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这句镌刻在中国人基因里的农谚，承载着千年农耕文明的厚重底蕴，更维系着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根基。然而，当下中国农村正遭遇一场前所未有的“空心化”浪潮：田间地头的身影日渐佝偻，青壮年劳动力持续向城市迁徙，农村老年人口占比逐年攀升，坚守耕作的人更是屈指可数。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家每年投入数千亿元农业补贴，持续加大对“三农”领域的扶持力度。
一边是农业生产主体持续萎缩、传承链条濒临断裂，一边是巨额农补不断注入，一个尖锐的问题随之凸显：这些旨在滋养农业、惠及农民的补贴，到底落入了谁的腰包？中国农业“无人继承”的困境背后，又潜藏着哪些深层次的矛盾与挑战？破解这一困局，既不能简单将农补流向等同于“贪腐”或“浪费”，也不能将农业无人继承片面归咎于“年轻人不愿吃苦”，我们需要穿透现象、直击本质，从人口流动、政策执行、产业逻辑、价值导向四个维度，层层剖析矛盾核心，厘清农补分配的现实逻辑，探寻农业传承的破局之路，唯有如此，才能让农补真正发挥实效，让农业重新成为有奔头、有希望的产业，让农耕文明在新时代得以薪火相传。
当下中国农业的困境，本质上是“人”的困境——农村人口结构失衡导致种地主体断层，而主体断层又进一步加剧农业发展乏力，形成难以打破的恶性循环，这种困境并非个例，而是遍及全国大部分农村地区的普遍现象。一方面，农村人口“老龄化”与“空心化”深度交织，种地主体持续萎缩，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4年底，我国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已超过28%，远超22.0%的全国平均水平，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且增速快于城市，更值得警惕的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失呈现“不可逆”态势：202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9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超过1.7亿人，绝大多数为18-45岁的青壮年群体，这些人走出农村后，大多在城市定居、就业，彻底脱离农业生产，导致农村“空心化”日益凸显——许多村庄仅剩老人、妇女和儿童留守，形成“老人守村、妇女持家、儿童留守”的畸形格局。在华北平原的诸多村庄，笔者走访发现，田间劳作的村民平均年龄已超过65岁，70岁以上老人仍坚守耕地的现象十分普遍，一位72岁的老人坦言：“不是不想歇，而是地里的活儿没人接，儿子在城里上班，孙子连麦苗和杂草都分不清，只能自己硬扛。”这种“老人种地”的现状，不仅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低下，更意味着农业传承出现了致命“断代”——当这一代老人逐渐丧失劳动能力，而青壮年无人接手，土地撂荒将成为必然结果，据农业农村部统计，2024年全国耕地撂荒面积虽控制在合理范围，但局部地区撂荒现象突出，其中80%以上的撂荒地根源在于“无人耕种”。
另一方面，农业“无人继承”的困境，本质上是“价值认同”与“收益预期”的双重缺失。对于当代农村青壮年而言，种地早已不是“谋生首选”，而是退无可退的“无奈之举”，从收益层面看，传统种植模式投入高、产出低，一亩地一年的净利润往往不足1000元，远低于外出务工收入——一名青壮年外出务工，月薪普遍在5000元以上，一年的收入相当于种植50亩地的净利润；从发展前景看，农业生产周期长、抗风险能力弱，受天气、市场等多重因素制约，而农村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与城市差距悬殊，难以吸引青壮年回流扎根。更深刻的是，农耕文明的价值认同在年轻一代中逐渐淡化消解，在城市长大的农村子弟，从小远离田间劳作，对种地缺乏情感寄托，更不具备基本的农业生产技能；即便在农村长大的青壮年，也大多认为“种地没前途”“没面子”，宁愿在城市从事体力劳动，也不愿返回农村深耕农业，这种“不愿种、不会种、不想种”的普遍心态，让农业传承陷入“断代危机”，而这种危机远比土地撂荒更可怕——土地可以复耕，但若农耕技艺、农业精神的传承断裂，便难以轻易恢复。
就在农村种地主体持续萎缩、农业传承陷入困境的同时，国家对农业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大，根据农业农村部、财政部联合发布的2025年中央财政农业补贴政策，中央财政每年安排数千亿元资金，覆盖耕地地力保护、农机购置、粮食生产、农业社会化服务等多个领域，包含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小麦“一喷三防”补助、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等九大类补贴，核心目标是保障农民收益、稳定农业生产、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然而，巨额农补的投入，并未完全扭转农业无人继承的困境，反而引发社会各界对“农补流向”的广泛质疑——这些资金，到底真正用在了哪里？关于“农补落入谁的腰包”的质疑，本质上是对农补分配公平性、政策实效性的深度追问，事实上，农补的流向并非单一指向，而是呈现“多元分配”的复杂格局，既有合规合理的分配，也存在部分不合规的乱象，核心涉及四大主体，背后是不同利益诉求的博弈与平衡，我们既不能简单否定农补的政策成效，也不能忽视分配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唯有客观厘清农补流向，才能让政策真正发挥作用。
