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南阳盆地社会衰败的生态史考察
刘振华
(上海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上海 200093)
摘要: 明清以来，南阳盆地及周边山区由于人口激增，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资源遭到过度开发，致使南阳盆地自然生态破坏和自然灾害频繁。南阳盆地自然灾害的频发加速了域内水路交通的衰落，加剧了近代南阳盆地社会生态的衰败和社会经济的萧条，最终使南阳盆地由 "中心地带" 演变为世人所不齿的盗贼渊薮。
关键词: 南阳盆地；自然生态；水路交通；市镇经济
南阳盆地在地理上介于黄河、淮河与长江流域之分界，域内 "白、唐、湍、淅四水南流，属汉水流域"[1] 93。因地理条件优越，气候相对比较适宜农业的发展，南阳盆地是汉水流域最早得到开发的地区 [2] 73。春秋、战国时期，南阳为楚之 "宛郡", 为楚国重要的冶铁中心和北方重镇，"是一个具有经济意义的都会。"[3] 126 秦至西汉，南阳盆地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西汉时期，"宛亦一都会也，"[4] 南阳成为当时全国六大都市之一。两汉之际，南阳盆地水利事业尤为发达，一系列水利工程的修建使南阳盆地成为能与关中经济霸权相抗衡的 "基本经济区"[5] 74。其后，自三国迄于明代，有学者认为:"在这 1400 余年的时间内，南阳盆地经济发展在总体上呈现出破坏→恢复→短期发展→再破坏的周期性特点，其发展水平似乎一直未能赶上两汉时期的水平。"[6] 经历了清朝中后叶的短暂复兴后，南阳盆地于清末民初又陷入历史发展的低谷。晚清以降，随着南阳盆地自然、社会生态的衰败和区位交通重要性的下降，当地社会遭遇亘古未有之衰变，沦为 "人无宁居" 的盗匪世界 [7]。推究南阳盆地由盛至衰的原因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本文仅从自然生态史演变的视角出发，探究近代南阳盆地衰败的历史脉络。
一、明清以来南阳盆地自然生态的破坏
南阳盆地位于秦岭、大巴山以东，桐柏山、大别山以西，其北是秦岭山脉东端的伏牛山地，其南是大巴山脉的东端。南阳盆地的地貌形态结构具有明显的环状和阶梯状特征，外围为低山丘陵所环抱，边缘地带为波状起伏的岗地和岗间凹地，大部分岗地宽阔平缓，呈马蹄形由边缘向盆地中心延伸；岗地以下是倾斜和缓的平原，地面起伏很小；盆地中间广阔的冲积平原受地形影响呈扇形分布 [8] 21。从河流水系和农业经济地理的角度来看，南阳盆地地处我国中部的汉江中游地区，位于秦岭、淮河南北自然分界线的衔接地带，是汉水流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指出，南阳地区不属于华北平原区，属于长江中下游区 [9] 349-370。发源于南阳盆地边缘山地的众多河流，呈向心状汇入盆地中部的唐河、白河。唐河、白河在湖北两河口相汇称为唐白河，流域面积在今河南境内约 2 万平方公里。其上游山区多花岗片麻岩，久经风化，岗丘坡面较为破碎，易遭侵蚀，故河水含沙丰富。唐河、白河干支流充满沙砾，尤以白河系统为严重，当地居民有 "白河沙多，唐河湾多" 之谚。干流进入平原后，又发育了众多河曲。因此，唐、白河水系上游地区的水土流失促使中游河水的泥沙大量沉积，河床日益升高，洪水来临时，河水猛涨，毁岸决堤，破坏甚烈，时常因排泄不畅而造成水灾。若久晴则致干涸断流，对南阳盆地的航运和灌溉都有妨碍 [10-11]。
