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网名为欢颜的社会学者（清华大学传播学博士，复旦大学社会学博士后）近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除了哭，还剩下什么？——写在<给阿嬷的情书>之后》。其中有一段话：“中国底层人那些最质朴、最美好的品性怎么歌颂都不为过，但我们更要反思，这么好的老百姓，为什么不能享受幸福生活？同样，这么好的老百姓，为什么要背井离乡？”
这样的所谓“反思”乍一看是带着深深的情感，再一思考，又觉得是浮于表面的。
一、“下南洋”的时代背景
我父亲是马来西亚出生的归侨，我上中小学时有几位老师也是南洋归侨，我读书过程中也一直得到马来西亚华侨亲戚的资助，我身边不少同学和朋友也是类似的情况，毕竟我生长于海南文昌——我国著名的侨乡之一。
广东、福建与海南等地，是当年“下南洋”的主要始发地。五月开始热播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其时代背景就是“下南洋”。
所谓“南洋”，是中国南方人传统上对东南亚一带比较正式的统称，要是按比较口语化的说法是“番”；“下南洋”在潮汕说是“过番”，在海南说是“去番”。
中国人去南洋在历朝历代都有。但是，成规模的“下南洋”主要是从晚清到解放前的那段时间。有这么一个特别容易记忆的点：新加坡现任总理黄循财，他出生于1972年，是“侨二代”，他父亲就是在解放前下的南洋。在新加坡，为了区别文化族群，黄循财会被称为“海南裔新加坡人”。黄循财的英文名是Lawrence Wong Shyun Tsai，后面的这个Wong Shyun Tsai就是他的名字的海南话音。
在海口的骑楼老街，有一个雕塑叫“下南洋”。其文字说明是：晚晴时期，海口是当时全国十大对外开放的口岸之一，在海口有许多“招工馆”，公开招募契约华工，开启了海南“下南洋”的热潮。——其实所谓“契约华工”是经过包装的说法，在殖民者、买办和打手口中，这些人被蔑称为“猪仔”。
说白了就是当年的殖民帝国为了开垦、建设其东南亚殖民地，来我国东南沿海、华南地区招募华工，形成了去南洋务工的热潮。一般来说，华工下南洋务工的热潮集中在1860年代到20世纪初。1860年英法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其中约定允许招募华工出国——实际操作中类似人口买卖，俗称“卖猪仔”。而此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传统的殖民帝国力量平衡也发生了改变；再加上南洋华侨有了一定气候，后来不少人下南洋就不仅仅是务工了，更有务农和经商。
要简单说当时的时代背景，那就是：动荡而又羸弱的国家，其人民没有尊严，为了谋生而背井离乡、漂洋过海。
有资料称，在那积贫积弱的耻辱一般的百年时间里，广东、福建与海南下南洋的人数达上千万人。有人说是平均每年10万人以上。当然，那时就有人会死于海上，又有不少华工更是累死病死在他乡。有学者研究说，在20世纪20年代，在南洋的华人华侨估约510万人，其中潮汕人180万，闽南人120万，广府人80万，客家人70万，海南人40万。——在那个时候，整个海南岛也就220万左右的人口。
二、“下南洋”的根本原因
在过去的几千年里，我国一直都是农业大国，曾经创造了最为顶级的农业文明。在农业时代，农业几乎就是全部。在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人地矛盾”。
所谓“人地矛盾”，简单说，就是人口与耕地资源的紧张关系，耕地养不活。
潮汕、闽南、海南岛多山地丘陵、海边盐碱地多，平原耕地稀少。依靠传统农耕，仅能勉强糊口，遇上收成欠佳的年份，便难以为继。土地养不活不断繁衍的族人，生存空间被持续挤压，外出闯荡、下南洋就成了当地人无奈却必然的选择。
人地矛盾，是沿海民众出走、下南洋最核心的根源。
这就是为什么海南文昌、琼海人下南洋比较多的原因。别看文昌、琼海平原多，但是贫瘠的沙地和滩涂也非常多，在十分缺乏水利纯粹靠天吃饭的背景下优质的耕地却少。
我在资料里看到一些数字：
1928年，海南岛上人口约220万，但是一直到1935年海南岛耕地也只有385万亩，人均1亩多地，远低于传统农耕时代人均3亩的温饱警戒线。按照数据，在那个时间段，海南岛人口增长速度几乎是耕地增长的3倍。——这且还不说海南岛很多耕地都是日本侵略者都看不上的贫瘠之地，在那没有水利与化肥的年代，即便是在天气上可以一年三熟，却产量十分有限。
比如海南文昌有一个冯坡镇，现在的总人口约1.4万，但是华侨有2.3万人。冯坡有1.9万亩流沙地，平均每年随海风移动8米，200年间淹没耕地超过2700亩，13个自然村多次搬迁村址。
当然，近代百年动荡期间的人地矛盾，其形成原因不仅仅是人口的增长和耕地资源匮乏，也包括：自然灾害（台风、干旱等）、棉麻鸦片等经济作物挤占、人祸（社会动荡、战争、地主豪强的土地兼并、海南岛民族生存区域纠纷等），主要还包括科技落后。
因为科技落后，捕捞业、养殖业、加工业不发达，导致居民饮食特别依赖粮食。
因为科技落后，没有优良的粮食品种，水利设施原始或者几乎没有，除了一点农家肥完全没有化肥，导致亩产底下。