第一类主体是坚守耕地的普通农户，尤其是种粮农户，他们是农补的核心受益群体。根据2025年中央财政农业补贴政策，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稻谷补贴等多项核心补贴，原则上直接发放给拥有耕地承包权且实际耕种的农民，通过“一卡通”或“一折通”方式直达到户，杜绝中间环节截留克扣，这类补贴的发放有着明确的条件限制：已改变用途的耕地（如转为设施农业用地、非农业征占用地）不得享受补贴；抛荒一年以上的耕地，取消次年补贴资格；非粮化、非农化耕地，按规定核减或取消补贴。在东北玉米主产区，一位种粮农户向笔者表示，他承包了20亩耕地，每年能领取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玉米生产者补贴共计约2000元，这笔资金虽不算多，却能有效弥补种子、化肥等生产成本，减轻种地压力。农业农村部、财政部联合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资金达1204亿元，惠及全国数亿农户，其中80%以上的补贴发放给了种植粮食的普通农户，这部分农补，真正起到了“稳民心、保生产”的作用，支撑着那些坚守田间地头的农户继续深耕农业。
第二类主体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他们成为农补分配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快速发展，成为整合农业资源、推动规模化种植的核心力量，也是农补支持的重点对象。根据2025年中央财政农业补贴相关政策，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补助、农业社会化服务补助、种粮大户补贴等，均明确向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服务公司等新型经营主体倾斜，鼓励其开展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生产。截至2024年底，纳入全国家庭农场名录系统的家庭农场近400万个，登记注册的农民合作社达210多万家，县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达9.4万家，这些新型经营主体通过土地流转、规模化种植、社会化服务等方式，带动大量农村劳动力就业，同时也获得了相应的农补支持。例如，2025年财政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安排82.04亿元资金，专项支持符合条件的新型经营主体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重点解决小农户在粮食生产播种、施肥、收获、病虫害防治等关键环节的机械化、专业化服务需求，这类农补的投入，旨在推动农业从“小散弱”向“规模化、集约化”转型，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契合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第三类主体是基层组织与相关从业者，存在合规与不合规两种分配情形。在农补发放过程中，基层村委会、乡镇政府承担着补贴申报、审核、公示、发放等具体工作，根据政策规定，部分农补资金可统筹用于基层农业服务、农田基础设施维护等公益事业，例如，部分村集体可按规定提取少量补贴资金，用于村内农田灌溉设施维修、农业技术推广、病虫害统防统治等，这属于合规使用范畴，但需严格履行公示程序，主动接受群众监督。但与此同时，也存在部分基层干部利用职务便利，套取、挪用农补资金的违规现象，黑龙江省纪委监委通报的8起套取骗取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典型案例中，多名基层干部、村会计通过虚报土地面积、虚报种植作物、虚增补贴对象等方式，套取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等资金，有的据为己有用于个人消费，有的用于村集体违规支出。例如，鸡东县下亮子乡武装部原部长何景超，在担任财政所专管员期间，以虚增土地面积的方式套取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款82.36万元，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同江市三村镇二村原会计陈卓，伙同他人虚报土地使用人等方式，套取大豆生产者补贴款18.22万元，被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这类违规行为，不仅损害了农民的合法权益，更侵蚀了农补政策的公信力，让部分群众对农补流向产生质疑。
第四类主体是“名义种地者”，他们空享补贴却不参与实际生产，这是引发农补流向争议的核心问题之一。随着农村劳动力流失，许多农户将土地流转给他人耕种，但土地承包权仍归自己所有，根据现行农补政策规定，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等部分补贴暂按“谁有承包权、谁领取”的原则发放，尚未完全实现向实际耕种者倾斜；还有部分农户，虽承包耕地却未实际耕种，而是将土地撂荒或闲置，却通过隐瞒抛荒事实、虚报种植情况等方式，继续领取农补，违背了农补发放的核心要求。例如，延寿县延寿镇黑山村村会计刘树安，明知其父亲所承包土地已有偿流转，却未按规定核减补贴面积，继续套取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款1.15万元，最终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这种“名义种地者”空享补贴的现象，导致农补资金未能真正流向实际耕种者，不仅违背了农补政策“补种地、补种粮”的初衷，更加剧了农业生产主体的不公平感——实际种地者得不到足够支持，不种地者却能坐享补贴，进一步挫伤了农民的种地积极性。
