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摘要

长江流域的史前演进序列显示，到公元前五千纪，该地区已实现了从随机性捕捞向鱼类养殖的转变；随后在公元前三千纪，稻作人群通过海路与河流航道向东南亚扩张。尽管原始南亚语（Proto Austroasiatic）中存在大量关于捕鱼的词汇，但在以往的研究中，考古记录往往侧重于水稻和家畜饲养，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捕鱼的重要性。现存证据表明，虽然稻作农业带来的人口增长推动了人口扩张，但捕鱼对于维持东南亚沿海及内陆早期农民的生计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作为可靠的营养来源，其重要性显著高于家猪、牛和狗等家畜。然而，直到公元一千纪早期，受气候恶化影响，东南亚才开始修建环壕水库和灌溉稻田（类似于长江流域遗址），这些设施可能用于养殖鱼类。在此之前，尚无证据表明东南亚存在鱼类养殖。

这篇论文由考古学家查尔斯·海厄姆（Charles F.W. Higham）撰写，发表于《亚洲考古研究》（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Asia）2026年第45期。文章通过整合最新的考古证据，重新评估了捕鱼在长江流域稻作人群向东南亚扩张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长期以来，学术界在探讨新石器时代人群向东南亚扩张时，往往将重点放在水稻种植和家畜饲养上。作者提出，尽管稻作农业推动了人口增长，但捕鱼才是支撑早期人群在沿海和内陆东南亚生存的根本支柱。在作为可靠食物来源的重要性上，鱼类远超猪、牛、狗等家畜。

2. 关键发现与演进序列

长江流域的起源（公元前5000-3000年）：长江下游遗址（如井头山、田螺山、马家浜文化）显示，史前人类经历了从随机捕捞到鱼类养殖的转型。到公元前5000年左右，长江流域已出现了与稻田系统相结合的初期鱼类养殖。

向东南亚的扩张（公元前3000年起）：稻作人群通过海路（沿海）和河流（内陆）两条路径向南渗透，与当地的狩猎采集者互动。

东南亚的适应模式：沿海遗址： 如曼北（Man Bac）、阔帕农迪（Khok Phanom Di）等。由于沿海盐度高，水稻种植困难，这些早期移民高度依赖海洋和红树林资源（鱼类、贝类、蟹类）。内陆遗址： 如班农瓦（Ban Non Wat）、班伦考（Ban Lum Khao）等。虽然这些社区种植旱稻，但鱼类（尤其是乌鳢、攀鲈等）在饮食结构中占据绝对统治地位。

3. 方法论的革新：浮选法与细筛

作者强调，过去捕鱼的重要性被低估，主要是因为鱼骨微小且易碎。近年来，浮选法（Flotation）和细筛（Fine screening）技术的应用，使得考古学家能够找回大量微小的鱼类残骸。证据显示，在某些遗址，鱼类在肉食消费中的比例高达80%以上，而家畜比例极低。

4. 鱼类养殖在东南亚的出现

尽管长江流域很早就有了鱼类养殖，但证据显示东南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要从事野生捕捞。直到公元1世纪早期（铁器时代后期），受气候恶化（干旱加剧）影响，人们为了应对不稳定的降雨，修建了环壕水库（Moat reservoirs）和灌溉稻田。这些人工设施模仿了长江流域的生境，才真正为东南亚的鱼类养殖创造了条件。

5. 语言学证据

从语言学角度看，原始南亚语（Proto Austroasiatic）中存在大量关于捕鱼（如鱼钩、毒鱼、游泳、湿地等）的构拟词汇，这从侧面印证了捕鱼在这一人群历史中的深厚根基。

结论

这篇论文打破了“稻作民扩张仅靠水稻”的传统观念。海厄姆认为，鱼类提供了比家畜更稳定、更易获得的蛋白质来源。新石器时代向东南亚的扩张，实际上是一场由“稻-鱼”复合生计支撑的迁徙。直到气候变化促使水利设施建设，这种共生关系才从单纯的捕捞转化为真正的“稻鱼共生”养殖模式。

Higham, C. F. W. (2026). Rice farming, fishing and the Neolithic expansion into Southeast Asia.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Asia, 45, 100690. https://doi.org/10.1016/j.ara.2026.1006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