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关于农业生态危机的资本逻辑批判及其当代价值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战略规划。当前我国推进现代化发展的关键依旧是农业农村现代化，“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持绿色是农业的底色、生态是农业的底盘”，表明加快建设农业现代化必须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原则，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生态化道路。马克思基于19世纪欧洲及北美爆发的第二次农业革命，立足于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将人、土地、劳动的分立作为当然前提的政治经济学，在《资本论》中以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土地之间物质变换的断裂为核心线索，对资本主义农业生产中表现出的资本逻辑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我国农业生态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伴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形成，马克思逐渐开始关注农业生态问题。其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进一步由哲学领域拓展至经济学范畴，将人口、耕地面积、土壤肥沃程度等作为人类农业生产活动中的重要因素进行探讨。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写作过程中马克思开始进一步完善先前关于农业生产与生态问题的探讨，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断裂以及实现合理农业发展的要求。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进一步加深了关于资本主义农业生态问题的研究，将农业生产者、农业生产资料、农业与工业、城市与乡村等问题联系起来，以生态批判为线索对影响农业生态化发展的资本逻辑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一）农业新陈代谢断裂引发土壤危机

欧洲第二次农业革命的爆发加深了思想家关于土地、人口、技术等要素及其关系的认识。德国学者尤斯图斯·冯·李比希认为农业的基本原则应当是将土壤中获取的物质都以某种形式返还给土地。但资本主义不合理的经营模式使得土壤中的营养元素及重要的物质成分未能向植物提供生长所需的汲养，最后导致了土地的贫瘠。这种掠夺式的农业生产方式导致的生态系统失衡不仅会给子孙造成灾难，更会危及整个人类的发展。马克思在李比希自然循环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新陈代谢断裂理论”，这一思想也成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农业生态危机展开批判的中心线索。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劳动为中介论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将劳动视为人和自然之间进行新陈代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现实的人为满足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从自然界中获取物质生活资料，这些物质生活资料在满足主体需求后，会从生产物转变为废弃物，以另一种形式回到自然当中，以一种新的形态滋养自然，这样一个周期的完成就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新陈代谢的过程。马克思认为“所谓的废料，几乎在每一种产业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他将人类实践活动中产生的废料分为生产排泄物与消费排泄物，生产排泄物是在工农业生产中产生的废料，消费排泄物则是人与自然在新陈代谢过程中产生的排泄物或消费品的剩余，而农业生产中对于消费排泄物粪便的利用是最为充分的。人从土地上获取生活资料及生产资料，再将消费排泄物回收再利用到土地耕作中，作为肥料提升土壤肥力。但是，资本主义利润至上的生产方式使得人与土地之间的新陈代谢发生了断裂。首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人与土地的分离。失地农民不得不离开原有居住地，农业劳动者向工业领域的迁徙，导致原本应当进入土地的消费排泄物流向城市，“在伦敦，450万人的粪便，就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只好花很多钱用来污染泰晤士河”。土壤肥力难以持续的最终结果将是农业的衰败。其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农业生产者向工业领域的迁徙意味着城市居民的大规模增加，而人类生存最基本的物质生产是由农村所承担的，城市消费量的激增一方面给农业生产造成了更大的压力，更高的生产效率对土壤肥力提出更多要求，最终导致对土壤肥力的破坏度增强；另一方面，农业消费品大规模流向城市，而消费品的剩余及消费排泄物无法回到生产农业消费品的土地中，反倒造成城市的污染。“资本主义生产不是在需要的满足要求停顿时停顿，而是在利润的生产和实现要求停顿时停顿”，因此，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越繁盛，对生产资料的需求越多，对土壤破坏程度将会越明显，最终导致土壤危机。

（二）农业生产力要素失衡导致生态破坏

从写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哲学的贫困》发表这一阶段，马克思从社会生产的具体形式出发对生产力的本质规定及发展规律进行探索，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劳动、生产工具、资本的解析，对生产力问题进行了综合性分析。其中，关于资本主义农业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简单要素的剖析充分论证了资本主义农业生产力要素失衡导致生态破坏这一问题。

