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学大寨的背景及其意义

我们这一代人，或多或少都与“大寨”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我小时候就曾经萌生过到大寨看一看的愿望，今天终于成行，并且还在大寨用了午餐，心情颇为激动。

走在街道上，看着两旁一家挨一家的店铺，感受着大寨人的热情，我仿佛又看到了当年那股扑面而来的大寨精神。

“农业学大寨”是20世纪60至70年代一场影响深远的全国性运动，其发源地就是山西省昔阳县的大寨大队。

大寨地处太行山区，自然条件极为恶劣。全部耕地散布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水土流失严重，粮食产量极低。

1953年起，大寨人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带领下，开始改造家乡。在造地过程中，最惊心动魄的当属“三战狼窝掌”。狼窝掌是一条长达1.5公里、落差极大的险恶山沟。大寨人在这里垒坝造田，第一次被洪水冲垮，第二次再次毁于山洪。许多人哭了，觉得是“龙王爷”在作对。但陈永贵带着党员们蹲在废墟前反复查找原因，第三次把坝基挖到了活土层，用大石头砌成“拱形坝”。正是这种“屡败屡战”的科学探索，让大寨的梯田终于站稳了脚跟。

其实，早在1946年土地改革时期，大寨就成立了互助组。当时村里的强壮劳力组成了“好汉组”，没有人愿意要那些孤儿寡母和老弱病残。陈永贵却主动退出“好汉组”，把那些不被看好的老弱病残组织起来，成立了“老少组”。这个组虽然体力弱，但人心齐，干活从不偷懒。当年秋天，“老少组”的亩产就超过了“好汉组”。这件事告诉我们：大寨精神不光是卖力气，更是心往一处想、抱团取暖的集体主义；大寨成功的核心动力，不仅是苦干，更是组织起来的智慧。

走进陈永贵的故居，重温他的事迹，令人感慨万千。

大寨人凭着双手和简陋的工具，将4700多块零碎的坡地修整成稳产高产的梯田，粮食亩产从不足100公斤提高到1962年的近387公斤，堪称奇迹。

1963年，一场特大洪灾几乎摧毁了家园。但大寨人提出了“三不要”——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资，以及“三不少”——卖余粮不少、口粮不少、生产投资不少，誓言自力更生重建家园。当年，他们竟奇迹般地完成了粮食征购任务。

大寨的事迹引起中央的高度关注。1964年，毛泽东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大寨成为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

周恩来总理将大寨精神概括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这一概括在当时极具感召力，大寨也因此从一个小山村上升为整个时代的楷模。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场运动逐渐走向歧途：原本学习的是大寨精神，却被扭曲为“以阶级斗争为纲”，变成了政治运动；强行要求全国农村照搬移山造田的模式，不仅浪费资源，也破坏了因地制宜的农业结构。

1980年，中央明确指出“文革”后期的大寨成了执行“左”倾路线的典型，宣告运动终结。

其实，大寨精神本身是值得提倡和发扬的。文革时期被扭曲，是当时历史背景的局限。不能因为后期的运动式推广，就否定大寨人最初那股“不靠天、不靠地、全靠自己救自己”的精气神。大寨人不屈不挠、自力更生的精神，其意义是深远的。

改革开放后，大寨一度沉寂。1991年，郭凤莲重回大寨，带领村民转型，办企业、搞旅游、开发“大寨”品牌产品，大寨已发展为工业、商业、旅游业并举的新农村，大寨人不屈不挠的精神再次得到验证。颇具传奇色彩的是大寨的品牌觉醒。当大寨决定上马羊毛衫厂、酒厂时，许多人觉得农民办厂不现实。但大寨人懂得盘活“无形资产”，那个曾经代表艰苦奋斗的“大寨”二字，在市场经济下变成了金字招牌。更值得一提的是，大寨富裕之后，依然保持着朴实的本色，村民享受着从幼儿园到养老的集体保障。这种“集体主义下的共同富裕”，恰恰是大寨留给今天中国乡村振兴的又一份珍贵启示。

大寨的故事，既是一曲中国农民改天换地的奋斗赞歌，也是一段特定历史的真实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