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多方面的努力，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五年，每年进口粮食五百万吨左右。进口这些粮食占当时中国粮食销量的比重虽然不大，但在应急上却起了重大作用：既减少了产粮区的调出，又保证了重灾区的粮食供应，避免了京、津、沪、辽粮食脱销的危险，还补充了部分国家库存。
在作出进口粮食决策的同时，另一个重要措施是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以改善农民生活。一九六O年底至一九六一年初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中央指定以陈云为首成立一个小组，研究提高粮食价格问题。陈云召集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商业部、粮食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进行研究。他们讨论了粮食和其他农产品收购价提高的必要性，研究了收购价提高的幅度、时机和步骤以及销售价暂时不提高的问题，还研究了粮食和其他农产品收购价提高后对国家积累、城市人民生活、城乡收入分配、市场上购买力和商品之间平衡所产生的影响。一九六一年一月九日，陈云领导的这个粮价问题小组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呈送了《关于提高粮食收购价格问题的报告》。一月十五日，中央批转这一报告说：“中央同意这个报告，批准从今年夏收起，全国粮食收购价格平均提高百分之二十，同时一九六O年已经实行的对主要产粮区的加价奖励全国平均百分之五，照旧执行，这样粮食收购价共计提高百分之二十五（销价暂不提高）；并且在今明两年内有步骤地分批分期提高肉、禽、蛋、食油、棉、烟、麻、茶、糖、木材、毛竹等产品的价格。”此前，由于粮食收购价格偏低，以出售商品粮为主的地区，农民的收入比较少。加上三年“大跃进”中积累率偏高，连续两年自然灾害，农业歉收，农民收入更加少了。提高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使农民手里松动一些，对鼓舞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支持农业的恢复与发展，增加农产品的产量和供应量，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吃的东西全面紧张的情况下，什么东西都凭票供应，每个人买一份，有钱也不能多买。不少有钱的人愿意多出些钱来买他们需要的东西。上海有一个医生对党委书记说：“我和老婆两个人每月工资四百多块钱，但是什么东西都买不到，发给我们没有意思，还不如把工资还给公家。”在农村，农民把核桃、柿子、枣子等拉到自由市场去卖，赚钱很多。保定的农民说：“一个鸡蛋可以逛一趟北京城。”因为一个鸡蛋在自由市场上可以卖五元钱，相当从保定去北京来回的火车票。这种新的动向，被陈云敏锐地察觉到了。
为了使城里有钱的人能买到他想买的吃的东西，为了有相应的高价商品能同农民手里的“鸡蛋”等高价商品“等价交换”，也为了回笼货币，陈云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提出了一项别人没有想到的措施：在大城市“供给相当数量的比较高级的糖果、点心”和“卖炒肉片”。陈云说：现在要两条腿走路，一条叫定量供应，另一条叫卖高级糖果、点心和炒肉片。“两个办法同时来，目的是这样：第一缓和人心，第二增加热量，第三回笼货币。”
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上陈云再一次阐明卖高价糖果、高价糕点，办高价饭馆的主张。他说：“这看来是一件小事情，但却是一个能缓和人心的问题。”“在供应紧张的时候，总要网开一面。”“网开一面好办事，不能都搞平均主义。这样，既可以使人们能吃到一些东西，增加一点热量，又可以多收回一点钞票。”陈云认为，用这个办法回笼货币，实在是打了一个大主意。陈云的这个主张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并付诸实施。在物质严重匮乏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在供应分配上实行大体平均的分配政策，是对的和必要的，它对于稳定人心、稳定社会是有积极效果的。如果不这样，就稳定不了，就会天下大乱。历史上所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办法，在这种特定历史条件的使用是灵验的。陈云针对物质供应紧张的局面，主张在大的方面搞平均分配，但又网开小的一面，实行高价糖、高价糕点的办法，又不完全搞平均主义，使有钱的人看到能多买点吃的东西的希望，又可以进一步稳定人心，可以更多地回笼货币，这确实是一个“大主意”、一个“嘉谟妙策”。有些商业工作人员被一个时期以来的抢购吓怕了，没有计算自己的后备力量和社会的购买力各有多少，不敢放手卖高价糖果、高价糕点。陈云胸有成竹地回答他们：
“我算了一下，把一万吨糖做成高级糖果，平均五块钱一斤，就是一亿人民币。有人怕资本家抢购。全国资本家一年的定息是多少呢？最多是一亿元。如果他们把所有的定息都拿出来买糖果，那很好，一万吨糖果拿出去，一亿元钞票就回笼了。我们手里有多少糖呢？已经到货的就有十几万吨，在路上的还有二十几万吨，第二季度还有三十万吨。这是可以靠得住的。”
