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工业化模型：一个全球农业转型的解释框架
作者：罗浩轩
作者单位：成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文章刊发：罗浩轩.农业工业化模型：一个全球农业转型的解释框架[J]. 世界农业, 2026(6):17-35.
1 引言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2 年全球仍有 10.6% 的人口（约 8.39 亿人）生活在每天生活费 3.00 美元（按 2011 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极端贫困水平以下。2022 年，全球估计有 22.3% 的 5 岁以下儿童（约 1.48 亿人）发育不良。要实现联合国制定的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中的目标一 “无贫困” 和 “零饥饿” 依然任重而道远。幸而农业增长对于减贫和减少饥饿有非常显著的功效。相对于非农部门，农业增长在减贫方面的效率要高出一到两倍。农业增长能够更好地惠及最贫穷者，特别是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提出，农业将为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至少 8 个目标作出贡献。农业增长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从农业内部来看是农业转型，从农业外部来看则是结构转变。时至今日，农业转型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已经逐渐被大家认可。粮食和农业系统转型引起的变化影响几乎所有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发展中国家实现持续增长和减贫的最有效战略是投资农业转型和现代化。事实上，全球范围的农业转型不仅是生产效率的提升，更是农业生产函数、要素结构及增长动力的系统性转变。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在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农业发展程度迥异，既有依赖劳动集约的传统小农生产，也有以资本与技术驱动的现代化农业体系，因此其转型路径与成效似乎呈现巨大差异。那么，是否存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能够系统地解释全球农业转型的阶段性规律与动力差异？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结合已有文献，对解释农业转型的经典模型进行梳理，并对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特征的农业工业化模型进行理论定位；接着，基于美国农业部（USDA）1961—2022 年全球 179 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审视全球农业转型进程中表现出的种种特征，以此对农业工业化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从全球转型视角，为农业工业化模型所刻画的转型阶段与动力转换规律提供经验证据；同时，提炼特征事实与异质性认知，为理解全球农业转型的共性规律与地区差异提供经验基准；最后，尝试推动理论对话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基于对全球样本的研究来丰富和发展立足中国视角的农业转型理论，并为构建农经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实证基础与比较参照。2 农业工业化模型：一个农业转型的解释框架
2.1 现有农业转型模型综述
作为农业增长的表征，农业转型的历时性特点突出。其 “非常统一的过程” 为从历时性上整体把握其阶段性特征提供了可能。作为最早观察农业转型的学者之一，Timmer 对农业转型阶段划分很具有代表性。他将农业转型分为推动农业发展、农业对增长作出贡献、农业被纳入宏观经济及农业融入工业化经济体四个阶段（简称 Timmer 模型）。推动农业发展阶段是改进农业技术、开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转型进程、向非农部门释放劳动力的阶段；农业对增长作出贡献阶段是由第一阶段产生的农业剩余被用于非农部门、促进农业劳动力进一步转移的阶段；农业被纳入宏观经济阶段是通过对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以及城乡在要素、产品上的整合，缩小城乡差距并使农业纳入宏观经济体系的阶段；农业融入工业化经济体阶段则是在农业已经 “小部门化” 前提下，提高农村就业机会和农民收入，促进环境保护和提供健康饮食的阶段。Laborde 等建议，在 Timmer 提到的四个阶段之前，还应有 “自给农业” 和 “劳动力转移” 两个阶段。但是，由于 “自给农业” 往往发生在经济转型前的社会，一般的实证研究没有对此进行过多论述，而 “劳动力转移” 本身就包含在 Timmer 模型的第一阶段中。De Janvry 和 Sadoulet 受到 Timmer 模型启发，提出资产建设、绿色革命、农业转型、农村转型、结构转型五阶段模型（简称 DJS 模型）。其中，资产建设阶段的重点是无地雇农和小农户如何获得更多土地和人力资本问题；绿色革命阶段则强调新的农业技术（如种子和化肥）用于农业生产，特别是对粮食产量的提升作用；农业转型阶段突出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并强调主要农作物类型向高附加值作物转型和食品产业链发展；农村转型阶段则提出要推动农业的机械化和生产的集约化，农村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市场化以及乡村其他产业的发展；结构转型阶段则强调城乡融合，带动城市工业和服务业加速发展。Diao 等在 DJS 模型基础上，进一步概括出了农业转型四阶段模型（ATI 模型）并提出了 “农业转型指数”。ATI 模型的第一阶段是主粮生产率提升阶段，即通过主粮作物增产，农民可以出售剩余粮食获得更多的盈余，进而带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第二阶段是农作物多样化阶段，即农业收入越来越多地来自高附加值的作物；第三阶段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阶段，这一阶段将缩小城乡差距，支持非农经济转型；第四阶段是食品系统扩展阶段，即通过食品加工业、农产品物流以及农业服务业的发展，整个农业食品体系的总附加值中越来越多的份额来自农场之外。