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产量，增收增效”，长期以来，关于非洲农业政策的讨论往往围绕这一逻辑展开。外界普遍认为，只要农户能够获得更优质的种子、化肥、灌溉设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和融资支持，农业生产率就会随之提升，市场也会自然形成。
然而，中国的发展经验揭示了另一层启示：如果缺少能够统筹、规范小农户生产的制度体系，农业产量就难以实现持续增长。仅仅扩大生产还远远不够。小农户是否被纳入协调有序的生产体系？各类生产标准能否有效执行？在实现高质量生产后，农产品能否顺利对接采购商？交易成本是否会不断侵蚀经营利润？在农产品从田间进入市场的全过程中，当地又能留存多少产业附加值？
上述一系列问题，对非洲发展而言至关重要。据估算，非洲约有3300万个小规模农场，生产了全大陆约70%的食物。许多农户经营的土地面积不足两公顷，农户普遍面临资金短缺、仓储不足、加工能力薄弱、灌溉条件落后、机械化水平偏低的困境，也难以对接稳定可靠的销售市场。
中国幅员辽阔，同样也是一个以小农经营为基础的国家。中国约有2.1亿农户，户均经营面积约为0.5公顷，小农户的生产总量占全国农业总产量的 90% 以上。中国与非洲的农业经营结构具有显著的相似之处。
这一对比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中国农业转型并不是从发展大型农场开始，也没有等到土地制度改革完全成熟之后才推进，而是首先建立了一套组织化体系，将数量庞大的农业生产者连接起来，使其能够更有效地进入市场、对接加工环节，并回应出口需求。
这正是非洲可以从中国经验中汲取的核心启示。
数十年来，非洲农业政策常常将小农户视为彼此孤立的经济个体。各类扶持举措也均以农户个人为对象，集中在农资供给、技术培训、资金扶持以及土地确权等方面。这些措施并非毫无意义，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生产碎片化的问题。
农户即使获得了更优质的种子，如果找不到稳定买方，仍然十分脆弱；即使产量有所提升，如果缺乏仓储条件，依然可能面临亏损；即使依法享有土地权益，如果缺乏集中组织和统一议价能力，在市场中仍处于弱势地位。缺乏市场支撑的融资甚至可能进一步加剧风险。
中国的实践对两种常见的假设提出了挑战。
第一种假设认为，即使没有枢纽型组织载体，农业产量依然可以持续增长。实际上，农业生产率提升需要一系列能够协调生产资料供应、质量标准、仓储、加工和市场销售的制度安排。农户需要的不只是技术指导，更要融入规范化、体系化的生产组织当中。
第二种假设认为，获得清晰且有保障的个体土地权利，始终是农业转型的首要前提。土地权益固然重要，但中国经验表明，只要农户能够对接高效的制度体系与市场渠道，即使采用集体性或混合型制度安排，农业同样可以实现转型发展。
这并不意味着非洲应当照搬中国的土地制度。更重要的启示在于，政策制定者不应将土地确权视为推动农业转型的唯一钥匙。更深层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对土地、劳动力与经营主体进行系统性组织。
在这一问题上，中国乡镇企业（TVEs）的发展模式极具借鉴价值。
乡镇企业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私营企业。许多乡镇企业具有集体所有制背景，地方政府在其中发挥协调作用。这类企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开展经营，同时坚持属地所有，经营利润可用于集体分红，或是重新投入乡村建设。
这一模式在农村生产和产业增长之间搭建了桥梁。乡镇企业成为一种枢纽型组织载体，能够组织劳动力、调动地方资产、协调生产并连接市场，同时又能将产业价值留存在本地。最为关键的是，它在缓解生产碎片化的同时，实现了发展成果的更广泛分享。
这套经验对于非洲具有现实意义。非洲农业经济本就在一定程度上依托各类非正规集体组织运转，例如合作社、互助储蓄组织、商贸网络和社区组织。这些机制有时被视为农业正规化的障碍，实际上也可以成为构建更具韧性的农业产业模式的基础。
发展的目标并不是取代现有体系，而是推动其转型升级。