综合来看，农补流向呈现“合规为主、乱象并存”的特点：大部分农补资金流向了坚守种地的普通农户和推动农业现代化的新型经营主体，有效发挥了稳生产、促发展的作用；但同时，部分基层干部的违规操作、“名义种地者”空享补贴等问题，导致农补资金出现“跑冒滴漏”，影响了政策实效，也让社会各界对农补流向产生了误解。农村老人减少、种地者萎缩、农业无人继承，与农补分配中的乱象，看似是两个独立的问题，实则有着共同的深层根源——农业生产比较收益过低、农村发展要素流失严重、政策执行监管存在短板，以及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些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共同加剧了中国农业的发展困境。
其中，农业比较收益过低是农业无人继承的核心症结，也是农补乱象产生的重要诱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会自发向收益高、发展前景好的行业流动，与工业、服务业相比，农业生产具有“投入高、周期长、风险大、收益低”的鲜明特点，这使得农业难以成为青壮年的“就业首选”。以传统小麦种植为例，一亩小麦的种子、化肥、农药、农机等投入约800元，亩产约1000斤，按市场价格1.2元/斤计算，亩产值约1200元，净利润仅400元左右；而一名青壮年外出务工，月薪普遍在5000元以上，一年的收入相当于种植125亩小麦的净利润，这种巨大的收益差距，让农村青壮年纷纷选择外出务工，放弃农耕。即便国家发放农补，也难以弥补农业与其他行业的收益鸿沟——对于普通农户而言，每亩地每年的农补仅几十元到几百元，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种地不赚钱”的现状；对于新型经营主体而言，尽管能获得更多农补支持，但规模化种植投入巨大，收益波动明显，难以形成足够的吸引力。与此同时，农业比较收益过低，也导致部分农户对农补产生“过分依赖”，甚至不惜通过虚报、隐瞒等方式套取补贴——对于一年净利润不足1000元的农户而言，几百元的农补，可能就是全年种地的净利润，这种利益驱动，进一步加剧了农补乱象的产生。
农村要素持续流失，则让农业发展缺乏有力支撑。农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人、土地、资金、技术等核心要素的支撑，而当下农村正面临“要素全面流失”的困境，进一步加剧了农业无人继承的局面。在“人”的要素上，青壮年劳动力持续向城市流失，导致农村“空心化”加剧，种地主体出现断层，农业生产只能依靠老人和妇女，传承自然难以延续；在“土地”的要素上，尽管国家严格保护耕地，但部分农村地区仍存在耕地撂荒、非粮化、非农化现象，土地资源未能得到有效利用，而土地流转机制不完善，导致部分土地集中到“名义种地者”手中，实际耕种者难以获得足够的土地资源；在“资金”的要素上，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不完善，农户和新型经营主体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依然突出，农业生产资金投入不足，而农补资金的“跑冒滴漏”，进一步减少了农业发展的有效资金供给；在“技术”的要素上，农村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不健全，基层农业技术人员短缺，许多先进农业技术难以普及，农业生产仍停留在“靠天吃饭”的传统模式，生产效率难以提升。此外，农村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与城市差距较大，也成为制约青壮年回流的“绊脚石”，许多农村青壮年表示，即便有返回农村种地的意愿，也担心孩子的教育质量、家人的医疗保障以及自身的养老问题，这种“后顾之忧”，让他们难以真正扎根农村、深耕农业。
农补政策设计与执行存在短板，难以实现“精准滴灌”，这也是核心根源之一。国家出台农补政策的初衷是好的，但在政策设计和执行过程中，存在一些短板不足，导致农补资金未能真正发挥“稳生产、促传承”的作用，甚至诱发部分乱象。在政策设计上，部分农补政策存在“普惠性有余、针对性不足”的问题，例如，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目前仍采用“按亩发放”的普惠式方式，只要拥有耕地承包权、没有抛荒，就能领取补贴，这种方式虽简单易行，但未明确区分“实际耕种者”和“名义耕种者”，也未对“种粮农户”和“非种粮农户”实行差异化补贴，导致部分不种地、不种粮的人也能领取补贴，而实际种地、种粮的农户却得不到足够支持。此外，部分农补政策向新型经营主体倾斜，但扶持门槛过高（如要求一定的种植规模、资质证明等），许多小农户难以享受政策红利，导致农补资金覆盖面不够广。在政策执行上，监管体系不完善，导致部分农补资金出现“跑冒滴漏”，农补发放涉及村、乡、县三级审核，环节繁琐，但基层监管力量不足，部分地区审核流于形式、公示环节不规范（如公示时间不足、公示内容不完整），给部分基层干部违规操作提供了可乘之机；同时，农补政策宣传不到位，许多农户对补贴政策、申报流程、发放标准、违规后果了解不深入，难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也进一步加剧了违规现象的发生，例如，许多农户不清楚“抛荒一年以上会取消补贴资格”，也不了解“土地流转后可协商补贴分配”，导致部分“名义种地者”长期套取补贴。