速水佑次郎虽然没有直接提出 “农业转型”，但其经典的农业发展阶段论，本身也可以理解为农业转型叙事。速水佑次郎和神门善久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其农业发展在过程中要依次解决粮食问题、农民贫困问题和农业结构调整问题。无论是 Timmer 模型、DJS 模型，还是 ATI 模型，都可以被归纳进农业发展阶段论中。例如，解决粮食问题阶段与 Timmer 模型中的推动农业发展阶段有重叠，也囊括了 DJS 模型的资产建设和绿色革命两个阶段，与 ATI 模型中的主粮生产率提升阶段基本一致；解决农民贫困问题则是 Timmer 模型中的农业对增长作出贡献和农业被纳入宏观经济两个阶段、DJS 模型的农业转型和农村转型两个阶段、ATI 模型的农作物多样化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两个阶段；解决农业结构调整问题分别是 Timmer 模型的农业融入工业化经济体阶段、DJS 模型的结构转型阶段和 ATI 模型的食品系统扩展阶段。可以看出，这些模型异曲同工，凸显了 Timmer 强调的农业转型是一个 “非常统一的过程”。不过，上述模型侧重于从经济结构变迁、经济发展与农业生产部门结构转变的宏观层面上对农业转型进行探讨，未明确提出能够解释农业转型进程的关键因素。这使得各类模型在对国别和区域农业转型分析时不得不加入工业化、城市化、农村现代化等其他因素来刻画农业转型进程，或者在解释呈现出不同特点的农业转型时诉诸文化传统、公共政策和政治意愿的差别。因此，寻找更为合理的农业转型解释框架，特别是基于中国 “三农” 实践进行理论探索进而提出解释框架，不仅对于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还能为构建农业经济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助力。2.2 作为农业转型解释框架的农业工业化模型
马克思曾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农业转型的 “根本” 不仅是探讨农业生产部门如何因经济结构变迁而转型的问题，而是首先要回答农业究竟是什么在 “转型”。舒尔茨强调 “在改造传统农业中至关重要的投资类型并不取决于大农场的建立…… 关键问题不是规模问题，而是要素的均衡问题。”Bosc 和 Belieres 也观察到，现代化构成的农业进步主导范式，推动了农业生产要素集中，构成了农业转型的微观基础。罗浩轩在新结构经济学范式基础上，综合罗斯托工业化阶段模型、刘易斯城乡二元结构模型以及速水佑次郎农业发展阶段论，提出了农业工业化模型，为农业转型提供了另外一套叙事思路。农业工业化模型可界定为一个旨在解释工业化进程中农业部门内部要素禀赋结构发生系统性升级，进而通过要素相对价格信号诱导技术选择，并推动农业生产方式与增长动力依序演进的动态理论框架。农业工业化模型可表征为要素相对密集度变化，即在工业化驱动下，农业将呈现出从劳动密集型向土地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依次转型的进程。模型的核心在于揭示农业转型并非随机的或纯粹外生政策驱动的过程，而是一个内生于宏观经济发展、遵循特定阶段规律、从要素积累驱动向技术创新驱动转变的系统性过程（表 1）。农业工业化模型的理论内核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要素禀赋结构升级是根本驱动力。该模型认为，农业转型的底层逻辑是农业部门自身的要素禀赋结构（土地、劳动、资本的相对丰裕程度）随整体经济发展而发生的动态升级。这一过程通常表现为：在工业化初期，农业部门劳动力相对丰裕而资本稀缺；随着工业化程度加深，劳动力持续向非农部门转移并导致其相对价格上升，而农业资本则持续积累；最终，知识与技术成为农业持续增长的关键要素。这种要素禀赋结构的变迁，是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变革的根本动力。二是诱致性技术选择是核心机制。在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背景下，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会向生产者发出信号，诱导其选择能更经济地利用日益稀缺（因而相对昂贵）要素、更充分利用日益丰裕（因而相对廉价）要素的技术与生产方式。例如，在劳动力变得相对昂贵时，生产者倾向于选择能节约劳动的机械技术。因此，技术变迁路径并非任意选择，而是对要素价格变动的内生反应。三是转型过程呈现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在上述驱动力与机制作用下，农业转型呈现出可辨识的、具有一般性的序列阶段。典型的演进路径是从依赖大量人力投入的劳动密集型阶段，过渡到追求土地规模效益的土地密集型阶段，再到以大量资本（如大型机械、设施农业）投入为标志的资本密集型阶段，最终迈向以科技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主导的技术密集型阶段。每个阶段在主导要素、技术形态、组织方式和生产率来源上都具有不同的特征。农业工业化模型的特征可概括为内生驱动性、阶段递进性、路径依赖性和系统协同性。内生驱动性强调转型动力源于农业部门内部要素禀赋结构与相对价格的变化，是经济系统内生的过程，而不仅仅是外部政策或技术冲击的结果；阶段递进性认为农业转型遵循一个大致可预测的、从低阶到高阶的要素密集度转换序列，各阶段在理论上存在先后逻辑；路径依赖性承认不同国家或地区因初始资源禀赋、制度条件、市场规模等差异，其转型的具体速度、各阶段持续时间及表现形式会有所不同，但基本驱动逻辑与方向具有共性；系统协同性指出生产要素的升级、技术的选择以及与之配套的制度安排（如产权制度、市场制度、支持政策）需要协同演化，任何一环的滞后都可能制约整体转型进程。农业工业化模型与 Timmer 模型、DJS 模型、ATI 模型的基本思想一致。例如，DJS 模型提出的农民获得更多土地和人力资本的资产建设阶段，以及采用农药和化肥实现绿色革命阶段，与农业工业化模型描述的从劳动密集型阶段向土地密集型转型阶段的特征一致。这一过程中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劳均土地数量不断增长，同时绿色革命将推动农业发展；而 DJS 模型提出的对农业基础设施持续投入的农业转型阶段，则部分吻合农业工业化模型种描述的从土地密集型阶段向资本密集型转型阶段的内容（表 2）。总的来说，农业工业化模型阐述的农业转型是以农业要素相对密集度变化为表征的，而农业要素相对密集度变化不仅可以用于对农业生产方式变化的微观分析，还能为农业转型进程中的财产权利、市场机制、本国或地区与全球农业关系提供理论解释框架。这一框架也能进一步延伸至国家与社会、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研究中，对于农业转型理论研究深化有着重要推进作用。农业工业化模型提出后，一些学者对其进行了论证和应用。高晶晶和史清华基于微观农户要素投入分析了中国农业生产方式的变迁，并认为实证结果与农业工业化模型推导的一致；农业工业化模型对农业生产方式、农业制度变迁的解释也被许多研究广泛接受，并作为理论分析框架。3 农业工业化模型框架下农业要素相对密集度变化