陈云通过这样的计算，果断地告诉商业工作者：“现在可以敞开来卖，不要怕抢购。”据姚依林回忆，陈云提出卖高价糖果之后，上海、天津、北京、沈阳同一天开始上市出售高价糖果，很快就被一抢而光。有一位教授看到卖高价糖果，一下子抢购了五十斤，哪知第二天、第三天，以后还有！高价糖果以进口的五十万吨糖和国家尚存的一些糖作原料竟卖了三年之久，收益很大。一斤可赚三元，为国家吸收游资，赚回三十多亿元。这是一项切实有效而又不牵动大局的措施。参与这项工作的薛暮桥后来说：
“陈云同志建议出售高价糖果、点心，开高价饭馆，后来又出售部分高档的高价工业品作为补充，并借此回笼货币，稳定物价。此后三四年间靠出售高价商品共计多回笼货币五十亿元，相当于一九六一年货币发行总额（一百二十五亿元）的百分之四十，这就为稳定物价创造了条件。”
大多数城市居民自然没有那么多钱来吃高价糖果、点心以增加热量，由于缺少肉类和蛋品，营养不足，许多人患浮肿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陈云经过调查了解到，每人每天对蛋白质的最低需要量是七十克，而一斤粮食中含蛋白质四十五克，一斤蔬菜含五克，还缺少二十克，相当一两大豆的含量。因此，他提出先在大中城市的六千万人口中，每人每天供应一两大豆，以解决营养不良患浮肿病的问题。在国务院听取国家计委党组关于一九六二年计划安排情况汇报时，陈云动情地说：
“城市人民营养不良已经三年，虽然大家都不讲，但是眼看着我们怎样解决。最近，准备给部长、司局长一级干部增加一些东西，但是大家营养不良已经三年，我们吃着也不安稳，必须全面解决大中城市八千万人民的生活。大中城市比小城市更困难。大中城市八千万人，减去郊区人口二千万，解决六千万人的生活。怎样解决？肉不行，油也不行，最有效的是豆子。每人每月供应三斤大豆，按八个月供应大体需要十二亿斤。一斤豆子可以做成豆腐四斤，一个月十二斤豆腐，平均每天吃半斤。这种办法现在就可以做到，而且有保证。豆子要发给个人，不能发给机关单位，免得又榨了油以后才用豆饼做豆腐。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第一，增加了粮食；第二，增加了工资。因此，大豆产区的外调任务必须保证。”
陈云还多次召集有关营养专家座谈。当时在陈云身边工作的杨乃智回忆道：
“在经济困难期间，不少人得了浮肿病。陈云同志对此非常重视，曾多次召集有关营养专家座谈，提出解决办法。经过调查研究，他认为黄豆是当时解决浮肿的最佳营养品，一百克黄豆中蛋白质有三十六点三克，脂肪十八点四克，碳水化合物二十五点三克，含热量一千七百二十五千卡，钙、磷、铁等元素都比较丰富。而且，我国东北又是盛产黄豆的地方，可以调拨给全国各省、市。后来，国务院发了文件，决定给全国干部每人每月增加三斤黄豆的供应，以增加人体必需的最低营养，维护健康，渡过难关。陈云同志在调查研究黄豆营养问题时，也曾询问过我们工作人员。我记得曾经向陈云同志说过，在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在山西阳城县晋冀鲁豫边区太岳行署工作，当时机关干部和部队的主食是小米干饭，主菜是盐水煮黄豆，一日三餐，天天如此。虽然食品单调，生活艰苦，但从无发生过浮肿现象。机关干部身体健壮，精神饱满，工作安心。陈云同志决定用黄豆解决浮肿问题后，没有多长时间，干部中的浮肿病就大大减少了。”
进口粮食、提高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收购价、上市高价糖果和高价糕点、给城市居民每人每月供应三斤黄豆，这些措施对渡过当时的饥荒和严重经济困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它只是应急的措施、治标的办法。陈云说：“根本的办法，还在于增加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减少城市人口，压缩购买力。”
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减少城市人口，是调整国民经济、克服严重经济困难的一条关键性措施，也是处理起来十分棘手的事情。
前面说过，一九五九年四月，为了解决市场紧张、经济失衡的问题，陈云曾提出：对一九五八年多招收了的一千多万工人，必须认真地加以精减，安置到农村去，以便压缩现有的购买力。可是，在庐山会议后又要继续“大跃进”，这一主张被搁置起来，工业和城市人口不减反增，工农业之间不平衡的问题更加严重。
到一九六O年底、一九六一年初，中共中央在实行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时，减少城市人口的问题再一次摆到最高决策层面前。一九六O年底，毛泽东说：工业劳动力的增加“是影响农业生产的，比如吃粮就增加了嘛！”“新增加的二千六百万人不回去，怎么得了？压下去是有困难的，但一定要压下去。”一个多月前，周恩来提出：“工农业关系是国民经济的根本比例关系。目前农业落后，影响工业发展；反过来，工业建设规模过大，占用劳动力过多，又影响农业发展。”几个月后，周恩来又说：“按马克思的观点来说，集中的一句话就是农村能够供应多少商品粮给城市，就能够办多大的工业。”“现在全国的职工有五千万人，这个数量是大了一些。”
