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偏技术进步视角下农业要素综合禀赋与农民增收研究
李 爱
(山东工商学院 经济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摘 要]提高农民收入既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在要求，也是重要保障。技术进步对要素技术效率呈现非对称性作用，改变了要素配置和要素综合禀赋，进而影响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为测度农业要素综合禀赋并分析其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本文在有偏技术进步视角下构建农业部门CES生产函数，通过数理推导、指标测算和事实分析发现，我国多数地区的农业表现为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且劳动综合禀赋大于资本综合禀赋。通过设定模型运用固定效应估计和广义最小二乘法等方法研究表明，提高劳动综合禀赋和资本综合禀赋，对我国农民总收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通过异质性分析得知，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劳动综合禀赋与资本综合禀赋对农民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均表现为正向效应。要素综合禀赋能够增加粮食主产区的农民经营性收入，也可以增加粮食平衡区的农民工资性收入。在有偏技术进步作用下，农业机械化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提高劳动综合禀赋和资本综合禀赋，是有利于农民增收的。
[关键词]有偏技术进步；要素综合禀赋；农民增收；农业机械化
一、引言
增加农民收入，有利于农业的现代化发展和农村的宜居稳定，已成为农业农村工作和乡村振兴的核心问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和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多次提到，要发挥好科技在农业农村中的应用，增加农民在产业经营中的增值收益和财产性收入。在2025年1月发布的《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中也提到“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文件提出要从农业专业化经营、农民技能培训、大学生返乡创业、农民工就业等方面多为农民增收创造机会。近年来，尽管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稳步提高，但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如202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4188元，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3119元。据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从2018年的2.69、2019年的2.64、2023年的2.39到2024年的2.34，收入差距缩小缓慢。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关键是提高农民收入。要增加农民收入，就要提高农业生产率，加快产业现代化发展，提高农民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理论与实践证实，技术进步与生产要素的结合通常存在偏向性[1-3]，即当技术进步使得某一要素的技术效率或边际产出增长更快时，称为偏向该要素的技术进步，简称有偏技术进步。有偏技术进步改变了要素技术效率，这种附加要素技术效率的资本和劳动投入被称为要素综合禀赋。它衡量了资本、劳动力等要素与技术耦合后对农业产出的综合作用，反映了要素配置效率和要素利用效率，也将影响要素收入份额。
已有研究从数字技术、劳动力转移、土地流转、人力资本和支农政策等视角考察农民增收问题，本文主要从技术进步、农业机械化和要素效率等方面对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农业技术进步能够增加农民经营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4]，但受到城镇化、农业生产率和劳动力转移等因素的影响[5-6]。同时，农业机械化也能够增加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7-8]。也有学者发现农业机械化投入会对劳动力流动产生不同作用，使得农业技术进步对提高农民收入的作用不确定[9]。学者研究发现，提高农业生产率能够增加农民总收入和农民家庭收入[10-11]，但人口城镇化对农民的工资和经营性收入存在异质性影响[12-13]。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关注到农业的有偏技术进步。学者通过测算1961—2007年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发现，发展中国家农业技术进步呈现要素投入偏向型[14]，后续研究证实了有偏技术进步对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作用[15]。尽管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农业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类型，但随着农业有偏技术进步进入研究视野，国内研究开始探讨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性[16-17]，并分别从农业经济增长[18]、农业部门收入分配[19]、农业全要素生产率[20-22]等方面探讨了农业有偏技术进步的作用和影响。已有研究为农业有偏技术进步在中国的理论探究和实践应用提供了丰富的成果支撑，也为我国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思路。
