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本《捕捞》教材，看中国渔业如何学会“向海而兴，护海而续”
（全球渔业可持续发展中的上海海洋大学贡献系列之二十三）
这本泛黄的《捕捞》教材静静躺在桌上，封面上的帆船拖网插图还带着几分水墨韵味——那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特有的朴素美学。书名下印着“上海水产学院编”，上方标注着“初级水产学校教学参考书”，由农业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本为基层水产教育服务的教材。在它诞生的年代，中国捕捞业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从传统的风帆船作业向机械化渔船过渡，从近海捕捞向远洋探索起步。而上海水产学院，正是这场变革的知识引擎。
1912-1952：从渔捞科到海洋渔业系
要理解这本《捕捞》教材的分量，得回到故事的起点。
1912年，江苏省立水产学校在吴淞炮台湾创立，设立渔捞、制造二科。这是中国现代水产教育的开端，渔捞科从此成为中国捕捞学科教育的原点。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上海水产学院正式成立，海洋渔业系随之建立。这是新中国第一个系统性的捕捞高等教育机构，标志着中国捕捞教育从“技艺传授”转向“科学体系”。
那个年代的上海水产学院，承担着一项使命：为中国捕捞业的现代化培养第一代技术人才。从风帆到机械，从经验到科学，从近海到远洋——这一切都需要系统的教材和理论支撑。
一本教材背后的时代命题
这本为初级水产学校编写的《捕捞》教材，看似基础，实则承载着一个时代的转型焦虑。
封面上那幅帆船拖网图，恰是传统捕捞方式的写照：木帆船、人力或风动力、经验判断渔场。而教材的编写，正是为了将这种经验性的“手艺”，转化为可传授、可复制、可推广的科学知识。
在教材编写的年代，中国捕捞业面临三大挑战：
一是技术装备的迭代。20世纪50年代末，我国开始制造机动渔船，传统的风帆作业方式正在退出历史舞台。教材必须涵盖机械化捕捞的原理和操作。
二是资源认知的深化。随着捕捞强度增加，“海里鱼是捕不完的”这种传统观念受到挑战。教材开始融入鱼类生物学、渔场学的基础知识。
三是人才培养的急需。各地纷纷建立初级水产学校，基层渔业生产需要大量懂技术、会操作的新型渔民和技术员。
上海水产学院编写的这套教材，正是为了回应这些需求。它不是高深的研究专著，而是扎根中国渔业实际的启蒙读本——从网具原理到渔船操作，从渔场环境到资源常识，为中国捕捞业的现代化奠定了人才基础。
捕捞学科的四次跃迁：从“怎么捕”到“怎么可持续”
从这本初级教材出发，上海水产学院（后来的上海水产大学、上海海洋大学）的捕捞学科经历了四次重大跃迁：
第一次跃迁：渔具渔法的科学化（1950-20世纪70年代）
1959年，张友声教授主持完成了“全国海洋渔具调查研究”，编撰出版中国第一部《中国海洋渔具调查报告》。
1961年，张友声、乐美龙等编撰的中国第一本《渔具理论和捕鱼技术》出版，这是捕捞学从经验走向理论的标志。
那个年代的学者们，深入渔区，测绘网具，记录数据，将中国几千年积累的捕捞经验，转化为现代科学语言。
第二次跃迁：资源评估与管理的引入（1980-20世纪90年代）
随着捕捞强度持续增加，资源衰退问题日益凸显。学科焦点开始从“如何提高捕捞效率”转向“如何评估资源状况”。
1992年，上海水产学院海洋渔业系更名为工程技术学院，学科内涵从单纯的捕捞技术扩展到渔业工程与资源管理。
2003年，学校教授发表《基于BP模型的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预警系统评价》，标志着中国捕捞学科开始系统引入资源评估模型。
第三次跃迁：远洋渔业与全球化（1990-21世纪10年代）
1989年，上海水产学院实习调查船“浦苓”号赴日本海进行太平洋褶柔鱼光诱钓捕试验成功，正式拉开中国远洋鱿钓渔业的序幕。
此后三十年，中国鱿钓船队发展到400—500艘，年产近35万—40万吨，覆盖三大洋8大海域，成为我国远洋渔业的重要力量。
2005年，全国第一位捕捞学博士毕业，标志着中国捕捞学科建立了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
第四次跃迁：可持续利用与全球治理（21世纪20年代至今）
今天的上海海洋大学，捕捞学科早已超越了“教学”和“生产”的范畴，进入了全球渔业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的前沿。