明中期以前，南阳盆地虽为古老的农耕区，但只限于盆地中心的平原地带。明朝中后期，约二十万荆襄流民附籍南阳盆地后，周边山区始得开发。明政府在南阳盆地及周边山区增置淅川、桐柏、伊阳等县，原置县份也因流民的附籍落户而人口增加，县属行政区划也不断扩大 [12]。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等部转战南阳盆地达十余年之久，境内战事频繁，致使土地再度荒芜 [13-15]。
清中期以后，随着人口压力的增大，南阳盆地人地关系再度失衡。清初，"值云贵多事，驿路供应甚繁，户多流亡。" 至乾嘉 (1736-1820) 年间，"始渐复业，户皆认粮。"[16] 62 据载，清初南阳府 "原额人丁三十六万二千一百九十六", 其中 "逃亡人丁二十一万一千二百一十九"。[17] 清中叶以来，南阳盆地人口过度增长，人地矛盾日渐突出。据康熙三十二年 (1693) 的统计，南阳县有 9240 人。后经康熙、乾隆时的 "轻徭薄赋" 政策，社会较为安定，生产得到发展，盆地人口大增。光绪二十五年 (1899), 南阳县内已有 58086 户，251739 人。1929 年，全县为 558369 人，较清末增长 1.2 倍 [13] 554。至 1932 年，南阳县人均耕地 3.2 亩，户均耕地 14 亩 [18] 26-27。盆地西部的淅川县僻处山区，历来耕地数量不多。康熙二十八年 (1689), 淅川县有耕地 30.7 万亩，人均 10.93 亩；光绪三十一年 (1905), 淅川县有耕地 57.8 万亩，人均 3.7 亩；至 1948 年，淅川县有耕地 53.6 万亩，人均仅 1.75 亩 [14] 141。由此可见民国时期南阳盆地人地矛盾的紧张程度。
明清以来，南阳盆地周边山区民众对山区土地、森林等资源的掠夺式开发，极大地破坏了山区原有的生态系统。清乾嘉时期，由于南阳盆地人口激增，盆地周边山区自然生态失衡 [12]。近代以来，地处伏牛山深山地带的内乡夏馆山区森林资源破坏尤为严重，当地的造纸 (火纸) 业、制香业、烧炭业等就地取材，林产加工业成为山区经济的支柱 [19]。
在南阳盆地西北部的山区地带，不少山民以砍伐森林为 (副) 业。据调查:"南阳为多山之区，尤其在六区，所以从事于樵柴伐木的也不少。靠山的农民，大部分都兼做这件事以维持自己的生活，这也算是主要副业的一种。"[18] 681937 年，画家吕佛庭在镇平县北的五朵山游玩时，路过一个村子，"村上有四五户人家，男女老幼，都是衣服褴褛，鸠面鹄形，以打柴烧炭为业，生活很苦。"[20] 302
燃料缺乏也是造成盆地山区森林资源遭破坏的一个因素。清末，盆地西部山区的淅川县年销木炭约 3 万余斤，煤行销境内约 30 余万斤 [21] 280。据记载:"南阳一带，燃料昂贵，交通不便，北方之煤输入不易。树木不待成材，即施斧斤。"[1] 197 在伏牛山区，由于森林砍伐严重，"非入山数十里，或数百里，人烟稀少，交通不便之地，不易见森林。"[22] 29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南阳、唐河一带虽为平原农业区，"而燃料一项，则平均不敷应用，" 考其原因:
三百里里内无煤矿之开采，附近又无山柴之补助；农村及城市日常生活及酿油 (酒)、制油、磨粉等工业之燃料，全赖农产物之根、茎、叶以充之。在当地的所有农村，几无隔年之积柴，而不自劳动之小地主，又特感燃料缺乏之苦，他们除了砍伐树木外，也随着一般农民，于秋收后向黄色的地面之下，发掘那深藏的棘根，少数的大地主自然是例外。普通农民于夏初至秋末，由其儿童割取青草，庄稼收获后，拔拾其根。冬初至春末期间，农民更相率在池衅 (畔)、路心掘取棘根，至树下落叶及地边飞草，更无时不在清理之中。[23]
