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冰 王邵军 | 农业文化遗产韧性的时空特征、 适应性循环演化及障碍度诊断——基于黄河流域山东段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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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第2期

作者简介

李晓冰，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乡村建设、城乡融合。在《东岳论丛》《经济与管理评论》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篇，其中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2篇。

王邵军，山东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政协山东省第十三届委员会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曾任山东财经大学党委书记。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潮、乡村建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新文科项目、省社科重大委托项目等课题7项；出版《生命的思与诗——冯至的人生与创作》《比较视域下百年乡村建设变迁研究》等多部专著；在《光明日报》《哲学研究》《新华文摘》《文史哲》《南开经济研究》《社会科学战线》等报刊发表文章60余篇。曾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二等奖，山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特等奖，山东省政府决策咨询奖二等奖等荣誉10余项。

阅读导引

农业文化遗产韧性的内涵，应综合工程韧性的物理恢复能力（如传统水利工程、耕种结构的抵御风险能力）、生态韧性的功能维持与自我恢复能力（如林下栽培、畜肥穴施等改善遗产系统的生态稳定能力），以及演进韧性的动态适应与转型能力（如人才引进、产业融合等的发展调整能力）予以界定。其本质是以历史人文传承为基础，依托“自然—社会—文化”要素协同，抵御内外扰动，维持农业生产生活的结构稳定，并实现农业文化遗产的复合再生。据此，适应性循环理论为揭示农业文化遗产的韧性演化与各要素适应性交互规律提供了学理支撑。

农业文化遗产作为“生态—社会”复合系统，其韧性并非收敛于某种稳定均衡，而是经历“压迫反弹—动态均衡—循环嵌套”的阶段性演进（见图1）。从长时段的角度分析，农业文化遗产的总体韧性由多个小型的循环阶段嵌套形成。其中，子循环的数量不固定，经过迭代累积，最终推动韧性水平跃升至更高水平（见图1-a）。

将单一子循环放大（见图1-b），可见其完整地包含重组（α）、生长（γ）、保护（k）、释放（Ω）四个阶段，并与“压力—状态—响应”（PSR）三个层面相对应。其中，内外部形态冲突与反弹适应是农业文化遗产韧性达到适应性演化的关键，进而形成了其适应性转型的“W型曲线”。在承受内外部扰动时，农业文化遗产系统的韧性短期降低，韧性调适滞后于干扰，此时风险集聚并由此进入生长（γ）阶段。随着农业文化遗产系统各功能结构的完善，农业文化遗产韧性进入保护（k）阶段。但当冲击越过遗产系统的最大阈值时，此前在保护（k）阶段所积累的守恒能量被快速释放。此时，农业文化遗产韧性跨越临界点而触底反弹，达到新稳态，进入释放（Ω）阶段。该阶段相较于其他三个阶段而言耗时较长，并逐步将韧性水平提升至相对平稳的新平衡状态。其与保护（k）阶段下的稳态不同，前者代表农业文化遗产韧性的动态平衡点，强调后期重组发展的新起点；而后者则代表农业文化遗产系统最初抵抗冲击、终止崩溃的临界值，强调遗产系统应对矛盾威胁下的紧急反馈红线。经过上述三个阶段，最终进入重组（α）阶段：农业文化遗产的要素资源被重新配置，恢复力与适应力逐步提升，从而进入下一轮子循环。

农业文化遗产韧性的适应性循环演化可分为正向、反向两个流向（见图1-c）。在正向循环（γ→k）中，生长（γ）阶段作为韧性演进初始阶段，农业文化遗产韧性增长变化缓慢，稳定性不断增强，受内外部扰动影响较小，因此韧性水平相对较高。随着遗产系统的扩张以及内部资源积累，农业文化遗产韧性发展至保护（k）阶段，即系统的开发阶段末期。因前期生长开发阶段资源迅速积累，遗产系统的恢复能力上升至最高点，但这与持续走高的遗产脆弱性互不适应，农业文化遗产韧性反而下降，最终接近释放阈值，由此逐渐向释放（Ω）阶段过渡。在反向循环（Ω→α）中，系统在经历能量释放（Ω）阶段后短暂处于低潜力、低韧性状态。进入重组（α）阶段后，农业文化遗产系统通过资源重组实现功能再整合，并寻求新的韧性提升动力。此时，农业文化遗产韧性达到较高水平，并根据自身现有条件进行调整、重组、更新、再适应。

