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歆益教授首先介绍了关于原始印欧语系的讨论。问题首先由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在1789年提出，认为从印度到欧洲的多种古代语言具有共源性，可能来自同一个古代人群。为探求这种共源性，需要考古学的介入。而后者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要到一个世纪之后才逐渐成熟起来。至20世纪8、90年代，考古学者关于“前印欧”族群的讨论形成多种观点。有代表性的有两个假说：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支持的安纳托利亚假说和玛丽亚·金布塔斯（Marija Gimbutas）提出的坟冢假说。前者认为原始印欧语言与新石器时代安纳托利亚（Anatolia）的农业人群相关。随着安纳托利亚农业与农业人口的扩张，脱胎于新石器时代农业语言的语种扩散至今日印欧语系所分布区域。坟冢假说则认为原始印欧语言与生活在东欧草原与中亚间的游牧人群有关，随着草原文化与人群在青铜时代的广泛传播，印欧语系在更广泛的地区得以普及。同时流行的观点还有很多，刘教授在此谨举两例。从语言学上，两种假说各有支持与局限，很难得出唯一不二的结论。
刘歆益指出，关于印欧语系的考古学讨论集大成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一讨论推动了日后考古学的一系列新进展，但误区在于学者们试图寻找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时间上，这一讨论早于科技考古，尤其是植物考古（Archaeobotany）和基因考古学（Archaeogenetics）在旧大陆的普及。近二十年的发展厘清了两个问题：旧大陆史前农业传播的时间与路径，欧洲腹地与东欧、中亚之间的人口互动。这使我们得以回到关于原始印欧语系、农业传播的议题中，包括2001年发生在剑桥大学的一场重要讨论。
刘歆益认为，有两条历史地理分界线有助于我们理解问题的本质，欧洲的哈纳尔线（Hajnal Line）和东亚的胡焕庸线。它们刚好分别是欧亚大陆东、西两端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文化核心区的分界线。刘歆益指出，哈纳尔线被“跨越”过两次，一次在新石器时代，另一次在青铜时代，而背后的动力不同。第一次跨越为古代欧洲带来了安纳托利亚的农业以及新的人口，但统一的语言似乎并不在这个传播包裹内。第二次跨越背后有明显的人口动力，以欧洲铜石并用时期的瘟疫传播为先声，在距今5000-4500年前后彻底改变了古代欧洲的文化面貌与人口结构。印欧语系的早期形式很可能是在这个过程中传入欧洲的。但这一过程并没有改变欧洲新石器时代以来的生业传统。有别于安纳托利亚的农业扩张，农业没有在青铜时代传播包裹之内。在欧亚大陆的东部，粟、黍的西传与麦类、羊、牛的东传都跨越胡焕庸线。这一过程伴随着明显的 “本土化”过程。至今并没有观察到东亚与中亚之间有类似于“颜那亚（Yamnaya）”式的人口互动，或明显语言传播。刘歆益认为，旧大陆不同地区农业传播背后的动力呈现明显的地区多样性。农业/语言/人口的传播没有统一的格式，也不存在固定的包裹。
刘教授进一步用青铜、牛羊、麦类东传的三个例子，描述古代中国对外来物种与技术本土化的过程。他认为，这些看似不相关的物质与生业传播所展示出的统一的结构性变化，暗示着中亚与东亚间农业传播的本质是某种文化学习。而“本土化”的基础是自旧石器时代以来东亚地区所形成的独特的饮食、审美、和价值体系。新石器时代繁盛的农耕文化其实是对旧石器采集狩猎人群社会属性的某种继承，而非割裂。进而形成一种稳定的长时段效应，以至于西来的物种与技术受东方传统的改造。只有那些可以被本土化的新鲜事物才会被古代中国所接纳，否则会被拒绝。这与安纳托利亚农业传播和颜那亚人口扩张的模式，都有着根本的区别。
最后，刘歆益教授总结，考古学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十分有趣的阶段。新的技术手段与跨学科合作不仅带来了新知，也解放了知识力量，允许我们提出新的问题，或者带着新知回到一些古老的问题中去。关于原始印欧语系、农业与人群的讨论就是这样一个老问题。20年前的答案未必正确，但问题本身推动了学科的发展，带来了更新鲜的问题。如今回顾这个早于现代考古学的问题，得大于失，为我们提供一个全新的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