2025年6月，上海海洋大学主办的“鱿鱼资源养护与管理国际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来自中国、智利、秘鲁、阿根廷等国的50多位专家齐聚一堂，会议通过《全球鱿鱼渔业可持续发展上海提议》。
这不再是单向的技术输出，而是全球渔业治理的“中国方案”。会议成果充分肯定了中国自主休渔制度的成效，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渔业大国的国际担当。
2025年9月，上海海洋大学团队在国际顶级期刊《SCIENCE》发表Letter文章，呼吁加强国际合作与资源评估，养护全球最大鱿鱼渔业。这是中国捕捞学者首次以如此直接的方式参与全球渔业政策讨论。
从“初级教材”到“全球治理”：一条学科的进化之路
回望这本《捕捞》教材，再看今天的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会发现一条清晰的学术进化脉络：
1912年，渔捞科设立，培养会驾船、会下网的技术员。
20世纪60年代，编写《捕捞》初级教材，将经验转化为知识，服务于基层水产教育。
20世纪90年代，发展远洋渔业技术，让中国渔船走向深蓝。
21世纪20年代，主导全球鱿鱼资源养护，参与制定国际渔业规则。
这不是简单的规模扩张，而是学科内核的根本性转变——从“怎么捕更多鱼”到“怎么让渔业永续”，从“技术服务生产”到“科学支撑治理”，从“国内人才培养”到“全球公共产品供给”。
今天的学校，拥有：国家远洋渔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大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开发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农业农村部大洋渔业可持续利用重点实验室等
这些平台正在开展的研究包括：基于AI的渔情预报系统、鱿鱼资源评估模型、气候变化对渔业资源的影响、生态友好型渔具开发……
2024年，学校获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大洋渔业生物种质资源评估与利用”专项，标志着中国捕捞学科已进入全球渔业科技竞争的前沿。
可持续利用：一个百年学科的时代答卷
2025年12月，上海海洋大学“淞航”号远洋渔业资源调查船完成西北太平洋公海渔业资源科学考察归来。这是我国首次派遣专业调查船在国际公海开展的远洋渔业资源调查，为西太平洋公海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开发、科学管理提供重要依据。
从当年的帆船拖网，到今天的专业科考船；从编写初级教材培养技术员，到发表《SCIENCE》论文参与全球治理——上海水产学院开创的捕捞学科，正在回应一个根本性的时代命题：
如何在养活14亿人口的同时，守护好人类共同的蓝色粮仓？
2025年国际研讨会上通过的《上海提议》，给出了中国答案：强化资源监测与研究合作机制，推动可持续捕捞实践，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合理控制捕捞强度，避免过度捕捞，确保资源的可持续性。
这正是对那本《捕捞》教材精神的最好传承。当年教材里教的不仅是“如何捕鱼”，更是“如何认识海洋、尊重海洋”。今天，这种认识升华为全球视野下的可持续利用理念。
教材背后的精神传承
这本《捕捞》教材的封面上，那个红色的印章已经模糊不清，但“上海水产学院编”几个字依然清晰。它提醒我们：
每一个伟大的学术传统，都始于最基础的工作。编写初级教材、培养基层技术员、深入渔区调研——这些看似平凡的工作，构成了中国捕捞学科百年大厦的基石。
每一个学科的进步，都回应着时代的呼唤。从机械化到远洋化，从资源化到可持续化——捕捞学科的每一次转型，都紧扣着国家需求和人类命运。
从吴淞炮台湾到全球三大洋，从初级教材到《SCIENCE》论文——这条路，上海海洋大学走了114年。
今天的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水产品生产国和出口国，远洋渔船遍布世界各大洋。但现在我们更需要铭记：这一切的起点，是那本为初级水产学校编写的《捕捞》教材，是那一代人在简陋条件下开启的科学启蒙。
下次当你品尝来自深海的鱿鱼、金枪鱼时，不妨想想：从风帆船到智能船，从经验网到生态网，中国渔业为了“可持续”这三个字，已经努力了一个世纪。
向海而兴，护海而续——这是中国捕捞学科的百年传承，也是我们对蓝色星球的庄严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