1930 年代，南阳盆地西部及伏牛山周边的自然生态更为恶劣。以内乡县为例，"境内河流以湍河、默河、长城河、老灌河、丁河为最大，其他小川巨壑，纵横错杂，随处皆是，平时为干沟，雨时为洪流，以其四面环山之故，一遇阴雨，山洪暴发，大小河流，走石挟沙，最足为害，且河岸左右，岗陵阻拦，湍流所至，横冲直撞，沿岸之地，尽成河湾，平坦可耕之地，全县不及十分之一。"[24] 豫西临汝县，"荒山最多，林木过少，"" 旧有河渠，可资灌溉者九十余处，现仅有三十余处，足见填废淤塞。"[25]
明清以来，南阳盆地及周边山区人口的大量增加，致使近代南阳盆地人地矛盾突出。而当地民众对盆地及周边山区土地、森林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加剧了南阳盆地及周边自然生态的恶化。
二、近代以来南阳盆地自然灾害的频发
明代中后期至民国年间，随着对南阳盆地及周边山区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周边山区的原始森林急剧减少，造成水土流失严重，南阳盆地生态严重失衡。加之域内河道长期失修，河流阻塞，堤坝倾颓，农民屡屡受灾。据调查:"白河夏易涨，冬易涸，虽通舟楫，为利甚微。且泥沙淤塞，每值夏秋霖雨，上游山洪暴发，下游汉水盛涨，则无所宣泄，横流四出，为害甚烈，东南郭垣，常祀圮水中。水退沙留，两岸白沙如银，皆不毛之地，间植芭茅而已。"[22] 136-137 在内乡县，据父老传述:"满清中叶沿河植柳，筑堤护田，开渠引水，人民颇利赖之。嘉道以下，山林日伐，河多滞塞。降及咸同，洪水为灾，先后两次，沿河之地，多被冲毁。清末民初，兵匪连接，山林堤柳，均失保护，河事益废。民国八年，复遭洪水，四大河流，冲地二百余顷 (小河冲毁之地尚不在内)。十八年夏季，洪水暴涨，又多冲毁，昔时沿河两岸之平畴，大半化为沙滩矣。"[24] 30 民国初年，南阳某老翁回忆其幼年时，"西北山中多树，雨后一日余，山洪始至其乡，"" 今因树少，雨后半日便至。"[22] 31 老翁所言现象与盆地上游森林植被遭严重破坏有密切的关系。
民国以来，南阳盆地主要有水、旱等自然灾害，特殊的地理条件使南阳盆地在遭遇水旱灾害时受害尤其严重。据当时调查，泌阳县，"全境皆山，河流窒塞，每在夏秋之交，若天久不雨，县境即有旱荒之虞。若雨水过多，则县境内均成泽国。故本县每年不是旱灾，便是水灾。"[26] 唐河县，"连年所受灾荒，为水灾，旱灾，蝗灾，旱灾多发生于秋后，水灾则发生于夏间，蝗灾发生于谷麦将成熟之期，人民困苦病饿，而丧于非命者，所在多有。"[27] 80 淅川县，"近年以来，旱涝为灾，惟在夏秋季最烈，被害者十之七八。"[28]
方城县，"旱涝之灾，循环相至：十八年旱魃为墟，赤地千里，五谷枯槁，薪桂米珠，饥殍载道；二十年阴雨数月，山洪暴发，秋禾淹没，庐舍倾圮，粮价飞腾，农民多流离他乡…… 循环天灾，愈演愈惨，因农业守旧，不知改良，以致农村经济完全破产。"[29]
1919 年 7 月中下旬，南阳盆地暴雨成灾，山洪暴发，境内邓县、南召、方城、南阳、沘源 (今唐河)、新野、淅川、内乡等县受灾，105000 多间房屋被毁，412000 多亩土地被淹，10 余万人吃住无着 [30] 19。1919 年夏，内乡县夏馆山区受灾严重，小湍河集市被洪水冲没，栗坪街被切去一半，冲毁耕地不下 3000 亩，淹死三、四百人 [31] 15。同年夏，邓县刁、湍两河交溢，平地水深达丈余，被灾区域 130 余里，淹死 315 人，冲毁房屋 77595 间，灾民 30193 人 [32] 23。南召县柳村街被洪水冲走，白土岗街内可行舟 [31] 15。桐柏县仅程湾一带，洪灾毁地达数千亩、房屋 2000 余间 [33] 19。
1928 年 11 月，据河南省赈务处调查:"鲁山连年兵匪，水旱频仍，元气凋敝。去岁秋麦减收，入夏冰雹成灾，秋旱至今，麦不能种。树皮、草根被食尽，现在饥民用饲马之草焙焦碾末和采叶充饥，且有连此不得者，则以山中滑石果腹，食此石数日，辄肠断而死。"1929 年，饥荒比上年更为严重，饿殍载道，外出逃荒要饭者不计其数。[34] 381928 年秋，方城县，"大旱，赤地千里，无收。岁大饥，人相食。"1929 年，方城县，"大旱，民以树皮、草根为食，道无行人，十室九空。"[35] 6,211929 年，整个南阳盆地灾情严重，加之军阀混战，农民力耕不足应赋，背井离乡，酿成全区饿死 70 万人的大灾难，地方史称难忘的 "民国十八年"[36] 4。