而城乡发展不平衡，以及农耕文明价值认同弱化，则是更深层次的社会背景。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农村要素流失、农业无人继承的根本原因，也是农补乱象产生的深层社会背景，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城市在教育、医疗、就业、基础设施等方面拥有显著优势，而农村发展相对滞后，导致农村劳动力、资金、技术等核心要素持续向城市流动，形成“虹吸效应”。与此同时，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农耕文明的价值认同在年轻一代中逐渐弱化消解，在城市文化的强烈冲击下，年轻一代更认同城市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普遍认为“种地没前途”“没面子”，对农耕文明缺乏情感寄托和价值认同，许多农村子弟从小远离田间劳作，不了解农业生产的艰辛，也不懂得农耕文化的丰富内涵，即便返回农村，也难以适应农业生产节奏，更难以承担起农业传承的责任，这种价值认同的弱化，让农业传承陷入“断代危机”，而这种危机，并非单纯依靠农补就能破解。
破解中国农业无人继承的困境，厘清农补流向，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立足根本、系统施策，既要解决“农补怎么发、发给谁”的问题，让农补真正发挥实效，也要破解“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难题，让农业重新成为有奔头、有吸引力的产业，让农耕文明得以薪火相传。首先，要优化农补政策设计，实现“精准滴灌”，让农补真正惠及实际耕种者，农补政策的核心导向是“补种地、补种粮”，因此，必须优化政策设计，堵住“跑冒滴漏”，让每一笔农补资金都用在刀刃上，真正流向实际耕种者、种粮农户和新型经营主体。一方面，调整农补发放标准，明确区分“实际耕种者”和“名义耕种者”，逐步推动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粮食生产者补贴等核心补贴向实际耕种者倾斜；对于土地流转的情况，明确补贴发放归属可由承包户与实际耕种者协商确定，鼓励双方在流转合同中明确补贴分配方式，确保实际耕种者获得相应的政策支持，同时，加大对种粮农户的补贴力度，结合粮食生产成本变化，动态调整小麦、玉米、大豆等主粮作物的生产者补贴标准，切实弥补种粮农户的成本差距，提升种粮收益。另一方面，完善农补政策的针对性，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扶持力度，同时降低扶持门槛、简化申报流程，让更多小农户能够享受政策红利，例如，优化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重点支持高性能、智能化农机装备推广，对小农户购置小型农机给予倾斜，降低其购机成本；扩大农业社会化服务补助覆盖面，支持农民合作社、农业服务公司为小农户提供播种、施肥、收获等专业化服务，解决小农户“不会种、种不好”的问题，此外，加强农补政策宣传，通过村广播、微信群、入户走访、政策宣讲会等多种方式，让农户全面了解补贴政策、申报流程、发放标准和违规后果，提高政策知晓度和透明度。
其次，要强化农补监管力度，严查违规行为，维护农补政策的公信力，要堵住农补资金的“跑冒滴漏”，必须强化监管，建立健全“事前审核、事中监管、事后追责”的全流程监管体系，严厉打击套取、挪用农补资金的违规行为，筑牢政策防线。一方面，加强基层监管力量，充实乡镇农业农村部门、财政部门的监管人员，明确各级监管责任，对农补申报、审核、公示、发放等环节进行全程监管，实行“谁审核、谁负责”的问责机制；建立健全农补发放公示制度，在村里显著位置、乡镇政务平台公示补贴对象、补贴金额、补贴标准、举报电话等信息，公示时间不少于7天，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利用大数据、信息化手段，整合耕地确权、土地流转、种植备案等数据资源，对农补发放情况进行动态监测，及时发现和查处虚报、套取补贴的行为，实现“数据管补贴、精准防违规”。另一方面，加大追责问责力度，对套取、挪用农补资金的基层干部、相关从业者，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绝不姑息迁就，例如，对虚报补贴、据为己有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监管不力、失职渎职的，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对违规领取的补贴，依法予以追缴，同时，建立举报奖励制度，明确举报范围、奖励标准，鼓励群众举报违规套取农补的行为，形成“全民监督、共同守护”的良好氛围，让违规者无处遁形，黑龙江省通报典型案例的做法，为各地加强农补监管提供了有益借鉴，通过曝光违规案例，起到“查处一起、警示一片”的震慑作用。
再者，要提升农业比较收益，吸引青壮年回流，破解农业传承断档难题，农业无人继承的核心症结是“种地不赚钱”，因此，必须通过多种方式提升农业比较收益，让青壮年愿意种地、愿意留在农村，扎根农业、深耕农业。一是推动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鼓励土地有序流转，支持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开展规模化种植，通过机械化、智能化生产，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业产出效率，例如，在东北、华北等粮食主产区，推广大规模机械化种植，减少人工投入，提高粮食亩产和净利润；在南方丘陵山区，推广适合小规模种植的智能化农机装备，提升生产效率，降低劳动强度。