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辽西地区是我国万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多民族融合历史的重要实证区域，地处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东南部，青铜时代（夏家店文化时期）是探讨气候变化与农业社会起源、畜牧业起源、农牧交错带最终形成之间关系的关键时段。本文梳理了辽西地区青铜时代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动植物考古数据、稳定同位素食谱数据、体质人类学数据、古DNA数据和古气候数据，认为气候变化作为“驱动器”，可能推动了辽西地区青铜时代的农业—畜牧业转变。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3750—3250BP），温暖湿润的环境条件和黄河流域旱作农业人群的北上，促进了该地区发达农业社会的出现；“全新世适宜期”的结束，可能导致了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终结。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3100—2150BP），气候依然相对冷干，冷干气候条件导致北方牧业族群南下，到达了该地区的西部山地区，促使西区山地区的先民主要开展以牛、羊为主的畜牧业活动；而南部黄土丘陵区的先民血脉上依然延续着黄河流域农业族群的特征，保留着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辽西地区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西、南部畜牧业和农业生产方式并存，标志着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东南部的最终形成。关键词：辽西地区；夏家店；畜牧业；农业；年代；人群；古DNA；气候；生业模式
辽西地区位于我国东北地区的西南部，行政区划上主要包括内蒙古自治区的赤峰市、通辽市和辽宁省的朝阳市。在自然地理上不仅包括我们常说的西辽河流域，还包括同样最终流入渤海的大凌河流域。西辽河的西源是西拉木伦河，发源于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大兴安岭山地大红山北麓的白槽沟，南源老哈河发源于河北省平泉市七老图山脉的光头山，两源在赤峰市翁牛特旗和通辽市奈曼旗交界处汇合，为西辽河干流，后在辽宁省昌图县与发源于吉林省东南部吉林哈达岭西北麓的东辽河汇合，称为辽河，最终流入渤海。该地区地形复杂、地貌景观多样，主要包括山地（大兴安岭山脉、燕山山脉）、草原（科尔沁草原、乌兰布统草原）、沙地（科尔沁沙地、浑善达克沙地）、湖泊（达里诺尔湖、查干诺尔）等。受到西部大兴安岭山系和南部燕山山地的合围，该地区地形整体表现“西高东低”的形态，最高地为赤峰市克什克腾旗黄岗梁（2029米），而后向东渐次降低，直至入海。
受地貌影响，该地区的降水由东向西总体上逐渐减少，400毫米的等降水量线穿过该区域。该地区10个国家级气象台站1981—2010年的气象数据中，年均降水量最多、最少的分别是朝阳站（468.1毫米）和开鲁站（327.5毫米），年均蒸发量最多、最少的分别是巴林左旗站（1642.4毫米）和宝国吐站（2193.8毫米），其有效降水相对有限。该地区的年均温基本呈现从南向北递减的趋势，10个国家级气象台站1981—2010年的气象数据中，最高、最低年均温分别是朝阳站（9.5℃）和巴林左旗站（5.9℃）。但赤峰市部分区域的年均温在零度以下，包括克什克腾旗芝瑞镇、黄岗梁自然保护区以西，阿鲁科尔沁旗的巴彦温都尔苏木以北等区域。需要指出的是，辽西地区西部的大兴安岭地区，海拔较高导致该区域的降水量相对较高，如克什克腾旗大局子林场年均降水量为539毫米，而由于高海拔，该区域的气温均低于相同纬度，多雨、低温的环境造成该区域宜林、牧，以克什克腾旗为例，林业用地（90.7万公顷）和天然草场面积（177.1万公顷）远高于可利用耕地面积（10.4万公顷），其自然环境条件适宜发展畜牧业。辽西地区整体属于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区，除西、北部气温较低难以发展农业生产之外，其东、南部的大片丘陵、平原区域，适合开展农业生产，目前主要的粮食作物包括小麦、水稻、谷子（粟）、玉米、高粱、荞麦、糜子（黍）、大豆等。
以辽西地区为代表的“北方新石器文化”区域是我国史前六大文化分布区之一，从距今八千年前开始，该地区的史前文化主要包括新石器时代的小河西文化（8000BP之前）、兴隆洼文化（8200—7200BP）、赵宝沟文化（7000—6400BP）、富河文化、红山文化（6600—4900BP）和小河沿文化（4900—3600BP），以及青铜时代的夏家店下层文化（3900—2800BP）和夏家店上层文化（3100—2000BP）等。辽西地区是我国北方旱作农业的主要起源地之一，该地区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史前考古学文化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直根系”。此外，苏秉琦曾指出“《史记·五帝本纪》所记黄帝时代的活动中心，只有红山文化时空框架可以与之相应”，郭大顺也指出，五帝时代的“新三集团”包括活跃在燕山南北地区的黄帝集团。辽西地区是我国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主要中心之一。