农业转型在生产力层面上表现为农业工业化，而农业工业化是以农业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为基础的。进一步地，农业要素禀赋结构又直接表现为农业要素相对密集度。因此，审视各个国家和地区农业工业化进程所处的具体阶段、比较其转型路径的异同，一个重要方法是直接考察其农业要素相对密集度变化。3.1 农业要素禀赋、农业要素产出弹性
农业要素禀赋是农业生产中不同要素的比例关系，传统农业要素禀赋有资本与劳动、资本与土地以及土地与劳动数量之比，可以分别表述为农业劳均资本装备率、地均资本装备率和劳均土地装备率。农业要素禀赋结构的概念是农业要素禀赋概念的延伸，它强调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农业要素禀赋的对比。农业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农业比较优势和竞争力，进而影响了农业生产方式、产业结构和发展路径。农业转型的阶段特征是以农业要素相对密集度变化为表征的。而农业要素相对密集度是农业生产中两种要素的产出弹性之比。农业要素产出弹性用于衡量劳动、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变化对产出的影响程度。具体来说，它表示在其他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某一要素投入增长 1% 时产出变化的百分比。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的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中，要素产出弹性等于要素产出份额。根据农业工业化模型的理论逻辑，判断农业要素禀赋结构是否升级，关键是观察农业要素相对密集度的变化是否沿着劳动密集型向土地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再向技术密集型转型。设 A 代表技术进步，Y 为农业产出，L、K、T 分别代表劳动、资本和土地要素，那么农业要素禀赋为：劳均资本装备率 = K/L，地均资本装备率 = K/T，劳均土地装备率 = T/L；α、β、γ 分别代表劳动、资本和土地的产出份额（或产出弹性）。假设生产函数为：Y=AF (L，K，T)（1）农业要素产出弹性为：是农业劳动、资本和土地的边际产量，记为 MPL，MPK 和 MPT。L/Y、K/Y 和 T/Y 是农业要素投入系数，它们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资本产出率和农业土地产出率的倒数，可被理解为单位产出所需的要素投入量或投入密度。由于受要素边际产量递减规律的影响，在技术水平和其他生产要素投入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某种要素持续增加会使要素边际产量呈现总体趋势下降的复杂非线性关系。3.2 农业要素边际技术替代率、农业要素相对密集度
在保持产量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一种生产要素的投入量时，所减少的另一种要素的投入数量，被称为边际技术替代率（MRTS）。边际技术替代率可表示为两种要素边际产量的比值，用 MRTSLK、MRTSTK、MRTSTL 分别表示劳动对资本、土地对资本、土地对劳动的边际技术替代率，其公式为：用 ωKL、ωKT 和 ωTL 分别表示资本相对劳动要素密集度、资本相对土地要素密集度、土地相对劳动要素密集度，那么：农业要素相对密集度变化可以反映农业技术偏向性，一般可分为劳动节约型技术、土地节约型技术和资本节约型技术。当 ωKL 上升时，是劳动节约型技术，即技术进步更倾向提高资本的产出弹性，使劳动的产出弹性相对降低；当 ωKT 上升时，则是资本替代土地的技术，可以称之为土地节约型技术；当 ωTL 上升时，则倾向提高土地产出弹性，降低劳动的产出弹性，但这种情况一般是前工业化社会应对人口暴涨才用的 “内卷化” 的生产方式。需要指出的是，在完全市场竞争条件下，要素边际产量等于要素实际价格，因此要素相对密集度也可以理解为要素投入的实际价值量之比。例如，MPK 等于资本实际价格，即利息率 r，MPL 等于劳动实际价格，即工资率 w，那么 ωKL=r×Kw×L，实质上就是资本投入的价值量与劳动投入的价值量之比。因此，当 ωKL 上升时，也可以理解为更多地使用资本。3.3 从农业要素相对密集度变化判断农业转型阶段
从上述的数量关系中，可以看出农业要素禀赋结构如何影响农业要素相对密集度，进而影响农业技术选择，并推动农业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图 1 在农业工业化模型框架下，描绘了农业要素相对重要性与增长动力随发展阶段演进的动态关系。其纵轴为要素产出弹性（或要素相对密集度）的无量纲化指数，横轴代表农业转型阶段。图中曲线并非实际数据，而是基于理论推演与典型事实的核心经济学逻辑的可视化，旨在阐明转型各阶段的内在驱动力与关键转折。其经济学逻辑在于，农业转型是由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引致的，连续的要素替代与增长动力转换过程。这个过程始于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并由此诱导出节约昂贵要素、充分利用丰裕要素的技术与投资偏向，最终体现为宏观上主导性生产要素的更迭。第一阶段即劳动密集型阶段，是农业转型的初始条件。在前工业化或工业化初期，经济中资本极度稀缺，而劳动力相对无限供给（处于 “刘易斯第一拐点” 之前），其价格极为低廉。因此，劳动的边际产出 MPL 虽低，但其边际成本近乎为零，其产出弹性（α=MPL×L/Y）大于其他要素产出弹性，这导致任何资本或技术对劳动的替代都 “不经济”。农业生产被迫以 “内卷化” 的方式，持续投入过剩劳动以获取有限的总产出增长，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近乎停滞。此时，劳动的产出弹性占据绝对主导。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即土地密集型的跃迁，其关键标志是 “刘易斯第一拐点” 的到来。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加速，农业劳动力持续外流、数量持续下降，劳动力价格开始系统性上升。