马克思认为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实际上是资本生产力的提高，生产过程一旦开始，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就归资本家所有。资本对农业生产力的占有必将导致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首先，从劳动者来看，资本主义农业生产中的实际耕作者是雇佣工人，“他们受雇于一个只是把农业作为资本的特殊开发场所，作为对一个特殊生产部门的投资来经营的资本家即租地农场主”。租地农场主为从土地经营中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一方面减少租期内用于土地肥力提升及保养的成本投入；另一方面，将尽最大可能利用土壤肥力，通过放弃休耕、种植单一作物等方式提升生产效率，甚至不惜一切代价榨取地力。这种无节制向自然索取资源的资本逻辑势必导致人与自然的矛盾，使自然沦为被奴役的对象。其次，从劳动对象来看，自然界是获取生产资料的当然前提，土地则是农业生产的基础性条件。农业生产直接作用于自然界，整个自然界就是农业劳动的对象。如果失去了土地，农业劳动者就无法与自然展开新陈代谢，土地将成为单方面被索取和利用的对象。但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恰恰是“以农业劳动者被剥夺土地并从属于一个为利润而经营农业的资本家为前提”，人与土地的分离最终将引发土地资源的衰竭。最后，从劳动资料来看，一方面，土地本身就是农业的劳动资料，“因为它给劳动者提供立足之地，给他的劳动过程提供活动场所”，人与自然的直接联系通过农业生产中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互动得以体现，农业劳动者与土地的分离意味着劳动者同劳动资料的分离，造成人与自然的对立；另一方面，农业生产中的劳动资料包含了合理的耕作方式以及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投入使用。同样肥力的土地是否能够被最大程度利用，“一方面取决于农业中化学的发展，一方面取决于农业中机械的发展”。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在推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这些自然条件的丰饶度往往随着社会条件所决定的生产率的提高而相应地减低”，甚至为了增加生产效率，满足现代工业化发展的需求，出现挤占农业用地、开垦森林等破坏生态的行为。

（三）资本趋利性支配农业科学技术

政治经济学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将人口与土地联系起来，提出了人口决定论。他认为土壤的肥力完全取决于自然规律，适应自然力的唯一方式就是限制人口的数量。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人口过剩是一种相对过剩，在合理利用和改良土壤肥力的同时，可以将科学技术引入农业生产领域以提高土壤肥力达到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目的。实际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科学技术已经进行了初步的论述，将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发展相联系，表达了科学技术是社会生产力的思想。

19世纪20至30年代，技术工具的改进使得欧洲地区的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重要转变，农业生产率大幅提升，但连作式农业生产方式使得土壤养分过度消耗，关键性营养元素得不到恢复，加之这一时期人口的增长，给粮食生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欧洲及北美地区爆发了因土壤肥力危机导致的第二次农业革命。因此，马克思在肯定科学技术推动农业生产率提升的同时，对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科学技术的异化进行了彻底的批判：首先，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是自然力转变为现实生产力的关键。土地肥力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农业生产的核心线索，被视作整个农业生产的前提和基础。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合理运用势必会提升土壤肥力，从而奠定整个农业生产力发展的自然基础。其次，马克思对资本趋利性统摄下科学技术表现出的负效益进行批判。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加速了农业生产力的衰落速度，以实现资本增殖为目的的农业生产，其科学技术的使用仅仅在于拓展耕地面积以及提升土壤肥力。“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土地自然力短期的大幅度提升实际上表现为农业生产力长期的衰落，有限的农业资源在无限的利润生产中最终将走向衰竭。

