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基本信息

期刊:Journal of Rural Studies(中科院一区TOP)
英文题目:Does rural out-migration contribute to cropland-use intensification transition? Evidence from cropping farms in China
中文题目:农村人口外流是否促进了耕地利用强度的改变?来自中国种植农场的实证研究
发表时间:2026年
文章链接:https://doi.org/10.1016/j.jrurstud.2026.104005


摘要

理解耕地利用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的转变,对于在快速城镇化导致农村劳动力短缺的背景下维持粮食供给至关重要。本研究采用中国国家定点调查(2003-2021年)的家庭面板数据,并运用工具变量估计策略——以排除核心家庭的村级外迁率作为工具变量,探讨农村人口外迁与耕地利用变化之间的关联。研究发现:农村人口外流导致每户耕地面积缩减,降低了高劳动密集型作物的耕地占比,同时削弱了高资本密集型作物的种植份额。值得注意的是,高资本密集型作物占比的下降主要集中于以非农收入为主的家庭。这些结果表明,由于家庭行为存在差异,农村人口外流阻碍了预期中向资本密集型耕地利用模式的转变:非农家庭倾向于将汇款用于非农消费而非农业投资,而农户则面临规模限制,导致资本投资受限。我们建议实施有针对性的政策,包括加强对农业家庭的农业机械支持和土地整合,同时采取措施促进非农业家庭更高效的土地使用安排,以推动资本密集型耕地利用,减少土地使用效率低下和荒废现象。

Highlights

农村人口外流导致中国每户耕地面积减少。
迁移使农业从劳动密集型作物转向低劳动投入作物。
务工人员汇款未能推动现代农业发展。
依靠非农收入的家庭中,资本密集型作物种植面积下降。
政策应支持土地整合与资本投入。

研究框架

中国城乡发展正从“双轨制”向一体化发展转型。尽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企业化经营等改革措施改善了农村状况,城乡收入差距依然存在,这种差距塑造了农村人口外流动态和耕地利用决策。一方面,中国独特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村居民在城市定居,使其无法享受与本地居民同等的工资水平、社会保险及其他福利。另一方面,中国农村养老金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也使得大多数农民无法完全放弃农业生产。在此制度背景下,我们构建概念框架(图1),分析农村人口外流对中国耕地利用强化的影响。
劳动力在农业与非农业部门之间的分配,是家庭层面的集体决策过程,而非个体层面的选择。家庭成员外出务工的两大核心动因在于:通过多元化收入来源分散风险以稳定家庭消费模式,以及借助非农收入直接增加家庭总收入。留守家庭成员与务工人员之间存在隐性契约互惠关系——前者通过持续农业生产提供最终保障,后者则通过定向汇款转移提升家庭福利。留守家庭成员与务工人员之间的这种相互依存关系,通过协调跨部门资源配置促进家庭效用的联合优化,形成了通过互补性经济活动确保家庭福利最大化的关系。因此,农村人口外流既是理性农民追求资源与要素配置最优化的市场行为,也是社会经济转型进程中的必然结果。
我们的框架预测,农村人口外流通过两种主要机制影响耕地利用变化:减少农村劳动力供给和增加汇款流入。图1绘制了这些机制,并将其与潜在的耕地利用结果关联起来,同时考虑了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


未来展望

本研究存在若干局限性与研究课题。首先,受数据限制,我们未能获取农村外迁人口的详细目的地信息,也未能掌握农村人口回流动态。迁移目的地会影响汇款规模、信息获取渠道及家庭农业参与度,这成为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例如,迁往遥远发达城市的移民可能削弱与农村土地的联系,加速耕地撂荒;而迁往邻近城镇者则可能更积极参与农业活动。同样,返乡移民可能带来资本、技能或新型农业知识,影响耕地利用决策。但缺乏返乡动态数据使我们无法全面评估这些机制。其次,本研究侧重耕地集约化进程中的经济维度(劳动力与资本投入),却未纳入农药使用、土壤健康、碳足迹等生态指标。理解集约化转型带来的环境代价对推动可持续农业至关重要,但这需要更详尽的生物物理数据支撑。
尽管存在这些局限性,本研究仍完善了理解农村人口外流与耕地利用强化转型之间关系的分析框架,为推动耕地利用向资本密集型作物种植转型提供了宝贵的政策启示,有助于实现耕地利用的可持续发展。未来研究应通过整合迁移目的地与返乡流动数据,并探索空间流动模式如何影响耕地利用决策来弥补这些研究空白。此外,结合经济与生态指标将能对可持续集约化进行更全面评估,从而支持兼顾生产力、效率与环境韧性的政策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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