可惜在那个被动挨打的年代，老百姓没有被好好组织起来，利用组织的先进性去对抗生存的困难。在那种挤压之下，“下南洋”就是一种无奈的寻活之路。
三、除了哭，还有壮阔的农业升级
文章开头所说的那位学者，在感叹：除了哭，还剩下什么？
幸好，中国人只要很好地组织起来，就会将“愚公移山”、“人定胜天”的理念再次贯彻。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人口迎来新一轮高速增长，从建国初的5.4亿增长至如今的14亿以上，人口总量翻倍增长，人地矛盾的压力空前巨大。面对“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的基本国情，国家彻底摒弃古代“被动垦荒、透支生态”的粗放模式，走出了一条扩容增量、提质增效、生态固本的现代化耕地发展之路，从根本上重塑人地关系，实现了从“耕地不足、温饱不足”到“粮食稳产、耕地永续”的历史性跨越。
我国《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2021-2035 年）》中明确规定：全国耕地保有量目标是18.65亿亩。
但即便如此，如今我国人均耕地也仅仅是1.3亩，远低于了全球人均耕地的3.25亩；而海南岛人均耕地仅1.26亩，还略低于全国平均。
去年我从海口飞泰国曼谷，看到泰国的耕地真是相当壮观，是我们海南岛根本没有的景象。我查了一下资料，泰国的人均耕地达到了3.3亩！
也就是说，我国如果仅仅是依靠耕地的“数量”是远远不够的，要依靠农业的整体升级来提升“质量”。
从建国之初开始，在农业土地得到释放之后，我国一直推动土地整治、垦荒、坡改梯、盐碱地改良、滩涂治理等等，这属于直接拓耕。
在这当中，还通过兴修水利、搭建基础灌溉体系来提高耕地的品质和耕作的条件。
建国之初，国内水利基础一穷二白，江河泛滥、旱灾频发，黄河、淮河、海河等水系水患常年肆虐，淹没良田、冲刷土壤，大量优质耕地被迫撂荒，北方旱地无灌溉、南方水田易内涝，耕地利用率极低。针对这一现状，国家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核心方针，开启全国性水利建设热潮。
1955年至1956年间，广东省亚热带资源开发委员会对海南岛的资源进行开发规划，此后政府多次制定全岛流域和水资源开发利用规划。1957年12 月17 日至19 日，海南区党委在海口召开水利工作会议，决定全党全民办水利，动员百万大军投入水利建设，兴建大、中、小型水利工程9782宗，其中重点工程比如松涛水库等109 宗，掀起全岛水利建设高潮 。
我的祖辈、父辈在建国前夕从马来西亚回到海南岛后，都参加了水利劳动。
当时的背景是：在1957 年，海南岛462 万亩水田中，没有解决水利问题的有297 万亩，占水田总数的 64.28% ，其中完全没有水利设施的有102 万亩，占22.07%。可以说水利问题相当突出。
1970年，海南松涛水库竣工。松涛水库被誉为“宝岛明珠”、海南人民的“生命库”。据介绍，松涛水库担负着琼西北地区128万亩农田的灌溉，海口、澄迈、临高、儋州等市县以及洋浦、老城经济开发区的工业、农业和生活供水和输水任务，保障广大城乡居民的饮用水安全和南渡江下游200多万人口的防洪保安全重任。
就说海南当时的一个阶段性成果：从1950年到1985年，海南岛上耕地增长了38%，亩产更是提高了1.5倍，粮食翻了一倍多。同时畜牧业、水产业均翻了多倍。——只不过人口也翻倍增长，那时的海南仍然属于艰难阶段，和现在一样，都非常依赖于岛外物资输入。
最终，我国农业的升级，除了大力发展水利之外，气象科学、粮食优良品种、生物防治、化肥、防灾抗灾、农业机械等等领域的科技不断发展与应用，再加上养殖业、捕捞业、制造业的长足发展改变了餐桌食品结构。我们国家最终以仅占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0%的人口。
不仅仅是粮食，我国的人均肉类、蔬菜和水果消费量均名列全球前列。这是多么强大的变化、伟大的成就！
过去粮食不够吃，现在有人说为了减肥要少吃主食。
到如今，华人华侨回乡省亲，也已经完全不同的感受。“下南洋”那时的凄苦记忆已经成为历史，现在更多的是海外华人乡情乡愁需要慰藉。
结语
我在此回答一下文章开头那位学者的问题：
这么好的老百姓，为什么不能享受幸福生活？——领袖说了，幸福生活是要靠奋斗的。我们的社会制度设计是尽量提高老百姓的生存底线，但是发展上线是要靠奋斗的。
同样，这么好的老百姓，为什么要背井离乡？——现在的中国人依然会背井离乡，也还是为了奋斗。如今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以及更多人的个性化选择依然会驱使人们迁徙。但起码已经不是当年“下南洋”那种人地矛盾之下的苦命之旅。
除了哭，还剩下什么？——除了哭，还需要组织起来，以组织的先进性对对抗生存的不确定性。
作者：老痛
2026.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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