（四）土地私有制是导致农业生态危机的根源

苏格兰经济学家詹姆斯·安德森通过资本主义农业生产的现象研究认为级差地租不仅基于土壤的自然肥力，更是租地农场主后天人力投入及赋予其肥力的结果。但由于阶级的局限，安德森否认了绝对地租的存在。同时，作为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代表的大卫·李嘉图将商品价值与生产价格等同起来，认为土地产品价格仅仅补偿了生产成本及平均利润，并且随着人口的增多，将开垦更多土地，此时地租按照其土壤肥力将被分为三个等级，三级土地无需支付地租，以此否认绝对地租的存在。但马克思认为单纯法律上的所有权不会创造地租，但由于土地所有者拥有支配土地的权利，通过转让土地使用权，与他人发生经济关系，获得绝对地租，因此，“土地所有权本身已经产生地租”。同时，由于土地所拥有的自然生产力不同，农业生产中获取的利润也将有所差异，为获取超额利润，租地农场主又需向土地所有者缴纳级差地租。

马克思对这种土地所有制进行了进一步分析。首先，资本主义社会大土地所有制的本质依旧是土地私有。大土地所有制改变了曾经小土地所有制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及个体劳动等缺陷，实现了土地规模化经营，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但同小土地所有制一样，这种土地垄断的实质依旧是私有权，是合理农业发展的最大障碍。其次，土地私有权最终将导致对地力的滥用。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必然使租地农场主在租期内最大程度利用土地的自然生产力，尽可能避免保障土地持续性耕作所需要的投入。这种以掠夺式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与合理农业发展的要求背道而驰。最后，土地私有权根本上影响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合理的农业所需要的，要么是自食其力的小农的手，要么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真正消除个别生产者为提高生产效率无节制开发自然生产力的可能性，实现对农业持续性发展的保护。通过对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特点的揭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农业生产表现的土地所有权形式是大土地所有者在法律上占据土地的所有权，但实际使用土地的是通过支付地租获得土地使用权的租地农场主。农业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导致土地所有者和租地农场主为尽可能提升农业生产中的自然生产力，不断地压榨及滥用土地肥力，最终破坏农业生态系统，降低农业生产力。

《资本论》从农业维度与生态维度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批判的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深层次矛盾，对于农业生态危机的资本逻辑批判并没有拘泥于农业生产本身，而是立足整个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总过程的大视野逐层来考察，在今天依旧展现出惊人的洞察力与前瞻性，为我们理解和应对农业生态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一）对资本主义农业生态危机根源性批判的方法论启示

马克思将整个农业生产过程中的人、自然、社会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超越了“技术决定论”“人口决定论”等试图从表面寻求农业生态危机根源的可能，指向资本主义农业生产的内在逻辑，从表面现象触及到根本性的制度障碍。资本主义农业生产对于价值增殖的永恒追求以及对自然资源的无节制掠夺，不仅会造成资本主义社会农业生产的不可持续性，更会伴随资本在全球的扩张触及到整个地球的承载极限。因此，解决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与农业经济发展存在的效率与可持续、规模化与生态多样化、资本下乡的短期逐利与公共生态的长期回报等关系间的矛盾，更好地应对全球农业生态治理困境，需要我们进一步从《资本论》中寻求方法论指导。

首先，把握农业生产的社会—自然双重属性。“资本把财富本身的生产，从而也把生产力的全面的发展，把自己的现有前提的不断变革，设定为它自己再生产的前提”，这种资本增殖的逻辑导致了农业生态系统的断裂。因此，实现农业生态化发展必须维护好农业生态系统的平衡。我国农业生态化实践中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保障农业生产者利益、将生态指标纳入农业现代化建设指标等举措正是从社会—自然双重属性理解农业生产的表现。其次，从制度层面谋划农业生态布局。相较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局部性改良，马克思深入制度层面，认为只有彻底推翻造成农业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才能真正实现农业生态化发展。资本下乡的短期逐利性势必会导致侵占农用地、挤占农业生态空间等问题的出现，我国在长期的农业生态化实践中推行的土地流转制度、土地占补平衡管理制度、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等正是通过制度设计搭建起抵抗资本掠夺的屏障，实现了农业生态化发展的制度创新。最后，开辟解决全球农业生态治理困境的农业发展模式。构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为一体的农业发展模式。从经济效益层面来看，目前全球农业及人口发展的比例仍不均衡，提高农业生产经济效益依旧是解决粮食危机的主要方式。但是，如果只注重农业的经济效益，势必会损害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从社会效益层面来看，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农业贸易规则是提高全球物质生活水平，平衡农业生态要素自由公平流转的方式。农业社会效益的实现有赖于经济效益及生态效益的提升。从生态效益层面来看，只有保证农业资源得到合理的开发、利用和保护，才能实现农业稳定可持续发展。农业生态效益也是保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三种效益之间具有一致性但又存在矛盾，转变农业发展模式，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协调统一，是当前推进农业生态化发展，解决全球农业生态治理困境的最佳方案。