1931 年，全国各大流域普遍遭受水灾，唐、白河流域及伏牛山周边受灾尤重。该年夏，河南大部分地区阴雨连绵，河流泛滥，全省 80 余县不同程度遭灾。南阳、新野等 21 县有 60% 的耕地被淹。其中，人口死亡 "以唐、白河流域最为惨重", 邓县、南阳、新野 3 县淹死 3 万余口，汝南县 "也有八千五百多人死亡"[37] 228-229。南阳县，"六月，县境内白河决口 15 处，沿河村庄均成泽国"; 七月，"疟病流行，死者甚多。"[13] 286 六月底至九月底，新野县，"湍河、淯水、溧河三水泛滥贯穿，堤堰溃决，沿河村落无幸免淹没者…… 其淹男女为 690 人，倒房 7118 间，灾民 39541 人，有 7066 人因糊口漂泊异乡。是年瘟疫流行，死者甚多。"[38] 45 同年 6 月 30 日，因湍河、刁河决堤，邓县东西百里、南北 40 多里一片汪洋，遭灾近 20 万人 [36] 17。1931 年 6 月下旬，方城连降暴雨，境内 1346 个村庄受灾，冲淹耕地 44200 亩，10235 人受淹，死亡 632 人，淹死牲畜 5890 头，淹没房屋 2300 间 [35] 271。1931 年，鲁山县，"夏、秋连降暴雨，全县 214 个村庄受灾，淹没和冲毁耕地 27.9 万亩，倒塌房屋 2000 多间，饿死、淹死 12728 人。" 次年秋，"沙河洪水泛滥，冲毁 64 个村庄，淹没和冲毁耕地 23 万余亩。"[34] 38
1935 年，南阳盆地又遭遇大水灾。"五月，大水一月，白、唐、湍水交汇，平地撑船。" 南召县，"毁地 67000 多亩，塌房 13000 多间…… 高粱穗上爬青蛙，树梢上摸鱼。"[31] 16 该年 7 月 4 日至 8 日，新野县水灾惨重，饥民达二十余万。据该县华洋义赈文化教育社电文称:"河水暴涨，白河、唐河、栗 (溧) 河、湍河同时齐发，水势猛烈，城垣倒塌。城关房屋，多数倒毁，登城望之，纵横数十里，一片汪洋，形同泽国……"[39]
由此足见灾况之惨重。
清末民初以来，随着水利的废弛，自然生态的破坏，南阳盆地频繁地遭受自然灾害的侵扰。贫困的小农在严重的灾荒面前无能为力，而民众又无法得到政府或民间社会的有效赈济，这给当地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三、近代南阳盆地水路交通的衰落
在古代，南阳盆地不仅是联系关中、巴蜀、关东、江南几大基本经济区的陆路交通枢纽，也是长江水系支流伸入中原腹地最远的地区。南阳盆地域内河流密布，主要的通航河道有唐河、白河、湍河、丹江 4 条，均属长江水系汉江支流；加上淮河流域可通航的叶县、舞阳、泌阳 3 县历史上皆属南阳府管辖，因有 "推淮引湍、三方是通" 之说。历史上，这些河流都可通航，作为沟通南北的水路通道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 [40-41]。严耕望曾高度评价荆襄驿道经南阳盆地西达长安、北抵洛阳的的水陆交通价值:"(荆襄驿道) 西北溯汉水固通舟楫，而溯丹水至商州 (今商县) 之水运亦颇盛，至于襄阳直北，溯白河亦至南阳。商州至长安，南阳至洛阳，陆道皆不甚远，故此荆襄大道水陆两运皆发达，而水运航程，南至荆鄂达湘赣，北至商州与南阳，实为中国中古时代南北天然水运航线之最长亦最盛者。"[42] 1077
元、明时期，唐、白河仍是沟通中原和江南的重要通道。南阳是豫西南的商业贸易中心，南方各省物资通过唐、白河入南阳。北方各地也因唐、白河水运的便利而汇集于南阳进行交易或转运。明代地理学家王士性记载:
