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农业补贴与中国乡村空心化的思考

日本农业补贴与中国乡村空心化的思考

作者 平塬 2026年4月

摘要：日本和中国同属东亚小农经济体系，却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城乡区域发展格局。日本通过以水稻为核心的高额农业补贴与边境保护体系，以经济效率为代价换取了乡村社会的稳定存续与区域均衡；中国则通过低粮价策略支撑快速工业化与城镇化，实现了惊人的经济增长，却付出了农村空心化持续加剧的沉重代价。本文以克鲁格曼“核心—边缘”模型为分析框架，系统比较两国农业政策的区域经济效应后发现：日本的选择实质上是“效率换均衡”的财政再分配策略，延缓了乡村边缘化的同时陷入高龄化、僵化的结构性陷阱，中国的选择则是“效率优先”的工业化路径，在实现整体经济腾飞的同时加速了乡村核心—边缘结构的分化与固化。两种模式各有利弊，中国的乡村振兴战略须在“效率”与“均衡”之间寻求新的平衡点。

关键词：日本农业补贴；村庄空心化；区域经济学；核心—边缘模型；城乡均衡发展

一、引言

在全球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进程中，农业部门与乡村社会的命运始终是区域经济学关注的核心命题。1991年，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发表了《收益递增和经济地理》一文，提出了基于迪克希特—斯蒂格利茨垄断竞争模型的核心—边缘（Core-Periphery）模型，揭示了经济系统如何通过制造业人口的迁移内生地演化为工业核心区和农业边缘区-67。这一模型为理解城镇化进程中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与固化提供了深刻的理论洞见：在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制造业倾向于向需求较大的区域集聚，农业则因土地要素的不可移动性而被锁定在边缘位置，从而形成空间发展失衡的格局-。

日本和中国作为东亚地区最具代表性的两个经济体，在应对这一核心—边缘结构分化时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政策路径。日本自20世纪70年代起，围绕水稻构建了全球最为严密的农业保护体系，通过高额补贴、极高关税、限产保价和农协垄断等手段，人为阻断了核心—边缘分化的进程，实现了城乡收入的均衡甚至逆转。而中国则选择了以低粮价支撑工业化、以城镇化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道路，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也加速了乡村空心化的进程——据民政部2025年3月发布的《农村发展状况调查报告》显示，目前全国约有7.3万个行政村出现明显的“空心化”现象，约占全国行政村总数的12.8%-19。

这两个案例构成了一个天然的比较研究场域：同样是东亚小农经济，同样是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为何走向了完全不同的区域发展格局？日本的高额补贴究竟是“拯救”了乡村还是“困住”了农业？中国的村庄空心化是工业化进程中无法避免的代价，还是政策选择的后果？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对这些问题的系统回答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构建区域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阐明核心—边缘模型对农业保护与村庄空心化的理论解释力；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分别系统剖析日本高额农业补贴的制度逻辑与中国的村庄空心化机制；第五部分进行比较分析与机制互鉴；第六部分提出政策启示与结论。

二、理论分析框架：核心—边缘模型视域下的农业保护与村庄空心化

（一）克鲁格曼核心—边缘模型的基本逻辑

核心—边缘模型通过数理分析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当制造业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特征且存在运输成本时，经济活动会自发地向一个区域集中，形成工业化的“核心”和农业化的“边缘”-67。这一过程的关键机制在于：制造业企业倾向于选择市场规模较大的区位以节约运输成本，而市场规模本身又取决于制造业的分布，从而形成“需求联系”和“成本联系”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

在这一模型中，农业部门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农业产品被假定为同质化、完全竞争且无运输成本，这意味着农业区域无法像制造业区域那样形成集聚经济。随着制造业向核心区域集中，边缘区域的农业从业者面临两难选择：要么留守乡村承受低收入，要么迁移至核心区域寻求更高的制造业工资。正是这一机制，内生地驱动了城镇化进程和城乡差距的扩大-。

（二）模型在中日两国语境中的适用性拓展

将核心—边缘模型应用于中日农业政策比较，需要作两方面的拓展。

第一，政府干预变量的引入。核心—边缘模型的核心结论是市场力量本身足以导致区域发展失衡，但两国政府均通过强有力的政策工具干预了这一自然进程——日本采取的是“强保护、高补贴、高壁垒”的反市场干预策略，中国则长期实施“低粮价、促转移”的市场化改革取向。将政府干预力度与方向作为调节变量纳入模型，是理解两国不同区域格局的关键。