但是，与我国其他区域文明演化进程不同，辽西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很可能受到气候干旱化的影响，于距今五千年后逐渐衰落。距今四千年后，包括辽西地区在内的欧亚接触地带的半月形地带（后称“中国弧”）兴起，使得辽西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逐渐兴起。大约五百年之后，很可能经历了一次大的气候恶化事件，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衰落，可能经历了一定时段的文化空窗期后，带有浓重畜牧业经济色彩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出现在该地区。本文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辽西地区农牧业社会如何出现、其驱动机制如何”等重要科学问题。
民国24年（1935），日本学者滨田耕作等人在夏家店遗址群的石棺墓中发现了青铜器，提出了赤峰第二期文化；196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赤峰市松山区王家店乡夏家店村进行了考古发掘，并据此命名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近90年以来，考古学者发掘了夏家店、大甸子、二道井子、香炉山、小黑山、大井铜矿等著名考古遗址，逐渐厘清了夏家店下、上层文化的源流、聚落和经济形态、社会发展阶段等。随着科技考古的发展，相关学者在碳十四年代学、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环境考古、体质人类学和古DNA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对于认清辽西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时空发展脉络、生业模式、人群迁徙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对辽西地区夏家店文化时期的碳十四年代学、生业模式（从生物考古的角度）、人群结构和环境变迁进行了梳理。
1960年，美国著名物理化学家威拉德·弗兰克·利比（Willard Frank Libby）因创立放射性碳测年的方法获得诺贝尔化学奖。1965年，在夏鼐先生的组织领导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成了我国第一个碳十四实验室，并于1972年公布了第一批碳十四测年数据。1972年开始，在严文明先生的策划和安排下，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建设了碳十四年代测定实验室。伴随着液体闪烁计数法（Liquid Scintillation Counting，简称LSC）、加速器质谱法（Accelerator Mass Spectrometry，简称AMS）等测年技术的发展，“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项目的实施，以及考古工作的蓬勃发展，碳十四测年成为考古工作中最为普及的科技考古手段之一，对于厘清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学框架、考古遗址的延续时间具有重要作用。
辽西地区作为我国考古工作开展较早的地区之一，碳十四测年工作始于20世纪70年代。1974年发表的《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三）》公布了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和赤峰市红山区蜘蛛山遗址的碳十四年代，分别为4600±110BPcal.aBP和3855±90BPcal.aBP（半衰期5568）。此后的半个世纪以来，考古学者在辽西地区开展了大量的考古年代学研究，在21个青铜时代的考古遗址开展了碳十四测年，获取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水泉文化和喜鹊沟类型的碳十四年代（图1）。
截至目前，共有13个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考古遗址开展过碳十四测年，公开发表了172个测年数据，包括蜘蛛山遗址1个、包古鲁西遗址1个、范仗子遗址3个、大山前遗址第一地点33个和第四地点6个、水泉遗址2个、香炉山遗址2个、土城子遗址14个、二道井子遗址36个、兴隆沟遗址第三地点14个、西道点将台遗址2个、大甸子遗址53个、三座店遗址3个和元宝山积石冢2个，排除掉明显偏离的3个碳十四测年结果后（蜘蛛山1个，大山前2个），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范围为3750—3250BP。
其中，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分别对大山前、大甸子、二道井子、土城子和兴隆沟遗址进行了系统的碳十四年代测试，并结合考古遗迹单位和遗物对相关遗址进行了年代学讨论。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土城子遗址最早（3750—3550BP），兴隆沟第三地点（3550—3350BP）最晚，大山前遗址（3700—3300BP）、二道井子遗址（3650—3400BP）和大甸子遗址（3600—3400BP）居中。土城子遗址共收集14个木炭样品，其树轮校正日历年龄范围为3750—3550BP。大山前遗址在第一地点和第四地点共收集测年样品39个，包括第一地点的测年样品33个（木炭样品6个和骨骼样品27个）、第四地点的测年样品6个（木炭样品）。第一地点排除其中年龄明显偏离的2个样品（ZK-2934和ZK-2934）后，大山前第一地点1—3期树轮校正日历年龄范围分别是3700—3650BP、3650—3600BP和3600—3500BP；第四地点6个样品的树轮校正日历年龄范围为3500—3300BP。二道井子遗址共收集36份炭化种子样品，除样品BA190476树轮校正日历年龄为3244±77cal.aBP外，其余样品树轮校正日历年龄范围为3650—3400BP。大甸子遗址共收集53个测年样品，包括2份木头样品、7份兽骨样品和44份人牙样品，大甸子遗址早、晚期年龄范围分别是3600—3500BP和3500—3400BP。兴隆沟遗址第三地点共收集14个测年样品，包括8份炭化粟样品和6份骨骼样品，树轮校正日历年龄范围为3550—3350BP。