河南诸水以河为经，附河诸郡水：济、颍、睢、淝、溱、洧、伊、洛、纒、涧，俱如焉。北以卫河为辅，而漳于境外合之；南以淮河为辅，而汝自境内合之。然多截流横渡而已。春夏水涨，则堤岸为鱼，秋冬水涸，则沙滩成地。无舟楫之利，无商贾之埠，无鱼鳖之生，间或有之，亦不多也。惟南阳泌、淯诸水，皆南入汉，若与中州无涉者，然舟楫商贾，反因以为利。[43] 223
由是可见，唐、白河水运的便利为域内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如裕州 "东关尤多客货", 城关有板市、牛市、盐市、花布市，城关有马市等专业市场，商贾辐辏，"俨然一大都会也。"[44]
清咸丰以来，白河航运的船只约 3000 只。咸丰五年 (1855), 清政府在白河入汉水处设分局抽收船厘。同治十三年 (1874), 在汉口设 "河南船邦公所"[45] 23。南阳境内白河一道，"夏秋水盛之时，襄樊货船可抵南关，小船则可抵县北五十里之石桥镇。"[16] 65 据光绪新修《南阳县志》载，石桥镇，"北道三鸦通汝、洛，南循洱、淯，乘涨之郡，瞬息可至，绾榖水陆，号为繁富。"[46] 南阳县南六十里的瓦店，"或曰汉水之小长安也…… 地濒淯水，民习舟楫，帆樯出入，时有盈余。其市多菽、麦，亦有麻油、枣、梨。夏秋乘水涨，下舟宛口 (唐白河交汇处), 输之汉 (汉口), 时获倍称之息。"[46]
民国初年，南阳盆地境内唐、白河，丹江上游约有木船 3000 只。唐、白河以排子船最多，约 2000 只，丹江上游淅川船帮，船名驳鳅，计约千余只。丹江行驶之船只，载重量最大者约 10 万斤，最小者约 1 万斤，普通者约 4 至 5 万斤。以往唐、白河水势相等，只能通行超重 3600 斤 (20 石) 之船。冬季水枯时，最多只能装 2900-3200 斤 (16-18 石)。白河由瓦店至张家湾大水时下水 1 日可达，上水需 5-6 天，一般往返需 15 天左右。连停泊时间在内，每年运输往返约 12 次 [47] 463-464
至于丹江河道上船只历代各有多少，明以前无考，自康熙后始有记载。即：乾隆年间达 1200 余只；光绪年间约 800 余只；北伐期间 (1924-1927) 400 余只 [48]。
晚清以降，南阳盆地周边山区水土流失严重，河床淤塞，唐、白河通航里程逐年缩短 [49] 320。清末，"境内白河一道，夏秋水盛之时，襄樊货船可抵南关，小船则可抵县北五十里之石桥镇。赊店、唐河水盛时，货船可抵寨外。近则水势甚微…… 至境内稻田，西北山中约近百顷，其余水利昔有今废者甚多，而天时不同，地势久变，竟有人力难施之处。"[16] 65
南阳盆地水路交通的阻塞严重制约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清末，南阳县境内的土产出境，"以黄豆、芝麻为大宗，缘湖北不产油料，故行销汉口特畅，计黄豆出境每年不下数万石，芝麻约五分之一，其余杂粮亦每年数千石。"[16] 651926 年，据《湖北实业月刊》记载:"白河至汉水交汇处之张家湾，每年交易额为黄豆 20 万石，小麦、芝麻 20 万石，杂粮 3 万石，棉花交易尤盛。"[45] 24-251928 年以后，"唐、白二河，皆因淤浅，舟楫被阻，"[7] 水运渐趋衰落，农产品严重滞销 [13] 328。新野县因白河水路与湖北发生密切的经济联系，大部分商品 "多由汉口、老河口、樊城等处运来"[50]。民国以来，由于白河河道淤塞，水位下降，航道逐渐缩短，加之军阀混战，河路匪患不断，新野商业贸易倍受打击 [41] 12。唐河县也因唯一的商贸渠道 --- 唐河水路受阻，地方作物无法外运，致使当地资金紧缺，商业萧条。据调查:"在昔承平之时，利用唐河一泓之水，南边襄樊，转接武汉，境内所产农作物，皆赖此河向外运输，以交换商品及现金。近年各地商业萧条，交易滞窒，所产农作物，无处运销，以致谷价惨跌，现金缺乏，…… 银价飞涨，已成不可挽回之势矣。"[27] 84