（二）对农业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实践遵循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作的总体性批判对理解经济—生态相耦合的复杂农业生态系统，实现物质循环平衡具有明确的实践指向。农业生态系统是人类经济社会与自然生态环境作用的结果，保持农业生态系统稳定运行的关键是保持物质循环与转化的长效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过度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逻辑致使生产资料的不合理投入与消费产品流向的失衡，私有制致使农业生产完全脱离社会经济系统，利益优先化的思维方式导致区域间发展不协调，最终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破裂。因此，以全球化视野将农业生态系统置于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物质再生产的宏观框架下进行考量，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为农业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提供的实践指引。

首先，推动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在农业生态治理中的创新性发展。我国农业生态治理的理论及实践创新与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高度契合。一方面，形成了“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化治理格局。将农业生产置于整个生态系统当中，充分激发生态系统要素间作用、修复与发展的能力。另一方面，构建起农业生产空间、自然生态空间、城乡生活空间的“三生协调”治理空间，为解决如何将农业生产置于整个社会经济系统，实现生产—生活—生态间协同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其次，摒弃“零和”思维，推动生态农业高质量发展。传统现代化发展中的工业优先原则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经济增长必须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零和”思维，不仅导致了人与自然环境间的分立，更导致了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对立。我国在推进农业生态化发展的实践进程中始终将生态作为农业发展的底盘，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优化产品结构、提高农民收益等方面进行系统考量，推动了农业生产的经济生态化与生态经济化。最后，构建农业生态治理共同体，孕育农业文明新形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内导致不同利益主体间的阶级矛盾，对外通过掠夺、转嫁风险等方式维持自身农业系统的运行。马克思关于“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为未来全球农业生态治理共同体的建立指明了实践进路。中国“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南南合作机制等方案的践行为打破生态殖民，构建公平合理的治理共同体，孕育一种兼具经济理性、生态智慧与人文关怀的农业文明新形态开辟了新道路。

（三）超越经济理性统摄的农业生态价值观重塑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批判不仅揭示了其经济运作的内在逻辑，更是深入资本主义社会运行以经济理性为最高圭臬、以价值增殖为唯一目标的思维范式，开启了以人为中心、以生态为基础、以公平为原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价值观重塑。追溯《资本论》中摆脱狭隘经济理性束缚的重要理论资源，对于回应全球化进程中粮食安全、生态危机等现实挑战，激发马克思主义农业生态思想的当代价值，构建推动农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价值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超越商品拜物教，回归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导向。马克思通过对“劳动二重性”的剖析，揭示出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下农业劳动者主体性被资本逻辑消解的历史必然性。经济理性统摄下的农业劳动者沦为农业资本的附属物，成为剩余价值生产的工具。人与土地之间的新陈代谢彻底断裂，传统的人地关系被打破，导致农业活动的“去主体化”。因此，重塑农业劳动者主体性身份，由被迫的强制性劳动转向能动的参与性劳动，才能真正重新修复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从劳动者层面突破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其次，推动“合理农业”发展，实现以生态为基础的价值观重建。马克思以榨取土壤肥力为切入点，通过对资本主义大农业的批判，得出“资本主义制度同合理的农业相矛盾”的结论，并提出以“合理农业”提高土壤肥力，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平衡。因此，现代化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更需要我们重新立足农业生产的物质基础，以“合理农业”抵御资本通过技术异化实现的生态控制。再次，抵制生态剥削，完成以公平为原则的价值观设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批判预见了生态剥削的代际延续及全球化背景下生态殖民的空间转移。当资本积累的欲望无限扩张时，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便会远远超过自然资源的再生产能力，这种经济理性会弱化关于生态成本的代际责任感。同时，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围绕资本主义体系建立的全球化市场中不平等分工及发展差异为生态殖民提供了新的空间。因此，超越经济理性统摄的农业生产方式必须强化代际责任，形成全球农业生态治理共同体以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全球生态系统的资源掠夺。最后，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确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农业生态价值观。马克思最终指向的是一种新的社会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超越短视的经济增长，按照“人—社会—自然”三位一体可持续发展的思路走向农业现代化，使农业成为人类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基石。中国共产党推进农业生态化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及实践探索始终蕴含着对可持续发展农业生态价值观的形塑。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在“两个结合”的实践探索中激发出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当代价值，在我国农业生态化实践中彰显出农耕文明蕴含的浓厚价值底蕴。