具体而言，非洲需要培育扎根本土的经营主体，将分散农户聚合起来，协调生产资料供应，执行质量标准，投资仓储设施，与加工企业协商议价，打通产销渠道，同时将更多附加值保留在当地。这些组织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包括合作社、集体企业、地方性农产品加工企业，以及多种形态结合的混合经营模式。
组织形式并非最关键的问题。真正重要的是，这些组织能否帮助小农户更加有效地进入市场，并使市场更好地服务于农户。
这类组织载体能够回应非洲农业面临的一项核心困境，即分散经营难以形成规模效应。中国的实践已经证明，小农经营本身并不会阻碍农业转型，生产碎片化才是真正的症结所在。农户分散经营、各自为战，很难满足加工企业、出口商以及现代供应链的合作要求。
集体经营模式能够整合农产品货源、统一提升产品品质，也让农机设备、农田灌溉、冷链仓储、农产品加工等领域的大额投资具备可行性。同时，农户对于中间商的依赖也会降低，市场议价能力随之提升。
这也为农业正规化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思路。长期以来，不少地区将正规化简单等同于农户、土地或经营主体的登记备案。但只要求合规、却无法带来实际收益的举措，往往难以奏效。只有当制度能为农户创造实实在在的价值，他们才会主动参与正规化建设。
枢纽型组织载体可以使正规化真正发挥作用。依托集体经营组织，农户可以获得融资支持、农技服务、农业保险、机械化作业服务，同时对接大型采购商。如此一来，正规化不再是额外负担，而是获取发展机遇的通道。
这一思路对于非洲农业发展框架具有重要启示，尤其是《非洲农业综合发展计划》（Comprehensive Africa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Programme，CAADP）。该计划自2003年启动以来，一直致力于推动农业投资和农业增长。在新一轮规划中，关注点不应只停留在资金投入规模，更要聚焦制度与组织体系的搭建。
如果资源只是零散投入到各类农资帮扶项目中，发展收益可能只是暂时性的。反之，若将资源用于搭建枢纽型组织载体，就能实现农业产能、产业增值与抗风险能力的长效提升。
非洲农业综合发展计划若想提质增效，必须直面一系列关键问题：由谁来组织农户、整合农产品、把控产品质量、衔接生产与加工环节，并确保产业价值留在本地？
这一转向也有助于推动工业化和贸易发展。农业转型不可能脱离制造业、物流、金融和市场体系独立发生。而非洲大陆内部贸易若想实现规模化发展，也离不开稳定的货源、统一的品质标准与成熟的产销整合体系。
在此过程中，治理能力至关重要。集体所有制能够赋能农户，但也可能出现利益侵占的问题。地方政府可以发挥促进作用，也可能使经济活动受到过多政治干预。合作社可以发展壮大，也可能逐渐陷入停滞。
因此，非洲若想推行集体经营模式，必须建立清晰完善的规则，包括透明的管理机制、明确的问责制度、专业化的领导团队，以及公平合理的利益分享安排。政府的角色应当是营造条件、提供支持，而不是直接控制。私营企业应当创造附加值，而不是单纯攫取利益。
中国的发展模式植根于自身国情，非洲也需要探索符合本地条件的发展路径。然而，其中的核心经验十分明确：依靠个体单打独斗，小农农业很难实现转型。只有将农户纳入统一的组织体系，实现规模化生产、标准化管控、常态化市场对接，并将收益持续反哺本地，农业转型才能真正落地。
非洲并不缺乏农业发展潜力，缺少的是一套能将潜力转化为协同经济实力的枢纽型组织载体。非洲农业综合发展计划进入下一阶段后，政策重点不应只局限于资金投入和粮食产量，更要着力搭建组织制度，整合小农户生产资源，全面推进农业产业化。
非洲农业的未来离不开集体协作。唯有打造强有力的组织载体，才能打破生产碎片化格局，让整个产业高效运转并贯通上下游。
本文是 Development Reimagined 推出的“非洲视角下的中国”系列文章之一。外界看待中国时，往往只关注其发展成就，或是将其视作竞争对手。本系列专栏将深入解读中国的发展路径，探讨非洲国家应当如何、以及在何种条件下结合本土国情，合理借鉴相关经验。
作者：Rugare Mukanganga, Hirwa Hans Harelim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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