20 世纪 40 年代末，丹江自荆紫关以下，白河从石桥以下，唐河由源潭以下，尚可维持常年或季节性通航，老灌河、湍河航运皆中断。加上船民生活贫困，运输船只陈旧落后，南阳盆地内河航运几陷于停顿。1959 年，白河上游鸭河口水库建成后，往日水患得以消除，但航运之便亦告终止 [49] 320。
四、近代南阳盆地市镇经济的兴替
交通条件的区域性差异对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非常明显。近代国门洞开后，随着商埠的开放，铁路的修筑，一些城市随近代交通运输的发展而兴起，而一些原来比较繁盛的城市则走向衰落。在华北，新兴城市有的位于沿海 (天津、青岛、烟台、秦皇岛), 有的位于铁路交叉点 (郑州、石家庄、新乡), 有的位于公路与铁路的联结点 (张家口、潍坊、商丘), 均占有较重要的交通位置。还有一类城市由于矿产资源的开采而兴起，如唐山、淄博等矿业城市，河南则以焦作为典型 [51] 16-17。清末民初的河南，随着新交通网络的开辟，旧的交通网络被打破，一些城市不可避免走向衰败。如河南之周家口，"当水路交通之要冲，向为中州商业集散之地，自郑州兴起后，商业渐为所夺。"[52] 101 在京汉线未筑以前，河南之豆，"本以周家口为集中点，自铁道通行后，其集中点移于驻马店，由此输至汉口，称为车货。"[52] 21 学者认为，南阳盆地内的各市镇多分布于区域内水陆交通要道之上，这些交通型、商业型的城镇因对交通的依赖性较强，不少城镇随河道、驿路的兴衰而消长 [53]。正如周家口随水陆交通之转移由盛而衰，位于内陆核心地带的南阳盆地也随近代交通网络的变迁而日趋被边缘化。
近代铁路、公路兴修之前，南阳盆地水陆交通地位重要。嘉庆《南阳府志》载:"南阳为用武之地、四达之区。其势据荆襄上游，为中原咽喉，故自滇、黔上达神京，属在冲要，而秦、晋、燕、楚、川、湖行旅率必由之，舆马贵游络绎不绝者，皇华之所临也；车牛服贾珍错杂陈者，贸迁之所聚也。"[54] 因南阳地势交通便于商务之发达，境内出现了如赊 (旗) 店、北舞渡等市镇，其繁盛状况超越县城。光绪《南阳县志》载:"济水以东，唐泌之间，赊旗店亦豫南巨镇也…… 地濒赭水，北走汴洛，南船北马，总集百货，尤多秦晋盐茶大贾…… 咸丰军兴，榷关其市，岁税常巨万。"[55] 287-288 清中后叶，赊旗店全镇 72 道街，聚集 13 万余人，曾享有 "天下店，数赊店" 之佳名。名声远扬的山陕会馆也在这一时期由山、陕两省在赊旗镇的巨商富贾兴建起来的 [56-57]。舞阳县的北舞渡镇位于沙河、辉河交汇处，西通汝洛、东下江淮、北达郑汴、南至荆襄，水陆交通十分便利。明清两代曾有 "拉不完的赊旗店，填不满的北舞渡" 之说，北舞渡繁盛时的商业人口在 10 万以上。道光六年 (1826), 该镇山陕会馆创建牌坊碑上载:"南阳舞阳之北舞渡，恃水陆并进，无穷之重镇也……"[58]
1906 年京汉铁路通车，由于交通干道的东移和荆襄驿道地位的下降，南阳盆地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水陆交通枢纽的优势。方城，"昔为出南阳、襄阳以下汉水，北走叶县、郾城，以通京津之驿路。自京汉路通，而此路遂寂。"[1] 108 唐、白河在旧日的南北交通上曾起水陆联运的作用，京汉铁路通车后，船只陡然减少，同样也加速了唐、白河的淤塞，域内往昔藉水陆交通便利的市镇经济迅速衰退，致使南阳盆地长期陷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2] 32。