已有文献关注到了中国农业中的有偏技术进步，并从多个维度进行了关联研究，但关于有偏技术进步与农民增收的相关研究较少，且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民增收的作用，文献研究结论也存在不一致。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是研究视角新颖。从有偏技术进步视角探讨农民收入问题，一方面拓展了有偏技术进步的研究范畴，另一方面有助于为乡村振兴背景下“科技兴农、科技富农”提供新思路。二是理论机制创新。一方面，基于数理模型尝试从有偏技术进步视角界定要素综合禀赋，并据此进行指标测算和事实分析；另一方面，从要素技术效率、农业产业化经营、劳动技能和收入效应等方面分析资本综合禀赋和劳动综合禀赋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机制，并通过实证检验其作用机制和异质性影响。
二、数理推导与典型事实
(一)要素综合禀赋推导
设定农业部门CES生产函数如式(1)，Yt为农业产出，Lt、Kt为农业劳动投入、农业资本投入，γ为要素分配参数，σ为要素间替代弹性，AL、AK为劳动技术效率与资本技术效率，是技术进步对要素偏向作用的直接体现。ALL、AKK为以要素技术效率衡量的反映投入产出效率的要素禀赋，简称为劳动综合禀赋和资本综合禀赋。ALL、AKK既体现了显性的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投入，又包含了隐形的有偏技术进步对投入要素的增强，可以全面反映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的综合产出效率，同时较好地平衡资本和劳动投入量纲的不同可能带来的偏误问题。
假定资本和劳动按其边际产出取得报酬，可以得出农业劳动技术效率与农业资本技术效率。
由式(2)、(3)得到劳动综合禀赋与资本综合禀赋，二者受到要素投入、要素间替代弹性和要素技术效率等因素的影响。
(二)相关指标测度
由式(1)得到农业资本与劳动的边际产出MPK、MPL，用Mt表示资本与劳动的边际产出比。
构造农业技术进步偏向指数Dt，见式(7)。这一指数与陆雪琴和章上峰[23]依据希克斯“技术非中性”定义构建的有偏技术进步指数是一致的，用以判断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性。
按照已有研究[24-25]可知，Dt大于0，是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Dt小于0，是劳动偏向性技术进步；Dt等于0，则是中性技术进步。在确定Yt、Lt、Kt、wLt、rKt之后，就可以由式(2)—(5)依次获得农业资本和劳动的技术效率和综合禀赋，关键是替代弹性的确定。为了有效而准确地估计替代弹性，借鉴Klump et al.[26]和陈晓玲与连玉君[27]的做法，本部分采用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程，运用非线性似不相关法(NLSUR)，估算农业的要素替代弹性①。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程是采用多方程联立的方法估算要素替代弹性，这是目前最有效、最稳健的方法。
本文考察的农业为广义农业(农、林、牧、渔业)。农业总产出(Yt)，通过GDP平减指数得到实际GDP。劳动(Lt)，采用农业年末就业人数均值。资本(Kt)，采用永续盘存法，Kt = (1 - δ)Kt - 1 +It/Pt作为资本积累方程衡量，投资(It)用农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并用固定资本投资价格指数(Pt)平减。劳动所得(wLt)与资本所得(rKt)，借鉴戴天仕和徐现祥[28]做法得出。基础数据为1998—2021年中国29个省级行政区，不包括新疆、西藏、香港、台湾、澳门，下同。表1中替代弹性为回归结果，其他数据为年度均值。
(三)地区事实分析
由表1可见，只有内蒙古和甘肃农业的技术进步偏向指数小于0，呈现为劳动偏向性技术进步。其余地区农业的技术进步偏向指数大于0，为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说明农业技术进步使得资本相对劳动的边际产出增长更快。原因可能在于，各地区农业的资本存量和投资极低，劳动力规模较大，且存在隐形失业。因此，当农业技术进步提高产出效率时，资本边际产出增长必然快于劳动，呈现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Acemoglu[29]指出，当要素间替代弹性小于1时，生产者倾向使用偏向稀缺要素(资本)的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带来的价格效应大于市场规模效应，提高了产品价格和劳动收入。除了上海、黑龙江、海南和云南地区外，我国多数地区农业的劳动综合禀赋大于资本综合禀赋，说明农业的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使得劳动综合禀赋更高。原因在于，农业的资本与劳动间存在互补性，偏向资本的技术进步增加了劳动需求，使得劳动技术效率提高显著，进而劳动综合禀赋得到提高。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有偏技术进步通过影响要素的边际产量和相对成本，改变要素投入数量和要素综合禀赋，影响农业发展、农民收入和农村消费。农业机械化、农业资本化是农业有偏技术进步的实践形态。具体影响机制如图1所示。
(一)有偏技术进步改变了农业要素技术效率和要素综合禀赋