为了在劳动成本上升的约束下维持或增加产出，生产者的理性选择是转向利用当时仍相对丰裕的要素 —— 土地。这引致土地替代劳动的技术投资与应用，具体表现为良种、化肥、灌溉等生物化学技术的推广。这些技术旨在提升单位土地产出效率，以应对劳动力转移带来的生产压力，故土地的产出弹性与相对重要性迅速攀升。不过，土地要素密集度受到自然条件的严格限制，其边际产出（MPT）会大幅提高，但产出弹性（γ=MPT×T/Y）不一定能达到生产技术的极限。第三阶段即资本密集型阶段，源于资本对劳动的持续替代与资本自身的深化。当劳动力价格进一步上涨，跨越 “刘易斯第二拐点” 后，非农部门与农业部门开始竞争劳动力，农业用工成本急剧增加。此时，用资本替代劳动变得极为经济。大规模、可重复操作的农业机械（如拖拉机、收割机）投入成为最优选择，这推动了资本深化的加速。此阶段的资本积累不仅体现为数量的扩张，更物化（embodied）了大量的技术进步（如更高效的发动机、更精密的作业装置）。因此，资本的产出弹性在此阶段达到顶峰，成为增长的首要贡献者，农业全要素增长率的增长也因物化技术进步而显著加速。第四阶段即技术密集型阶段，其到来的标志是增长引擎从 “要素积累驱动” 向 “纯技术创新驱动” 的根本性转换，是马克思增长类型向库兹涅茨增长类型的转变。当资本积累达到很高水平后，其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开始凸显，单纯增加传统资本对产出的拉动作用减弱。持续增长必须依赖能突破报酬递减的非物化（disembodied）技术进步，即全要素生产率的跃升。如图 1 所示，此时农业资本要素曲线趋于高位稳定，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曲线加速增长并成为主导。这对应着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智能装备和大数据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的应用。这些技术以知识、数据和算法为核心，能极大优化存量资本的配置效率、创造全新的生产要素组合，从而实现增长动力的彻底转型。技术密集型农业的本质，是技术创新本身成为比任何传统有形要素都更关键的增长源泉。综上所述，图 1 揭示的农业工业化路径是一个连贯的经济学故事：从依赖过剩廉价劳动的 “内卷化” 起步，在劳动力价格上升的诱导下，先后经历提升土地效率的 “生物化学革命” 和替代劳动的 “机械化革命”，最终在资本深化的基础上，迈向以知识创新和效率提升为核心的 “智能化革命”。这一过程内生于经济发展带来的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并由持续变化的要素相对价格信号所引导，完美诠释了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为理解全球农业转型的多样性与统一性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框架。基于此，本文第四部分将利用全球面板数据，对上述理论描绘的阶段性特征进行系统的实证检验与深入审视。4 基于农业工业化模型的全球农业转型审视
马克思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呈现出的差异化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某个经济体在其不同发展阶段上表现出的特征。尽管高晶晶和史清华基于中国微观农户数据为农业工业化模型提供了国别经验证据，但该模型作为一种理论框架，其普遍解释力仍需置于全球农业转型的多元视野下进行审视。为此，本文基于美国农业部（USDA）经济研究局发布的 1961—2022 年全球 179 个国家和地区的农业投入和产出数据，审视了全球农业转型的历时态和现实态特征。4.1 全球农业要素禀赋
要判断全球农业所处的转型阶段，首先要观察全球农业要素禀赋变化。农业要素禀赋主要是劳均、地均资本装备率体现的资本要素禀赋和劳均土地装备率体现的土地要素禀赋。1961-2022 年全球农业要素禀赋变化情况见图 2。从 1961 年开始，全球农业劳均资本装备率持续上升，在 21 世纪以前增幅比较缓慢。进入 21 世纪，该指数出现飙升。1961 年，全球农业劳均资本装备率为 2 925 美元 / 人，到 2000 年为 3 435 美元 / 人，40 年仅增长了 17.43%，但 2001—2022 年 22 年间增长了 215.72%，2022 年达到 7 410 美元 / 人。农业地均资本装备率随着全球农业资本的持续增长而缓慢上升。1961 年全球农业地均资本装备率为 1 133 美元 / 公顷，到 2007 年、2022 年分别突破 2 000 美元 / 公顷、3 000 美元 / 公顷的关口。不过，由于土地供给的刚性，以及亚洲和非洲人口的持续增长，全球农业劳均土地装备率呈现稳中有降的趋势。1961 年，全球农业劳均土地装备率为 2.58 公顷 / 人，随后缓慢下降至 2000 年的最低点 1.86 公顷 / 人，接着有所回升，到了 2022 年回到了 2.47 公顷 / 人的水平。从生产力层面看，农业转型的起点标志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这一提升不仅是转型的结果，更是推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持续转移，从而开启结构转型进程的关键动力。那么，资本要素禀赋是不是伴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而提高呢？特征事实 2：农业劳动生产率越高，其农业资本要素禀赋越高。观察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其农业劳均、地均资本装备率和劳均土均装备率的表现，农业劳动生产率越高的国家和地区，其劳均资本装备率越高；地均资本装备率虽然不如劳均资本装备率的趋势那么明显，但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基本对应高地均资本装备率。其中，瑞士、荷兰、奥地利等欧洲国家尽管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是最高的，但农业地均资本装备率在全球排名中名列前茅。可以认为，农业劳动生产率越高，其农业资本要素禀赋更高。加之图 1 显示的全球农业资本要素禀赋在持续提升，意味着农业与其他行业一致，也 “会经历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的技术升级”。农业劳均土地装备率因受土地供给刚性和人口增长的影响，变化不是很大。不过，发达国家和地区不论观察期初始的土地要素禀赋如何，其农业劳均土地装备率基本在增长。4.2 全球农业要素相对密集度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农业资本要素禀赋提升，是不是意味着该国家或地区就迈入资本密集型阶段了？