“现代农业就是农业发达、农民富庶、农村生态环境良好的农业”，我国在长期的农业生态化实践中逐步建构起完整的农业生态系统，将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结合起来，实现了对《资本论》农业生态危机批判思想的实践转化，构筑起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农业生态化发展格局。

（一）中国共产党推动农业生态化发展的实践探索

中国共产党在推动农业生产力与农业生产关系的变革过程中平衡农业现代化与工业现代化发展之间的张力，不断凸显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生态指标，逐渐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生态化发展之路。

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国农业生态化发展的状况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业生态化发展尚未成为关注的重点问题，但是关于土地制度的改革以及农业机械化改造等举措为后续探索农业生态化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一，解决土地所有制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而农民问题的实质是土地问题。因此，积极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变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最终在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中明确：“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土地所有制关系成为推动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堡垒。

第二，重视加强农民教育。毛泽东吸收了马克思关于19世纪中叶法国农民特点的分析，提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力图通过加强农民教育克服农民呈现的小生产特点。通过创办农民夜校、开展农民教育运动等方式，提高了农民的政治性觉悟及生产积极性，初步实现了农业生产与农民教育的有效结合，为农业劳动力质量的持续提升奠定了良好基础。

第三，提出推进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思想。为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力，毛泽东提出走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重要决策。“没有工业的大量发展，没有大量的成千上万的农业机器供给农民使用，并使农民团结于集体农场之中，而要实行社会主义的农业，那只能是反动的幻想”，这一思想的提出既凸显了推动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决心，也反映出这一时期已经形成了工业与农业协同发展的工作基调。

2.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我国农业生态化发展的状况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农业领域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生态化实践虽未形成系统性格局，但是对于土壤肥力的关注、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以及对农业科技人才的培养等，表明我国已经开始了对农业生态化发展的初步探索。

第一，推动农业合作化发展以合理利用土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明确我国已经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但依旧是以个体农业经济为主的国家。这种分散的、小生产的个体农业经济不仅会阻碍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甚至会造成农民内部的两极分化。因此，推动农业合作化发展，“使农业能够由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对于防止土地再次集中到富农手中导致贫富分化，稳定社会秩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二，农业与工业现代化发展并举。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详细论述了农业与轻工业、重工业之间的关系，明确“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一方面，工业发展所需的生产材料依靠农业发展，要实现工业现代化发展必须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明确“农业是工业的基础，没有农业就没有基础”；另一方面，工业发展推动了农业生产中技术工具的改进，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必须依靠工业，强调“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第三，提高农业生产者的科学文化素质。随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展开，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在农村开展扫盲运动成为推动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内容。1962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明确提出，广大党员干部“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为培育农业科技人才，在原有农业科研机构基础上，增设了一批中央一级的农业科研机构，多所农业类高等院校通过新建、改建等形式，成为推动农业发展、培养农业人才的重要基地。