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早期也被称为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即以物质资本如机械设备和技术资本为载体的技术进步。农业机械化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快劳动力流动，可有效促进农民增收[30]。一是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通过农业机械化使得生产操作便捷化、劳动技术效率提高，改变了要素投入比例，提高了劳动综合禀赋。二是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通过农业资本化提高资本技术效率，进而提高资本综合禀赋。三是资本化农具和智能化技术的应用使得更多的女性、老人参与到农业生产中，劳动力不再受限于体力和年龄，提高了家庭总收入。无论是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还是劳动偏向性技术进步，均通过提高要素生产率缩短了农民劳动时间，使农民有更多时间从事其他农业经营活动或非农就业，提高了农民的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农民在劳动与闲暇之间有更多选择，也是他们走向职业化或城镇化的标志。
(二)要素综合禀赋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和产业化发展，影响农民增收
要素综合禀赋体现了要素投入和要素技术效率的叠加效应，有偏技术进步通过影响要素技术效率和要素边际产出，可以提高要素综合禀赋。
要素综合禀赋的提高，将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一方面，依据规模经济和边际收益理论，农业的规模经济能够降低农业成本、增加农业效益、提高农民的经营性收入。农业规模化经营通过农业生产效应、生活成本效应和非农就业效应促进务农收入与非农收入的增加[31]。另一方面，农业经营组织通过促进技术获取、通过质量认证、拓宽销售渠道等途径增加农民收入[3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当个别生产者率先采用新技术获得超额利润时，这种示范效应将加快农业的产业化经营，形成集聚经济，提高农业收益和农民收入。
要素综合禀赋的提高，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促进农民增收。一方面，依据产业集聚理论，农业产业化发展，适应并引导市场多样化需求，形成产业的市场规模效应，提高农民经营性收入。另一方面，农业产业化发展，通过农业范围经济，融合农村一、二、三产业发展，增加农民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实现农民增收[33]。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和产业化发展，引导农民走向职业化，“和城里人一样上下班”成为农民稳定增收的动力。
(三)要素综合禀赋带来劳动节约和效率提升，助力农民增收
农业技术进步和要素综合禀赋，既对农民有技能要求，又“倒逼”农民提升劳动技能。
要素综合禀赋提高，带来劳动节约。依托农村交通设施的完善，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使得农民有机会、有条件从事其他就业形式，增加农民收入。2004年中国实施“村村通”工程，2017年进一步提出“要把农村公路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为农民致富奔小康提供更好保障”。2021年交通运输部提出“要继续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脱贫地区、垦区林区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推动高速公路、铁路、机场、航道等区域性和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农村交通设施的建设与使用，使得农民可以在闲暇时间到县城从事短期劳动，也可以到城市从事长期劳动，增加他们非农就业和工资性收入。
要素综合禀赋提高，带来效率提升。农田水利、仓储物流、交通通信等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34]，降低了农民经营风险，有效引进更多社会资本投资农村。农民通过“干中学”积累生产经营和市场营销经验，通过人力资本积累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和技能溢价效应，增加了农业经营性收入。技术进步带来劳动节约和劳动闲暇，促使农民向高效率部门如非农领域转移，对农民增收产生正向作用[35]。
(四)要素综合禀赋促进消费升级，影响生活成本和农民增收
要素综合禀赋在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同时，带动了农民生活水平和消费观念的转变，包括日常生活、居住条件、交通出行、教育医疗等。随着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和恩格尔系数的下降，人们对绿色低碳、有机生态农产品需求增加，推动了特色产业、生态农业的快速发展。消费市场的变化“倒逼”农业转型升级，这一路径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是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需求和消费多样化刺激农业生产做出适应性改变。消费升级引发农村产业发展的乘数效应，农业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服务业必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带来增收效应。二是从收入效应来看，消费升级使得农民日常开支增加，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增加生活成本，对农民收入产生负向作用。近年来，农民在社交生活、休闲娱乐、医疗保障等领域的满意度下降[36]，说明相比生存型消费，农民对发展型消费的需求增加，只有不断提高农民收入，才能真正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有偏技术进步提高了要素技术效率和要素综合禀赋，有利于农民增收。