这就需要测算其农业要素密集度。而要测算农业要素密集度，首先要测算农业要素产出弹性。农业要素产出弹性体现了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变化对产出的影响程度，也可以理解为农业要素投入份额。本文基于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对 1961—2022 年历年的全球农业生产函数进行了逐年回归。由于数据均为截面数据，故采用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显示，所有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在 1% 以下显著，其 R2 都在 90% 以上，由于篇幅有限，仅用图 3 加以展示。特征事实 3：全球农业资本要素产出弹性已经超过土地要素。图 3 显示，从 1961 年开始，全球农业劳动要素产出弹性（α）自 0.224 持续下降，到 1991 年达到 0.108 的低点，并在这一区间徘徊。2005—2015 年略有回升，最高到 0.146，但后来又逐步下降，2022 年为 0.117。与之相对应的，全球农业资本要素产出弹性（β）持续上升，从 1961 年的 0.331 震荡上升到 2021 年的 0.499 的高位，2022 年略微下调至 0.489。全球农业土地要素产出弹性（γ）则呈现倒 U 形曲线变化：1961 年为 0.384，随后于 1991 年上升至顶峰的 0.486，接着出现缓慢下滑趋势；到 1997 年，被资本要素产出弹性超过，2022 年水平为 0.406。可以说，在观察期内，全球农业产出中劳动要素产出份额持续下降，农业生产越来越依赖土地要素和资本要素。1961—1996 年，农业土地要素产出份额最大，而 1997 年以后，农业资本要素产出份额开始超过土地要素，并且持续增长。这说明，农业资本要素在农业产出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特征事实 4：全球农业转型整体步入资本密集型阶段。仅仅是农业要素产出弹性还无法充分展示农业工业化转型进程。因此，本文进一步计算了农业要素相对密集度。图 4 显示，1961—2022 年，资本相对劳动要素密集度（ωKL）和土地相对劳动要素密集度（ωTL）总体呈现出倒 U 形变化趋势，资本相对土地要素密集度（ωKT）则一直较为平稳。1961—1997 年，ωTL 一直高于其他要素相对密集度。可以说，这一时期全球农业整体处于土地密集型阶段。1997 年以后，ωKL 超过了 ωTL 且 ωKT 超过了 1，意味着全球农业向资本密集型阶段转型。尽管 2001 年左右 ωKL、ωTL 出现下降态势，但在 2010 年探底后又震荡上行。在此期间，ωKT 一直在 1 以上水平。图 4 中 ωKL、ωTL、ωKT 的走势与图 1 显示的农业工业化模型从土地密集型阶段到资本密集型阶段走势基本吻合。一般认为，技术往往由原材料（M1）、工具及设备（M2）、管理（M3）、市场（M4）、技术人员（M5）、资金（M6）和信息（I）7 个要素构成，称为 6M1I 模式。其中，原材料、工具及设备、资金等都以资本形式表现，或者说技术往往以显性编码的形式附着于这些资本上。因此，尽管图 4 不能直接反映全球农业是否有向技术密集型转型趋势，但从后文的分析可以看到，资本要素密集度持续上升通常意味着具有更多技术含量的要素投入农业中。4.3 全球各区域农业要素产出弹性及规模报酬
伴随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全球农业资本要素禀赋持续上升；与此同时，农业资本要素相对密集度也超过了土地要素相对密集度。这两大特征体现了农业工业化模型所描绘的农业转型趋势。然而，农业要素产出弹性是否会如图 1 所展示的那样发生变化，还需要进一步验证。为此，本文观察了全球各区域农业要素产出弹性。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在 FAO 的分类基础上，将全球 179 个国家和地区划分为了 34 个区域，本文将其进一步整合为 25 个区域，并构建了全球农业生产函数进行面板数据回归，以观察不同农业发展水平区域的农业要素产出弹性变化。式（5）中，Yit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 t 年国家或地区 i 的农业产出；Lit、Kit、Tit 分别表示 t 年国家或地区 i 的农业劳动（L）、农业资本（K）和农业土地（T）生产要素数量，δ1、δ2、δ3 分别表示三种要素产出弹性；Zit 为控制变量，βj 为 j 种控制变量的系数；α0 为截距项，i 为个体效应，φt 为时间效应，εit 为随机扰动项。其中，控制变量有国家和地区的人均 GDP（以 2015 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和城市化率等对农业总产出有间接影响的变量，分别代表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发展水平和城市化发展水平。由于不同区域在样本数量、对时间效应的敏感程度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较大差异，本文对 25 个区域逐一进行了混合回归、控制个体效应、时间效应的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回归，并通过多种检验确定回归模型，接着加入控制变量进行调试，直到得到满意的、符合常理的回归结果。回归标准是在满足稳健性检验前提下，核心变量系数显著且为正。回归结果显示，除了大洋洲地区和北美地区因样本数量过少和发展水平高导致劳动要素产出弹性系数为负外，其他回归结果均达到要求。特征事实 5：全球各区域农业要素产出弹性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呈下降趋势。回归结果显示，非洲各区域农业劳动要素产出弹性普遍较高，尼日利亚地区在 0.8 以上，中非地区、南非地区、东非地区、非洲之角地区都在 0.5 左右。与之相对应的，北美地区、大洋洲地区、东欧地区、亚洲发达经济体等发达区域的农业劳动要素产出弹性都非常低。这表明，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农业劳动要素重要性显著下降。这意味着，将劳动者从繁重的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采用劳动节约型技术是农业转型的基本趋势。除去北美地区、大洋洲地区两个特殊散点后，各区域农业资本要素产出弹性发生变化。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资本要素产出弹性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起始端由非洲之角地区、中非地区、东非地区和西非地区等农业资本要素禀赋较差的非洲各区域组成，其农业资本要素产出弹性均低于 0.15。