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叶以后，广东以经济作物为主的农业商品生产迅猛地发展起来，地域广、种类多、产量多，并逐渐形成了大小不等的商品生产的专业区域；以家庭为单位主要从事某种农业商品生产的户，明末已称之为专业户或专业之民。如种龙眼荔枝之户，称为“龙荔之民”；种香的户，称为“种香为业”；种素馨花的户，称为“种素馨为业”。各种类型的专业户，已经不是依靠生产粮食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而是“衣香食果”或“以花作衣”与“依食于茶”。这就改变了农业的结构，使农村面貌大为改观，有些明显地富庶起来，而珠江三角洲则以一马当先的态势走在前列。
一、农业商品生产迅猛发展的原因
明中叶以后，广东以经济作物为主的农业商品生产迅猛发展的趋势，是由于下列多种因素促成的。
明代广东的耕地面积大量增加，农业生产有了显著发展，有较多的余粮投向市场。这就有可能改变农业生产结构，利用丘陵岗地和将原来种植粮食作物的部分田地改种经济作物，经营塘鱼生产。
广东气候适宜于种植多种热带和亚热带作物，且从宋元以来，人们积累了一定的种植经济作物的经验；而在明朝初年，朱元璋又一再用法令在全国各地推行桑、麻、枣、棉的种植，对广东经济作物的生产起促进作用。嘉靖十三年（1534），御史戴璟巡按广东。他在调查了解和总结广东稻作物和经济作物生产经验的基础上，写下了《劝力本》一文，劝告百姓勤劳力作，培植多种作物，还推广介绍先进农业技术。他在文中除力倡“治陂渠”“时稼穑”“储灰粪”“滋牛犊”之外，还力倡“艺麻絮”“栽桑柘”“调蚕火”“精丝缫”“殖油种”“繁果树”“培材木”“养竹笋”“备蜂巢”“广牲畜”。他说：“凡田园有空地及墙下可以种麻，须择其子之有斑文谓之雌麻，种则结实而繁。麻子可为丸，麻花可用炙，络麻可为屦，为绳索，黄麻可为袋为缞布，苎麻可为夏衣，脂麻可以和食。至于木棉可絮衣。至于红花、靛青，皆可染布。甘菊、桂花皆可酿酒，茴香、花椒可充厨。山茗可作茶，茱萸可作汤”。又说：“桑盛则蚕蕃，蚕蕃则衣足”。又说：水果可以加工成果脯，增加各类食品，像荔枝、椰子、桃、李、枣、栗、梅、柿、银杏、石榴、枇杷、橙、樱桃、葡萄之属，一应随地广狭而种之成列。戴璟《劝力本》载在《广东通志初稿》里，由于该志在嘉靖年间已刊刻，因而他力倡多种经营无疑对广东经济作物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冼剑鸣原写有戴璟《提倡培植多种作物》一目，因限于篇幅和节目安排不便，所以只将该目的内容在这里摘要叙述）。
应该着重指出，广东经济作物较大规模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人们思想意识上的变化，特别是商品经济意识的提高：一方面，随着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人多务贾与时逐”而“获大赢利”，于是“农者以拙业力苦利微，辄弃耒耜而从之”。而另一方面，种植经济作物的获利大大超过生产粮食作物，于是更多人的目光便转向发展经济作物，以获得厚利，不再单纯或主要依靠粮食生产维持全家人的生活，而是以经营香、果、蚕桑等的收入为穿衣吃饭和致富的来源，结果使农业结构发生较大的变化，使珠江三角洲等地农村和农业开始朝着商品经济方向发展。
此外，自嘉靖以后，白银流通更为广泛，而赋役折银与一条鞭法的普遍实行，促使货币经济逐渐侵蚀自然经济，于是，广东经济作物为主的商品生产的发展势头也就超越从前。