除了上述5个遗址发表了相对系统的年代学数据和研究成果外，还有8个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遗址在考古简报或者相关的研究论文中发表过碳十四年代结果，分别如下：蜘蛛山遗址共有木炭测年结果1个，树轮校正日历年龄为4252±267cal.aBP，但可能因为木炭测年的各种问题导致年代偏老。包古鲁西遗址共有炭化粟测年结果1个，树轮校正日历年龄为3733±96cal.aBP。范仗子遗址共有木头测年结果3个，其中WB82-38样品结果较晚（3243±238cal.aBP），其余样品的树轮校正日历年龄范围为3700—3650BP。香炉山遗址共有炭化粟、黍测年结果各1个，树轮校正日历年龄分别为3588±103cal.aBP和3579±100cal.aBP。水泉遗址共收集炭化物样品和骨骼样品各1个，其树轮校正日历年龄分别为3631±52cal.aBP和3552±63cal.aBP。西道点将台遗址共有木炭测年结果2个，ZK-2651和ZK-2652样品年代分别为3408±48cal.aBP和3463±85cal.aBP，绝对年代范围为3450—3400BP。三座店遗址共收集炭化粟样品3个，其树轮校正日历年龄范围为3350—3300BP。元宝山积石冢共收集2个人骨测年样品，树轮校正日历年龄范围为3700—3600BP。
夏家店下层文化碳十四年代测试和分析较多，相较之下，目前仅在8个夏家店上层文化的考古遗址开展过碳十四测年，公开发表了24个测年数据，年代范围为3300—2150BP，具体包括香炉山遗址1个、大井古铜矿4个、大山前遗址第一地点5个和第四地点4个、桦木栅子遗址1个、西道点将台遗址2个、广德公南山遗址1个、善宝营子古城2个和塔布敖包遗址4个。目前，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的碳十四测年多是伴随考古学研究开展的，尚未有针对该文化进行碳十四年代学的专题讨论，分别如下：
香炉山遗址有炭化粟测年结果1个，其树轮校正的日历年龄为3014±126cal.aBP。大井古铜矿共有木炭测年结果4个，其树轮校正的日历年龄范围为3050—2700BP。大山前遗址第一地点共有木炭测年结果2个、骨骼样品3个，其中，BA201692样品树轮校正的日历年龄为2611±118 cal.aBP，其余样品树轮校正的日历年龄范围为2250—2150BP；大山前遗址第四地点共有木炭测年结果4个，其结果明显分为两组：ZK-3034样品和ZK-3022样品树轮校正的日历年龄分别为3085±85cal.aBP和2926±141 cal.aBP，ZK-3018样品和ZK-3010样品树轮校正的日历年龄分别为2513±192cal.aBP和2322±111cal.aBP。桦木栅子遗址有炭化粟测年结果1个，其树轮校正的日历年龄为2800±48cal.aBP。西道点将台遗址共有木炭测年结果2个，其树轮校正的日历年龄范围为2600—2550BP。广德公南山遗址有炭化黍测年结果1个，其树轮校正的日历年龄为2518±168cal.aBP。善宝营子古城共有木炭测年结果2个，其树轮校正的日历年龄范围为2550—2400BP。塔布敖包遗址共有木炭测年结果5个和人牙测年结果1个，其树轮校正的日历年龄范围为2550—2150BP。
除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之外，辽西地区还有其他如高台山文化和水泉文化、喜鹊沟类型等区域性文化类型，其年代学研究相对较少，仅在属于水泉文化的水泉村墓地发表人骨测年结果3个，在属于喜鹊沟类型的喜鹊沟遗址发表木炭测年结果7个、哈巴其拉遗址的木炭和兽骨样品4个。水泉村墓地3个样品树轮校正的日历年龄范围为1950—1600BP，年代相对较晚，亟需后续研究确认该文化的年代，本文暂不讨论。喜鹊沟遗址除了样品BA111166树轮校正的日历年龄为3416±31cal.aBP，其余样品绝对年代为3100—2950BP。哈巴其拉遗址3个木炭测年样品相对较老（其树轮校正的日历年龄范围为3550—3400BP），仅有的1个兽骨样品树轮校正的日历年龄为3251±75cal.aBP。
考古学家基于考古类型学，构建了辽西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时空过程，并进一步探讨两种文化的源流。50年来，考古学家共公开发表了辽西地区青铜时代的碳十四数据210个，初步构建了夏家店下层文化（3750—3250BP）和夏家店上层文化（3100—2150BP）的绝对年代。从年代数据的空间分布（图1）来看，夏家店下层文化似乎是从该地区的南部起源并向北扩散，而夏家店上层文化更像是从该地区北部起源并向南扩散。但是，有限的碳十四年代数据致使我们难以从绝对年代的角度厘清考古学文化的时空分布和演化过程，限制了我们对文化、人群的进一步理解。此外，要注意的是，从碳十四年代数据的概率累积曲线（图2）和文化序列年代来看，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之间，依然可能存在约150年（3250—3100BP）的文化中断，分布在该地区西部的喜鹊沟类型可能会弥补两个文化之间的缺环，但目前碳十四数据较少，相关的过程和原因值得注意。
在生物考古领域的生业模式研究多指通过植物考古、动物考古和稳定同位素食谱分析等技术手段分析先民的生产、饮食等方面，探究古人对植物、动物资源等的获得、加工、利用方式等，涉及农业、牧业、采集、狩猎等各个方面。它是先民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其文化呈现出不同特征的重要影响因素。