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减少城市人口是会议重要议题之一。五月三十一日，刘少奇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刘少奇说：“这几年的问题，就是工业、交通、文教都办多了。非农业人口搞多了，农民养不起这么多人，所以非减少不可。”陈云在这天会议上系统地阐述了为什么必须精减职工和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的理由。
陈云首先针对连续几年自然灾害、粮食库存大幅度减少、国家掌握的粮食将比上一年更加紧张的情况，指出动员城市人口下乡是“非采取不可”的办法。陈云认为，要解决粮食紧张的问题有四条办法：一是调整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二是工业大力支援农业，以增加粮食产量；三是进口粮食；四是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减少城市粮食的销量。这四条当中，工业支援农业受到时间的限制，因为化肥、拖拉机、排灌机械等不可能一下子增产很多，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见效；进口粮食在数量上受到限制，因为超过一百亿斤既没有那么多外汇，也没有那么大运输力量；调整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和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两条最重要。但是，如果城市人口不下乡，粮食征购任务不减少，调整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就起不了应有的作用。陈云斩钉截铁说：
“因为农民最后还是要看我们征购多少。如果征购数量还是那么多，农民还是吃不饱，那末，他们的积极性仍然不会高。所以，面前摆着两条路要我们选择：一个是继续挖农民的口粮；一个是城市人口下乡。两条路必须选一条，没有什么别的路可走。我认为只能走压缩城市人口这条路。”
其次，陈云从历史经验来论证压缩城市人口的必要性。从历史上看，建国以来出现过四次粮食供应紧张的状况，除一九五四年那次是由于大水灾的原因以外，其余三次都是由城市人口的增加超过了当时商品粮食负担的可能而造成的。一次是一九五三年。由于从一九五二年下半年起准备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政府的机构扩大了，基本建设队伍和企业职工增加了，城市人口由一九五二年上半年的六千一百万增加到七千八百万，结果，靠农民缴公粮和卖余粮已不足以维持市场供应的需要，不得不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一次是一九五七年。由于一九五六年城市人口增加过多，到一九五七年六月底，库存粮食从原来的四百二十七亿斤，下降到三百六十四亿斤，减少六十三亿斤，它的原因也是征购的粮食数量已不能适应当时城市人口的规模。现在这一次是从三年“大跃进”开始的，城市人口大幅度增加，从一九五七年的九千九百万人增加到一九六一年的一亿三千万人。结果，粮食库存连年下降，粮食供应越来越紧张。陈云把这些概括为：“农村能有多少剩余产品拿到城市，工业建设以及城市的规模才能搞多大。其中关键是粮食。”
再次，陈云将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的困难同城市人口过多造成的困难进行比较，两难相权取其轻，认定只能走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条路子。陈云说：“应该承认，动员城市人口下乡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人已经来了，在城市里生活比农村好得多，再动员他们回去是很不容易的，搞不好要‘打扁担’。”但他又指出：不动员城市人口下乡会产生一些更为严重的问题。第一，城市人口不下去，那么多人吃饭，势必向农村多要粮食。向灾区要吗？灾区没有，只能向高产的省、专区和县要，向高产的社队要。这样会把高产地区的积极性打下去，对农业的发展非常不利。第二，农民会把饲料粮拿来吃掉，牲口势必继续大量死亡，这在农业生产主要靠畜力和粪肥的条件下，损失是太大了。第三，向农村征购的粮食多，农民吃不饱，就会挤掉经济作物。经济作物产量继续下降对人民生活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很不利。第四，城市人口不下乡，每年要把很大一部分外汇用在进口粮食上，势必削减成套设备和重要工业原材料的进口，这就要大大影响国家工业建设。陈云在比较后得出的结论是：
“现在，我们面临着这样的局面：城市人口过多有困难，动员城市人口下乡也有困难。从全局来看，这两方面的困难相比，还是城市人口过多的困难更严重。我们只能走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条路子。只有这样，才能稳定全局，并且保证农业生产的恢复。”