第二，“乡村空心化”作为边缘化的具体表现形态。在克鲁格曼的模型中，边缘化主要表现为农业区域相对收入的下降。但在现实中，边缘化是一个多维度的过程，涵盖人口流失、产业衰退、公共服务萎缩、土地闲置等。中国情境下的“村庄空心化”正是核心—边缘分化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需要从人口、土地、产业、治理四个维度进行系统衡量。

沿着克鲁格曼“核心—边缘”模型的内在机理，已有学者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区域农业要素禀赋结构变迁的逻辑，发现中国各区域农业劳均增加值和劳均资本存量尽管在不断上升，但无法掩盖各区域农业要素禀赋结构的固化现象，且要素流动总体上有利于东部地区-69。这意味着，在中国语境下，核心—边缘结构不仅存在于城乡之间，还在区域间叠加放大。

三、日本高额农业补贴的制度逻辑与区域经济效应

（一）日本农业保护政策的体系架构

日本政府对以水稻为核心的粮食农业实施了全球最严密、财政投入最高的保护与支持体系，形成了“高补贴、高关税、限产稳价、农协垄断”的独特模式。

在价格与收入支持方面，日本构建了多层次补贴体系。水田活用直接支付的年度预算约为2507亿日元，覆盖水稻、麦类、大豆等主粮作物。收入稳定网（ナラシ対策）则在农业收入大幅下滑时提供差额补偿，2025年度预算达655亿日元，按“标准成本—市场售价”的差额进行补贴，确保农户不亏本。2025财年，日本政府还额外拨出2万亿日元用于“优先支援地方分配交付金”，以应对物价上涨带来的民生压力-1。在2026财年的预算概算要求中，农水省计划将总额定为2兆6588亿日元，较本年度增加17%，其中农业农村整备事业预算被纳入3941亿日元，较本年度增加18%-6。

在边境保护方面，日本对大米的关税长期维持在极高水准。WTO框架下达成的协议关税仍高达227%，进口米仅占国内消费的5%左右。极严苛的农药残留和品质标准构成了非关税壁垒，有效阻挡了境外低价粮食的流入。

在生产调控方面，“减反政策”（減反政策）自1971年起通过补贴诱导农民缩减水稻种植面积，转作补贴每1000平方米达5.5万至8.5万日元，鼓励改种大豆、饲料稻等。虽然该政策于2018年名义上废除，但仍以“适当生产量指导”的方式变相延续-。2025年，日本首相石破茂宣布将大米政策从抑制产量彻底转向提高产量，标志着实行数十年的“减反政策”正式画上句号-11。这一政策转向的直接背景是米价的持续暴涨——2025年5月，5公斤装大米的含税均价一度飙升至4268日元至4285日元，约为去年同期价格的2倍多-11。

在流通环节，农业协同组合（农协，JA）垄断了约90%的大米收购、加工和销售环节，形成了“政府—农协—农民”三位一体的治理架构。农协不仅是经济组织，更是深度嵌入日本政治体系中的利益集团——自民党长期依赖地方农业选票，尤其是地方农协，因此在政策制定中以牺牲消费者和普通农户的利益来保护其选票仓-10。

（二）区域经济视角下的“均衡化”效应

从区域经济学的角度看，日本这套高保护、高补贴的农业政策体系，最核心的功能在于以财政手段强力干预了核心—边缘分化的自然进程，实现了城乡收入的均衡乃至农村反超城市。这是世界农业史上的罕见现象。

研究发现，日本城乡差距经历了先扩大、后逐步缩小再到基本消除、最后城市被乡村反超的独特轨迹-。自1975年以来，日本农民人均收入一直高于城市居民，这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一个“奇迹”-。东亚在现代化进程中之所以没有出现城乡差距的持续扩大，根本原因在于城乡经济机会不断向农民持续开放，农民收入渠道不断拓宽，同时政府重视对农民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服务，例如日本的农民年金制度，促使农民的转移性收入显著增加-40。