从20世纪80年代起，学者们就根据出土的生产生活工具、动物骨骼等大型遗存，对西辽河流域青铜时代先民的生业模式进行了初步研究，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先民主要从事粟作农业，兼营以猪为主的家畜饲养业。早期的植物考古或农业考古研究，主要是基于考古发掘过程中发现的大量（如粮窖）或特殊贮存位置（墓葬内的器物中）的植物遗存，它们很难被考古人员所忽视。20世纪发掘并出版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的考古简报多会指出，遗址中的炭化植物遗存，以炭化的谷物为主，多见于遗址中的房址、灰坑等遗迹中。例如：辽宁省北票县丰下遗址曾发现成堆的炭化谷物，大、小粒两种谷物分别为黍、粟；辽宁省建平县水泉遗址的窖穴也发现了堆积厚度达0.64米的粟、黍炭化遗存；内蒙古赤峰市东山咀遗址的一件较为完整的甗（H5:1）中发现深黑色的炭化黍。考古发掘过程中发现的粟、黍，彰显了粟、黍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先民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但前期考古发现缺乏量化分析，只是停留在描述层面。而动物骨骼因其体积较大，很难被考古学者忽略，所以较早地走入了考古学家的视野。尽管相关发表的数据可能较为概略，但对认识先民对动物资源的利用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宋蓉和陈全家早在2004年就对赤峰地区秦汉之前的动物考古资料进行了相对系统的总结。受实验技术条件的限制，辽西地区开展骨骼稳定同位素研究较晚。2003年，《考古》杂志刊发了张雪莲等学者的《古人类食物结构研究》一文，首次报道了辽西地区10具兴隆洼遗址人骨的碳、氮稳定同位素数据，包括兴隆洼文化的7具、红山文化的1具和夏家店下层的2具。
植物浮选和统计学方法的引入，为探究先民对植物资源利用的品种、不同植物资源的比重等提供了途径。20世纪末，赵志军先生回国后大力推广浮选法、植物考古研究。在辽西地区，他首先在兴隆沟遗址对通过浮选法获得的炭化植物种子开展了植物考古研究。辽西地区青铜时代先民的生业模式可能发生了发达农业向畜牧业经济的转变，这是从事动、植物考古的学者们携手研究的结果。而人骨同位素研究则为探究先民生业经济的比重提供了重要线索。
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系统的植物考古研究仅见于内蒙古赤峰市的兴隆沟、二道井子、三座店遗址和辽宁省建平县的水泉遗址。与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兴隆洼、红山等文化时期的考古遗址浮选获得少量炭化植物种子明显不同，这4个遗址的植物浮选获得了大量的炭化植物种子，粟、黍相对于其他植物种子具有绝对优势，且以粟为主：兴隆沟遗址第三地点、三座店遗址、二道井子遗址和水泉遗址分别采集了100、103、77和39份植物浮选样品，分别出土了炭化植物种子16376粒、109067粒、250219粒和4966粒，其中，粟、黍数量分别为14716和1487粒、9665和99348粒、181685和41266粒、3563和1292粒，占炭化植物种子的比重分别为98.94%、99.95%、89.10%和97.76%。尽管三座店遗址浮选获得粟的数量（9665粒）少于黍（99348粒），但其中90%以上的炭化植物种子出自于同一份样品（F40①：2），排除此份样品外，粟的出土概率（77%）远大于黍（48%），同样显示了粟的主体地位。此外，夏家店、城子山遗址，以及辽西地区9个遗址考古调查获得的植物浮选样品结果均显示了类似的结果，炭化粟、黍占所有出土炭化植物种子的99%以上，且每份浮选样品中，粟的绝对数量均大于黍。对赤峰上机房营子遗址H5、H9的植硅体分析和多个考古遗址出土鬲的淀粉粒分析也均显示了粟、黍为主的农作物组合特征。大量以粟为主的农作物种子的出现，充分彰显了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以粟为主要农作物的农业的主体地位。在已开展动物考古研究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遗址中，几乎都发现了家猪骨骼，这与此时期先民较为发达的粟、黍种植经济一致。前期初步的动物考古研究认为，猪、狗、牛、羊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动物骨骼中占据主导地位，猪骨在南山根、蜘蛛山、大甸子遗址占多数。近年来，辽西地区发表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动物考古研究较少，仅有赤峰市敖汉旗乃林皋遗址和辽宁建平的水泉遗址。赤峰市敖汉旗乃林皋遗址共出土动物遗存标本1059件，其中可鉴定标本有756件，包括占绝对优势的哺乳动物标本693件；系统的动物考古研究认为该时期的古代先民肉食结构中对家畜的依赖程度远高于野生动物，主要肉食来源为家猪。辽宁建平水泉遗址共出土动物遗存标本809件，其中可鉴定标本491件，家猪的可鉴定标本数（NISP）最高（63.75%）；该遗址动物组合显示水泉遗址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先民的动物性资源获取策略主要以家猪饲养为主，绵羊、黄牛为辅，兼有少量的狩猎经济。除此之外，师宏伟等还对辽西地区距今四千年前后先民动物资源利用进行统计，并按照地理位置进行了相关分析，认为整个辽西地区出土家猪动物骨骼的NISP范围在51.44±12.32%（n=5），占有主导地位；但在区域上，东南部少见的牛、羊等食草类动物，却在西北部山地丘陵区的遗址中占有一定比重，表明该时期东北部平原丘陵地带先民的农业经济成分高于西北部山地丘陵区。为了进一步探究农业、畜牧业等经济形态在先民生活中的地位，学者对兴隆洼、西山、水泉、元宝山积石冢等遗址的人骨开展了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相关研究认为该时期先民食谱中以粟、黍为代表的C4类食物占据绝对优势。师宏伟利用MixSIAR模型定量分析了该时期先民的摄食结构，认为粟黍作物、家猪、黄牛和绵羊的贡献率分别为40.7%、29.9%、16.7%和12.7%，同样彰显了粟黍作物和以人工饲养为主的家猪在先民食谱中的重要地位（合计占70.6%）。植物考古、动物考古和同位素分析的结果综合分析显示，辽西地区夏家店文化时期的农业经济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该时期的辽西地区应该属于农业社会。