H2:通过农业机械化，要素综合禀赋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和产业化发展，有利于农民增收。
H3:通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要素综合禀赋带来劳动节约和效率提升，有利于农民增收。
H4:要素综合禀赋通过收入效应和消费升级，提高农民生活成本，其对农民收入的最终作用不确定。
四、实证分析
农民收入从构成看，包括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等。过去，经营性收入是农民收入的主体，占农民收入的1/3左右。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农村绿皮书:中国农村经济形式分析与预测(2018—2019)》可知，工资性收入正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部分。近五年来，在我国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经营性收入平均占到40.8%，工资性收入平均占到37.6%，二者约占到总收入的80%。因此，经营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主体，也是接下来本文分析的重点。
(一)变量与数据说明
1.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
按照前面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被解释变量为农民收入，通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工资性收入和农民经营性收入三个维度进行深入考察。以1998年为基期，用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平减，分别简称为农民总收入(yrural)、工资性收入(ywage)和经营性收入(ysale)。解释变量包括劳动综合禀赋、资本综合禀赋、农业机械化投入和农村基础设施四个指标。其中，劳动综合禀赋(al)和资本综合禀赋(ak)由前面指标测算得出。农业机械化(mechine)采用农业机械总动力衡量，农村基础设施(road)采用农村公路交通里程数据衡量。
2.控制变量
根据研究目的和作用机制，借鉴已有研究[37-38]，从农村经济发展、地区开放程度、财政支农水平、农业金融发展水平、农业投入情况、农业产出规模、农业产业结构等方面选取以下八个控制变量:农村恩格尔系数(enger)、贸易开放度(trade)、政府支农水平(gov)、农业金融深化度(finance)、农业化肥使用量(fer)、农作物总播种面积(area)、农业占农林牧渔业比重(industry)和城市化水平(city)。其中，政府支农水平用财政支农支出占农业总产值比重表示，农业金融深化度以农业贷款总额与第一产业增加值的比值表示。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政府支农占比和农业金融深化度，由于统计数据所限，只考察2013—2021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农业年鉴》《中国价格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以及各地区统计年鉴。
本文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2。
(二)模型设定
本文研究有偏技术进步作用下的要素综合禀赋对农民总收入、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影响。依据研究目的和研究假设，构建基准模型如下:
其中，α、a、b、c均为变量系数，X为控制变量集，ui为个体效应，μt为时间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式(8)考察要素综合禀赋对农民总收入的影响，式(9)考察要素综合禀赋对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式(10)考察要素综合禀赋对农民经营性收入的影响。为了缩小变量之间的数量级差异和减少异方差问题，对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表3为基准模型的固定效应(FE)和随机效应(RE)回归结果，通过F检验和Hausman检验，接下来依据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即第(1)、(3)、(5)列进行分析。
(三)基准回归分析
从表3回归结果看，劳动综合禀赋与资本综合禀赋对农民总收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说明有偏技术进步作用下要素综合禀赋提高，有利于农民增收，这与诸多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39-40]，证实了H1。恩格尔系数对农民总收入的回归系数为正，说明农村恩格尔系数的下降，不利于农民增收，说明H4中要素综合禀赋通过提高农民生活成本最终减少农民收入。另外，农业化肥使用量与农民总收入存在显著正向关系，这与卢新海等[41]关于二者负向关系的研究结论不一致。我国部分地区确实存在农业生产中过度使用化肥的现象，提高了生产成本，损害了农产品质量，不利于农业可持续发展，对农民收入存在负向作用。但长期来看，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和“拥有生产智慧”的农业实践者，农民可以通过化肥的合理合规使用，提高农业产出，节约农业劳动，便于从事其他农业经营或非农活动，有利于农民增收。农作物种植面积与农民经营性收入之间存在正向关系，说明农业的规模化经营能够增加农民收入。政府支农力度和农业金融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增加，证实了国家各类财政支农和金融支农政策的必要性和有效性。
