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只眼看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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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农业行业产业综合研究与服务

2025年秋收时节，北京房山区长阳农场的300亩复耕小麦传来喜讯——亩产达1018斤，远超全市平均755斤的水平。这一突破得益于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自研品种“京麦189”的应用，该品种凭借耐瘠薄、抗寒性强、成穗率高等优势，成为复耕地主推品种，平均亩产高达629.87公斤。

几乎同一时刻，海南省东方市南繁水稻制种现代农业产业园里，海南大学的研究生们正仔细记录着水稻数据。不远处，几十名种植户在农民田间学校教室里学习绿色种植技术。这片土地上，研究生与种植户的身影同时活跃在田埂上，科技与农业正在深度融合。

从北京到海南，从智慧果园到科技小院，一场围绕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深刻变革正在中国乡村悄然上演。然而，在这场变革背后，我们依然面临着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科研与生产“两张皮”等深层挑战。

01 断桥之困：农技推广的现实痛点

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但长期以来，如何将前沿农业科技有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让科技真正惠农富农，始终是一个待解的命题。

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科技对农业生产提质增效的作用愈加凸显。然而，我国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依然面临一些困难。

农业科研力量分散，产学研用协同机制不完善，导致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不高。 大量科研资源倾向于布局前沿性、追踪型的“高大上”课题，而对农业生产一线亟须的“接地气”技术关注不足。

正如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成果转化与推广处副处长李民吉所言：“随着京郊农业科技需求不断迭代升级，基地‘单兵作战’的示范模式既难以形成技术集群的规模效应，也无法覆盖农业生产全链条环节，对产业升级的支撑能力自然受限。”-

与此同时，基层农业科技推广队伍薄弱，难以将先进技术及时送到农民手中。农业科技创新投入不足，尤其是企业在研发中的主体作用尚未充分发挥。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形成了一道道阻隔科技与田野的“断桥”。

02 体系重构：从“单兵作战”到“集团会战”

面对这些困境，一场围绕农技推广体系的系统性变革正在全国各地展开。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在已有基础上，构建了 “四层级两平台”新型组织体系，并与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协同实施“八项行动”，简称“四二八”体系。这一体系通过农业科技的“针”与服务的“线”，缝合了科技与产业、专家与农民之间的断层，同时将分散的创新要素拧成合力，精准打造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盆景”。

在具体实施中，该体系根据不同规模、类型的用户需求，划分了服务基点、示范基地、专家工作站和综合应用场景四个层级。以多学科融合、全面支撑产业的综合应用场景为重点，融合培育示范基地与专家工作站，并延伸服务基点覆盖面。目前，示范服务已覆盖全市13个涉农区县和约60%的主要涉农乡镇。

而在河南，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原中心探索出 “院地协同 三位一体”的农技推广新模式。通过统筹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创新资源，与地方政府农技推广部门结合，协调省、市、地县产学研各方推广资源，探索区域科创中心、多元化农技推广体系、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协同机制。

中原中心充分发挥平台优势，遴选100位省级、市级、县级农技推广专家组建了18个专家指导组，实行“市级专家统筹、县级专家驻点、省级专家支撑”组织模式。这种模式有效缩短了科学技术到生产应用的距离，提高关键技术到位率和覆盖面，实现主粮作物的高质高效生产与大面积单产提升。

03 科技下沉：专家“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在河北，农业创新驿站成为农技推广的一大亮点。截至2024年，河北省已建成省级驿站300余个，累计安排引导性资金超过15000万元。

驿站实行 “首席专家负责制” ，在京津冀2400多名全产业链专家的参与下，覆盖粮棉油、蔬菜、水果、中药材等36个产业。“我们不是‘单打独斗’，而是‘组团作战’。比如一个果品驿站，会有种植、植保、加工、销售等领域的专家，从选种到卖货全环节跟进。”河北省农业农村厅科技处负责人介绍。

为了让专家“沉下心”，河北农林科学院、河北农业大学等技术依托单位出台了专项政策，完善了成果转化激励制度。专家在驿站的技术推广成果，可纳入职称评定、绩效考核，让他们干事有动力、有保障。