不似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研究较为充分，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的考古遗址因为文化层较薄、遗迹现象不明显等原因，获取该时期的考古材料较为困难，因此相关的生业模式研究也相对较少。系统的植物浮选工作仅在内蒙古敖汉旗热水汤遗址和克什克腾旗下田家营子遗址开展过：热水汤遗址共采集土样46份，浮选获得炭化植物种子仅184粒，包括104粒粟和35粒黍；下田家营子共采集土样48份，浮选获得炭化植物种子仅79粒，包括39粒粟和20粒黍。两个遗址炭化农作物粟、黍的出土比例远低于之前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同时，粟、黍较低的出土概率（54.35%和30.43%、16.67%和20.83%）可能也反映了农业经济比重的降低。此外，在西辽河流域的考古调查中，于其中的12处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采集了31份浮选样品，共计浮选土样205升，结果显示：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先民的农作物类型与前一时期相同，仍以粟、黍为主，粟的绝对数量（203粒）仍大于黍（111粒）。研究还发现，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辽西地区西部和南部地区先民的农业活动状况可能有所不同，大致相同的植物浮选样品（南部17份、西部16份）获得炭化植物种子的数量明显不同（南部289粒、西部117粒），获得炭化粟、黍的数量也明显不同（南部214粒、西部100粒），这可能反映了辽西地区的南部和西部因其不同的地理环境造成农业经济成分的明显差异，但其具体比重尚需进一步分析和研究。宋蓉和陈全家曾对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的夏家店、南山根、蜘蛛山和大井4处遗址进行了出土动物骨骼的分析：除大井遗址外，其余遗址中均出土了家猪、狗、牛、羊的骨骼，且以家猪和狗的骨骼遗存最多，暗示这些遗址的农业活动仍比较发达；大井遗址则缺少了代表发达农业的猪和狗的动物骨骼，家养动物仅有牛、羊骨骼出土，动物骨骼分析表明大井遗址的先民可能更依赖畜牧业。目前该时期的骨骼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仅在大山前遗址第4地点的“祭祀坑”的9例人骨开展过，认为该遗址所在南部地区先民的食物结构仍然以C4类植物为主。目前，植物考古、动物考古和食谱分析的结果相对应：在大井遗址代表的西部地区，浮选获得的炭化植物种子以及炭化粟、黍种子均较少，可能与畜牧业经济成分较高、农业经济成分较低有关，而夏家店、南山根、蜘蛛山和大山前代表的南部地区，浮选获得的炭化植物种子以及炭化粟、黍种子相对较多，可能与农业经济仍占据重要比重有关。
特别指出一点，辽西地区西部山地区的畜牧业为主的生业模式可能代表了辽西地区畜牧业经济的起源，这也代表着辽西地区所处的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地区东南部畜牧业经济的起源。按照地学关于河流形成的概念（类似于长江、黄河的起源），“起源”是指河流上下游的全线贯通的时间，这样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形成可能类比于整个区域牧业最终出现的区域。相对偏农业区的辽西地区，其畜牧业经济出现应是最晚的（相对于额济纳河流域、河套地区、乌兰察布高原、呼伦贝尔草原等区域），那么，辽西地区农牧交错的形成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我国整个北方农牧交错带地区的最终形成。
总之，在辽西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以粟、黍为主的农业活动主导了先民的生业经济。家畜饲养方面，东南部平原丘陵地带，可能缘于发达的农业活动，家猪是先民主要饲养的牲畜；在西北部山地，先民仍以家猪利用为主，但对牛、羊类家畜的利用高于东南地区，且狩猎经济也是当地先民食物来源的重要补充。及至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先民的农业活动仍以粟、黍耕植为主，但其出土的绝对数量陡然下降，可能反映了农业经济成分的下降。与前期相对应的，南部区域的先民可能仍从事一定量的粟、黍农业生产，而在西部山区，如大井遗址，先民的生业经济很可能已经转变为从事畜牧活动为主的经济形式。
考古学家对人骨各部位的形态差异进行了人类起源、进化和演变的体质人类学研究，在解释人类演化、古病理、古人口学等方面取得了大量成果。20世纪初，长谷部言人、步达升等人开始对我国出土的人骨进行研究。百余年来，随着人骨材料的不断积累和丰富，体质人类学研究在我国逐步发展并趋向成熟，最重要的进展体现在颅面形态的人种类型研究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朱泓等学者把我国古代人群种族类型划分为古中原、古华北、古东北、古西北、古华南和古蒙古高原等基本类型，该框架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依据颅面形态分析我国古代人群的时空分布。四十年来，随着古DNA技术的广泛应用，大量的古基因组数据大致勾勒出全球人群过去数十万年来迁徙、演化、交流与适应的历史脉络。作为我国“文化史”起源最早的地区之一，辽西地区的人群流动频繁，该地区古代人群种族类型的研究开展较早，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在青铜时代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到上层文化时期，辽西地区不同区域的人群也发生了重要变化。