二、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
广东日趋发展起来的以经济作物为主的商品生产，地域广，种类多，主要有甘蔗、水果、花卉、香料、蒲葵、蚕桑、塘鱼、蔬菜、茶叶、苎麻、席草，还有明中叶以后从国外引种的烟草和花生。广东已成为中国的甘蔗、水果主要的生产基地。
甘蔗：广东是明代全国产蔗最多的地区。宋应星在《天工开物》卷上说：凡甘蔗有二种，产繁闽、广间，他方合并得其什一而已。广东从琼州府到韶州府都种植甘蔗（嘉靖《仁化县志》载：该县产蔗）。琼州府的甘蔗有黄、紫、铁牛腿数种，小黄长节者名芒蔗（正德《琼台志》卷八）。钦州的甘蔗有青紫二种，“其味脆而甘，灵山、合浦人煎以为糖”（嘉靖《钦州志》卷二）。广州府和肇庆府都是栽植甘蔗多的地方。
水果：有荔枝、龙眼、柑、桔、金橘、橙、柚、香蕉、芭蕉、菠萝、菩提、枇杷、桃、杨桃、杨梅、葡萄、石榴、西瓜、梨等30余种，有些府多达40余种（据万历《广东通志》）。其中以荔枝、龙眼、柑桔、香蕉和菠萝最为著名，驰誉中外。《利玛窦中国札记》里写着：“中国有很多欧洲人从未见过的水果，它们全部生长在广东省和中国南部。当地人把这些水果叫做荔枝和龙眼，味道大都十分鲜美”。“这里，我们还发现了桔子和其他柑桔类水果以及各种刺丛生长的水果，种类繁多，并具有比别的国家同类水果更好的香味”。
荔枝、龙眼种植几乎遍及广东各地（顺治《潮州府志》卷一：“龙、荔二种，越止于韶州，至南雄则无”）。琼州府的荔枝，“出琼山西南界宅公都者多且佳”，出澄迈县西南的荔枝“繁盛”。该府所产的荔枝，有的品种比福建的荔枝还要好。明海南人丘濬有咏荔枝诗：“世间珍果更无佳，玉雪肌肤罩绛纱；一种天然好滋味，可怜生处是天涯”。广州及其附近一些县的荔枝、龙眼的生产，除了不断向丘陵山地扩大外，还迅速向基地发展，凡属矶围堤岸，都种荔枝、龙眼；用稻田改种果树的，每亩种荔枝20余株，龙眼四五十株。
明代中后期，广东的荔枝分为“山枝”与“水枝”两大类群。“近山则种山枝”，“近水则种水枝”，水枝的产量已大大超过山枝的产量。自挂绿至状元红，皆山枝。“水枝以黑叶为上，黑叶又以番禺古坝所产为上，顺德之三贵次之”。荔枝品种很多，成熟有先有后，最早是三月熟，最迟七月熟。所谓“东家夸三月之青，西家矜四月之红”，就是荔枝上市最早的品种。陈白沙诗：“五月江门荔枝丛”，就是五月熟的品种。钦州的荔枝，四五月熟的，叫做火山；六月熟的，叫做绿罗袍。龙眼要到初秋才熟。“廉州龙眼，色味殊绝”（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十五）。潮州的龙眼，“以海阳丁家种为上”（顺治《潮州府志》卷一）。
柑桔的种植更为普遍，连粤北的南雄府也产香橼、金橘、橙、柑、橘。柑桔实际上包括柑、桔、橙、柚、柠檬、枸檬、佛手、金柑、金桔等多种柑桔类产品。万历《广东通志》提到肇庆府多橙柚，广州府多柑柚。潮州府的柑桔类水果有柑、橘、柚、橙，其中“以柑为第一品”，那里的柑，“味甘而嗅香，肉肥而少核，皮厚而味美，有二种皮厚者尤佳”。柑，“产四会者，光滑，名鱼冻柑”。香柚，出增城者，小而尖长，“甚芬郁，入口融化”。香橼，“以高要极林乡为上”。广东的甜橙苗还在15世初叶（另一说是16世初）传到欧洲，后又传到美洲。美国现在种植的“新奇士”甜橙，源于广东古代的甜橙品种（《农艺植物考源》与《农林新报》总301期，1933年。转引自《珠江三角洲农业志》第6册）。
橄榄、槟榔、椰子的种植发展很快。橄榄多产于高州、雷州、廉州、琼州、韶州、潮州、肇庆诸府以及增城、番禺等地。广东民俗最重槟榔与素馨花。招待客人，先用槟榔，后用素馨，甚至订婚、结婚都必需有槟榔作为礼品。琼州府招待客人，每每以槟榔代茶，椰子代酒。
