我们这边纳，什么都不在宁夏，就占着宁夏的土地，就只给人家交一个土地流转费”(20250714LTH)。更准确地说，这种产业“发展”状态体现的恰恰是欠发达地区被纳入农业资本积累体系之中的结果。就欠发达地区在整个产业体系中的结构性位置而言，其更像一个可替代的生产节点，而非真正具有内生发展能力的产业中心。据此，本文认为，农业产业的去地方化并非农业资本跨区域生产的一个非预期后果，实则是这种生产模式下的一个必然结果。

七、总结与讨论

本文以菜心产业为例，考察了农业资本跨区域生产的组织机制。本文分析发现，跨区域生产并非生产规模扩张的一种形式，而是农业资本以空间组织方式对阻碍资本积累的时间约束和市场风险所作出的策略性回应。通过跨区域生产，农业资本实现了持续生产，这不仅确保了产品供给的稳定性，也使其获得了相对稳定的概率性收益。

跨区域生产并不是依靠农业资本的一己之力实现的，而是多元行动主体围绕空间的生产、整合与治理开展持续互动的结果。借助地方政府的制度性实践，农业资本在各地建构出了标准化的生产空间。以流动劳动力为载体，统一的生产组织结构实现了整体性流动。据此，资本得以在南北两地的生产空间之间建立生产接续关系，整合出一个统一运作的跨区域生产体系。资本通过对劳动力流动和地方社会矛盾的持续治理，使空间本身与空间关系得以维系和再生产，进而使跨区域生产体系得以存续与运作。基于上述实践，空间不再只是开展农业生产活动的一个既定背景，而是成为农业资本维系生产连续性和供给稳定性的关键要素。由此，资本积累的实现也就不再局限于资本在单一地理空间内部对生产过程或食物商品链的治理能力，还关涉资本构建和维系跨区域生产体系的空间组织能力。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资本积累逻辑的作用下，农业产业虽然落地在欠发达地区，但是往往不会扎根当地，而是可能会呈现一种去地方化的趋势。在当前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过程中，这种产业“发展”模式尤其值得深思。

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从空间维度推进对农业转型的理解。既有研究整体上仍将空间视为开展生产活动的一个既定背景。与之不同，本文揭示出，空间本身也会被纳入资本组织生产的过程之中，成为实现资本积累的关键要素。既然如此，农业转型就不限于生产规模、经营主体、经营模式和生产关系等方面的变化，农业生产空间的系统性重组也应成为农业转型的重要内涵。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当下的农业转型研究有必要推进“空间转向”。

农业转型研究一旦将空间维度纳入考量，相关的议题将得到极大拓宽，研究者的想象力也将被充分激发：农业资本流动的模式实际上远比我们关注的要更为复杂，不仅包括从城到乡的流动，还包括跨越不同农业地理区域的流动;农业资本组织生产的方式也非常复杂，不仅包括在地的规模化经营，还涵盖季节性的跨区域生产;更为重要的是，至今仍未引起学界系统关注的流动农业劳动力群体也将受到重视。在这个意义上，这种空间转向并非对既有研究视角的简单补充，而是对农业转型分析框架的一种重构。或许只有如此，有关农业的社会学研究才能更好地“揭示隐匿于现代农业和食物体系背后的复杂关系和机制，将现代农业和食物体系的‘不可见’呈现出来”(熊春文等，2025：1)。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首先，考虑到不同作物在自然特性、生产方式以及市场结构等方面的差异，本文基于菜心这一特殊作物的分析和发现能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普遍意义，仍有待进一步验证。其次，本研究主要立足于国内的情况，对农业资本如何在国家间通过空间组织生产活动的问题尚未涉足。在新近的相关研究中(Fanetal.，2026)，农业资本开展跨国生产的情况已经被关注。相较于国内的跨区域生产，跨国生产及其空间组织形式和过程可能会更为复杂，这无疑值得进一步展开探究。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