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下称《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7方面发展任务。
界面新闻注意到，与《“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相比，上述规划首次对AI赋能农业作出部署，还着力推动智能设计育种、新能源农机、农业低空经济、农业生物制造、新型食品等更多先导性产业规模化发展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余家林告诉界面新闻，《规划》标志着我国农业现代化正在从“传统要素驱动”加快转向“科技创新驱动”，农业科技已经从过去的辅助性支撑，逐步上升为农业强国建设的核心战略力量。
“AI + 农业”，简单来说是指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农业生产、管理与销售流通各环节。其核心是依靠智能算法和感知设备优化农业全流程，例如精准种植、智能养殖、病虫害预警、农产品检测等。
融中咨询2025年9月发布的文章《“AI+农业”：重塑农业生产的智慧蓝图》中表示，按功能应用分类，“AI+农业”主要包括农田作物管理、畜牧养殖管理、产后处理与供应链、农业市场与金融、农场管理与决策支持等。
当前，“AI+农业”已经从概念探索逐步进入场景化落地阶段。
《规划》提到，加快农业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应用场景拓展和产业生态营造。统筹部署农业农村数据基础设施，发展农业农村领域数智化政务服务和数据产业等。
界面新闻梳理发现，“AI+农业”相关表述自2025年起，已连续2年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中。2025年一号文件指出，推进农业科技力量协同攻关。其中提到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支持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数据、低空等技术应用场景。2026年一号文件则再加码，提到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效能。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拓展无人机、物联网、机器人等应用场景，加快农业生物制造关键技术创新等。从应用场景来看，余家林指出，“AI+农业”目前主要集中在种植、养殖、育种、智能农机以及农产品流通等5个领域。不过，总体上仍处于由试验示范向规模化应用过渡的阶段。“简而言之，整体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
谈及发展问题，余家林解释，一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东部沿海、大型农业经营主体应用较快，而中西部地区、小农户场景的应用仍相对滞后。
余家林举例，像江苏不少种植大户流转一两百亩土地，会自主购置无人机等智能设备；而中西部地区小农户居多，智能农业技术渗透率普遍偏低。
此外，智慧农业应用层次不平衡。当下无人机、智能温室等硬件装备发展较快，但农业大模型、农业AI算法平台建设仍处于探索阶段。最后是“点状突破”多于“系统集成”。余家林指出，目前很多应用仍停留在示范基地和试点农场，尚未形成成熟、可复制、低成本的大规模推广模式。
种质资源是农业的"芯片"。从全球农业竞争格局看，未来农业竞争很大程度上是种业竞争，而种业竞争的基础就在于种质资源。
此次《规划》把“种质资源精准鉴定、基因挖掘和改良创制”放在突出位置。余家林指出，这实际反映出我国正在加快补齐种业核心技术短板，推动农业科技竞争力向自主创新能力提升转变。
从现实情况看，余家林指出，当前我国种质资源领域在部分关键环节仍存在一定提升空间，包括核心种质资源自主化水平有待提高、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协同不足、基础研究与商业化育种衔接不够顺畅，以及原创性突破品种相对不足等问题。
资源环境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南京财经大学粮食和物资学院教授钱龙也进一步解释我国种质资源现状。他告诉界面新闻，我国种质资源存在“总量丰富但创新成本匮乏”的结构性矛盾。
一方面，我国种质资源库储量较国际领先，位居世界前列，但库内资源以本土品类为主，海外种质资源储备不足；同时大量库存资源停留在静态保存阶段，缺少系统性鉴定和深度测评，未能有效对接商业化育种需求，资源价值难以充分转化，造成储备与应用脱节。种业振兴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划》还提到，严格保护种业知识产权，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套牌侵权等违法行为。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