香料：岭南又称香国。琼州府、高州府、廉州府、广州府、肇庆府、罗定州都是产香地，特别是朱崖（琼山县东南）、德庆、高明、新兴、西宁、新安、东莞等县较多。《广东新语》卷二十六说：“莞人多种香……地一亩可种三百余株，为香田之农，甚胜于艺黍稷也”。香树有的属于山中的野生植物，有的则是人工栽植。明末，从化县和西宁县都用水翻车带动香碾，进行香料加工。
“岭外多花”。广东又以种花著称。花的品种甚多，常见的有菊花、素馨花、茉莉花、指甲花、鸡冠花、朱槿花、海棠花、梅花。广东花卉四季常开，故屈大均说“花到岭南无月令”，“天南春色无来去”。随着花卉用途的扩大和人们对花的爱好日益增多，明中后期，广东种花已发展为一种商品生产。花贩分载素馨花到广州城里卖，要经过五羊门南岸上船，这个渡头因而取名花渡头。至于儿童在街头卖花，则多指甲花和金凤花，妇女们用以染指甲，“红艳夺目”。茉莉花则用来薰茶。广州还有专门卖花的花市，在老城七门出售。到了旧历年前，更是“冬尽人人争买花，水仙头共牡丹芽”。
塘鱼与蔬菜：在明初自给性的塘鱼生产的基础上，到明中后期发展为商品性的塘鱼生产，鱼塘的面积不断扩大。据万历九年（1581）清丈田地山塘的数字，南海县有税鱼塘48326亩，顺德县40084亩，番禺县10702亩，新会县6588亩，三水县10250亩，香山县711亩，高明县7810亩，宝安县2698亩，东莞县32659亩（转引自《珠江三角洲农业志》[初稿]第三册）。上述9个县有税鱼塘面积共达159822亩。葡萄牙人克路士在《中国志》中记录了珠江三角洲沿海鱼苗养殖与买卖的“奇观”：“在二月末、三月及四月的一部分，大涨潮的时候，大量的海鱼在沿海的河口产卵，因此在河口育出很多品种的无数小鱼。为了在这个时候捕捞这些鱼仔，沿海岸所有的渔人都汇集在他们的船上，集中的船是那样多，遮盖了海面，都挤在河口。……这些鱼人捕捞到大量这种小鱼，放入用桩和结实线网围成的水塘，在那里把鱼养到鱼季结束。这个时期经常有很多船从中国内地各处到来，这些船内外携带很多篮子，用油纸糊严，不漏水，反倒盛水，每艘船都尽所需的购买鱼苗，然后带着这些篮子里的鱼苗走遍内地……”（[英]C.R.博克舍编注：《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95-96页）。
养蚕植桑在桑基鱼塘的基础上，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如顺德县在景泰年间已经广种桑树，至崇祯十五年（1642），全县种桑面积已达58094亩（李本立：《顺德蚕桑业的历史》，载《广东文史资料》第15辑）。
随着城镇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商品性的蔬菜生产也迅速发展起来。蔬菜的品种很多，主要有芥菜、白菜、䔨菜、芥兰、君达、生菜、茼蒿、茄、苦瓜、冬瓜、丝瓜、黄瓜、萝卜、葱、蒜、芫荽、芹、水芹、姜、韭菜、芋、茭笋，等等。此外，还有菌、香蕈、香菇、木耳、蕨、紫菜，海菜……。
商品性的茶叶生产和种葵、种植水草、棉花、红花、烟草、落花生等也在一些地区有了较大的发展。
三、专业区域的出现
明代中后期，广东农业商品生产逐渐形成了大小不等的专业区域，主要有如下一些：
“……番禺、东莞、增城糖居十之四，阳春糖居十之六，而蔗田几与禾田等矣”（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十七）。
