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贯通,韧性各异:长江经济带农业生态网络“强韧性”如何打造?

本文涉及的基础数据主要包括土地利用数据等。受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集更新限制，本文选取了9个时期的数据进行分析。具体数据来源与处理方式见表1。

2. 影响因素变量选取

为厘清农业生态网络韧性差异的影响因素，本文以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和韧性理论为基础，选取以下变量进行探究。其测算方法如下：（1）采用农林水事务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衡量财政支农。（2）采用农业专利授权量衡量农业技术创新。（3）采用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与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值衡量种植结构。（4）采用除涝面积和水土流失治理面积衡量除涝治理。（5）采用成灾面积与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值衡量农业成灾率。（6）采用HP滤波法对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进行分解，通过分离长期趋势项提取出周期性波动项来衡量农产品价格波动。（7）采用人均农业保险保费收入衡量农业保险。

本文遵循“农业生态源地提取-阻力面构建-农业生态廊道提取”的研究范式，构建长江经济带农业生态网络，具体理论依据与构建路径如下：

首先，基于农业空间内涵与研究区实际，本文将具备农业生产潜力或生态维持功能的土地类型划定为前景要素，具体包括耕地、林地、草地、水域（河渠、湖泊、水库坑塘），其余土地类型作为研究背景，以此来提取农业生态源地。

其次，本文选取土地利用类型、坡度、NVDI、高程及距道路距离作为阻力因子，并采用空间主成分分析法来提取主成分并计算权重，最终得到综合生态阻力面。

最后，本文以全域尺度为空间基础，并借鉴景观生态学理论和电路理论，对长江经济带农业生态廊道进行提取，以完整刻画出农业生态要素衔接过程并精准捕捉空间异质性。

本文依据前文提出的研究范式和方法，识别了长江经济带农业生态网络，见图1。

2000年至2023年间，长江经济带农业生态网络的空间结构呈非均衡性。从农业生态源地来看，整体分布较广，但不同时期存在局部变化。从农业生态廊道来看，2000年至2018年，廊道数量不断增加且日益密集，农业生态连通性大幅提升。至2023年，部分区域廊道进一步优化，归因于生态修复与生态工程建设等工作的推进。

本文根据农业生态网络韧性测算结果，绘制出整体层面与分区域层面的时序演化图，见图2。

从整体层面来看，长江经济带农业生态网络韧性水平呈显著的波动间断上升趋势。从区域层面来看，农业生态网络韧性水平大致呈“下游>上游>中游”的分布特征。其中，2015年三大区域农业生态网络韧性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原因可能是《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年）》的政策实施初显成效。

本文采用自然断裂分类法得到2000年、2010年、2018年及2023年4个时间截面上的长江经济带农业生态网络韧性的空间格局。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农业生态网络韧性水平呈显著区域差异，整体表现为“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具体来看，高度韧性区域分布虽有所变动，但安徽和重庆始终稳定保持在较高和高度韧性水平。与此同时，湖南、江西、浙江和贵州的农业生态网络韧性水平呈下降趋势，而江苏则表现出明显的韧性水平提升

本文绘制出长江经济带及上中下游区域农业生态网络韧性的核密度估计图，见图3。

从长江经济带及上中下游区域农业生态网络韧性的核密度估计图可知，长江经济带农业生态网络韧性水平呈整体上升态势，下游增速领先；空间分布由“高集聚”转向“差异扩大”，但上游、中游极化减弱，全域两极分化后期收敛，呈“整体上升、差异先扩后缓、下游领跑、低值洼地仍存”的演进格局。

本文采用四分位点将长江经济带农业生态网络韧性水平划分为低水平、中低水平、中高水平和高水平4类，得到长江经济带农业生态网络韧性传统Markov转移概率结果，见表3。结果表明，在不同时间跨度下，主对角线上的概率值并非均大于非主对角线上的概率值，说明农业生态网络韧性水平更容易发生类型转移。而且，当时间跨度分别为1年和2年时，Ⅰ、Ⅱ、Ⅲ类向上跃迁。此外，随着时间跨度的增加，主对角线的概率也逐渐提升。

基于空间邻接矩阵构建空间滞后项，本文构建空间马尔可夫链转移概率矩阵，得到长江经济带农业生态网络韧性的空间效应检验结果，见表4。

结果表明：

本文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测算了驱动因素的贡献率和显著性水平的探测结果，见表5。