综上所述，农业文化遗产韧性是抵抗能力、恢复能力与优化能力的综合表征，可以在PSR的框架下展开分析，即压力层面对应生长（γ）阶段，状态层面对应保护（k）阶段，响应层面涵盖释放（Ω）与重组（α）阶段。农业文化遗产韧性在多重扰动中不断抵抗反弹，完成阶段性子循环，并在更高层级上开启新一轮嵌套循环，最终实现总体韧性水平的持续提升与永续演进。

（一）研究区域概况

本研究以黄河流域山东段的10个农业文化遗产系统为实证案例（见图2）。案例选取主要基于以下考量：首先，该区域自然生境的二元特征突出。温带季风气候虽然为小麦、玉米、大豆等作物提供适宜水热条件，但耕地空间分布差异显著，部分地区存在水土流失、土壤沙化等生态隐患，对农业生产系统的稳定性构成挑战。其次，农业生产结构多元。区域内特色种植业实现规模化发展，且乡村旅游蓬勃兴起，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形成多个国家级特色产业集群。最后，文化底蕴深厚。该区域农业文化遗产集中体现“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如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的果木混交模式、章丘大葱栽培系统的传统技艺等，既传承了农耕技艺，又彰显了劳动人民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基于上述特征，本研究选取黄河流域山东段为典型案例，通过整理相关信息，构建农业文化遗产韧性的评估指标体系，并分析其韧性演进阶段，以期为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农耕文化的传承创新及“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二）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本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遗产地所在县（市、区）2013—2022年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及2010年、2020年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部分数据基于遥感数据，其中包含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POWER数据集（https://power.larc.nasa.gov/）提供的气象指标、MOD13A3归一化植被指数数据（https://search.earthdata.nasa.gov/search）、MOD16（https://earthexplorer.usgs.gov/）的蒸散量数据以及中国地理空间数据云（http://www.gscloud.cn/）30m分辨率的DEM高程数据、中国土壤科学数据库（http://vdb3.soil.csdb.cn/）的土壤栅格数据、武汉大学杨杰教授发布的CLCD年度土地覆被数据集（https://zenodo.org/records/8176941）。此外，对于“三品一标”认证数量、特色农产品生产力水平、环保投资指数等无法公开获取的数据，则通过向各遗产地的农业农村、林业、财政等部门申请获取；少量缺失数据统一采用插值法补齐。

（三）评估指标体系构建与研究方法

1.农业文化遗产韧性评估指标体系构建及测度

（1）农业文化遗产韧性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农业文化遗产韧性，既与可持续发展议程关联，又体现“事前—事中—事后”的因果逻辑框架。其核心在于考察农业文化遗产的恢复再生及抗风险能力在农业文明传承中的作用。鉴于农业文化遗产具有动态保护属性，PSR（压力—状态—响应）模型更契合农业文化遗产韧性概念的解析需求。基于此，本文构建农业文化遗产韧性评估指标体系，并揭示其在社会经济、自然环境、耕作方式变迁背景下的生成机制与提升路径。具体而言，压力（P）层面突出环境压力、经济发展与生计压力、人口压力等，既关注污染、旱涝等直接冲击，也关注现代化进程带来的间接冲击，侧重判断识别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干扰因素。状态（S）层面涵盖水体保护、景观格局、文化存续、食品安全与群体参与，衡量农业文化遗产在扰动下的生产性与非生产性的可持续功能价值。响应（R）层面聚焦经济增长、特色化生产与政策支持，主要体现在产业融合水平、特色农产品经济效益、财政投入等方面。基于此，将指标按照“压力、状态、响应”三个韧性特征进行梳理，并结合实地调研、专家咨询，确定最终评估指标。确定后的农业文化遗产韧性评估指标体系包括项目层、因素层和指标层三个维度，其中指标层共包含21个指标，具体见表1。

（2）农业文化遗产韧性水平测度

研究采用熵权-TOPSIS法对农业文化遗产韧性水平进行测度与评价。该方法将客观赋权与综合比较的优势相融合，其测度结果更具客观性和合理性。先通过熵权法对各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与权重计算，再推导各评估对象到正负理想解的距离，计算理想贴近度，从而测度出农业文化遗产韧性水平。

