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人塘:佛罗盆地的潟湖农业与地理变迁

在海南岛西南部，尖峰岭（古黎母山）海拔1412米的锥形独峰直插海岸。其南麓的佛罗盆地——今乐东佛罗镇至莺歌海一带——是一片被山海合力塑造的狭长地带。所谓“佛罗盆地”，并非一个正式的地理学名词，而是地质学者在《中国区域地质》1998年第17卷中以“暂名”方式留下的一行注脚。上新世，距今约500万至260万年前，海南岛西南沿海还是一片温暖的浅海，海相碎屑岩缓慢堆积在古生代花岗岩基底之上，形成了厚达90至200米的新近纪地层——“佛罗组”。此后，新生代构造运动使尖峰岭强烈抬升至海拔1412米，铁色岭、马鞍岭随之隆起，佛罗盆地逐渐从浅海过渡为陆相堆积，最终在第四纪成为一片被河流切割、被海风塑造的沿海平原。

佛罗盆地的水系格局极为独特。尖峰岭是地脉之源，白沙河自其西南麓发源，佛罗河自铁色岭发源，两河平行穿越盆地，共同构成“双龙出海”之势。佛罗河全长仅约25公里，在丹村港注入北部湾。在这条短小河流的中下游低洼地带，曾经存在一处名为“番人塘”的潟湖。尽管今日已湮没于莺歌海盐场的结晶池之下，这片水域却在长达千年的历史中，深刻塑造了佛罗盆地的农业形态与港口贸易。本文综合方志记载、舆图演变、近代地图、日寇档案与现代盐场建设资料，钩沉番人塘从潟湖到盐田的千年变迁。

一、方志所见：番人塘的地理原貌与内河港属性

番人塘最早的记载见于南宋赵汝适《诸蕃志》：“崖州西南有番人塘，咸水弥漫，宜煮盐。”[1]寥寥数字，已揭示了番人塘的两个核心特征：咸水潟湖与盐业利用。至明代，正德《琼台志》对番人塘的记载更为详细：

“番人塘，在州西一百二十里。黄流村西海滨，延长十余里。旱干，中有石。俗传旧为人村陷没。水通白沙港入海。”[2]

这段简短的文字蕴含了丰富的地理信息。“延长十余里”说明水面广阔，“旱干，中有石”记录了枯水期的地貌特征，而“水通白沙港入海”则揭示了番人塘的水文连通性——潟湖之水通过河道与港口相通，最终注入大海。按，“水通白沙港入海”疑为“水通丹村港入海”之误。白沙港位于白沙河入海口，番人塘所在的佛罗河水系与白沙河并不直接连通，而丹村港正是佛罗河的入海口，番人塘之水经由佛罗河下游注入丹村港入海，更符合自然地理实际。

至清代，光绪《崖州志》对番人塘的记载更为丰富：

“番人塘，一名新村港，州西一百五十里。纵横十里，四面皆村。吐纳海潮，水合咸淡。渔利颇饶，兼产灰石。”[3]

“纵横十里，四面皆村”说明番人塘周边聚落稠密，已形成相当规模的人居群落。“吐纳海潮，水合咸淡”揭示了番人塘作为潟湖的水文特征——佛罗河的淡水与北部湾的海潮在此交汇，形成了独特的咸淡水交替环境。这种水文条件既滋养了近海渔业（“渔利颇饶”），也为早期盐业提供了天然资源（“兼产灰石”）。更为关键的是，“一名新村港”的记载——新村港即番人塘，说明这片潟湖本身就是一处港口，船只可以通过佛罗河河道进出，而非直接临海。

确认新村港的内河港属性，是理解番人塘地理功能的关键。所谓内河港，是指港池位于河流或潟湖内部，通过河道与外海相连的港口，其核心特征是港池平静、水深适中、与外海有河道相隔。光绪《崖州志》明确记载：“新村港，城西一百二十五里。感恩儋村（丹村）港及抱峒岭水、赤龙溪水注聚处。可泊小船。”[3]“注聚处”三字，说明新村港是周边多条河流与潟湖水系的汇聚之地，而非直接临海的海港。更为有力的证据来自道光《琼州府志》对丹村港的记载：“蜑村港（古丹村港），在城（感恩城）南八十五里，自港至海四里。”[4]“自港至海四里”——港口与外海之间通过长约四里的河道沟通，这是内河港的典型空间结构。新村港与丹村港同处佛罗河水系之中，其水文特征一脉相承。此外，明清方志描述海港时多注明“会潮成港”或“与潮会成港”及“入海”，而番人塘、新村港的记载中均无此类表述，暗示其受河流径流主导而非潮汐直接作用。