(四)异质性分析
当前我国区域差异、城乡差异、工农差异成为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要议题，农民增收问题必然受到地区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农业功能区划的影响。本部分将进行要素综合禀赋与农民增收的区域异质性研究。一是将总样本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进行经济分区的异质性分析。二是将总样本划分为粮食主产区、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三个区域进行功能分区的异质性分析。具体分区见表4。
1.经济区划下的异质性分析
表5和表6报告了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要素综合禀赋对农民各收入的回归结果。经过F检验和Hausman检验，分别按照固定效应估计(FE)或随机效应估计(RE)列出适宜的回归结果。由表5可见，无论是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地区，劳动综合禀赋与资本综合禀赋提高，均促进农民总收入增加。越是较发达地区，要素综合禀赋的回归系数越大，说明区位优势有利于发挥要素综合禀赋对农民增收的正向效应。由表6可见，东部、西部地区农业的劳动综合禀赋与资本综合禀赋对农民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依然表现为正向效应，且东部地区作用系数普遍大于西部地区，这与农民总收入的回归结论一致。中部地区要素综合禀赋对农民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回归系数由正值变为负值，但多数不显著，说明要素综合禀赋对中部地区农民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作用关系不明确。
2.功能区划下的异质性分析
表7和表8报告了粮食主产区、粮食主销区和粮食产销平衡区要素综合禀赋对农民各项收入的回归结果。经过F检验和Hausman检验，分别按照固定效应估计(FE)或随机效应估计(RE)直接列出适宜的回归结果。由表7可见，无论是粮食主产区、主销区和平衡区，除了部分结果变得不显著外，劳动综合禀赋与资本综合禀赋提高，均促进农民总收入增加。由表8可见，在粮食主产区，要素综合禀赋的提高，不利于农民工资性收入增加，但有利于农民经营性收入增加。在粮食主销区，要素综合禀赋对农民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作用为负，但不显著。在粮食平衡区，要素综合禀赋对农民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作用表现为正向效应，但部分不显著。总体来看，要素综合禀赋能够增加粮食主产区的农民经营性收入，也可以增加粮食平衡区的农民工资性收入。在有偏技术进步作用下，要素综合禀赋对不同类型地区、不同性质农民收入的作用方向和效果不同，也为政府支农、助农提供了新的思路。
(五)稳健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通过使用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对样本重新回归。由表9可见，回归结果与基准模型基本一致，其中资本综合禀赋对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回归系数变为负值，但不显著，总体证实了要素综合禀赋对农民收入存在正向促进作用。
五、影响渠道分析
前面分析可知，提高要素综合禀赋能够促进农民增收。从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角度出发，以下两个问题值得思考，一是有偏技术进步是否通过农业机械化提高要素综合禀赋，农业的机械化投入正是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的实物表现。二是有偏技术进步是否通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要素综合禀赋的提高。近年来，我国农村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农民进行技术培训、非农就业和农产品销售的市场需求扩大，生产经营成本下降，有利于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特色农业、生态旅游、农村电商等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助力，余高[42]、李琪等[43]关于农村电商发展有利于农民增收的研究结论也证实了这一观点。接下来，本文将继续从农业机械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两个渠道考察有偏技术进步对要素综合禀赋的作用。
(一)农业机械化对要素综合禀赋的影响
由表10可见，无论是FE估计还是FGLS估计，农业机械化对要素综合禀赋的回归系数均是正值，说明农业机械化提高了劳动综合禀赋和资本综合禀赋，也证实了H2。农业机械化提高了种植业全要素生产率[44]，提高了农地生产效率和单位产值[45]，因此对农业收入与非农收入均产生直接促进作用，说明上述结论是稳健的。目前，我国农业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0%左右，但各地区地形、气候、地质和水资源差异较大，距离发达国家农业的“机器代替人”仍有很大差距，这就需要因地制宜、合理规划农业机械化用具的研发与使用。
