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峰县民族乡中心农业生产合作社是1954年冬天建立的，全社14户73人，劳动力32个，占有水田94亩，旱地32亩和轮荒地350亩。（注：农业生产合作社应积极提高土地利用率，减少轮荒地。）
1955年春，第一次碰到的灾害是3月间下的1500斤谷种全部烂了，社员情绪低落下来。上中农傅四姐不愿补种，还唆使四户中农要求退社，社员社干之间层层埋怨。社员说：“吃亏是社干要下早秧。”社干说：“吃亏是你们保守。”社外坏分子造谣：“是合作社带头把秧搞坏的。”单干胡元姐也说：“古话说穷人不听富人哄，桐子开花下谷种，今年合作社真先进啦，季节都不要了！”根据这种情况，社干领导社员回忆对比，找原因，发现1953年下秧更早也没有烂，找到这次烂秧主要是管理不善，未固定专人负责，加上气候不好所致；从而扭转了社员的思想，自觉地交出了种子，同时采取了速成育秧法，并固定专人负责管理，3天接一次粪，18天就栽了秧。
第二次是夏季山洪暴发，遭受了水灾。90多亩田地，接连被淹3次。第一次被淹社员还稍有信心，认为水退后只要抓紧追肥还能收到一部分，经过连续两三次被淹后，社员灰心丧气，有肥料也不愿拿出来。他们说：“田里丢光了，好好把地里搞一下。”上中农傅四姐等拉了8个人不出工，要退社。这时，贫农和下中农增产信心也不高，社委拿不定主意，社外也讽刺说：“合作社先进，回回要斗争，这下看你们斗争去吧。”
在这种情况下，区委帮助社委具体想办法，一致认为秧苗大部分没有淹死，只要追肥仍然能保证收入，并提出“救一蔸是一蔸，救一亩是一亩，不荒一亩田”的口号，动员全体社员，及时行动起来追了50斤化学肥料，500挑水粪和2000斤石灰以后，秧苗迅速还阳发青了；对已淹死的30多亩地，采取夜里耕、白天种的办法，一连补种三次，最后仍收入了1800多斤谷子，和10000多斤萝卜。原来讽刺合作社的单干胡元姐这时却羡慕说：“我要是入了社，水淹的田也补种上了，不得像这样一个枯粑粑（无收的意思）。”
第三次是秧苗被淹，稻刚转青，又来了稻包虫。在开始起虫时，社员普遍认为已经“立秋”搞不起大事来了，以后虫势一天比一天凶了，社员又埋怨社干不该换谷种，情绪低落。唐贤生就叹息说：“屋漏又遭连夜雨，船破又遇当头风，天要溅人没有办法！”单干李顺阈嘲笑合作社说：“水一斗就退了，虫硬斗不完，社里也要和我们一样。”社外起虫少的唐炳桃看到自己的田起虫少些，便故意天天喊社里加劲捉，并说：“如果虫跑到我的田里来了，要合作社赔谷子。”
在此情况下，社委一方面抓住社员增产要求进行政治思想动员，启发捉虫积极性；另一方面通过挖劳动潜力，男女老少齐动员进行突击，并充分发挥群众智慧想出了用手捉，手上包布缠，用木板拍，做竹梳子梳，用竹夹子等办法，同时打了666药粉6斤和滴滴涕19磅。到发展严重的时候，社员们研究了用竹枝子插在田里引诱虫子，每天7、8人到10多里外的地方砍竹枝子，一根竹枝子一个晚上有接160多个虫的。很多社员日夜不睡地在田里捉虫，晚上没有月亮就烧松光（油松柴），松光烧完了，就烧晒衣竿。由于社员一致坚决向虫灾斗争，全社除拍死、捏死等不算外，光肉虫就捉了2000多斤，保证每块田都有收成，每亩仍在200斤以上。而田圆阈互助组和单干农民虽起虫少，但粮食都没有收。
由于克服了各种困难和战胜了重重灾害，同时为了弥补受灾损失，又及时补种了红薯、萝卜等高产作物（仅红薯收入每户就有1000多斤，超过历年红薯收入水平），1955年总收入仍达到59800斤，比1954年增产21%，全社14户有13户得到增产，仅一户中农因病劳动少减产一成多。
合作社战胜了灾害得到了增产，也就进一步得到了巩固。社员刘彩成人社后思想一贯不通，入社不入，就和儿子要分家、退社；秋收后感动地说：“要不入社我今年没得谷子尝新，连三角的尖包谷也吃不成。”现在他还计划要小儿子也参加社里劳动，一心想把社办好。
由于显示了合作社的优越性，原来不愿入社的单干农民覃丁姐也哭着要求入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