番人塘周边还存在完善的水利系统。《乐东县志》记载：“番人陂，位于黄流村西，主要拦引抱孔洋的孔水，灌溉赤命村、新村农田300余亩。”[5]陂塘灌溉系统的存在，说明番人塘不仅仅是渔盐之地，更是支撑局部稻作农业的核心水源。光绪《崖州志》所载“四面皆村”的稠密聚落，正是以这一水利系统为基础的。

二、舆图所见：明清舆图中的番人塘

番人塘不仅见载于方志文字，更在明清多幅舆图中留下了图像记录。这些地图以直观的视觉形式，印证了番人塘在琼西南地理认知中的重要地位。

明代海防图《万里海防图》在琼西南沿海标注了感恩、崖州之间的望楼港、番人塘等港湾。番人塘被标示为沿海一处重要的水域节点，周边有黄流、佛罗等聚落环绕，与其“纵横十里，四面皆村”的文字记载完全吻合。清代康熙《大清一统志·琼州府图》在感恩县西南沿海清晰地绘制了番人塘的潟湖轮廓，水域面积在琼西南沿海诸港湾中最为醒目。雍正初修《大清一统志》亦将番人塘列入感恩县沿海诸港湾之中，与白沙港、望楼港、龙栖港等并列。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舆图中，番人塘的水域面积往往被绘制得比周边港湾更为宽广——这在琼西南干旱的海岸线上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地理景观。清人汪日暐《京省水道考》卷五载：“又治西北一百二十里有番人塘者，相传外国番人舡多覆此，因名。”[6]舆图中那片醒目的水域，与方志中“番人覆舟”的传说相互印证，见证了宋元时期阿拉伯、波斯、占城等番商在这一海域频繁活动的历史，也说明番人塘在当时不仅是农业与渔盐之地，更是海上贸易的重要节点。

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海疆洋界形势全图·琼州图》，番人塘仍被清晰标注于感恩县西南沿海。这片潟湖在清代舆图中持续出现的图像记录，说明其地理存在是确凿无疑的，其农业与贸易功能在清中期仍在延续。

三、图像见证：芬次尔地图上的全岛唯一稻田符号

番人塘潟湖地带的农业繁荣，在德国林学家戈特里布·芬次尔（Gottlieb Fenzel）1930年绘制的《海南岛地形图》上获得了更为精确的图像见证。芬次尔是德国慕尼黑大学林学博士，曾多次深入海南岛进行森林考察，其地图标注来源于亲眼观察。在这份地图上，海南岛西南角——即古番人塘潟湖地带、今莺歌海盐场所在地——密集标注了全岛唯一的稻田符号群。[7]

稻田符号是一种需要近距离观察才能确认的土地利用类型，其标注必须以实地目击为前提。芬次尔选择在番人塘地带做出全图唯一的农业标注，说明他在考察该区域时亲眼看见了成片的水稻田，并意识到这在全岛范围内具有特殊的农业地理意义。这一图像证据与方志记载及舆图记录构成了完整的互证链条。从明正德《琼台志》“延长十余里”的潟湖记载，到清代多幅舆图中醒目的大片水域，再到光绪《崖州志》“纵横十里，四面皆村”的聚落繁荣，再到芬次尔1930年地图上全岛唯一的稻田符号——文字与图像共同指向一个事实：在莺歌海盐场建成之前，这片后来被视为“荒滩”的低洼潟湖区，曾经是海南岛西南角一片罕见的稻作地带，呈现出一派“鱼米之乡”的农耕景观。

番人塘何以能在全岛最干旱的琼西南成为稻作重地？其地理机制在于佛罗盆地的独特地形格局。盆地三面环山——北倚尖峰岭，左有卧龙岭，右有马鞍岭——将盆地合抱成一个马蹄形海湾堆积平原。这一地形格局使得东南季风携带的水汽在盆地内聚集，而尖峰岭、卧龙岭、马鞍岭的屏障作用减少了旱季干热风的侵袭。在盆地内，佛罗河、白沙河的冲积平原土壤肥沃，番人塘潟湖的蓄水功能保证了旱季的灌溉水源，番人陂等水利设施则提供了稳定的引水保障。这些条件的叠加，使得这片区域成为琼西南干旱区中一块难得的湿润“飞地”。此外，佛罗盆地还存在一个多层级的立体水源系统：地表径流（佛罗河与白沙河）、浅层潜水（埋深仅8至15米）、深层承压水（埋深110至350米）以及番人塘潟湖的潮汐补给，四重水源共同滋养了这片土地。