清道咸以后，随着唐、白河上游源塞，河道淤坏，渐失水运之利，"赊旗镇下百里许即不通舟，商贾日稀，" 其旧有之繁荣也急转直下，赊旗镇乃告衰落 [55] 288。1918 年，日本东亚同文会调查:"由于铁道开通，铁道势力在其沿线及向西开拓，河南西部的交易大受其影响，于是赊旗镇的繁荣急转直下，遂呈现在的状态。现在赊旗镇道路仍宽广，大店铺鳞次栉比，山西会馆巍然耸立，从中可窥其昔日之繁盛局面。"[59] 128 自清末唐河上游淤塞，唐河上溯之客货渐集于县北源潭镇，在铁路开通后，"唐河贸易即渐为其所夺。"[1] 43 随着豫南货源大量转入铁路沿线的许昌、驻马店、信阳等地，源潭镇失去水路运输的优势后更加衰败。至抗战时期，由于主要铁路、公路交通阻塞，沿海和主要交通沿线的大中小城市多被日军占领，藉唐河水运之便的源潭镇才迎来二度复兴 [60]。清末，北舞渡镇也因京汉铁路通车，镇中富商逐步向漯河转移，商业从而衰落。至抗战军兴，北舞渡恃沙河航运之优势，卷烟、粮、油等轻工商业又曾显赫一时。舞阳县郭廷以家生产的卷烟曾远销重庆 [61] 13。由赊旗、源潭、北舞渡等市镇经济变迁可以看出域内市镇经济对水路交通的依赖程度。
在豫西南，唯一不受近代交通影响的是位于丹江流域的荆紫关镇。清末，荆紫关商务仍颇为发达。夏季水盛时，当地码头停泊货船多达三四百艘，绵延数十里。清末《淅川直隶厅乡土志》载：岁出桐油、生漆各约 10 万余斤，岁入盐约 40 万余斤，洋布、洋绸自汉口运入 (水运) 值万余金，"全县商务以荆紫关为贸易总汇，县城次之。"[21] 279-281 民国初年，"因车道不通，陆运以骡。舟运较便于骡运。且下通江汉大埠，商船乐行之。舟楫之盛，昔不如唐河，今则反逾之。故荆紫关之商务，至今未衰，而赊旗镇日趋日下焉。"[1] 144
由荆紫关邮务之等级亦可窥当地商业繁盛之一斑。《淅川直隶厅乡土志》载:"淅境向无信局，民间传信颇形不便，光绪二十八年 (1902) 始于城内创立邮政总局，嗣因荆关商务较盛，于是将总局移往而以治所初设者为分局，交通颇便，成效显著。"[21] 256-257 若按清末民初河南邮务等级的划分标准，荆紫关与南阳府邮务同为二等，而赊旗镇则与镇平、新野、裕州 (今方城)、唐县 (今唐河)、舞阳、叶县、泌阳等县城同为三等邮局，由此可见荆紫关商务之发达远逾一般县城 [59] 425。
至 20 世纪 30 年代，南阳盆地的市镇商业更趋凋零。据调查:"(南阳) 历来即为中州西南重镇，舟车辐辏，货物云集。自轮轨既通，商旅移途，市面日呈萧条境况。县东之赊旗店，位唐河西岸，在昔上走汴洛，下通武汉，商务发达，近因上流淤塞，航运不利，大非昔比，余如瓦店、石桥，均为南阳县境内之大市场，现亦此衰落。"[7]
自然生态破坏和近代水路交通变迁对南阳盆地域内市镇盛衰有重要影响。民国以来，随着南阳盆地社会生态的衰败和社会秩序的崩溃，南阳盆地在交通区位上的劣势更加明显，成为处于 "边缘地带" 的典型地区，其社会经济尤其是市镇经济的衰败尤为剧烈。
五、小结
明清以来，南阳盆地及周边山区人口的激增和由此对南阳盆地的过度开发打破了自然生态平衡，这给当地社会带来了长期的负面影响。由于南阳盆地地理环境和域内河流走向的特殊性，南阳盆地在自然生态遭严重破坏后，水旱等自然灾害频发，水路交通严重受阻。自然生态破坏和水路交通的阻塞严重制约了当地社会经济的流通，致使域内藉水利之便的传统市镇走向萧条。清末民初，随着域内水陆交通的废弛，南阳盆地在对外交通、商业网络中逐渐走向边缘化，社会经济不可避免地走向衰退，社会冲突持续不断。在中央及省级政权的漠视下，南阳盆地自近代以来出现的各种生态 "病症" 未能得到有效及时 "疗治", 反而更加剧烈。民初至 20 世纪 2、30 年代，在军阀混战、社会秩序日渐崩溃的社会大背景下，南阳盆地沦为社会秩序崩溃的盗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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