2.核密度估计法

核密度估计法是一种“非参数统计方法，用于研究空间分布的非均衡性”，其能够不依赖特定分布假设，通过平滑的峰值函数拟合样本数据。本文采用高斯核函数分析黄河流域山东段农业文化遗产韧性的空间分布，进一步揭示其在空间上的聚集分散特征与动态演进，计算公式为：

式中，f(x)为随机变量x的密度函数，n为样本数量，x_i为独立同分布的观测值，为观测值均值，h为带宽；K(x)为高斯核函数。

3.障碍度模型

障碍度模型通过计算指标偏离度、因子贡献度与系统障碍度，对黄河流域山东段农业文化遗产韧性的评估指标进行障碍度测算与大小排序，精准识别阻碍其主要障碍因子，计算公式为：

式中，W_j是第j个指标的权重； f_j(x_j)是第j个指标的评价函数，用于将指标的实际观测值转换为评价得分。

（一）农业文化遗产韧性水平时空分布

1.农业文化遗产韧性的时序特征

根据表2可知，2013—2022年黄河流域山东段农业文化遗产韧性水平显著提升，总体韧性水平均值由0.182升至0.266。然而内部差异同步扩大，标准差由0.078升至0.170，变异系数由0.430升至0.638。分阶段看，2013—2014年，多处农业文化遗产的韧性水平增速缓慢，处于“承压”状态，如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临清黄河故道古桑树群、宁阳绿色“桥白”种植系统、定陶玫瑰栽培系统的韧性分别降至0.084、0.196、0.146、0.076。2015—2019年，整体进入波折上升期，莘县香瓜栽培系统、定陶玫瑰栽培系统、章丘大葱栽培系统的韧性增幅分别为53.54%、50.41%、42.59%，而临清黄河故道古桑树群的韧性出现负增长（-8.9%）。2020—2022年，整体韧性水平继续抬升，章丘大葱栽培系统、岱岳汶阳田农作系统、肥城桃栽培系统的韧性持续高于区域年均水平并稳居前三。总体上看，该区域农业文化遗产韧性水平表现为“整体提升—内部分化加深”的双重特征，结构性不均衡加剧。

2.农业文化遗产韧性的空间特征

2013—2022年黄河流域山东段农业文化遗产韧性水平的核密度曲线整体呈右移延伸，主峰呈“M”型且波峰间距拉宽，反映出韧性水平总体提升与多极化并进，高值点增多、空间差距扩大（见图3）。此外，黄河流域山东段农业文化遗产韧性重心呈“C”型位移，体现为先降后升的阶段性波动。观测期内，核密度曲线的峰值先后经历了“单峰—主侧双峰—主峰双侧峰（三峰）”的演变过程，农业文化遗产韧性水平呈现出明显的多峰集聚态势。

根据PSR模型，黄河流域山东段农业文化遗产韧性可以从压力（P）、状态（S）、响应（R）三个维度展开分析，结果显示：压力（P）韧性高值区主要集中分布于黄河故道区（禹河故道、西汉故道、北宋故道），形成“西北高、中部低、东南均衡”的格局。其生态基底较差且传统生产关系占主导，难以实现农业的高质量突破，因此农业文化遗产面临较高的压力。状态（S）韧性高值区主要集中在“大汶口—龙山文化圈”的影响范围内，以章丘大葱栽培系统、岱岳汶阳田农作系统、肥城桃栽培系统为核心向四周扩散衰减，整体韧性分布以黄河为界，呈现东北高、西南低状态。这可能主要与文化景观保护、经济基础密切相关。响应（R）韧性高值区主要呈“三重心波纹式”差序扩散，以莘县香瓜栽培系统、章丘大葱栽培系统和宁阳绿色“桥白”种植系统为中心向外递减，反映出该区域产业调控、环境治理与稳定的农业特色生产能力的空间外溢效应。