这种制度创新的成效十分显著。河北迪龙驿站的小麦种植模式，节水50%、节地10%、省工80%以上、节肥30%，辐射带动7万亩，农户亩增收200元以上。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率在驿站得到了显著提升，真正实现了“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与此同时，科技小院模式也在全国遍地开花。在济南市章丘区圣井街道，科技小院创新构建了“组织强保障、小院聚人才、产业促共富”全链条工作体系-7。面对高端人才“引不进、留不住”的困境，他们探索出了 “候鸟专家”“周末教授” 等一系列柔性引才模式。

通过将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需求与小院产业发展痛点精准对接，与专家建立“定期驻点指导＋线上实时问诊”服务机制，科技小院累计培训187名新型职业农民，带动成立8家特色种植、生态养殖等新型经营主体，实现农户抱团发展、产业集群升级。

04 数字赋能：智慧农业重塑生产图景

在科技推广体系创新的同时，数字技术也在深刻改变着农业生产的面貌。

北京昌平区天汇园苹果园内，成熟的苹果缀满枝头。枝叶间，冠层温湿度监测站如同“哨兵”，通过立体分布的传感器精准捕捉不同高度环境数据，为果树精细管理提供精准依据。智能灌溉系统依据根系附近的土壤湿度传感器数据，在阈值触发时自动启停，按需补水直达根系。智能采摘机器人借助3D视觉识别果实成熟度与位置，以适宜力度轻柔采摘。

这种智慧果园集成应用模式融合智能装备、操作系统、轻简化栽培及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在北京市农林科学院6名多学科专家的紧密协同下，构建起高效联动的智慧场景。“相比传统管理，智慧果园显著提升了精准化水平，智能灌溉与水肥药一体化应用使化肥减施15%、农药减量10%。”该院林业果树研究所农艺师周佳介绍。

在通州区漷县镇某蔬菜大棚内，宜机化温室搭载的水肥变量精准管理系统，基于光照和作物需求智能决策水肥，实现节水超10%，增产5%至10%，年节省人工至少12人，亩均综合效益提升2000元以上。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智能装备技术研究中心负责人表示：“未来农业必然走向智能化。数字赋能的智慧农业行动，旨在推动先进装备与成果落地应用，助力农民从‘劳力者’转型为‘指挥者’。”

05 企业主导：激活市场新动能

在完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过程中，企业的角色日益凸显。全国人大代表、山东鲁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孙东伟指出，当前我国涉农企业已由传统的农资供给、产品收购和加工销售等环节，逐步向研发、生产、加工、物流、营销、服务等全产业链环节延伸，成为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力量。

他建议完善涉农企业开展农业科技创新的专项政策扶持体系，围绕国家农业高质量发展需求，为企业提供清晰的科技创新方向，并根据不同规模、不同类型涉农企业制定差异化扶持政策。

建立健全先进农业科技成果权威认证与示范推广体系，由省级及以上农业农村、科技等主管部门牵头，组织第三方专业力量开展公开试验验证，为企业自主研发的农业科技创新成果提供权威背书。

同时，搭建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平台与农业科技资源共享体系，通过企业主导、政府支持的产学研合作模式，推动农业关键共性技术攻关，促进科研院所、高校与企业之间的资源共享。

06 田间学校：让农民成为技术主人

如果说专家是科技推广的“供方”，那么农民就是“需方”。如何让农民真正掌握先进技术，成为技术的主人？海南的“农民田间学校+科技小院”模式给出了答案。

在海南省东方市南繁水稻制种现代农业产业园，农民田间学校不是传统教室，而是把课堂搬到田埂上、大棚里、直播间。这一模式实现了从“灌输式”理论教学向“参与式”实践的转变。

三亚市大茅村党总支书记高正才坦言，技术匮乏曾是制约村庄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大茅远洋农民田间学校的建立改变了这一局面。这所学校不仅拥有可容纳300人的室内培训场地，更有超千亩的室外实训基地。