四、明代佛罗盆地的农业开发

番人塘的农业繁荣，并非孤立的自然赐予，而是明代琼西南农业大开发的组成部分。据正德《琼台志》记载，正德年间全岛有水利工程81处，万历时发展到111处。[8]崖州是水利建设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弘治元年（1488），崖州知府林铎上任伊始便遇连旱，亲率里甲开筑都陂，“坚固倍昔，灌田一千余顷”；翌年又修筑中亭沟，创筑仰重沟“引水灌田二百余顷”，特别是开筑抱架沟，解决了“海滨田地广漠，旱不能耕”的难题。[9]正德十五年（1520），崖州知府陈尧恩凿南北二沟，南沟长15里，北沟长5里，“旁通互引，亢燥之地，皆成活壤”。[10]名士钟芳在《崖南北沟记》中详细记载了这一工程动员三千民夫、六千黎夫的壮观场面：“群黎皆裹糗餈，具畚锸，欢然应命……沟成，旁通曲引，亢燥胥灌，久芜之地胥为沃壤，岁倍熟，民大利焉。”[11]

番人塘周边的番人陂，正是在这一波水利建设浪潮中建成并发挥效益的。陂塘蓄水、潟湖灌溉、河道通海——三者共同构成了佛罗盆地农业开发的水利基础。明代琼西南农田水利的勃兴，为番人塘地带的稻作繁荣提供了制度与技术保障。

五、湮灭与转型：从日寇掠建到莺歌海盐场

1930年芬次尔地图上的稻田景观，在不到十年后便遭遇了劫难。1939年日军占领海南后，“东亚盐业株式会社”选定番人塘潟湖地带作为莺歌海盐田的建设用地。1946年两广盐务管理局的调查报告记载：“筑造盐田范围内之无数禾田只给价25万元。”[12]“无数禾田”四字，与芬次尔地图上密集的稻田符号形成了惨烈的呼应——芬次尔画下的是“有”，日寇夺走的是“无”。那些在全岛范围内独一无二的稻作景观，最终以25万日元的价格被强行抹去。

日军工程虽因太平洋战局逆转而中止，但开挖的水道口和排水沟已经破坏了番人塘潟湖的水文平衡。1958年莺歌海盐场正式建成后，拉直的河道、筑坝截断的水源，彻底终结了这片千年潟湖的生命。“番人塘”作为潟湖的历史，在盐场的结晶池中画上了句号。

六、结语：潟湖的地理遗产

从南宋《诸蕃志》“咸水弥漫，宜煮盐”的早期记载，到明正德《琼台志》“延长十余里”的潟湖描述，从清代多幅舆图中醒目的大片水域，到光绪《崖州志》“纵横十里，四面皆村”的聚落繁荣，从芬次尔1930年地图上全岛唯一的稻田符号，再到日寇档案中“无数禾田只给价25万元”的惨烈记录——番人塘的千年变迁，是一部浓缩的佛罗盆地农业史。

番人塘的地理遗产在于：在琼西南最干旱的海岸上，一处潟湖凭借佛罗盆地的独特地形、多层级的立体水源系统与陂塘灌溉设施，支撑了局部的稻作繁荣与内河港贸易，维持了“鱼米之乡”的农耕景观长达数百年。当潟湖最终被改造为盐场，传统的稻作农业与内河航运随之终结，但番人塘的水文地理逻辑——潟湖蓄水、河道通海、陂塘灌溉——仍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于莺歌海盐场的纳潮与排淡系统之中。这正是番人塘留给后世最深的地理印记：自然地理格局可以被人为改造，却不可能被彻底抹去。

参考文献

[1] (宋)赵汝适著, 杨博文校释. 诸蕃志校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2] (明)唐胄. 正德琼台志[M].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 上海: 上海古籍书店, 1964.

[3] (清)张嶲等纂修. 光绪崖州志[M].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刻本.

[4] (清)明谊修, 张岳崧纂. 道光琼州府志[M].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刻本.

[5] 乐东黎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乐东县志[M].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8.

[6] (清)汪日暐. 京省水道考: 卷五, 广东水道通考[M]. 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燃藜轩刻本.

[7] (德)芬次尔(G. Fenzel). 海南地形图[M]. 1930年绘制.

[8] 正德《琼台志》卷七; 万历《广东通志》卷五十八.

[9] 万历《琼州府志》卷三《水利》.

[10] 道光《广东通志》卷一百一十八.

[11] (明)钟芳. 崖南北沟记[M]//钟筠溪集.

[12] 两广盐务管理局三亚盐场公署三亚场务所. 东亚盐业株式会社建设莺歌海盐田工程概况[R]//广东省档案馆. 民国档案, 1998(3): 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