东莞县石龙有“千树荔，千亩潮蔗，桔、柚、蕉、柑如之”。该县篁村、河田一带栽种甘薯和白、紫二蔗，“动连千顷”，“随其土宜以为货，多致末富”（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增城西洲人采用轮作制，在土地上轮种香蕉与甘蔗。蔗栽在原先种过蕉的地里，既生长繁茂，又很甜美。
“广州诸大县村落中，往往弃肥田以为基，以树果木，荔枝最多，茶、桑次之，柑、橙次之。龙眼多树宅旁，亦树于基”（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十二）。“广州矶围堤岸，皆种荔枝、龙眼”。
顺德陈村，“居人多以种龙眼为业，弥望无际，约有数十万株。荔枝、柑、橙诸果，居其三四，比屋皆焙取荔枝、龙眼为货，以致末富”（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
“自南海之平浪三山而东，一带多龙眼树，又东为番禺之李村、大石，一带多荔枝树。龙眼叶绿，荔枝叶黑，蔽亏百里，无一杂树参其中。地土所宜，争以为业，称曰龙荔之民”。“荔枝以增城沙贝所产为最，土黄润多沙，潮味不到，故荔枝绝美，自挂绿以下数十种，色、香、味迥异他县……岁收数千万斛，贩于他方”。“番禺鹿步都，自小坑火村至罗冈，三四十里，多以花果为业”。每田一亩，种柑桔四五十株。“自黄村至朱村一带，则多梅与香蕉、梨、栗、橄榄之属。连冈接阜，弥望不穷”。“岭南香园，以茶园为大……其地若石涌、牛眠石、马蹄冈、金钗脑、金桔岭诸乡，人多以种香为业。富者千树，贫者亦数百树”。“故莞人多以香起家”（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十五）。
蒲葵，“新会之西沙头、西涌、黎乐、新开滘诸乡多种之。名曰葵田，周回二十余里，为亩者六千有余”（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十六）。
茶，广州出白云、西樵、河南诸处，惠州出罗浮，韶州出南华、乐昌，潮州出潮阳，肇庆出鼎湖。特别是西樵山号称茶山，七八村的人，“皆依食于茶”。珠江之南有三十三村，“其土沃而人勤，多业艺茶”。春天采茶时，太阳还未露出来，妇女们便已经采摘绿芽于阳崖阴林间。而茶估则于每天早晨涉江到广州城去卖，称河南茶。乐昌的茶叶微有白毛，称白毛茶（嘉靖《广东通志》卷二十四；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四）。
潮州府澄海县，“门望青山近，篱落节桑麻”（嘉庆《澄海县志》卷二十六，明人王天性诗）。揭阳县“满地桑麻”（《揭阳县正续志》卷一说，该县天启间满地桑麻）。
珠江南岸庄头，“遍种素馨，居人以此为业”（《羊城古钞》卷七）。
“韶、连、始兴之间，多茶子树，以茶子为油。……琼州文昌多山柚油、海棠油、山竹果油，儋州多麻子油，皆美。广州有露花油，……蓼涌及增城人善为之，洋舶争买以归”（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四）。
琼州、雷州多产槟榔，琼州还产椰子。早在正德年间，琼州府的椰子以文昌县为多，而槟榔已是“四周皆产，文昌、琼山、会同特多”（正德《琼台志》卷七）。之后又有进一步发展，如万州，“膏腴之产，每家有槟榔之园，椰子之林”。槟榔以会同为上，乐会县次之，儋州、崖州、万州、文昌县、澄迈县、定安县、临高县又次之。琼州所产槟榔，“售于东西两粤者十之三，于交趾、扶南十之七”（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十五）。