(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要素综合禀赋的影响
由表11可见，无论是FE估计还是FGLS估计，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要素综合禀赋的回归系数均是显著正值，说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劳动综合禀赋和资本综合禀赋，最终有利于农民增收，证实了H3。已有研究也发现农村基础设施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46]，增加了农作物产出[47]与农民收入[48-49]，证实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农村交通通信网络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为技术助农提供便利，有利于农民增收和农业农村现代化。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将有偏技术进步研究视角转向农业，考察劳动综合禀赋和资本综合禀赋对农民增收的影响。首先基于农业部门CES生产函数，从理论上界定了有偏技术进步作用下要素技术效率和要素综合禀赋。在测算了农业有偏技术进步和要素综合禀赋后发现，多数地区农业表现为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而且农业劳动综合禀赋大于资本综合禀赋。实证研究中，运用固定效应估计(FE)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等方法分析发现，提高劳动综合禀赋与资本综合禀赋对农民总收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均具有促进作用。在对经济分区的实证研究中发现，无论是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地区，劳动综合禀赋与资本综合禀赋提高，均促进农民总收入增加。东部、西部地区农业的劳动综合禀赋与资本综合禀赋对农民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依然表现为正向效应，但中部地区作用不显著。在对功能分区的实证研究中发现，要素综合禀赋能够增加粮食主产区的农民经营性收入，也可以增加粮食平衡区的农民工资性收入。农业机械化投入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劳动综合禀赋与资本综合禀赋的提高，说明通过农业机械化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可加快要素综合禀赋的提高，有利于农民增收。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肯定了有偏技术进步和要素综合禀赋对农民增收的重要作用，也为国家继续稳定与持续的实施各种农技培训和农机补贴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继续探索国家支农政策的力度和范围，创新农业金融支持体系，促进农民增收。一是加大农业资金支持力度，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民经营性收入。二是加大对现代农业产业园和农业产业集群等的资本投入，深入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高农民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
第二，加快农业人力资本积累，提高要素综合禀赋，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一是扩大农技培训的对象范围、增加培训内容，提升农民技能，提供人才支撑，促进农民增产增收。二是鼓励创业创新，支持有经验农民工和技能型人才返乡创业，既加快农业转型升级，又带动农民创业创收。
第三，加大农业科技研发和机械化应用，加快农业现代化。根据我国不同地区农业生产特点和资源禀赋进行技术创新和机械投入，因地制宜地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通过“干中学”和示范效应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为农民增收创造更多机会和渠道。
第四，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农村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有助于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有助于城乡统筹和区域协调发展，符合我国高质量发展内涵。同时，政府应加快落实“三权分置”，要鼓励和支持农村通过盘活集体资产、出租农村资源等方式获得持久性收益，从政策、法律层面上帮助农民解决现实问题，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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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限于篇幅，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程的推导、替代弹性等参数的回归过程略，作者备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