在陵水，滴滴沃家农民田间学校以 “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领着农民赚” 为核心理念。学员们在这里可以学到防虫网绿色防控技术，掌握短视频拍摄、直播带货等新农具使用方法。学员江碧珍从普通农户成长为拥有全网200多万粉丝的电商达人，单场助农直播销售额突破20万元。

2023年以来，海南已建成74所农民田间学校，累计培训农民突破1万人次，让农业科技真正在泥土里生根发芽。这种“农民田间学校+科技小院”的模式，正成为海南打通农技推广“最后一公里”的金钥匙。

07 精准对接：从“田间问诊”到“科研开方”

解决科研与生产“两张皮”问题，关键在于构建以真实产业需求为导向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发布的《种植业成熟适用技术推广服务指导目录（2025）》，正是将 “以产定研、以需定研” 理念付诸实践的一次有益探索。

在前期需求征集过程中，该目录充分发挥农技推广体系的枢纽作用，联动企业、科研单位和新型经营主体，系统识别产业中最紧迫的技术瓶颈与共性需求。内容涵盖栽培管理、科学施肥、防灾减灾等56项综合性生产技术模式，布局覆盖东北、黄淮海、长江中下游、西北、西南、华南等六大生态区域，涉及玉米、小麦、水稻等20种主要农作物。

该目录建立起“需求从生产中来、成果到田间中去”的良性互动机制，推动企业、种植大户、农技人员从过去被动接受技术，转变为共同参与需求提出、方案设计、成效验证的主动角色。这不仅有效解决了科研与生产脱节、成果转化率低等问题，还系统推动了成熟适用技术的规模化应用，逐步构建起“需求-研发-验证-推广”的全链条闭环。

李惠东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建议，建立需求响应机制，推行 “农民点单、机构派单、专家接单” 的服务模式。这种机制将农民的真实需求置于核心位置，确保科技资源投向最需要的地方。

08 未来图景：体制创新助推农业强国

展望未来，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效能提升仍需在体制机制创新上持续发力。

李惠东常委建议，以县域为基础，推进基层农技推广管办分离，实行“行政主管部门﹢专业机构”二元管理模式；建立“县级总站﹢区域中心站﹢村级服务站”三级网络，推行“一业一策”特色产业服务包制度。

在考评机制上，应改革传统评价方式，建立 “服务对象满意度﹢技术到位率﹢产业贡献度” 三维评价体系。这种评价机制更能真实反映农技推广的实际效果，引导资源向最有效率的领域流动。

人才队伍建设也至关重要。要用足用实用好“编制池”，搭建“县管乡用、区域调配”的管理架构；完善奖励激励机制，建立“定向评价、定向使用”的职称评审制度；实施“农技人才振兴计划”、农技人员知识更新工程等，进一步补齐能力短板，优化队伍结构。

台盟中央建议，加大农业科技研发投入力度，提升中央预算中农业科技创新支出比重。完善农业新质生产力财政支持政策，加大对企业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示范推广的奖补力度。健全 “财政引导﹢金融创新﹢社会资本” 多元支持体系，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农业新质生产力建设。

北京“四二八”体系的成功实践，展示了一幅令人振奋的图景：截至目前，依托该体系，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在京郊已建成综合应用场景5个、专家工作站36个、示范基地31个、核心服务基点70个，361位专家参与其中，服务范围覆盖全部13个涉农区，示范面积1.7万余亩，展示示范各类优新品种260余个，示范相关配套新技术、新装备270余项，开展下乡对接服务1400余次，组织培训200余次。

正如农民日报时评所言：农业技术不能悬在半空，必须脚踩泥土、扎根田间，精准回应一个个具体的生产痛点。当每一个科研资源都投向产业最急需的环节，当每一项技术创新都经过生产实践的严格检验，当每一位生产者都成为创新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农业这个古老的产业将得以与最前沿的科技成果精准对接，实现前所未有的深度融合，迸发出支撑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持久动能。

从北京的“四二八”体系到海南的农民田间学校，从河北的创新驿站到河南的“院地协同”模式，一场农业科技推广的深刻变革正在中国乡村大地上演。这场变革的核心，正是让科技真正扎根泥土，长成参天大树，为农业强国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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