（二）农业文化遗产韧性适应性循环演化阶段与发展类别

1.农业文化遗产韧性适应性循环演化阶段

在适应性循环模型下，黄河流域山东段农业文化遗产整体韧性经历了两个子循环阶段（见图4-b）：（1）子循环第一阶段（2013—2016年），以保护（k）阶段为起始，2014—2016年农业文化遗产系统开始逐步释放能量，进入释放（Ω）和重组（α）阶段。这标志着生态—经济—文化要素的再配置，其中《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管理办法（2015）》发挥了关键的重组作用。（2）子循环第二阶段（2016年后），农业文化遗产韧性进入较为稳定的上升时期，大部分遗产系统完成或正在完成第二轮适应性重组并进入新的均衡状态，高值集聚明显。

对黄河流域山东段的农业文化遗产进行单体拆解分析可知，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乐陵枣林复合系统、定陶玫瑰栽培系统、高庙王朝天椒栽培系统、章丘大葱栽培系统、肥城桃栽培系统的韧性变化速率较快，分别于2016年、2017年先后完成第一轮适应性循环提升。其演进形态主要分为“U”型（如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2013—2016年）与右上倾的“M”型（如章丘大葱栽培系统2013—2017年）两类。总体而言，研究区的农业文化遗产韧性表现出“启动早、迭代快”的适应性循环演进特征，部分遗产系统韧性已跨入更高的循环阶次，形成先发优势（如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乐陵枣林复合系统进入第三轮循环）；其余遗产系统韧性处于重组（α）阶段。

2.农业文化遗产韧性发展类别

综合分析可知，黄河流域山东段农业文化遗产韧性在适应性循环演化阶段以及各维度上具备共性与差异，据此可将其划分为四种发展类型（见表3）：（1）稳步提升型——整体韧性高，已经历多轮循环，将进入新子循环的生长（γ）阶段；（2）积极响应型——韧性居中且响应维度占主导，处于第二轮子循环阶段初期；（3）内部重组型——韧性增幅小，压力、状态、响应三个维度均不突出；（4）压力调节型——压力韧性主导，韧性水平低且波动频繁，将进入或已处于第三轮子循环阶段。黄河流域山东段农业文化遗产虽然依靠韧性演化实现了流域生态环境的阶段性改善与生态农业的实质性发展，但农业文化遗产潜在的生态、经济与文化价值还未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影响其农业文化遗产韧性水平提升的主要障碍因子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三）农业文化遗产韧性水平提升的障碍因子分析

1.准则层障碍因子分析

由黄河流域山东段农业文化遗产韧性评估的压力—状态—响应（PSR）三个维度障碍因子分布弦图（见图5）可知：状态（S）层面的障碍度指数最高且带宽最大，是制约农业文化遗产韧性水平提升的核心短板；响应（R）层面次之，反映出治理与多主体协同的不足；压力（P）层面最低，表明内外部压力并非主要阻滞因子。因此，未来黄河流域山东段农业文化遗产韧性水平的提升应优先强化状态（S）与响应（R）层面，通过完善遗产系统自身条件、强化多元保护主体的协同响应，构建多层级、全方位的韧性提升机制。

2.指标层障碍因子分析

在2013年、2017年、2022年三个时间节点上，影响黄河流域山东段农业文化遗产韧性的障碍因子出现频次居前的分别为传统村落数量（X14）28次、旅游观光指数（X17）28次、遗产区人口素质（X12）16次、特色农产品生产力水平（X20）8次、景观多样性指数（X10）7次、水源涵养量（X9）6次。由表4可知，传统村落数量、旅游观光指数及环保投资指数是阻碍“稳步提升型”农业文化遗产韧性水平提升的关键变量。传统村落承载着农业技艺与民俗文化，旅游观光是文化、生态价值实现的重要途径，环保投入决定遗产系统的生态承载与风险缓释能力。“积极响应型”在上述障碍因子的基础上，新增景观多样性指数，其主要作用是通过增加植被多样性与空间结构复杂性，协调生产、生态以及审美多维度融合。“内部重组型”的障碍因子变动较大：除传统村落数量长期主导外，第二、第三障碍因子在景观多样性指数→遗产区人口素质水平→旅游观光指数→特色农产品生产力水平之间转换。这表明该类型农业文化遗产韧性水平提升对文化环境与物质生产的协同依赖度高。“压力调节型”农业文化遗产对生态扰动敏感，障碍因子涵盖人、地、产三个方面，在促进产业融合发展、提高农民群众生活品质的基础上，农业文化遗产韧性水平提升仍需坚持绿水青山的生态美学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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