高州、雷州、廉州等地产落花生，“用大牛车运之以上海船，而货于中国”（檀萃：《滇海虞衡志》卷十）。
除上述主要的经济专业区域之外，还有其他的商品生产专业区域。如南海县九江乡，“池塘相错，养鱼逐末，田谷资于他乡”（道光《南海县志》卷八，陈子升与南海某明府书）。
四、栽培技术
（一）栽培与管理。作物的栽培与管理之法利于作物生长，直接关系到作物的成活率和生长的好坏、产量的高低。广东农民从不断的生产实践中形成了一套有关果木等经济作物的栽培管理方法。《广东新语》说，“荔枝宜向阳”，龙眼“宜向阴”。栽培时，“以淤泥为墩，高二尺许，使潦水不及；以蒭草盖覆，使烈日不及；而龙眼之干，欲其皮中之水上升，以稻秆束之；欲其实多而大，以盐瘗之；生虫，则以铁线濡药刺之，否则，树尽蠹”。该书在记述蔗的栽培管理时说：“凡蔗以岁二月必斜其根种之，根斜而后蔗多庶出。根旧者以土培壅，新者以水久浸之，俟出萌芽乃种。种至一月，粪以麻油之麸。已成干，则日夕揩拭其螆，剥其蔓荚，而蔗乃畅茂”。
（二）轮作与间作。轮作就是在一定时间内在同一块田地上轮换种植不同的作物。间作就是在同一块田地上，种植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作物。《广东新语》说：“增城之西洲，人作种蕉，种至三四年，即尽伐以种白蔗。白蔗得种蕉地，益繁盛甜美。而白蔗种至二年，又复种蕉。蕉中间植香芽蕉与蜜桔、羊蓣等，皆得芳好。其蕉与蔗，相代而生，气味相入，故胜于他处所产”。又说：“予沙亭乡江畔，有沙地二三十亩，其种宜排草……春以播秧，至六月始种排草，以菜麸壅之。次年则以姜芋者种排草，必相易也”，表明这种方法可以提高作物的产量与品质。
（三）嫁接法与压条法。这是果苗栽培，使果树提早结果，提高果树品质的方法。《广东新语》说：“凡接果木，腰接离地二尺许，根接离地二寸许”。又说：“栎上接栗，桑上接杨柳……两两相交，封以黄土，壅以肥垢，烧腐草以拒霜，勿使冻著接枝则易生。花既芽，勿浇粪水，俟嫩条长，花头出，结实稍大，乃浇粪水，实时以羹泼之则实多”。又说：“陈村人尤善博接。凡花木同类者，各候其津液所至之时，博接之无弗活者。非其类则气不相贯，虽活不久，故或去枝护本，使气在本，实乃壮大；或去本护枝，使气在枝，花乃繁茂”。还说：“凡龙眼用接，荔枝用博。博之法，当花发时，以其枝削去青皮寸许，傅之以土。子结后枝即生根，乃落之为栽。接之法，以核漏出萌芽，长至三四月为栽，乃以龙眼之枝屈而接之，其栽之枝叶尽脱，乃以树上之枝叶为栽之枝叶，其法与闽中异”。《广东新语》还谈到顺德陈村人尤精于博接之法，“其巧不可缕数，物性虽殊，而不能逃人之智”。所以广州场师，多请陈村人。
（四）土壤。土壤是作物生长的基础，合理地利用土壤，可以提高作物的产量。《广东新语》记载了不同的作物宜选择不同的土壤的情况。
五、商品经济的活力
农业商品性生产的发展，给明代广东社会带来了明显的变化，显示出商品经济的活力。
随着农业商品性生产的发展，不仅农业生产结构发生了变化，而且带动农村生产结构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明显的事实是，甘蔗的种植，推动了榨糖业；蒲葵的种植，推动了制葵业；蚕桑的发展，推动了丝织业；麻和棉花的种植，推动了织布业；席草的种植，推动了制席业；香料的种植，推动了香料加工业，还需要“为香箱者数十家”；荔枝、龙眼生产多了，就需要“其为烤箱者、打包者各数百家”。
上述各类手工业在城镇和农村发展起来，而且脱离农业而独立发展的趋势已甚为明显，以生产商品为目的的手工业日益多了起来。
