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地双星:陶鲁笳与陈永贵,一场改变中国农业的携手同行

晋地双星：陶鲁笳与陈永贵，

一场改变中国农业的携手同行

文/黄洪明

    1965年2月7日，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家中，土炕矮桌，粗瓷碗盏，时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鲁笳正与陈永贵促膝而坐，碗筷起落间，聊的是庄稼的长势，谈的是大寨的未来。这张黑白照片定格的，不仅是一段上下级的对话，更是两个与土地血脉相连的人，为中国农业探索出路的初心。陶鲁笳，这位36岁就执掌山西的年轻省委书记，与土生土长的大寨带头人陈永贵，一个立足全省、心系民生，一个扎根山村、埋头苦干，他们的相遇与携手，最终点燃了席卷全国的“农业学大寨”热潮，用自力更生的精神，在贫瘠的土地上种出了希望的种子。

一、初入晋地：

把根扎进黄土地的年轻书记

    陶鲁笳原名陶国葆，1917年生于江苏溧阳陶家村，1936年投身革命，从太行山根据地一路走来，早已把山西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1953年，36岁的他出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兼山西省军区政委，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省委书记之一。从1940年来到太行，到1965年离开山西，二十余年光阴里，他把最宝贵的青春献给了这片黄土地，晚年回忆起这段岁月，他说：“在山西打拼的那十多年，是我这辈子最走运、最刻骨铭心的日子。”【史料来源：陶鲁笳回忆录《毛主席教我怎样当好省委书记》、1993年毛泽东诞辰百年纪念口述文稿】

    刚主政山西，陶鲁笳最先面对的难题，就是这片土地上“十年九旱”的困境。山西地处黄土高原，沟壑纵横，降水稀少且分布不均，旱涝交替的灾害让农民苦不堪言。他清楚地记得，新中国成立初期，毛主席就反复强调，老百姓吃饭是天大的事，要解决粮食问题，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生产条件。1955年夏天，毛主席推动全国农业合作化，出台《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陶鲁笳第一时间响应，同时也敏锐地意识到，合作化要想真正见效，水利是绕不开的坎。【史料来源：《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1958年3月，中央在成都召开会议，陶鲁笳带着一个大胆的设想向毛主席汇报：山西十年九旱，五行缺水，他和同事们计划从内蒙古清水河县引黄河水，一路引入桑干河与汾河，解决晋地缺水的难题。毛主席听完，没有批评这个想法的“超前”，反而笑着肯定：“咱们不能只一味责怪黄河带来那么多问题，得想想怎么利用它，改进它。黄河其实挺有用的，它就像大自然赐给我们的一个天然水道。”谈话间，毛主席突然问起闻喜县名字的由来，陶鲁笳一时语塞，毛主席便说起汉武帝元鼎六年，大军平定南越的捷报传到汾河畔，汉武帝欣然赐名“闻喜”的典故，又感慨道：“汉武帝时汾河可行大船，如今却几近干涸，我们对不起山西的老百姓啊。”【史料来源：陶鲁笳晚年口述史料、四川省情网党史专题《省市委书记眼中的毛泽东》（2023）】

    这番话，让陶鲁笳对水利建设的决心更加坚定。他深知，毛主席引用典故，不是卖弄学问，而是站在历史的高度，点出了山西缺水的根源，也指明了“改造自然、兴利除弊”的方向。此后多年，陶鲁笳始终把水利建设放在山西农业工作的首位，哪怕后来离开山西，听说“引黄济汾”工程动工，他还特意赶到工地，看着黄河水顺着渠道缓缓流入汾河，眼中满是欣慰。

    在山西的十二年里，陶鲁笳见过毛主席四十余次，每次谈话，他都把山西的农业问题摆在心上。1955年7月，毛主席叮嘱他要吸取苏联集体化的教训，重视牲畜和水利；1960年前后，毛主席关注农村干部作风，陶鲁笳也在调研中发现，有些干部脱离群众，不跟农民一起下地干活，这些问题，都让他在寻找农业典型时，格外看重“干部带头、扎根一线”的品质。【史料来源：人民网党建频道《向毛泽东学领导本领》（2016）】

二、发现大寨：

从山沟里走出的实干典型

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左三）

    陶鲁笳与陈永贵的相遇，始于1960年代初。那时候，大寨还是昔阳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地处太行山深处，土地薄得像纸，七沟八梁一面坡，水土流失严重，种啥啥减产，农民一年忙到头，连肚子都填不饱。可就是这样一个穷山沟，却走出了一个不一样的带头人——陈永贵。      彼时全国推进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央先后印发“前十条”“后十条”，规范乡村治理、整顿干部作风，山西全面落实中央部署开展“四清”运动。陶鲁笳在基层走访时，最忧心的就是农村干部脱离劳动、脱离群众，迫切需要一个可复制、能推广的基层样板。【史料来源：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馆藏 1963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档案】