最后，陈云对影响下决心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的两种错误认识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耐心的说服。一种错误认识是，认为农业可能很快恢复，既然很快就能恢复，何必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多此一举呢！陈云同意周恩来的分析：农业恢复不可能很快，增产的手段包括化肥、排灌机械等不可能一下子增加很多。粮食产量一九五七年达到三千九百一十亿斤，一九五八年达到四千亿斤，一九六O年下降到二千八百七十亿斤。由于人口的增加，陈云说：“农业生产即使恢复到一九五七年以前的水平，粮食供应依然不能维持，至少要达到一九五八年的水平才行。要达到一九五八年的水平，即使从今年起每年增产两百亿斤到三百亿斤粮食，也要三四年。”“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让很多人在城里吃着饭等待农业的发展呢，还是现在就下去？我看不能等待，应该现在就下去。”
另一种错误认识是，担心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后，工业生产会受到很大影响。陈云以煤炭、钢铁生产的实际情况为例，说明“工业生产上得去上不去，目前不在于人多人少的问题”。“不减人，工业生产也上不去，减了人，可能反而有好处。”从煤炭生产来看，一九六一年一至五月没有完成计划。陈云调查的结果，发现主要问题在于：开采与后备力量比例失调；大量设备失修，“带病”运转；工人的粮食和副食品供应不够；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需要调整。而解决这些实际问题，需要时间，不是很快可以办到的。从钢铁生产来看，受到铁矿石的开采、铁路运输以及炼焦问题的制约，建设一个机械化的矿山需要很长时间，解决炼焦问题也需要时间。陈云说：“如果煤搞不了很多，钢铁搞不了很多，那末，轻工业生产也好，重工业生产也好，基本建设也好，都上不去。”“现在实际上已经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有人无事做。”“所以，动员大批工人下去搞农业，并不妨碍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也不妨碍工业改造和矿山改造。”他指出现在存在“粮食并不够，工业摊子铺得太大，用人又太多，人浮于事”的情况，大声疾呼：“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他认为动员工人下乡搞农业，一方面可以减少国家供应粮食，“下乡一千万人就可以少供应粮食四十五亿斤，两千万人就是九十亿斤”。另一方面，工人回乡“总可以多增产一些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陈云号召：“要下决心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个决心早下比晚下好。”他坚信：“只要我们工作做得好，精减职工和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样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肯定是会收到显著的效果的。”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六月十六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下达执行。中央要求：“在一九六O年底一点二九亿城镇人口的基数上，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二千万以上。今年争取至少减一千万人，应该大部分在六、七、八、九四个月内减下去（包括一九六一年一月起已减的不带工资下乡人数），并且应该妥善地安排他们在秋收前的口粮；一九六二年至少减八百万人；一九六三年上半年扫尾。”“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度，城镇粮食销量争取压缩到四百八十亿至四百九十亿斤，比上年减少三十亿至四十亿斤。”六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精减职工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就精减的对象、被精减人员的待遇、回乡后的安置工作等作出具体规定。《通知》指出：这次精减的主要对象，是一九五八年一月以来参加工作的来自农村的新职工，使他们回到各自的家乡，参加农业生产。一九五七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来自农村的职工，确是自愿要求回乡的，也可以准许离职回乡。原先就是城市居民的职工，不论新老，一般的都不精减，确实自愿回家，回家之后生活又有保障的，也可以准许离职回家。这次精减的职工，都按照离职处理，一律不用带工资下放的办法。
由于道理讲透了，各级领导重视，各项措施得力，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项十分重要而又十分棘手的工作，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到十月底，终于完成了一九六一年精减职工的计划。这时，陈云才松了一口气。他说：“我们开始下决心在城市减人的时候，也很怕会发生很多像自杀之类的情况，会有很多困难。结果七搞八搞，到今年十月底搞了一千万人下去。”这实在是一件有很大风险又很不容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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