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农业资本要素产出弹性逐渐升高，但在农业劳动生产率对数为 8.5 左右时开始下降，最终呈现抛物线的走势。末端的大多为发达区域，其中北欧地区、中南欧地区的农业资本要素出弹性分别为 0.18 和 0.16，而亚洲发达经济体和和西欧地区均低于 0.1。回归结果展现出明显的组间差异，但总体呈现出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土地要素产出份额下降的趋势。其中，中亚地区、北非地区、大洋洲地区和北美地区等农业土地要素弹性在 0.95 以上的区域组成了高弹性组，这些区域的农业土地产出率至少在 900 美元 / 公顷以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组成了低弹性组，低弹性组在末尾下降趋势逐渐平缓。农业规模报酬是农业劳动、资本和土地三种要素产出弹性之和。其大于 1 表示规模报酬递增，等于 1 表示规模报酬不变，小于 1 表示规模报酬递减。根据农业工业化模型的理论逻辑，若劳动、资本和土地这类传统农业要素能维持农业规模报酬，则农业技术要素作为主要增长源泉还有待时日。因此，全球农业规模报酬整体表现如何值得探究。相关回归结果显示，全球农业规模报酬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走高而下降。非洲各区域农业规模报酬普遍较高，除了南非关税同盟地区为 0.93 外，其他区域均在 1 以上，最高的北非地区为 2.64，是全球最高水平。农业增长在减少贫困和营养不良方面效果显著，对于非洲各区域农业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农业规模报酬处于高位，意味着投资当地农业有利可图。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中，除了北欧地区和大洋洲地区外，其他区域的农业规模报酬都在 1 以下，这反映了随着经济发展农业小部门化的趋势。特征事实 6：全球各区域农业规模报酬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呈下降的趋势。图 5 是对全球各区域农业要素产出弹性和规模报酬趋势线的集合。农业劳动要素产出弹性（α）下降最快，并在农业劳动生产率对数为 8 左右时被呈现上升态势的农业资本产出弹性（β）超过。农业土地要素产出弹性（γ）是三种生产要素中最高的，体现了土地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且低弹性组下降到一定阶段趋于平稳，低弹性组下降斜率低于高弹性组。农业资本要素产出弹性起点最低，但却有一段上升期，在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过程中弹性下降最晚。农业三大生产要素产出弹性变化趋势与图 1、图 3 展示的趋势基本一致。农业规模报酬（α+β+γ）趋势线也呈现下降走势。在农业劳动生产率对数为 10 左右时，农业规模报酬小于 1，说明仅仅依靠传统要素投入产出不足以支撑更高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换而言之，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农业劳动要素、土地要素、资本要素产出弹性纷纷下降，农业要维持增长必须寻找其他的源泉。4.4 全球各区域农业要素边际产量
农业要素边际产量可以更直观地反映农业增长源泉的变化。L/Y、K/Y 和 T/Y 作为农业要素投入系数，可以理解为一个单位的农业产出中劳动、资本和土地等要素的投入密度。特征事实 7：全球各区域农业要素边际产量变化符合要素边际产量递减规律。图 6 是农业要素边际产量变化趋势线。其横坐标表示农业要素投入系数，是农业要素产出率的倒数，横坐标值越大说明该农业要素产出率越低；纵坐标是农业要素产出弹性，从前面公式推导可知，要素产出弹性为该要素投入所占份额；趋势线斜率的绝对值是农业要素边际产量，其斜率绝对值越大，该要素边际产量越大。图 6 展示的农业要素边际产量变化趋势线主要为倒 U 形抛物线，抛物线越靠近顶端斜率绝对值越小，体现了农业要素边际产量随着该要素投入比重增大（要素产出弹性上升）而递减的规律。结合图 4、图 5 和图 6，农业呈现出渐次依靠劳动要素、土地要素和资本要素维持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趋势。图 4 展示了当前全球农业转型进程中，农业劳动要素产出弹性先行下降，而农业土地要素产出弹性逐渐上升到高峰随后下降被农业资本要素产出弹性超过的趋势，体现了这一趋势的历时性。图 5 则从发展程度不同的区域的农业要素产出弹性差异图 6 农业要素边际产量变化趋势线展示了这一趋势的共时性。图 6 体现了随着农业要素投入所占比重增大（农业要素产出弹性提升），农业要素边际产量下降（趋势线斜率绝对值下降）。综上所述，这些趋势与图 1 农业工业化模型描述的农业由劳动密集型向土地密集型，再向资本密集型转型的阶段性特征相吻合。4.5 全球各区域农业边际技术替代率
一般在非农行业的研究中只包含劳动和资本两类要素；在农业工业化模型中，土地要素和资本要素也可以归为广义的资本要素禀赋。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用资本大规模替代劳动是必然趋势。那么，可以进一步追问的是，不同发展程度的区域是采用了依赖资本要素边际产量提高技术，还是依赖土地边际产量提高技术呢。为此，本文将土地对资本的边际技术替代率进行了转换：基于这一公式，本文绘制了土地对资本边际技术替代率的趋势线和前沿曲线（图 7）。特征事实 8：“内卷化” 的农业生产方式往往与高农业资本边际产量并存。从图 7 可以看出，除了北美地区、太平洋地区等土地自然资源禀赋优渥、农业发达的发达区域外，其他发达区域几乎都在靠近纵轴的位置，MPK 小于 105。这充分说明，这些区域农业资本要素丰裕，而 MPK 递减作用明显。同时，除西欧地区和中南欧等区域外，绝大部分发达区域均位于 MRTSTK 趋势线之上，这说明发达区域大多采用资本替代土地的技术。与之相对的，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地区的 MPT 都在 1 000 以下，但 MPK 都比较高。其中，萨赫勒地区、南非地区是典型代表。地处非洲北部撒哈拉沙漠和中部苏丹草原地区之间的萨勒赫地区，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无论是农业劳均资本装备率还是地均资本装备率都是全球最低的。资本的稀缺使这里显现出极高的资本边际产量。也正是因为资本稀缺，这一地区不得不将大量劳动力以 “内卷化” 的方式投向土地。无独有偶，由安哥拉、马达加斯加、马拉维等 8 个国家组成的南非地区也是如此。