3.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国农业生态化发展的状况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共产党迅速开展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并凸显出生态环境在农业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明确提出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要求。

第一，进一步推动农业经营方式的改革。20世纪90年代，邓小平关于“两个飞跃”的思想解答了如何处理农户个体与国家集体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小农生产形式同规模化现代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发展。1996年江泽民在河南考察农业农村发展时明确提出农业发展必须适应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以及向集约型转变的经济增长方式。十七届三中全会更加明确提出“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保障了农业规模化经营，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注入新活力。

第二，调动农业生产者的积极性。改革开放加速了农村劳动力的流转，城市现代化发展成效显著，但农村地区发展相对滞后，呈现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农民是生产力发展的首要要素。因此，为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保障广大农民的利益、调动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党中央明确提出要“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调整农业结构，扩大农民就业，加快科技进步，深化农村改革，增加农业投入，强化对农业支持保护，力争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尽快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实现了农民在税负上与城市居民的平等。党的十六大明确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明确形成城乡经济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工作目标。一系列改革举措及各类强农惠农政策进一步提高了农民生活水平，农业生产者的主体地位不断提升。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提出“建设现代农业，最终要靠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为培养适应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生产者提出了新要求。

第三，强调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要求。生态问题始终是党和国家关注的重点问题，改革开放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更是将生态建设作为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点关注因素。1979年颁布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综合性环境保护基本法，邓小平将“消除污染、保护环境”作为实现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私占农业用地、农用地污染、农产品农药残留超标、水土流失严重、土地荒漠化等影响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不合理现象出现。1997年江泽民总书记与李鹏总理分别对姜春云副总理《关于陕北地区治理水土流失建设生态农业的调查报告》作出批示，明确了“大抓植树造林，绿化荒漠，建设生态农业”的指示精神；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战略任务，并从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三方面提出可持续发展要求，这也预示了我国进一步推进农业生态化发展的趋势。2003年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强调建设现代农业“要按照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竞争力、确保粮食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把握好调整的方向”，为实现以农业生态化为基础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农业生态化发展的状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围绕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开城乡融合发展新空间、建设生态宜居乡村环境等重要方面，进一步推进了我国农业生态化发展的系统性格局。

第一，形成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农业基本经营制度思想。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要好好研究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了关于深化农村土地改革必须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重要思想。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这一时期针对土地制度的改革是适应新时代农村劳动力流失以及现代化进程中推动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的需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完善和巩固一方面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需求，保障了农民的地权；另一方面，满足了将基本经济制度扩展到农业发展中的需要。土地及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思想鼓励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成员盘活已有土地资源，促进土地要素和劳动力要素的市场化配置，进一步平衡了推动农业生态化发展的生产力要素。

第二，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眼于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在稳定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产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同时，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快农业技术创新步伐，走出一条集约、高效、安全、持续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将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通过推动形成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保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推动形成一批具有典型引领作用的生态农业示范区，探索生态农业、智慧农业发展模式；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解决现代农业人才不足的难题等一系列举措，稳步推进农业生态化发展。

第三，以绿色发展理念引领乡村振兴。2018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为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发展进行了全面部署。其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原则之一。首先，从农业生产的角度看，党的十八大以来始终坚持“农业发展不仅要杜绝生态环境欠新账，而且要逐步还旧账”的发展原则，通过推行农业标准化清洁生产，治理农业面源污染、促进农业节水、推进废弃物全量资源化利用效率等一系列措施贯彻落实以绿色发展引领农业发展的理念。其次，从农居生活环境的角度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农村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通过厕所革命、农村生活污水垃圾治理、黑臭水体动态排查和源头治理等工作，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贯彻生态宜居的理念。最后，从农民生态需求满足的角度来看，生态富裕作为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生态治理通过经济效益的提升、生活质量的提升、生活空间的优化等进一步实现了农民对美好生活环境的需要。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将土地问题作为农业生态化发展的核心线索，围绕农业生产者素质提升、农业与工业协同发展、城乡关系问题、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农业绿色发展等关键问题，实现了对《资本论》农业生态危机批判思想的实践转化。