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体质人类学研究在内蒙古赤峰的大甸子遗址、辽宁阜新的界力花遗址和河北蔚县的三关遗址等开展，其中以大甸子遗址的资料最为丰富。潘其风对大甸子遗址的161例个体样本进行研究，认为该遗址的人群均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较为接近，但也有部分个体存在现代北亚蒙古人种的因素。进一步对比分析认为，大甸子遗址的颅骨形态与同期的襄汾陶寺组、安阳殷墟组和酒泉火烧沟组差距较小，暗示大甸子遗址的部分居民与当时黄河流域的居民同源。后续的研究将辽宁阜新界力花遗址（2例）、河北蔚县三关遗址（22例）出土颅骨的形态与大甸子遗址对比，认为他们与大甸子遗址的第一分组十分类似，即：同属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且与黄河流域同时期的先民有着密切的关系。来自古DNA的研究印证了上述结论。大甸子遗址14例人骨的古DNA分析显示，大甸子遗址的先民主要来自当时黄河流域的人群，还包括部分来自北亚的人群；二道井子遗址3例人骨的古DNA分析显示其与黄河流域的人群接近；三关遗址7例人骨的古DNA分析显示，黄河流域农业人群的扩张影响了该遗址先民的基因和文化。综合体质人类学和古DNA的研究成果，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先民可能主要来源于黄河流域农业人群的北上，但可能也受到了少量北亚人群的影响。
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的体质人类学研究开展较早，资料较为丰富。20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学者三宅宗悦就对赤峰红山后石墩墓葬出土的人骨材料进行了相关测量。伴随着我国体质人类学研究的开展，中国学者通过内蒙古赤峰市的红山后、夏家店、南山根、小黑石沟和辽宁省朝阳市喇嘛洞墓地等夏家店上层文化考古遗址出土人骨的研究，认为该时期的先民以现代东亚蒙古人种类型为主导，包含东亚、北亚蒙古人种的类型，并进一步将其归为“古华北类型”。此外，赤峰克什克腾旗龙头山遗址的墓葬和灰坑中采集到的14例颅骨与蒙古人种东亚类型接近，个别体征显示与北亚类型相似。而同位于克什克腾旗的井沟子遗址却与上述遗址或墓葬明显不同，该遗址的人种与现代北亚蒙古人种最为接近，与亚洲尤其是南亚类型的蒙古人种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同样地，近年来兴起的古DNA研究也与体质人类学研究的结果较为一致。宁超等人对位于辽西地区西部龙头山遗址2例人骨的古DNA分析认为，龙头山遗址的人群更接近来自黑龙江流域的北方游牧人群。近期，对辽西地区南部同属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大山前遗址中的个体古DNA分析显示该遗址人群的基因更接近黄河流域的农业人群。综合体质人类学和古DNA的研究成果，该时期辽西地区西部区域以龙头山、井沟子遗址为代表的先民和南部区域以红山后、夏家店、南山根、小黑石沟等遗址为代表的先民在组群上有了分异。
总体而言，辽西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先民以现代东亚蒙古人种为主，可能主要来源于黄河流域农业人群的北上；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辽西地区不同区域的先民有所不同，西部区域的先民明显受到了北方游牧人群的影响，而南方区域的先民依然保持着黄河流域农业人群的本色。
如前所述，辽西地区的地貌景观多样，黄土、沙地等景观易受到风力、水力的侵蚀和搬运，对地貌环境产生了较大影响，进而也影响了不同时代先民的定居位置。此外，该地区地处边缘带地理位置（400毫米等降水量线穿过该区域），气候变化极易对植被为代表的生态环境产生影响。
辽西地区海拔梯度大，最高、最低点海拔差近2000米，巨大的海拔差异致使西辽河、大凌河等河流的下蚀作用较强，伴随着一定的地壳运动，即使在万年以来的全新世也形成了阶地。夏正楷等认为，辽西地区史前文化遗址的垂直分布与河流阶地的发育密切相关：西拉木伦河及其支流普遍发育两级阶地，其上为黄土台塬；黄土台塬形成于6500BP以前，二级阶地的形成发生在4000BP前后，一级阶地沉积物的堆积发生在4000—1000BP；夏家店时期的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河流的二级阶地上，黄土台塬面及其后缘的山坡地带、一级阶地沉积物之中也有分布。虽然辽西地区的地貌格局未发生显著变化，但以科尔沁沙地为代表的地貌景观却变化显著。受限于光释光和碳十四测年的精度，目前沙地/黄土沉积的分辨率较低，常无法精确地判断科尔沁沙地扩张/收缩的时间，但大致以距今3500年为界，之前科尔沁沙地沙丘固定、沙地收缩，之后沙丘活化、沙地扩张。
辽西地区的青铜时代正对应于中晚全新世的过渡阶段，对应于古气候学上“全新世适宜期”的结束。古气候学是过去地理环境演变研究的重要内容，辽西地区的湖泊、沙丘、黄土等沉积记录为古气候研究提供了传统的研究载体。本世纪初，宋豫秦在《中国文明起源的人地关系简论》一书中，将辽西地区全新世气候变化划分为十个阶段，认为第七阶段气候自4000BP的温暖较湿润至3600BP的温暖较干，第八阶段（3000—2000BP）气候相对干燥。徐德克等人基于小龙湾玛珥湖年纹层沉积的花粉分析，揭示出适应强夏季风温暖湿润气候的栎属等花粉含量以及花粉组合第一主成分呈现周期性变化，即显著的500年周期，暖湿相位的峰值年龄在辽西地区的青铜时代分别对应于～3900、～3400、～2810BP。目前的研究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气候相对温暖湿润，例如：二道井子木炭定量重建的年均温（7.9±5.9℃）与现在基本持平，但年均降水（772±301毫米）可能是现在的两倍。