这里要指出的是，尽管大多数欠发达地区 MRTSTK 很低，但其农业采用的技术称不上是 “土地节约型技术”，更谈不上 “资本节约型技术”。速水佑次郎和弗农・拉坦曾将农业技术分为通过动力和机械的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劳动节约型技术及通过生物和化学技术大幅提高土地产出率的土地节约型技术。这二者本质上都是资本替代劳动的节约型技术。这是因为，先进技术往往以显性编码的形式附着在资本上，要节约资本的技术通常表现在前工业化社会的落后生产方式上（存在于 Timmer 模型的自给农业阶段、农业工业化模型的劳动密集阶段）。如果土地广袤而劳动要素稀缺，那么这类技术就是要解决如何更好地 “广种薄收” 和 “刀耕火种” 的问题；如果土地稀缺而劳动要素丰裕，那么应用这类技术就表现为劳动要素使用由简单工具和畜力构成的资本在土地上进行内卷式的 “精耕细作”。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全球人口的暴涨，后者的情况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比较普遍。图 7 的点线段是全球土地对资本边际技术替代率前沿曲线，其起点是农业土地边际产量最高的亚洲发达经济体，经过具有最优替代率的东北亚地区，终点是农业资本边际产量最高的萨赫勒地区。以中国为主体的东北亚地区人口稠密、农业土地要素禀赋相对较差，过去主要也是以 “内卷化” 的方式进行生产。不过，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通过大规模农业资本投入和一系列农业技术应用，农业资本边际产量下降而土地边际产量显著提升，MRTSTK 显著提高。5 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特征
前述分析表明，当前全球农业已经迈入资本密集型阶段，那么农业转型是否会如农业工业化模型所预期的那样，从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型呢？尽管前面实证结果展示了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劳动、土地和资本等传统要素已无法维持农业规模报酬，农业技术进步发挥农业增长的支柱作用呼之欲出，但还缺乏直接证据。作为工业化的先驱，发达国家和地区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分析样本。为此，本文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SFA），在通过似然比检验对比了 Cobb-Douglas 函数和超越对数函数回归结果后，选取超越对数函数测算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测算结果，本文绘制了 1962 年、1982 年、2002 年和 2022 年四个时间节点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核密度（图 8）。特征事实 9：全球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高且集中度增加。图 8 显示，1962 年核密度曲线所处的位置较低（在横轴上更靠右）但峰值最高，表明当时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普遍较低但分布相对集中。到了 1982 年，核密度曲线发生了右移，显示出全球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峰值下降，说明各个国家和地区差距有所拉大且出现了分组现象。2002 年与 1982 年相比，核密度曲线继续向高处移动，其峰值有所上升，这说明一方面全球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态势未曾停歇，另一方面各个国家和地区差异化更加明显。2022 年核密度曲线右偏态更为突出，双峰趋势明显，说明进入 21 世纪以来全球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且全球化、信息化、农业机械化和智能化等因素推动着农业技术在全球加速扩散，一部分国家和地区农业技术进步取得长足进步。为进一步观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本文基于超越对数函数的增长核算方法，测算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在此基础上，结合世界银行 2022 年对全球经济体的分组标准（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及高收入），绘制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与人均 GDP 对数的散点图（图 9）。该图直观揭示了二者之间的系统性关联。特征事实 10：发达国家和地区农业已经显现出向技术密集型转型特征。图 9 显示，不同收入组别的经济体在图谱中呈现规律性分布。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数据点集中分布于图形的右上方区域，其对应的人均 GDP 对数主要介于 10~12，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普遍高于 20%，其中相当一部分甚至超过 100%。这清晰地表明，对于已进入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其农业增长的动力源泉已显著转向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相比之下，中高收入、中低收入国家和地区的数据点分布较为分散，过渡特征明显；而低收入国家和地区则多聚集于图形的左侧，其人均 GDP 水平较低，且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波动较大，部分仍为负值。这一梯度分布格局强有力地证明，经济发展水平与农业增长模式的转型深度关联：发展水平越高，农业增长对技术、效率等 “软要素” 的依赖程度就越深，从而在经验上支持了发达国家和地区农业已显现出向技术密集型转型特征的核心论断。这意味着，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在传统要素作为增长源泉枯竭后，农业将转向依靠技术进步维持增长。至此，由图 1 展示的农业工业化模型框架下农业要素相对密集度变化特征已经得到一一验证。6 结论与启示
6.1 结论
