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车满载的秧苗,载着现代农业的效率驶向远方

今天在上班的路上，偶然碰到一辆装着秧苗的车子，绿油油的一片，整齐地码在车厢里。

听人说，现在的种地人，连秧苗都是从育苗基地直接拿过来的，省事，也省力。

看着那车翠绿，我的心猛地一颤，思绪瞬间被拉回到了三十几年前，回到了老家的那片水田。

那时候，哪有什么基地送苗，一切都要从零开始，靠着自己的双手一点点伺候出来。

一到这个季节，田里的活计就紧锣密鼓地开始了。父亲会先去店里买回稻种，把它们装进袋子里，浸在屋后的大水缸里。

泡上两三天，稻壳吸饱了水，开始冒出白白的小芽尖。这时候，真正的“育秧”才刚开始。

父亲会在家门口选一块最平整的地，把土翻松，晒得干干的。

我记得他总是把那些大块的土疙瘩敲碎，筛得细细的，再拌上腐熟的羊粪、鸡粪做底肥。那时候不懂事，只觉得那堆肥臭烘烘的，可父亲说，那是土地最喜欢的味道。

土准备好了，先用塑料纸，铺在最下面。还要去河里捞些稀泥，均匀地铺在整好的苗床上。

接着，他把发了芽的稻种均匀地撒下去，再薄薄地盖上一层细土，不能太厚，也不能太薄，全凭手感。

最后，用毛竹削成的弓片撑起架子，盖上塑料薄膜，像给婴儿盖被子一样小心翼翼。

每天清晨，父亲都会背着那个专门用来洒水的喷雾器——那是新的，或者是洗刷了无数遍确保没残留农药的——给秧苗喷水。

看着那层塑料膜底下，绿意一天一个样，从针尖大小变成嫩绿的小苗，心里是对丰收最初的期盼。

过去，还要多一道手续，把育好的秧苗，还要移植到秧池里面。秧池也是要整理成一块一块的，上面整平整。再把秧苗移植过来。

秧苗很小，大人们会把秧苗卷起来。打包到秧池这边，然后再栽，秧池里面的地，还会用线，弹出印子，照着那根线栽，这样栽的秧苗又整齐，又好看。

大概过一个多月，麦子收完，田里灌满了水，插秧的时候就到了。那时候讲究“轮作”，队里会开会商议。

今年这块地先插秧，明年那块再先插，大家伙儿按着规矩来。

插秧是个大工程，单靠一家一户根本忙不过来，所以村里盛行“换工”。

你家插秧，我帮你；我家插秧，你再来帮我。这是一种不用言说的契约，也是乡里乡亲最热络的时候。

为了招待来帮忙的人，主家一大早就得起来生火做饭。

我记得那时候的早餐特别丰盛，有馓子、油条、烧饼，条件好的人家还会煮上一锅粽子。天刚蒙蒙亮，我们就被叫起来，赶到秧田里去“起秧”（我们那儿叫拔秧）。

起秧是个苦活，也是个险活。田里的水冰凉刺骨，一脚踩下去，烂泥没过脚踝，感觉整个人都要陷进去。

母亲走得早，没人手把手教我，我都是跟着邻居的婶子大娘们学。她们会叮嘱我，下田前先用那个用蒲草扎成的“秧马”在田里划拉几下，说是能惊走藏在泥里的蛇。

大家弯着腰，双手在泥水里快速地摸索，一把一把地将秧苗拔起，洗净根须，捆成整齐的秧把。

有一次，我正拔得起劲，忽然觉得手心里抓到的东西软绵绵、暖乎乎的，低头一看，竟是一只肥硕的蚂蟥！吓得我当场哇哇大叫，惹得田埂上的人一阵哄笑。

可恶的蚂蟥还会在你不在意的时候，订在腿上吸血，拉都拉不下来。除了蚂蟥，偶尔还能看见水蛇悄无声息地从秧池中溜过，惊出人一身冷汗。

秧苗起好后，男人们的重头戏来了。他们要把这些几十斤重的秧把，用扁担挑着，或者用船运着，深一脚浅一脚地送到水田里，每隔1米左右扔下一把。

这是力气活，更是技术活，要在烂泥田里走得稳、扔得准。

等秧把都到位，差不多七八点钟了。主家会招呼大家回去喝碗稀饭，吃点烧饼馒头垫垫肚子。稍作休整，浩浩荡荡的大部队便开进水田开始插秧。

插秧，最考验腰功。每人带着一捆插秧绳，几个人在前面拉线，定好行距。手快的在前排，手慢的在后面。老人们常说：“插秧要在人后插，要在人前歇。”

意思是不能拖后腿，不能被人围在中间，那样是最丢人的。

我那时小，手脚笨，总被安排在后面。看着前面那些婶子们，左手分秧，右手插苗，动作行云流水，一组六棵，横平竖直，像用尺子量过一样。

而我插的秧，虽然也是六棵一组，却歪歪扭扭，像喝醉了酒。插不了多久，腰就像断了一样，直都直不起来。老人笑话我：“小孩子哪来的腰？”可那酸痛是真真切切的。

那时候，真的很佩服那些一边插秧一边谈笑风生的长辈。他们教会我，左手要先把秧苗理顺，右手要像鸡啄米一样快准狠。

这些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经验，是土地教给人的智慧。

时隔三十几年，自从出来打工，我就再也没摸过秧苗，没下过水田。老家的地大多被承包出去，改种了藕，或者挖成了塘养龙虾、螃蟹。

会插秧的那一辈人都老了，而比我们年轻的一代，根本不会插秧。

有些地方，不用插秧。麦子收好后，耕好地，直播撒种。省去了插秧，这样也好。

路还是那条路，但我知道，有些风景，再也回不去了。那车满载的秧苗，载着现代农业的效率驶向远方，而在我心底，它驶过的却是我再也回不去的童年和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