年和2023年影响因子对长江经济带农业生态网络韧性的影响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最大作用因子为种植结构。与2000年相比，2023年的财政支农、除涝治理、农业成灾率、农产品价格波动作用增强，农业技术创新、种植结构调整、水土流失治理以及农业保险的作用减弱。综合来看，财政支农作用力较弱，这一观点与已有研究的结论较为一致。

进一步地，本文采用交互作用探测方法，分析驱动因子组合的作用力变化特征，见表6。

长江经济带农业生态网络韧性的空间分异受关键交互因子的动态更替驱动，且呈双因子协同增强效应，印证了其时空分异的多因子耦合作用机制。2000年，作用力水平最高的是种植结构与农业保险的组合，且种植结构与其他因子的组合发挥着关键作用。2023年，除涝治理和农业保险的组合是作用力最强的交互因子，且财政支农与其他因子的叠加效应发挥关键作用。这说明了财政支农并非孤立发挥作用，而是通过与其他要素的协同联动发挥叠加效应。

本文基于影响因素结果并结合研究区域的实际情况，将长江经济带农业生态网络韧性提升路径划分为3种类型，见图4。

（1）单一驱动型。种植结构作为长江经济带农业生态网络韧性的主导影响因子，科学调整种植结构能破解传统种植模式下经济效益与生态保护协同之间的矛盾，从而提升长江经济带农业生态网络韧性水平。在其之后，水土流失治理、除涝治理和农业保险也是影响韧性水平的重要因子。

（2）双元驱动型。种植结构与农业保险组合，以及除涝治理和农业保险组合是长江经济带农业生态网络韧性的主导交互影响因子，其从源头优化与灾害应对两个关键维度形成合力。在两大主导交互影响因子外，种植结构与水土流失治理组合、水土流失治理与除涝治理组合也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

（3）区域联动型。韧性水平的提升不仅需要各省市立足自身定位精准施策，更需打破行政壁垒。以《“十四五”长江经济带发展实施方案》中生态优先与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和协同联动原则为指引，构建上游筑牢生态屏障、中游夯实产能保障、下游强化高效引领的区域联动体系，以跨区域协同形成全流域韧性提升合力。

研究发现：第一，长江经济带农业生态源地整体覆盖范围在研究期内具有稳定性，农业生态网络中生态要素之间的连通性随时间和空间格局变化而变化。第二，长江经济带整体韧性水平时序上有波动但具有稳定性。同时，各区域因生态及政策等因素影响，早期西部等区域多为高度韧性，后期空间格局更趋复杂，韧性空间差异较为突出。第三，长江经济带及上中下游地区的农业生态网络韧性核密度分布随时间推移均有明显变化，反映了空间集聚特征具有时间动态性，且集聚演变规律存在差异。第四，传统Markov链体现了长江经济带农业生态网络韧性具有“短期易波动、长期渐稳定”的特点，空间Markov链则体现了空间邻域对本地韧性演变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与竞争效应。第五，长江经济带农业生态网络韧性的主导影响因素由种植结构优化转变为除涝治理能力提升。交互作用中，关键协同组合由种植结构与农业保险向除涝治理与农业保险转变，财政支农则通过多要素叠加实现政策增效。此外，提升路径需结合区域主导影响因素差异化实施单一驱动型、双元驱动型及区域联动型策略。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聚焦生态要素，强化长江经济带农业生态网络保护与修复。严格保护湖南、四川等省市的农业生态源地，保障源地覆盖范围稳定。同时，科学规划并修复廊道，在湖北、湖南等省市廊道薄弱区建设生态缓冲带等，增强农业生态要素连通性。二是，加强分区施策，推动长江经济带农业生态网络韧性提升。上游强化生态保护与特色农业融合，中游平衡农业生产与生态建设，下游发展生态农业并加大生态补偿。同时，聚焦不同时期高度韧性区域的动态变化，在早期高度韧性等区域巩固生态优势，后期复杂空间格局下，通过跨区域生态协作缩小韧性差异，整体提升农业生态网络韧性水平。三是，推动战略落地，短期针对韧性波动及时调整农业生产与生态管理，长期制定前瞻性规划。同时，增强空间联动性，打破等级锁定，推动安徽、重庆等高度韧性区域带动湖南、江西等低度韧性区域，促进农业生态网络韧性稳定提升。四是，锚定关键因素，强化协同效应。加大除涝治理投入，优化种植结构，同时推动除涝治理与农业保险等关键协同组合，促进财政支农与多要素叠加增效，提升农业生态网络韧性水平。