经济作物和塘鱼生产的迅猛发展，给农村劳动力就业带来良性的连锁反应。经济作物的生产需要投放较多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并更有利于个体农民安排家庭老幼和妇女参加劳动，而且在农闲季节也有事可做。比如说，摘花、摘果、摘桑、养蚕、取茧、缫丝、采茶，多属于妇女劳动。所谓“春山三二月，红粉半茶人”，所谓“花田儿女不爱花，萦丝结缕饷他家”，都是妇女参加劳动的写照。不仅如此，随着农村榨糖业、制葵业、丝织业、织布业、织席业的发展，需要男女劳动力也就更加多了起来。如榨糖不仅要收蔗、运蔗、储藏，而且要经过轧蔗取浆、取法煎糖等工序；又如养蚕，随着收蚕造数的增多和养蚕的发展，丝产量便大幅度增加，因而对丝织工的需求也相应地增加。
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农村墟市更兴旺起来，还出现了一些专业性墟市。合浦有珠市，番禺茭塘有鱼市，罗浮山有药市，东莞寥步有香市，“凡莞香生熟诸品皆聚焉”。顺德锦鲤海有龙眼市，邻近各县所产的龙眼也运来出售。增城县沙贝有荔枝市，陈村有秧苗市，“他处欲种花木，及荔枝、龙眼、橄榄之属，率就陈村买秧”。
此外，交通运输业也发展起来。许多地方不仅从事肩挑小贩的人多了，而且肩挑运输的人也多了，船夫和手推车夫也多了。正如屈大均在《广东新语》里说的：“舟车北去果箱多”，“舟子车夫，皆以荔枝龙眼赡口”。农村劳动力出路增多的意义，在于减少了农民盲目的流亡，减少了粮食生产密集的劳动力，解放了一部分生产力。
农业商品性生产是随着因地制宜、发挥各自的优势而发展起来的，这就决定了广大农村经济的发展不可能各地划一，而是不平衡的。有的地方发展快，日益富庶；有的地方相对慢一些，并不富裕。屈大均以史学家的敏锐眼光，观察到了明末广东农村这一历史发展的新情况。他在《广东新语》里说：番禺多花果，增城多荔枝，四会多柑橘香橡，南海宜种桑和荔枝，顺德宜种龙眼，新会宜种蒲葵，东莞宜种香和甘蔗，连州、始兴宜种茶子，阳春宜种缩砂蔤，琼州宜种槟榔和椰子，“或迁其地而弗能良，故居人利有多寡”。
由于是否种植经济作物，已经成为权衡“利有多寡”的一把尺子，所以，自明中期以来，部分地区发展到随其地之所宜，“争以为业”的程度，“居人擅其利”而“多致末富”。不仅如此，凡是经济作物多的地方，手工业和家庭副业也同样多了起来，如新会县既种葵，又制葵扇；顺德、南海既植桑养蚕，又生产丝织品；番禺、东莞、增城、阳春在扩大甘蔗种植的基础上，发展了榨糖业。实际上，那里的农村出现了农业与手工业都在迅速发展的趋势，使农村面貌迅速改观，明显地富庶起来；而较少种植经济作物或只种粮食作物的高地和山地，虽然农业也有所发展，但由于没有发挥出自身的优势，便明显地落在后头。
明代广东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广州等地对外贸易的发展；而对外贸易的发展，又反过来带动了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可以认为，两者的相互促进，双向互动，是直到明代才非常明显的。换言之，广州这个传统的对外贸易口岸，直到明代才真正发挥其联系广东农村和城镇的枢纽作用。
【选自《广东通史》，方志钦、蒋祖缘主编。《广东通史·古代下册》，蒋祖缘主编，李庆新副主编。撰稿人：蒋祖缘、李庆新、冼剑民、李绪柏、陈启汉、黄国信、关永章、许宁英、陈忠烈、倪根金、陈摩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