中国工程院院士万建民在第27届中国科协年会主论坛上作主旨报告时表示，生物育种技术包括底盘技术（表型鉴定、单倍体育种、遗传转化、智能设计）和前沿技术（转基因、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全基因组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细胞培养肉技术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新型食品合成生物技术。南京农业大学特聘教授、实验室主任周光宏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随着技术不断优化、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细胞培养肉的生产成本将进一步降低。2013年国外首次发布的细胞培养肉汉堡成本达33万美元，现在已降到每公斤千元人民币以内，并有望进一步下降，助力肉类产品稳产保供。此前德国斯塔蒂斯塔调查公司数据显示，预计到2040年，全球肉制品市场将有40%为常规动物肉，35%为细胞培养肉，25%为植物蛋白肉。
在谈及种业知识产权监管难点与漏洞时，钱龙表示，最重要是强化制度约束。目前，针对种业知识产权的保护门槛、对侵权行为的惩戒力度，难以充分激励企业开展原创性研发，在有效遏制品种套牌、产权仿冒等侵权行为方面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滞后已成为制约农业现代化的突出瓶颈。据经济日报报道，数据显示，我国农业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76.7%，丘陵山区省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仅为53.5%，较全国平均水平低约20个百分点。
为补齐农机装备短板，《规划》谈到，要推进高端智能、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研发应用。
“我国农业地形复杂，平原、丘陵、山地、高原等多种地貌并存，不同地区农业生产条件差异很大。因此，农机装备研发不能简单照搬‘大平原模式’，而是必须坚持‘因地制宜’。”余家林指出，此次《规划》专门提出“推进高端智能、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研发应用”，实际上就是针对我国农业机械化长期存在的区域不平衡问题作出的重要部署。
从现实情况看，我国农机装备发展长期呈现“平原快、山区慢”的特点。余家林分析，目前东北、华北等平原地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已经较高，大型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装备应用较为成熟；但在西南丘陵山区、南方山地丘陵地区，受地块破碎、坡度较大、田块狭小等影响，大型农机往往“下不了田、转不了弯、爬不了坡”。钱龙也认为，当前丘陵地区普遍存在无机可用、有机难用的双重难题：地块细碎起伏、机耕道配套缺失，大型常规农机无法下地，很多作业环节农户只能依靠人工劳作。并且，伴随农村劳动力持续减少、人口老龄化加剧，这种人工种植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除此之外，还存在农机与农艺脱节问题，以往育种、栽培方案很少考虑适配机械化作业需求，这进一步制约了丘陵农机推广落地。
因此，余家林建议，做到“因地制宜”需要根据地形条件研发“小型化、轻量化、智能化”农机装备；此外要推动农机与智能技术融合，提高复杂地形作业能力；坚持“农机—农艺—农田”协同推进。
从长期看，我国农机发展可能会呈现“两条路径”并行。余家林介绍，一方面，在东北、华北等平原地区继续发展大型高端智能农机；另一方面，在南方丘陵山区重点发展小型化、智能化、专用化装备。这实际上也是农业现代化“分类推进”的体现。针对未来智慧农业图景，钱龙认为，长期来看，农业将会加快摆脱传统产业的标签，向现代化大产业迈进，并可持续带动农民增收。
从生产端看，钱龙指出，农村劳动力流失、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依靠技术和新型要素替代人力是必然方向。此外，依托AI等数字化精准决策，农业生产可摆脱以往凭经验粗放施肥、管护的模式，可精准研判作物生长所需营养，提前预判洪涝、干旱、高温等灾害，以此破解生产瓶颈，推动传统经验型农业向数据驱动的精准型农业转型。
如何才能更好发展智慧农业？余家林表示，需夯实农业数据基础设施。此外，要围绕农业生产中的真实需求拓展应用场景；推动智慧农业与智能装备深度融合以及要更加重视小农户与智慧农业的衔接问题。针对数字化技术能否彻底改变农民“靠天吃饭”的问题，钱龙表示，农业天然受自然条件制约，技术提升虽然无法完全规避自然风险，但能大幅降低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显著提升农业综合抗灾能力。
依靠数字化技术，农户提前接收预警信息可减轻农业受灾压力。但农业生产本身仍高度依赖气候和生态条件，从长期看，真正提升农业抗风险能力，仍需要加强水利、高标准农田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