（二）我国农业生态化实践探索的经验总结

1.以“城乡协调发展”的理念修复农业新陈代谢的断裂

《资本论》关于农业生态危机的批判将城乡之间的对立视为造成农业新陈代谢断裂的重要原因。我国现代化发展初期“以农哺工”的策略使得生产要素在一定时期向城市和工业领域流转，加之改革开放进程中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导致农村人口逐渐减少、农村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更是成为推进城乡均衡发展、实现资源均衡配置与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的障碍。因此，为进一步破除阻碍农业生态化发展的因素，我国加快消除制约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促进公共资源均等化服务进程的实现，提高农业生产活动的经济效益、满足农村居民生活的社会效益、维系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效益。

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城乡关系作为推进农业生态化发展的重点，城乡融合发展是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对实现农业生态化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首先，加速城乡间要素流动。一方面，加速人员流动，建立统一户籍登记制度，保障城乡居民公平享有公共服务的机会，并建立农村劳动力就业服务中心，帮助进城务工人员提升劳动技能；另一方面，吸引科技人才、知识人才下乡，因地制宜建立现代化农业发展设施、基地、试验站等推动农业生态化发展的基础设施，带动当地居民打造以农村电商、特色农产品、特色产业园等为发展渠道的绿色经济产业。其次，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一方面，激发农业生产者的主体意识，思想认识由“重小家”向“顾大家”转变，强化了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提升乡村基层治理能力。在进一步使农村基层组织领导力、执行力、约束力得到有效发挥的同时，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积极融入县域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努力形成“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城乡融合发展格局。

2.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生态化发展

生产力是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传统农业耕作存在过量使用农药、化肥以及过度使用农用地膜等造成农业污染的不合理现象。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从1978年至2000年，我国粮食播种面积从120587（千公顷）压缩至108463（千公顷），但同时期农用化肥施用量却由884（万吨）提升至4146.4（万吨）。大量农药化肥的使用短时期内可能会带来粮食作物的增产，但从长期来看，将造成土地内部结构的变化，造成土地肥力的下降，从本质上看是一种掠夺式经营，并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合理推动农业生产力发展，实现自然生产力同社会生产力的结合，真正转化为农业现实生产力，成为我国探索农业生态化发展的关键。

202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将“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年度重要任务。农业新质生产力是引领现代农业变革的根本动力，是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相结合的现实生产力。通过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农业全面转型升级，极大地满足了农业生态化发展的需要。农业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并要求逐步建立起适应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首先，加快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建立起涵盖政府、社会、农民等多渠道的培育机制，实现由传统农民身份向具备现代化农业生产技能的农民职业的转换。通过规范培育内容、建立完整的课程体系、创新培育模式及明确考核标准等方式，建立健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支撑体系。其次，促进农业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通过土地流转与规划提升土地利用率，实现土地生态效能的代际延续；推进农业生态资本运营，通过节能减排及绿色生产技术实现农业生态资源的开放；通过自动化设备在标准化生产中的应用等方式，进一步促进农业绿色低碳发展。最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的现代化转型。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质生产关系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我国在农村经济发展的改革浪潮中，通过以产权明晰为目标的改革，为农村经济建立起市场化发展的基础，进一步优化土地确权、明晰权属关系，提高土地利用率，激发了农业发展活力。

3.以合理的土地制度超越土地私有制的弊端

现代化进程中工业的急剧发展必然伴随着严重的土地退化问题，包括耕地面积的退化、沙化、土壤污染、土壤盐碱化、土地肥力下降等危害农业安全的因素。因此，实现农业生态化发展必须保障农业生态安全底线，奠定农业生态化发展的耕地基础。