农业转型在实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持续增长和减贫方面被寄予厚望，也因此成为学界经久不衰的研究主题。本文在综合评价学者们提出的农业转型模型基础上，将农业工业化模型作为解释框架，审视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农业转型进程并总结了十大特征事实，验证了农业工业化模型，得出了许多有益的结论。第一，农业工业化模型提出了一套从农业要素相对密集度变化审视农业转型的理论叙事。当前解释农业转型的 Timmer 模型、DJS 模型、ATI 模型侧重从经济结构变迁、经济发展与农业生产部门结构转变的宏观层面上对农业转型进行描述，使其在进一步探讨时不得不加入工业化、城市化、农村现代化等其他因素。而农业工业化模型遵循农业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的逻辑，聚焦农业要素相对密集度这个关键因素，能比较好地将经济结构变迁和由其引发的中微观层面农业生产方式转型结合起来。第二，农业转型呈现出从劳动密集型向土地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依次转型的特征。前工业化社会往往使用由简单工具和畜力构成的资本在有限土地上投入大量劳动要素进行 “内卷化” 农业生产。由于受要素边际产量递减规律影响，这种生产方式将遭遇农业劳动边际产量急速下降。进入工业化社会以后，大量劳动要素向非农部门和城市转移，土地要素变得丰裕并成为这一时期的农业转型特征。随后，资本要素相对密集度会伴随着农业转型过程不断提升，并成为新的农业转型特征。随着三大要素均遭遇边际产量递减，农业规模报酬会下降到 1 以下，这时农业就不得不转向依靠技术要素的方向转型。第三，当前全球农业转型已经整体从土地密集型阶段迈入资本密集型阶段。从农业要素禀赋来看，1961—2022 年全球农业劳均资本装备率和地均资本装备率均呈现不断上升态势。从农业要素相对密集度来看，农业资本要素产出弹性在 1997 年超过土地要素，以至 ωKT 达到 1 以上水平并保持，说明全球农业已经迈入资本密集型阶段。由于技术往往以显性编码的形式附着于资本上，所以经历资本密集型阶段是通向技术密集型阶段的必经之路。第四，近年来全球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高且分布的集中度增加，同时发达国家和地区农业增长源泉已经向依靠技术要素转变。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高但集中度下降；进入 21 世纪，全球化、信息化、农业机械化和智能化等因素推动了全球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提高且更加集中。不过，无论是密度曲线还是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的散点图都显示，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不仅是农业现代化的领头羊，还是农业向技术要素密集型转变的先驱。6.2 启示
农业转型并非只是学者们的纸上谈兵，而是全球正在经历的现代化伟大变革。农业转型具有演进性、阶段性特征，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应根据其自身转型采取相应转型策略，渐进推动农业转型，同时要尽量避免实施超越自身阶段的农业赶超政策。第一，转移过剩劳动力、增加自然资源可获得性是由劳动密集型向土地密集型转型的政策要点。土地密集型是包括土地在内的自然资源密集型，转移过剩劳动力和扩大非农就业是这一阶段的政策要点之一。同时，土地作为自然资源，其供给呈现刚性。不同国家和地区因自然禀赋不同，其土地密集程度能达到的上限有很大差别。因而，土地密集型阶段不意味着农业一定达到某种规模，其关键在于获得比之前更多的包括土地在内的自然资源。因此，在过剩劳动力转移的同时，增加贫困人口获取自然资源和其他资产的机会就是这一阶段的政策要点之二。此外，如果土地密集程度的上限仍无法形成规模效应，那么还应采取小规模农业与农业食品系统价值链相衔接的政策举措。第二，从大力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到吸引更多外部资本进入农业是由土地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型的政策要点。在转型初始阶段并不一定是经营性资本直接投向农业，而是要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特别是在能源、交通、水和卫生设施方面。这里的投资往往首先来源于政府和非营利性组织。然而，仅靠部门资本难以维系农业可持续发展。因此，当资本密集型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应当注意提高农业投资回报率，以吸引更多经营性资本进入农业。第三，选择具有适应性的农业技术路线、因地制宜利用新型农业技术是由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型的政策要点。不可否认，土地密集程度的上限对农业技术路径选择有着重要作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应根据自身资源禀赋选择具有适应性的农业技术路径。同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农户在采用以数字化、智能化、自动化为特征的新型农业技术时面临不同的障碍，包括需要投资的新设备、学习的成本、通信设施的接入以及对共享和存储数据的制度机制信任等。因此，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和地区需要对新型农业技术加以甄别，因地制宜地加以采用。第四，要减少实施超越自身农业转型阶段的农业赶超政策以降低经济和社会风险。在农业转型进程中，一些国际机构和当地政府往往因各种原因不顾现有农业要素禀赋采用 “赶超政策”，进而为经济社会带来不可控的风险。例如，20 世纪 80 年代，世界银行曾与巴西政府在巴西东北部推行引入大型收割机实现蔗糖种植园机械化生产的政策。然而，这一政策直接导致依赖季节性农业工人的巴西东北部 80% 的劳工失业，当地贫困率在随后的 10 年内从 34% 升至 48%。21 世纪初，欧洲资本投资肯尼亚建设大型温室种植玫瑰以供出口，大量投资涌入导致本地土地租金上涨，挤压了本地蔬菜种植，使周边社区陷入 “鲜花繁荣 — 饥荒” 循环；2015 年后，因欧洲环保标准提高，该项目失去市场，而失业的工人却无法再转行务农。因此，政府应跳出将农业简化为 “技术输入 — 产量输出” 的思维陷阱，避免采取超越农业转型阶段的政策举措。（注：受公众号排版限制，文中图表、参考文献等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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