辽西及其周边地区多个沉积纪录的指标显示，夏家店下、上层文化之间存在一个气候上的突变（气候恶化），且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的气候大不如前，但目前尚未有准确的古气候定量重建数据。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环境考古尤其是环境变化涉及一些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中，经常混淆“阶段”和“突变”的概念（这可能也是部分古气候记录的分辨率太低所致），有的研究对比两种文化延续期间的气候状况，有的研究探讨从下层文化过渡到上层文化时候的气候状况，基本没有学者同时探讨夏家店下层文化一步步演变或者蜕变为夏家店上层文化之中、之后的气候条件。未来的研究特别期待能够获得与考古学文化直接对应的气候纪录，或者可以对应到两个文化之间“突变”阶段的气候记录，这将有助于我们详细探讨气候变化与考古学文化（人群迁徙或者生业模式改变）之间的详细关系。目前，与考古遗址直接对应的气候资料包括浮选获得的木炭等，辽西地区也对青铜时代的3个遗址开展了木炭分析基础上的古气候定量重建，恢复的古温度、古降水可以与考古遗址时间完全对应。但其缺点是工作量大、不成序列，期待未来取得一定的成果之后，可以系统地讨论不同时间、空间的考古遗址的气候状况。
气候变化影响了沙地的分布，沙地的扩张和收缩又与气候变化一起影响着科尔沁沙地的植被变化。孢粉是植被演化的最常用指标，孢粉所反映的植被又是气候变化的代用指标之一。数十年来，古生态学家在辽西地区对考古剖面、自然剖面、湖泊沉积物开展了孢粉分析，勾勒出青铜时代的植被框架。除了距今3500年前后沙地的收缩和扩张造成的地貌景观差异之外，辽西地区孢粉结果显示：草本植物的孢粉占比高达60%以上（赤峰市巴林左旗七锅山剖面的草本植物孢粉更是高达75%以上），反映出该地区未被沙地直接影响区域应该广泛分布着草本植物；草本植物中，蒿属（Artemisia）占据主导（部分样品高达80%以上），反映了干旱草原的环境状况；辽西地区该时段的松属孢粉含量多低于10%（七锅山剖面松属花粉仅占0%～3.0%），反映了干旱草原上零星分布着以松属为主的木本植物；从夏家店下层文化到上层文化时期，表征湿润的蒿属孢粉数量减少，而表征干旱的藜科（Chenopodiaceae）孢粉数量增加。较为特殊的是，位于大凌河上游的城子山遗址（辽宁省凌源市），其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木本植物孢粉在80%左右，其中的松属花粉含量占有绝对优势（平均为77%），指示遗址周围有松林分布，这可能是局域小环境所致。而二道井子遗址浮选获得的大量木炭，主要包括栎属（Quercus spp.，占比34.95%）、松属（Pinus sp.，占比25.42%）和榆属（Ulmus sp.，14.66%），虽然木炭的组成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但起码也证实了二道井子遗址周边很可能存在着一定规模的栎属、松属和榆属植物。
总体而言，从夏家店下层到夏家店上层文化期间，发生了气候干旱化（虽然不确定突变或者阶段性持续的时间），这也造成草本植被组合中最主要成分——蒿属和藜科的消长。
辽西地区地处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东南部，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地貌景观受气候变化影响显著，也进一步影响着人类的定居、生产和生活等方面。“全新世适宜期”结束的气候背景、史前东西文化交流显著增强的共同影响下，青铜时代的先民适应了这次地理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变化，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
辽西地区是我国北方旱作农业起源中心之一。在兴隆洼遗址的1082份浮选土样（共计23888升）鉴定出了985粒黍和41粒粟。目前，辽西地区各个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址浮选获得的炭化植物种子数量尤其是农作物种子数量均较少，很可能表示该地区的农业发展水平一直不高。直到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3750—3250BP），植物考古、动物考古和人骨的稳定同位素分析综合显示，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先民以粟作农业为最主要的生产方式，较为发达的农业社会应该已经建立。此外，体质人类学和古DNA的证据显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先民可能主要来源于黄河流域农业人群的北上，目前考古遗址的碳十四年代数据也能粗略地印证了夏家店下层文化从南向北的传播过程。结合环境变化、人群和生业模式分析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温和湿润的气候条件以及黄河流域农业人群的北上，共同促进了辽西地区粟作农业的大发展。他们大规模定居在辽西地区南部的黄土丘陵区，离河较近，海拔不高（400~800米）。