二是延伸农业产业链，发展农产品深加工、乡村旅游等产业，提高农业附加值，单纯的种植环节收益较低，只有延伸产业链，实现“种、养、加、销”一体化发展，才能提升农业整体收益，例如，鼓励企业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生产预制菜、农产品礼盒等产品，提高产品附加值；依托农村自然资源和农耕文化，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产业，带动农户增收致富，截至2024年底，全国已有多个地区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农产品深加工，实现农民收入翻倍，成功吸引部分青壮年回流农村创业就业。三是完善农村公共服务，解决青壮年回流的“后顾之忧”，加大对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的投入力度，改善农村办学条件、医疗设施和养老环境，逐步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例如，加强农村学校建设，引进优秀教师，提升农村教育质量；完善农村医疗卫生体系，推进乡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健全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让青壮年回流农村后，不用担心孩子的教育、家人的医疗和自身的养老问题，能够安心扎根农村、深耕农业。
最后，要加强农耕文明传承，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筑牢农业传承根基，农业的传承，不仅是土地的传承，更是农耕技艺、农耕精神的传承，因此，必须加强农耕文明传承，培育一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新型职业农民，让农耕文明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一方面，加强农耕文明宣传教育，增强年轻一代对农耕文明的价值认同，在农村中小学开展农耕文化教育，组织学生参与田间劳作，让他们了解农业生产的艰辛和农耕文化的丰富内涵；利用新媒体平台，宣传农耕文化、农村发展成就和农民奋斗故事，让更多年轻一代了解农村、热爱农业，同时，挖掘和保护农耕文化遗产，传承传统农耕技艺，打造农耕文化展示基地，让农耕文明成为凝聚农村发展的精神纽带。另一方面，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为农业传承提供坚实人才支撑，按照《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要求，深入实施现代农民培育计划，分层分类开展全产业链培训，重点培养家庭农场经营者、农民合作社带头人、种粮大户等新型职业农民，提升其农业生产技能和经营管理水平，同时，出台优惠政策，鼓励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科技人员等投身农业，成为新型职业农民，为农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例如，对投身农业的高校毕业生，给予创业补贴、贷款贴息等支持；对新型职业农民，提供免费技术培训和指导，优先享受农补政策支持，让他们能够更好地从事农业生产、传承农耕文明。
农村老人减少、种地者萎缩，农业无人继承，农补流向引发质疑，这些现象背后，是中国农业转型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深刻矛盾，也是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集中体现。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底线，农耕文明是中华民族的根脉，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农业都不能弱化，农耕文明都不能失传。国家投入巨额农补，初衷是滋养农业、惠及农民、稳定粮食生产，这一政策方向完全正确，且取得了显著成效——正是因为有农补的有力支持，许多农户才愿意坚守田间地头，许多新型经营主体才得以发展壮大，我国粮食产量才能持续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牢牢守住了粮食安全底线，我们不能因为部分农补乱象，就否定农补政策的整体成效，而应聚焦问题、补齐短板，让农补真正发挥“精准滴灌”的作用，让每一笔资金都用在刀刃上，切实惠及农业、惠及农民。破解农业无人继承的困局，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社会、农户三方协同发力、久久为功：政府要优化政策设计、强化监管力度、完善公共服务，为农业发展提供坚实保障；社会要关注农村、支持农业，营造尊重农民、重视农耕的良好氛围；农户要转变思想观念、提升生产技能，主动投身农业生产，传承农耕文明。相信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能够破解农业无人继承的困局，让农补回归初心、发挥实效，让农业重新成为有奔头、有希望的产业，让青壮年愿意留在农村、投身农业，让农耕文明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牢牢守住国家粮食安全底线，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毕竟，只有农业兴，才能乡村兴；只有农耕旺，才能民族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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