     陈永贵出身贫苦，从小在大寨的黄土地里刨食，1956年大寨成立高级社，他带领乡亲们搞起了生产。最让陶鲁笳眼前一亮的，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口号，而是陈永贵的“实干”：他不搞特殊，每天天不亮就下地，社员们干多少，他干多少，甚至比谁都多；他不搞形式，把大寨的梯田修得平平整整，每一块地都垒上石堰，防止水土流失；他公私分明，工分跟社员差别不大，从不占集体一点便宜。更让人称道的是，他带领的“老少组”，起初没人看好，却靠着团结协作，收成超过了所有壮劳力组成的小组——因为壮劳力组各顾各，老少组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1960年2月，山西省委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农村党支部书记向陈永贵学习，可大寨的名声，还局限在晋中一带。真正让陶鲁笳下定决心深入了解大寨的，是作家赵树理的一番话。1963年底，赵树理走进陶鲁笳的办公室，说起陈永贵时，语气里满是佩服：“他压根儿没直接提毛泽东，但说的话里全是毛泽东的思想影子。也没专门聊哲学，可句句透着辩证法的味儿。我真是打心底里佩服，这人太厉害了！”【史料来源：山西地方党史文献、陶鲁笳工作日记】

作家赵树理

     赵树理的话，让陶鲁笳坐不住了。他没有轻信，而是亲自带队，一头扎进了大寨。他看到的大寨，没有华丽的标语，只有满山的梯田和垒得整整齐齐的石堰；他看到的陈永贵，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衣裳，手上全是老茧，正跟社员们一起挥着锄头，脸上满是汗水。更让他震撼的是1963年的那场特大洪灾：大寨的房窑塌了，梯田冲垮了，庄稼倒了，可陈永贵带着社员们喊出了“三不要、三不少”的口号——不要国家救济粮、救济款、救济物资，不少卖粮、不少征购、不少集体积累。到了年底，大寨不仅没有伸手要一分钱，反而给国家上缴了12万斤粮食。【史料来源：《山西日报》1964年大寨专题报道、大寨村史馆馆藏史料】
     这一切，让陶鲁笳彻底被打动了。他意识到，大寨不是一个“盆景”，而是真正靠自己的双手，在穷山沟里闯出了一条路；陈永贵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劳模，而是一个懂群众、懂生产、懂管理的基层带头人。他立刻指示《山西日报》发表社论《陈永贵——党支部书记的好榜样》，并在全省劳模会上邀请陈永贵介绍经验，大寨的事迹，开始在山西广泛传播。

三、火车上的汇报：

让大寨走向全国的对话

陶鲁笳在火车上向毛主席汇报大寨情况。

    1964年3月，毛主席乘专列南下视察，在河北邯郸召见了河北省委书记林铁和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火车上的谈话，原本围绕着农村社会教育展开，陶鲁笳说起自己的担忧：有些农村干部脱离群众，不跟农民一起劳动，这样下去，干群关系要出问题。
     说到这里，他自然而然地提起了大寨，提起了陈永贵。他对毛主席说：“我去昔阳县大寨大队待了阵子，他们的生产和思想政治工作都做得特别棒。支部书记陈永贵，是个生产的好把式，思想政治工作也做得头头是道。他对管理要求特别严，公私分明，早在1960年，省委就号召全省农村党支部书记向他学习。”
      陶鲁笳还说起了陈永贵的口号：“干部带头干，群众跟着上”，说起了大寨“三不要、三不少”的事迹，说起了洪灾后大寨人不等不靠、重建家园的故事。毛主席听得很认真，听到陈永贵不脱离劳动、不搞特殊时，眼睛一下子亮了，笑着问：“你又不亲自上战场，那你是怎么指挥战斗的呢？”
     陶鲁笳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是如实讲述：陈永贵靠的是带头干，靠的是跟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靠的是把集体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他说，大寨的干部，跟社员一起下地，一起吃饭，工分跟社员差别不大，社员们服他，愿意跟着他干；大寨的地，是一镐一镐刨出来的，梯田是一锤一锤垒出来的，粮食是一滴汗一滴汗种出来的。
     毛主席听完，连声说好，还说了一句让陶鲁笳记了一辈子的话：“穷山沟里出好文章。”这次火车上的对话，成了大寨走向全国的转折点。陶鲁笳的汇报，让毛主席看到了一个农村基层党组织带领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典范，也看到了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希望。【史料来源：《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64年3月邯郸座谈记录、新华网党史纪实（2016）】

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

     1964年5月，毛主席正式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同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把大寨精神概括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大寨，从此成为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史料来源：1964年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人大官方存档】