伴随着“全新世适宜期”的结束，辽西地区的气候也随之干冷化。气候的干冷化加之夏家店下层文化后期人口无序扩张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生态环境急转直下，诱发了社会变革，辽西地区迎来了新的时代。本次气候恶化的影响范围较大，很可能影响了包括辽西地区在内的整个东北亚地区，来自长白山区的小龙湾玛珥湖沉积的孢粉记录显示了气候恶化发生在～3400、～2810cal.aBP，金川泥炭brGDGTs的古温度定量重建也显示降温事件发生在3450—2970cal.aBP。这次大范围的气候恶化尤其是温度骤降，可能直接导致了生活在更北地区（如黑龙江流域）的牧业族群南下，他们迁徙到了辽西地区的西部山地区，目前仅有的碳十四年代数据也可以粗略地看到夏家店上层文化从辽西地区北部起源并向南扩散的过程。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3100—2150BP）植物考古和动物考古的研究综合显示，辽西地区不同区域先民的生业模式产生了分异：西部山地区的先民主要开展以牛、羊为主的畜牧业活动；而南部黄土丘陵区的先民仍然延续了农业生产为主的生产方式，但农业比重有所下降。西部山地区以畜牧业为主的生产方式适应于西部山地区的低温草原环境，促进了该区域人口数量的增长（西拉木伦河南岸区域的遗址数量从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45个增加到上层文化时期的123个）。与之不同的是，辽西地区南部黄土丘陵区的先民受到了气候恶化的影响，农业规模缩减，考古遗址数量减少（西辽河流域的遗址数量从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5185个增加到上层文化时期的2031个）表征着人口的大规模骤减。但是，该地区的先民未受到牧业族群南下的过多影响，血脉上依然延续着黄河流域农业族群的特征，保留着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辽西地区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西部山地区以畜牧业为主的生产方式与南部黄土丘陵区以粟作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并存，标志着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东南部的最终形成，此后数千年来，农业经济与畜牧业经济此消彼长。
综上，气候变化作为“驱动器”，可能推动了辽西地区青铜时代的农业—畜牧业转变。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温和湿润的气候条件加之黄河流域农业族群的北上，共同推动辽西地区农业的大发展，促进了辽西地区发达农业社会的最终形成。距今3500年之后，气候的干冷化导致北方牧业族群的南下，到达辽西地区的西部山地区，开始从事畜牧业生产；但南部丘陵区依然保留着粟作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西部山地区的畜牧业族群与南部黄土丘陵区的农业族群开始并存。
本文梳理了辽西地区青铜时代两种考古学文化的年代、生业方式、人群特征和环境背景，并将四者结合在第五部分进行了初步的综合讨论。每一部分都有作者为相关研究贡献的数据，鉴于每一部分的末尾都进行过小结，恕不一一赘述，仅做未来工作的展望：
1.年代学方面，目前的碳十四年代相对集中于个别遗址（例如大甸子），这在一定程度上无法看出在大时空范围上的数据变化规律；相对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太少。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进行大规模的碳十四年代测定，建立起不同文化在碳十四年代数据方面的时空框架，以有助于未来考古学相对年代的绝对化。
2.在古气候研究方面，经常混淆“突变”和“阶段”，或者相关的古气候记录在时间分辨率上不足以解决演变过程、文化过渡时期的气候变化过程，这样就很难精确探讨气候变化过程与史前文化发展过程的准确对应关系，这就寄希望于未来能够有与史前文化发展时间准确对应关系的古气候记录。
3.对于生业模式而言，植物考古和动物考古是两个独立的研究过程，虽然相互之间可以印证，但准确的动、植物性生产活动的比例关系，以及动、植物性食物在古人食物结构中的比例关系目前无法进行量化。未来希望有更多的生业、食谱模型（现在稳定同位素食谱方面引入了生态模型，可以初步解决此类问题）引入生业模式研究，去分辨不同生产方式、不同食物结构的比例关系。此外，对古耕地面积的模拟可能还处于初始阶段，这方面的工作也需要加强。
4.现今体质人类学和古DNA研究的工作量很大，目前对于古DNA研究仅有很少量的几个遗址，推动了人类族属在大区域上的关系研究。但是，作者个人认为，古DNA的研究一定程度上还属于人类学领域，到考古层面来讲，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此外，作为社会发展一个主要方面的人口，现在对其研究依然还处于初步阶段，可能需要通过民俗学加考古学的努力，在通过计算机模拟、推测，获得一个相对可靠的总人口数据，以及大区域上、关键时间截面上的人口分布概况。
5.以前的环境考古研究多数强调了“4.2kaBP冷事件”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但辽西地区似乎受到该事件的影响不大。距今3500年前后的气候干冷化不仅导致了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消亡，可能在更大时空尺度上影响了北方农牧交错带地区农业社会的崩溃。例如，河西地区的四坝文化也是如此。该次气候事件的社会影响可能被严重忽视了。
6.加强有效的综合研究。
综上，作者2012年第一次到赤峰、2013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西辽河流域青铜时代（4-2kaBP）人类适应气候变化的策略”（批准号：41301208）以来，在以赤峰为中心的辽西地区开展研究，本文仅是作者十余年来研究的一点心得。对相关资料的介绍必定挂一漏万，且限于学科背景，文中基本未涉及传统考古学的诸多材料。相关遗漏、不足之处还请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希望作者的一些研究能够为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人地关系研究提供借鉴，为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一点点助力，为北疆文化提供一些历史相似性的借鉴。
原文载《中国农史》2025年第5期，注释从略，请谅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