具体而言，日本农业保护政策的区域经济效应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财政转移有效保留了乡村地区的人口存量。高米价和政府补贴为农民提供了有保障的收入底线，使农村能够维持基本的人口规模和消费能力，避免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失与区域经济空心化。其二，补贴与公共投资形成了区域内的小循环经济。农业补贴不仅直接惠及农户，还通过农资、加工、流通、文旅等配套产业带动了乡村产业链的发展，保住了数百万乡村就业岗位。其三，农业的多功能性价值得以彰显。水田在水源涵养、防洪、生物多样性维护、景观保全等方面的生态价值，在政策支持下得以持续发挥，这为日本构建了超越单纯经济计算的区域公共品供给体系。

日本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的实践表明，其政策体系以制度变革为基础，依据不同发展阶段的核心矛盾，构建了“问题导向—法律支撑—分类施策”的政策体系，从战后恢复期的粮食安全导向，到经济起飞期的城乡均衡目标，再到近期的农业竞争力再造，逐步形成了精细化政策工具箱-46。

（三）硬币的另一面：效率代价与结构性僵化

然而，日本农业保护体系的区域均衡效应是以巨大的效率代价换取的，其内部的结构性矛盾正在加速暴露。

首要问题是农业生产效率的严重低下。日本户均耕地面积仅1.5公顷，远低于美国的150公顷和中国的10公顷。更严峻的是，小规模经营叠加高龄化趋势，已使日本农业陷入“不可持续”的境地。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2025年发布的农业结构动态调查，核心农业从业人数已降至102万人，较五年前锐减25.1%，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大降幅。这些核心从业者的平均年龄高达69.2岁，65岁以上者占比达71.7%-51。其中，米农的平均年龄更高达71岁-52。高龄农民受体力限制，无力扩大种植面积或引进新技术，农业生产陷入“越保护、越萎缩”的恶性循环。

第二，价格扭曲导致严重的资源错配。日本大米价格是国际市场的5至8倍，5公斤装大米售价超过4000日元，是中国市场价格的约5至7倍。高粮价推高了全社会的生活成本，压制了居民在其他消费品上的支出，扭曲了内循环的结构。消费者被迫以高昂价格购买主食，这在事实上构成了对城市居民隐性征税的再分配机制。

第三，农协垄断造成了区域经济中的利益固化。农协在收购环节低价从政府储备中获取大米（16.5日元/公斤），再以市场价售出，年获利数百亿日元。2025年米价暴涨期间，有消息称农协截留了政府投放储备米的95%，理由是防止米价贬损-10。农协—地方政府—自民党形成的“铁三角”使政策改革举步维艰，形成了典型的寻租结构。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学者所指出的，目前日本农业体系当中，农协的利益和政治家的选票被排在优先地位，而农业科技贡献和土地规模化专业化经营则严重受阻，使得日本农业系统看似“高贵好”，实则极为脆弱-52。

综上，日本的选择是以巨大的效率代价和财政负担，换取了乡村社会的稳定存续与区域表面的均衡。这种均衡的本质，是一种用城市税收补贴乡村生活的“输血式均衡”，而非乡村内生发展能力提升所带来的“造血式均衡”。

四、中国村庄空心化的形成机制与区域经济后果

（一）中国的农业政策逻辑：低粮价与快速城镇化

与日本截然相反，中国农业政策的核心逻辑长期围绕“以农补工”和“低粮价保城市”展开。通过最低收购价政策、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生产者补贴等手段，中国确保了粮食安全底线，但粮食价格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以此支撑快速工业化所需的大量低成本劳动力。

在财政投入方面，中国的农业补贴规模同样可观。2025年中央财政安排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208亿元，推动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6.7%-59。“十四五”期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从2021年的1565亿元稳步增加至2025年的1770亿元，五年间总量达到8505亿元，较“十三五”时期增加3200亿元，增幅高达60%-58。然而，与日本不同，中国的补贴更多流向基础设施改善和规模化经营支持，而非直接的农户收入补偿，农户从农业经营中获得的收入有限。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进一步塑造了独特的城乡人口流动模式。在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框架下，中国大量农村劳动力遵循劳动生产率从低到高的方向，形成了从农村到城镇的大规模单向流动-29。根据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中国乡村人口比2010年减少16436万人-。自1985年至今的40年间，自然村数量减少约150万个，行政村数量也缩减近50万个-19。