四、星火燎原：

大寨精神改变中国农村

     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展开，大寨的经验，像火种一样，点燃了亿万农民的热情。而陶鲁笳与陈永贵，一个在省里推动落实，一个在大寨继续实干，成了这场运动的核心力量。
    陶鲁笳深知，“农业学大寨”不是喊口号，而是要学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学大寨改造自然、兴修水利的办法。他在山西带头推广大寨经验，组织各地干部到大寨参观学习，号召全省农村像大寨一样，修梯田、垒石堰、兴水利，改变生产条件。他还特别强调，学大寨不能照搬照抄，要结合本地实际，把大寨精神变成自己的行动。
    陈永贵则始终扎根大寨，继续带领乡亲们苦干。他没有因为全国闻名就飘起来，依旧每天下地劳动，依旧穿着打补丁的衣裳，依旧跟社员们一起吃粗粮、干重活。他说：“大寨的经验，就是靠双手干出来的，不是靠嘴说出来的。”在他的带领下，大寨的梯田越修越平，水利设施越来越完善，粮食产量一年比一年高，成了名副其实的“高产典型”。

    红旗渠的修建，就是大寨精神的最好体现。河南林县的农民，靠着一锤一钎一双手，劈开太行山，引来漳河水，用十年时间建成了“人工天河”红旗渠，解决了几十万人的吃水和灌溉问题。红旗渠的带头人杨贵，说起陶鲁笳时，满怀感情地说：“陶书记虽然身在山西，但心里一直挂念着河南，真的是哪儿都考虑到了，四面八方都没落下。”【史料来源：红旗渠工程负责人杨贵地方党史对口访谈史料】

      在山西，陶鲁笳推动的水利建设也结出了硕果。引黄济汾的设想一步步推进，汾河沿岸的农田得到了灌溉，昔日干涸的河道重新泛起了碧波；大寨的梯田模式在全省推广，晋地的水土流失得到了有效治理，粮食产量稳步增长。到了晚年，陶鲁笳回忆起这段岁月，最欣慰的，就是看到农民们的日子慢慢好起来，看到黄土地上长出了沉甸甸的庄稼。

五、岁月留痕：

精神的火种从未熄灭

     1965年，陶鲁笳离开山西，调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第一副主任，结束了他在山西二十多年的工作生涯。但他始终牵挂着这片黄土地，牵挂着大寨，牵挂着陈永贵。七十年代以后，他不再担任领导职务，却依然关注着引黄济汾工程的进展，关注着大寨的发展。1993年，毛主席诞辰百年，陶鲁笳写下回忆文章，深情地说：“当了个老党员这么多年，我在山西做省委第一书记那十二年，跟毛泽东同志打交道挺多的。他真的是特别聪明，洞察力超强，讲理论一套一套的，让人信服。他肚子里的历史故事多得是，讲起来轻松又有趣。说话既深刻又幽默，而且眼光长远，筹划大事那叫一个厉害。这些记忆，到现在都清清楚楚的，我特别怀念那时候。”【史料来源：陶鲁笳1993年纪念文稿、个人回忆录】
     而陈永贵，也始终坚守在大寨的土地上。他后来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却始终保持着农民的本色，不脱离劳动，不搞特殊化，依旧把大寨当成自己的根。直到晚年，他还常常跟年轻人说起大寨的过去，说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大寨精神，说那是大寨的魂，也是中国农民的魂。

陶鲁笳

     陶鲁笳与陈永贵，一个是从江南走来的革命干部，一个是土生土长的太行农民，他们的相遇，是时代的机缘，更是为了同一个目标——让中国农民吃饱饭，让中国农业强起来。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却用一辈子的实干，诠释了“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他们没有显赫的背景，却靠着一双勤劳的手，在贫瘠的土地上种出了希望。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农业学大寨”的热潮早已褪去，但大寨精神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内核，却依然在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那些当年修起来的梯田，至今还在滋养着土地；那些兴修的水利设施，至今还在浇灌着庄稼；那些靠双手改变命运的故事，至今还在被人们传颂。
     1965年那张黑白照片里，陶鲁笳与陈永贵相对而坐，碗筷起落间，是两个心系土地的人，对未来的期许。而这份期许，早已化作黄土地上的层层梯田，化作滚滚流淌的河水，化作亿万农民手中沉甸甸的粮食，也化作了中国农业发展史上，一段永不褪色的记忆。

注：史料出处
1. 陶鲁笳：《毛主席教我怎样当好省委书记》回忆录、1993年毛泽东诞辰百年纪念口述文稿。
2. 《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官方出版物。
3.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馆藏：1963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前十条”“后十条”档案。
4. 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人大官方存档）。
5. 《山西日报》1964年大寨专题报道、昔阳大寨村史馆馆藏史料。
6. 人民网党建频道专题文稿《向毛泽东学领导本领》（2016）、四川省情网党史专题（2023）。
7. 新华网党史纪实《邯郸专列座谈与大寨典型的确立》（2016）。
8. 红旗渠负责人杨贵地方党史对口访谈史料、山西地方党史文献。
9. 陶鲁笳工作日记、个人口述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