耕地问题是农业生态安全的根本问题，坚守耕地红线不仅意味着保障18亿亩耕地数量，而且要提升耕地利用率，建设高标准、高质量农田，实现农业绿色化发展。首先，加强和改进占补平衡管理。我国宜耕地面积实际上仅占国土面积的13%左右，“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我国的后备耕地面积仅有3000多万亩，现有耕地实际上已经形成了耕地空间格局，划定了耕地面积的数量底线。因此，我国在农业生产实践中不断严格耕地保护制度，加强耕地转用监管力度，对占近补远、占多补少、占优质补劣质等行为严加管控，力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占补实际无损。其次，制定耕地生态化管理标准，建设高标准农田。《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提出到2030年建成12亿亩高标准农田的建设任务，生态友好构成了高标准农田的基本要求之一。过去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中过分追求产能效益，造成农田设计及施工过程等环节忽视了生态效能。传统农业生产过度依赖农药、化肥等化学要素，“每公顷耕地的化肥用量是世界平均用量的4倍，农药用量每年高达180万吨”，导致土壤肥力下滑。严格高标准农田建设中的生态评价指标，将生态指标作为土地规整、设施配备、道路修建等环节的重要参考，真正实现了农田数量、质量与生态的三位一体保护。最后，推进种业绿色发展。为实现土壤可持续发展，满足人口大国的粮食需求，近年来，我国不断推动种业绿色发展，由政府部门牵头积极推进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的联动，在资金投入、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引导等方面发挥积极的引领作用，通过种业绿色发展为农业生态化发展提供自然保障。

4.中国传统农耕文明对资本趋利性的价值超越

农耕文明为人类社会进入到工业文明时代奠定了丰富的物质基础，然而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使得农耕文明的价值功能日渐式微。工业文明时代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使劳动者沦为机器的附庸在社会经济效益日益攀升的同时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在人类交往范围不断扩大的同时导致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可见，实现农业生态化不仅要依靠工业文明时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进步，同时需要发挥农耕文明蕴含的浓厚价值底蕴。

中华农耕文明中的思想资源为推动农业生态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智慧参考，首先，传统农业生态思想蕴含的价值功能。中国传统农业生态思想围绕“天、地、人”三个要素展开农业生产，处理农业发展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天”即“顺天之时”，意味着依照自然规律，依据“农时”进行农业生产、生活，按照“顺时”的要求禁捕、禁伐；“地”即“约地之宜”，是用养结合的地力观，依据节气展开农业活动，通过“精耕细作”最大程度利用土壤肥力；“人”即“忠人之和”，寻求人与自然相处的最佳方式。例如，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四川郫都林盘农耕文化系统等等都是发挥农业生产者思想智慧与尊重自然的基础上，保留至今的农耕文化遗产。其次，传统农业生态技术彰显的实践智慧。一方面，我国传统农业生产追求农业发展的良性循环，利用农家肥、轮耕休耕技术、生物间相生相克的规律等，保持土壤肥力；另一方面，传统农业发展实际上初步表现出“农林牧副渔复合经营”的大农业观。在《墨子》卷之七天志上第二十六中有“四海之内，粒食之民，莫不犓牛羊，豢犬彘”的记载，这说明春秋时期已经逐渐形成了以农养牧、以牧促农的局面；清朝《常昭合志稿》卷48《轶闻》中记载有明嘉靖年间谭氏兄弟购荒田筑圩田，以农副产品喂养牲畜，以牲畜粪便为饵料肥田养鱼的经营方式。最后，继承与发扬传统农耕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古代中国是以农为本的国家，维护农民阶级的利益是实现社会有序发展的重要保障。例如，为维护农民阶级的利益，传统农业社会逐渐完成了以人丁为本的农业税向以田赋为本的农业税的转变，以实现“贫民不至独困，豪民不能并兼”的均惠平衡。当然，农耕文明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农业生态化发展既需要弘扬农耕文明中农业生态文化的思想精华，又要结合时代发展特点，立足于影响我国农业生态化发展的关键因素，推进以农业生态化为基础的现代农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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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学刊》1980年3月创刊，是兰州市社会科学院、兰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人文社科类综合性学术期刊。2025-2026年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A），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A刊）扩展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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