（二）村庄空心化的四重维度

中国的村庄空心化并非单一现象，而是人口、土地、产业、治理四重维度交织的系统性问题。

人口空心化是最直观的维度。农村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超过23%，较城镇高8个百分点-。城乡二元结构下，青壮年劳动力持续外流导致农村人口“空心化”，叠加公共服务不均、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加剧了留守老人经济压力与养老困境-30。更严峻的是，中国农业不再具有剩余劳动力“蓄水池”的功能——随着农业中资本—劳动比的快速提高，已出现明显的资本报酬递减趋势-29。

土地空心化同样触目惊心。全国农村闲置宅基地面积已达3800万亩，占总宅基地面积的13.3%，空置房屋超过7500万套-。在一些偏远村庄，宅基地闲置率超过50%甚至80%的情况也并不鲜见-。宅基地制度改革研究表明，盘活闲置农房是抑制空心化村人口流失的核心传导路径-20。

产业空心化则表现为农村经济活动的全面萎缩。由于低粮价无法支撑高附加值的农村产业，农业之外的乡村经济机会稀缺，大量农户依赖外出务工收入，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持续下降。这一状况进一步削弱了农村的内生发展动力。

治理空心化是指基层治理能力的弱化。农村党员队伍结构老化导致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呈现弱化趋势-。在缺乏产业支撑和人口基础的情况下，乡村学校合并、卫生院萎缩、公交线路缩减等公共服务塌方现象日益突出。

（三）核心—边缘结构的加速固化

从区域经济学的视角审视，中国的村庄空心化实质上是核心—边缘结构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加速分化与固化。与日本通过财政手段“逆市场”干预不同，中国选择了顺应甚至加速市场力量的方向。

在这一过程中，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向东部沿海城市群集聚，形成了强大的经济核心；而中西部农村则因缺乏产业支撑和人力资本积累，持续向边缘位置滑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基础设施差距、公共服务差距相互叠加、相互强化，形成了恶性循环。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核心—边缘结构不仅在城乡之间展现，还在地理空间上呈现为东部、中部、西部的梯度分化。研究表明，东、中、西部地区的宅基地制度改革对空心化村人口流失的抑减效应依次递减，这意味着越是远离核心区域的边缘地区，空心化趋势越难以逆转-20。

五、比较分析：两种路径的区域经济学对话

（一）“效率换均衡”与“效率优先”的范式差异

日本和中国在农业政策上的根本分歧，可以归结为对“效率”与“均衡”这两个区域经济学核心目标的不同权重分配。

日本选择的是“效率换均衡”的范式。通过巨额财政投入和强有力的边境保护，人为阻断了市场力量驱动的核心—边缘分化进程，实现了城乡收入的均衡乃至农村对城市的反超。这一选择的收益是乡村社会的稳定存续、粮食安全的绝对保障以及农业多功能性价值的持续发挥。其代价是农业生产效率的极度低下、物价的持续高企、财政负担的不断加重以及国际竞争力的丧失。

中国选择的则是“效率优先”的范式。通过低粮价政策支撑快速工业化，通过宽松的城乡流动政策释放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巨大潜力，实现了整体经济的跨越式增长。这一选择的收益是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使数亿人口摆脱贫困。其代价是农村空心化的加速加剧、城乡差距的持续扩大以及部分地区乡村社会的解体风险。

（二）两种路径面临的共同挑战

尽管路径迥异，两国在当前阶段却面临着相似的深层困境。

首先是农业劳动力的高龄化与后继无人。日本核心农业从业者平均年龄高达69.2岁，中国农村老龄化程度也显著高于城镇。无论日本如何补贴，无论中国如何推进规模化经营，两国的年轻人都缺乏进入农业的意愿。这意味着农业的可持续性问题已成为两国共同的挑战。

其次是乡村功能的重构压力。日本的村庄因人口减少而面临过疏化，中国的村庄因青壮年外流而面临空心化，实质上都是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功能衰退的同构现象。如何让乡村在城镇化背景下找到新的功能定位，是两国都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

第三是政策路径依赖的锁定效应。日本的农协—政治铁三角使任何改革都举步维艰，减反政策名义上废除多年却仍在以变相形式延续-1。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同样具有强大的制度惯性，户籍制度改革虽有推进，但基本公共服务的城乡均等化仍任重道远。

（三）东亚乡村转型的启示与中国的独特处境

东亚经济体的乡村转型经验为中国提供了重要的镜鉴。刘守英等学者的研究表明，东亚乡村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路径：在农业份额下降和乡村人口减少的背景下，没有发生土地规模化、农业专业化、农民职业化以及传统村庄的普遍终结，而是在小规模农地经营基础上实现了农业工业化，农民通过大量兼业活动走向职业身份的多角化，村庄也因经济活动的丰富以及公共服务的提供而实现体面存续-40。

这一经验的核心启示在于：规避城乡差距扩大的关键，不是简单地加速城镇化或实施农业保护，而是赋予农民在城乡之间多样化的经济机会。东亚通过乡村基础设施的完善、城乡联系的加强以及乡村产业的发展，使农民从事各类经济活动的机会增多，农业之外收入日趋稳定增加-40。

然而，中国面临着比日本更为复杂的处境。日本的农业保护体系是在经济高度发达之后才建立和完善的，有雄厚的财政实力作为后盾；中国尚处于中等收入阶段，不具备实施同等力度农业保护的经济条件。日本在人均GDP几百美元到几千美元的发展阶段上，就成功实现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而中国即便城镇化率高达70%，仍有4.5亿人生活在乡村，解决城乡差距必须改变单向城市化思维-40。

六、政策启示与结论

（一）从“输血”到“造血”：中国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

中国不宜简单复制日本的高补贴模式，而应在吸收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乡村振兴之路。

第一，适度提升农产品价格，增强农村内生购买力。低粮价在支撑工业化的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内需驱动增长的新阶段，适度的价格调整有利于激活乡村消费市场，让农村成为国内大循环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二，将农产品加工、电商物流等高附加值环节留在县域，让农民分享全产业链收益。日本农协虽然垄断性强，但其全产业链整合的思路值得借鉴——关键在于形成有利于农户的利益分配机制，而非简单的组织复制。

第三，大力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创造体面的乡村就业岗位。智慧农业、无人机植保、农产品电商等新兴业态为青年人返乡提供了技术型、服务型的就业空间，有望打破“农业=低端劳动”的传统认知。日本2026年预算中已将智慧农业列为重点推进方向-。

第四，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蔡昉指出，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应该着眼于把“刘易斯过程”同“蒂布特过程”进行脱钩，即让劳动力流动遵循效率原则的同时，使公共品供给不再因户籍身份而有实质性差异-29。

（二）结论

本文从区域经济学的视角，系统比较了日本高额农业补贴与中国村庄空心化这两种不同的区域发展路径。研究表明，日本的选择是以巨大的效率代价和财政负担换取乡村社会的稳定与区域表面的均衡，本质上是“效率换均衡”的财政再分配策略；中国的选择则是以农村空心化为代价换取整体经济的快速增长与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推进，本质上是“效率优先”的发展路径。

两种路径各有利弊，也各有其历史的合理性。然而，从长远来看，任何以牺牲乡村内生发展为代价的模式都不可持续。日本在低效均衡中陷入高龄化和僵化的陷阱，中国在效率优先中面临空心化和失衡的风险。中国的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在吸收日本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效率”与“均衡”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既不重蹈日本“高保护、低效率”的覆辙，也要扭转中国农村“空心化、边缘化”的趋势。唯有如此，乡村才能从被动的“后方仓库”转变为内循环体系中的“第二引擎”，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实现自身的体面存续与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Krugman,P.IncreasingReturnsandEconomicGeography.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91,99(3):483-499.

[2]刘守英,熊雪锋,王瑞民.东亚乡村转型对中国乡村振兴的启示[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3.

[3]蔡昉.破解人口城镇化与农村人口空心化的矛盾[N].北京日报,2025-08-11.

[4]周应恒.日本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的实践与经验[M]//乡村研究数据库,2025.

[5]罗浩轩.中国区域农业要素禀赋结构变迁的逻辑和趋势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7.

[6]都阳,崔慧敏.农村人口老龄化：趋势、挑战与应对策略[J].中国农村观察,2025(4).

[7]陈祥.日本农业系统看似“高贵好”实则脆弱[N].中国经济导报,2025-06-19.

[8]郭君平,曲颂.宅基地制度改革对空心化村人口流失的抑减效应与传导机制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25.

[9]MAFF.SurveyonAgriculturalStructureandDynamics,2025.

[10]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2025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R],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